熊志勇 谷紅玉:試析美國問鼎世界時的實力

2015-12-08 07:59:40 來源:和訊網作者:熊志勇 谷紅玉

  內容提要

  美國從19世紀末崛起,至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問鼎全球。此時,美國在經濟軍事和軟實力方面都是以超過英國鼎盛時期的絕對優勢而成為新的霸權國,不僅僅因為老霸權國英國的實力下降才取得了相對優勢。正因為美國具有這種絕對優勢地位,在以後的年代中它歷經危機錯誤和挑戰,至今在這三方面的實力仍保持在世界首位。

  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迅速在世界上崛起。中國人普遍渴望接近或超過當今超級大國美國。於是,國內周期性地出現了大量的論著和報道分析美國的衰退問題,雖然角度各不相同,但都試圖證明美國衰退了,不論它是相對的還是絕對的衰退。不少論著和報道指出,中國的實力將會很快接近或超過美國:我們的GDP即將或己超過美國,新型武器己可與美國抗衡,孔子學院己遍布天下

  然而,筆者在幾年前研究美國崛起道路時卻難以找到美國人當年討論英國衰退並藉此證明美國將超過英國的論著,而看到的分析英國衰退的論著大都發表於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美國問鼎世界之後,儘管20世紀上半葉英國的確己呈衰退跡象。這些現象所形成的巨大反差令人深思:美國成功崛起時,它是憑藉自己的實力在世界上取得了絕對優勢,還是因為英國的明顯衰退而取得了相對優勢?它問鼎世界時的實力地位如何?它是如何取得這種實力地位的?研究這些問題有助於我們反思中國崛起的進程、方式和目標。

  對實力地位的判斷

  談到一個國家的實力地位往往會聯繫到大國和強國的概念。傳統概念上的大國是指那些國土面積大、人口眾多和GDP總量高的國家,但這樣的國家並不一定是世界級強國,也不一定有多大實力。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是清末的中國。1820年,中國無論是國土面積還是人口數量都位居世界前列,而GDP更是佔世界總量近33%。

  直到第二次鴉片戰爭後,中國的GDP仍是世界第一,但中國最多是一個亞洲強國,實力遠不如打敗中國的英國,而後者的GDP從來沒有趕上中國。1870年之後,中國的GDP逐漸從第一變為第二。於是,中國人乾脆自認為那時的中國是一個弱國。而國土小、人口少的國家也並非不能成為世界級強國,如歷史上的葡萄牙和西班牙等。因此,今人常說的大國往往不是指傳統意義上的大國,而是指強國,特別是那些在世界上具有極強實力的國家。

  如何衡量一個國家是否是強國(大國)或如何衡量一個國家的實力?國內外學者都提出了比較全面的指標。國外學者較早擬定了多種標準,最為知名的當屬美國學者雷伊·克萊因命名的方程:PP=(C+E+M)x(S+W),其中,C為基本實體,E為經濟能力,M為軍事能力,S為戰略意圖,W為貫徹國家戰略的意志。這五個要素又由若干小因子組成。

  另一位美國學者沃爾茲認為:國家的地位「取決於它們在以下所有方面的得分:人口、領土、資源享賦、經濟實力、軍事實力、政治穩定以及能力」。對中國人最有影響的標準出自保羅肯尼迪的《大國的興衰》,他對大國的分析著重於經濟和軍力力量,但又結合了地緣政治、動員資源能力和外交能力等等。

  20世紀90年代後,國內學者也做了不少的研究。王誦芬從資源、經濟活動能力、對外經濟活動能力、科技能力、社會發展程度、軍事能力、政府調控能力、外交能力等八大構成要素出發,列舉了85項指標來構建綜合國力評價體系。

  黃碩風研究綜合國力的方法則更加複雜,除了綜合國力動態方程和綜合國力盛衰方程,還有一個龐大的模型。這個模型分為硬國力和軟國力兩部分,前者包括經濟力、科技力、國防力和資源力,後者包括政治力、文教力和外交力。

  然而,本文無意對美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而問鼎世界時的實力與他國的情況進行全面的量化比較,所以僅使用常識分析的方法來做簡單的介紹。正如宋偉所說「從歷史上來看,人們對某一時期哪些國家應被視為大國存在著基本的共識。也就是說,我們可以依據一些基本的指標觀察出來,而無須進行精細的計算和單個國家的排序。」至於基本指標的選擇,本文擬使用中國人最喜聞樂見的三個領域:經濟、軍事和文化。其實,它們是國內外學者研究的最基本對象,也是保羅.肯尼迪在其書中討論最多的領域,再加上他所缺乏而由約瑟夫.奈加以補充的「軟實力」。在這幾個方面,本文著重介紹最容易理解美國實力和取得實力方法的一些基本史實。

  美國在經濟領域的實力

  1890年,美國GDP佔世界比重己達13.8%,位居世界第一。但美國顯然不是世界霸權國家,直至20世紀初,霸權國家依然是英國。當時,美國在世界上沒有什麼影響力,憑藉其GDP數字,美國最多從歐洲大國那裡得到對其平等地位的認可。1892年,歐洲大國把與美國的外交關係從公使級升為大使級,而此前駐華盛頓的外交官無一是大使級,因為沒有哪個歐洲國家認為美國足夠重要,值得派遣大使級別的外交使節。1900年,美國在世界製造業中所佔比例為23.6%,成為製造業第一大國。

  到1913年,美國在世界貿易中的份額達到11%,成為全球最大的貿易國。美國取得了這麼多的輝煌成績,但其國家實力依然沒有得到世人的認同,大家認為美國只是有錢而己。如1915年,日本向中國政府私下提出的「二十一條」不僅侵犯了中國的主權,而且破壞了美國由「門戶開放」政策所保護的經濟利益。中國政府以為美國有實力,就不顧日本的保密要求私下把日本的索求透露給美國官員,期望美國干預。美國向日本發出了警告,但對方不加理睬。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美國利用別國資金緊張之機從戰前歐洲的債務國變為債權國。歐洲私人欠債30億美元,歐洲各國政府欠債100多億美元。其中,英國政府對美國政府的債務高達41億美元。

  美國趁機推動一些國家與其一樣採取金本位制,成為與英國並駕齊驅的世界金融中心。這時,歐洲不僅存在欠美國債的問題,更存在德國支付戰爭賠款的問題。戰債和賠款問題造成歐洲局勢動蕩,德國極不穩定,不符合美國在歐洲的政治經濟利益。在這種背景下,美國推出了以其銀行家查爾斯.道威斯命名的金融計劃,主導制定了德國逐步賠償的計劃,還負責籌集對德國的投資。

  於是,德國獲得外國各種貸款約50億美元,大大改善了其經濟狀況。隨後,德國的財政支付能力增強,可以按照「道威斯計劃」支付協約國賠款近20億美元,而協約國再償付美國戰債26億多美元。⑤這是美國經濟力量第一次大規模的國際運作,直接影響了歐洲的政治形勢和各有關國家的財政,對穩定歐洲形勢作出了貢獻。

  但這種單一憑藉美國資金維持國際經濟運轉的政策存在很大風險。20年代末,美國自身經濟發生問題,資金鏈斷裂,歐洲的狀況又退回到原點。

  同時,即使英國等歐洲列強成為美國的債務國,但直到30年代中期,世界經濟秩序還沒有擺脫英國的主導,英鎊仍然佔據著國際貨幣的領導地位,各國以英鎊為主要的外匯儲備,倫敦仍然是世界的金融和結算中心。據統計,1928年在世界各國的外匯儲備中,英鎊佔29%,美元佔7%,直至1938年,英鎊仍佔12%,而美元只佔5%。

  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給了美國一個取代英國的機會。1941年底美國加入這場大戰之後,美國財政部長摩根索吸取一戰後的教訓,指示懷特擔任助理部長並著手設計一項「盟國間平準基金」計劃。

  在摩根索看來,世界在戰後可能面臨嚴重的金融和信貸問題,這個計劃將「確保恢復對外貿易和為國外的解困、重建和經濟發展提供巨額資金」。②懷特計劃得到了羅斯福總統的支持。該計劃包括成立兩個國際機構 國際平準基金和復興開發銀行,前者用於穩定國際貨幣,保證戰後世界貨幣的自由兌換和流通,後者用於提供戰後重建的資金和援助。雖然英國當時也擬訂了類似的計劃,但在戰爭期間英國不得不在軍事和經濟上依賴美國,英國最終還是接受了經過修訂的美國計劃。

  1944年7月,44個國家的代表參加了在美國新罕布希爾州的布雷頓森林召開的聯合國家貨幣金融會議,並通過了《布雷頓森林協定》。根據這個協定成立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規定:其基金的總盤為88億美元,美國交納31億美元;各國貨幣與美元和黃金掛鉤,美元成為國際支付和交易的基準貨幣;執行策事會由12人組成,由理事會選舉產生,但其中5名由所佔份額最大的5個國家指派;每個國家有250個基本投票權,在此基礎上,根據各成員國對基金的貢獻增加投票權。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以美元作為主要國際貨幣和國際結算單位,設有美國人(因投票權最大)實際掌握決策權的策事會,把美國首都華盛頓作為總部,成為美國霸權的第一根經濟支柱。由此,美國成為世界金融體系的主導者,確立了美元的霸主地位。根據怖雷頓森林協定》成立的另一個組織國際復興開發銀行後來發展為世界銀行,其主要宗旨是由發達國家集中其可能的財力(最初設想是100億美元)來幫助那些不發達的國家和依賴援助的國家發展經濟。

  美國大量注資國際復興開發銀行,自然在發展中世界也有了最大的發言權,這是其霸權的第二根經濟支柱。

  美國霸權的第三根經濟支柱是關貿總協定。美國人於19世紀末從英國人那裡接受了自由貿易的理念,並迅速將其轉化為國際政策主張,嘗試提出了門戶開放」政策。經過20世紀20年代末極其嚴重的經濟危機之後,美國人更清楚地看到了自由貿易對美國的好處,不僅身體力行,而且開始說服其他國家加入這個行列。美國政府於1934年制定的《互惠貿易協定法》給自由貿易政策奠定了牢固的基礎。

  1934年到1945年間,美國陸續與包括英國在內的28個國家進行談判並締結了《互惠貿易協定》。這些國家與美國的貿易佔美國對外貿易總額的65%以上。關鍵的談判是在美英之間展開的。美國利用戰爭對英國造成的壓力,迫使英國同意在1941年8月達成的《大西洋(600558,股吧)憲章》中規定世界市場開放的原則。

  1942年2月,美國又促使英國接受《租借協定》:兩國「致力於取消國際貿易中一切形式的歧視待遇和削減關稅及其他貿易壁泉」。②在1947年的日內瓦會議上,美國對英國做出了一定的妥協,允許英國產品在英聯邦內仍享受諸多特惠,而其他英聯邦國家原先享有的優惠被削減。在這種條件下,英國完全接受了美國的自由貿易主張。10月之後,美國等國陸續在《關稅和貿易總協定臨時適用協定書》上簽字。

  1947年11月18日,聯合國秘書長賴伊公布了《關稅和貿易總協定》和《臨時適用協定》。《關稅和貿易總協定臨時適用議定書》的簽署,標誌著美國主導的多邊自由貿易體系得以建立起來,其中關於關稅減讓、削減貿易壁壘、非歧視待遇、國民待遇以及對農產品(000061,股吧)的限制和保護等條款都體現了美國的利益,同時它從制度規則設計上盡量保證體系的穩定,以減少美國與他國的貿易摩擦。

  美國經濟發展規模很早就在世界上首屈一指,但它之所以能夠成為影響世界的經濟強國,關鍵在於它將這種強大的經濟規模主動轉化為左右世界經濟的力量。雖然英國憑藉工業革命推動了世界經濟發展,英鎊直到20世紀30年代還保持著國際貨幣的霸權地位,但英國在最強盛時期對世界經濟的領導權也僅僅主要體現在其殖民體系中。

  相比之下,美元不僅在40年代取代了英鎊的地位,而且美國憑藉其主持建立的布雷頓森林體系和自由貿易體系,取得了對世界經濟的領導權。美國通過制定和掌握遊戲規則,維持世界經濟的穩定和發展,並確保從中獲利,這是英國從未達到的水平。由此可見,問鼎世界時的美國己經完全超越英國最輝煌的時代,開闢了一條領導世界經濟的新道路。

  美國在軍事領域的實力

  與經濟實力相比,美國的軍事力量並未佔據優勢地位。1898年,美國贏得對西班牙的戰爭。這場戰爭的勝利稍微提升了美國的國際地位。過去歐洲人談到列強時,通常指英法德俄奧意六大國。

  美西戰爭後,他們又加上了第七個國家美國。當時一幅德國漫畫表達了這種新看法,漫畫中山姆大叔伸手去擁抱地球,所配的文字是「我現在還不能完全地抱攏但己為時不遠了」。雖然取得了戰爭的勝利,但美國人清醒地意識到這只是因為西班牙的殖民帝國己經分崩瓦解,軍隊不堪一擊。他們認真總結了自己的問題,如陸軍大部分兵員屬於戰時擴充,平時缺乏訓練,更談不上實戰經驗,因此作戰效率低下。

  海軍雖然在裝備方面對西班牙佔據壓倒性優勢,但艦員訓練水平堪憂,如在聖地亞哥港海戰中,美艦發射炮彈約8000枚,但戰後檢視西軍艦體,發現僅命中120發。經過這場戰爭的考驗,美國開始重視發展海軍和加強軍隊訓練。

  到一戰爆發時,美國海軍規模僅次於英國皇家海軍和德國公海艦隊。1916年,美國海軍主要作戰船隻(戰列艦和配有6英寸以上主炮的巡洋艦)達到77艘,但美國陸軍加國民警衛隊才20多萬人。

  這種規模與世界陸軍強國相比差距明顯,德國在和平時期保有一支80萬人的陸軍,法國和平時期的陸軍也有約80萬人。對美國而言,當它在1917年參戰時,戰爭雙方都己經筋疲力盡,美國作為生力軍參戰大大鼓舞了以英法為首的協約國一方;

  另一方面,美國迅速解決了兵員醫乏的問題,截至戰爭結束的1918年11月,美國政府通過《選徵兵役法》總共動員男女軍人480萬人,約佔人口總數的1/25,②其中將近200萬人投入了歐洲戰場。儘管打贏了這場戰爭,但美國政府仍看到了其在經濟動員方面的弱點。

  美國能夠為戰爭提供大量的軍需品,但美軍在歐洲不得不使用當地國家的武器,如直到1918年7月,在法國作戰的美軍仍在使用法國機槍和自動步槍。此時的美軍並不具備絕對優勢。

  即便到了30年代初,由於《五國海軍條約》和《倫敦海軍條約》的規定,美國海軍最多只能與英國海軍平起平坐。當時中國政府曾對美國的實力做出了錯誤的判斷,以為美國擁有絕對優勢。

  在1931年「九一八」事變發生後,南京政府高級官員迫切希望美國對日本採取高壓手段,美國卻並沒有這麼做。美國總統胡佛讓其軍事顧問就對日作戰問題進行可行性研究,結論是準備工作需要四至六年的時間。因為就海軍而言,雖然當時美國海軍整體比日本多六艘戰列艦,但是在遠東,日本擁有的巡洋艦和航空母艦都比美國多。

  由於有前面的經驗教訓,再加上美國巨大的經濟規模,到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美國的軍事力量發生了質的變化。美國保持了戰爭動員的優勢,各軍兵種迅速擴大。從兵員上看,到1946年12月,包括志願兵在內,美國陸軍擴張到1120萬人,幾乎是一戰後規模最小時的100倍。

  到1945年夏,海軍官兵己增至近349萬人,海軍陸戰隊增至48萬人,海岸警備隊增至17萬人,在陸軍航空隊服役的人員達到230萬(包括在陸軍總數裡面,1947年改為空軍)。

  與此同時,美國政府迅速落實工業動員計劃。在1930年代中期,美國大約將7%的生產能力投入國防建設。而到「珍珠港事件」爆發時,投入國防的生產能力己佔25%。國內強大的生產能力為擴充軍備提供了有力支持。

  從統計數據上看,1944年,美國工廠生產的軍用物資,己是德意日三國生產總和的兩倍。到1945年,美國總共生產了10萬輛坦克和裝甲車(其中向盟國提供坦克3.7萬輛),410億發彈藥,還有三顆原子彈。這相當於同盟國對付德國和義大利所用武器的30%,加上對付日本所用武器的近90%

  從1943年起,與友軍和敵軍相比,美國士兵在裝備上就己處於最精良之列。到1945年底,美國擁有各型艦船91000艘,飛機72000架。從宣布參戰到戰爭結束,美國工廠總共生產了274971架軍用飛機。④參戰一年之後的1943年,美國戰鬥機和轟炸機在數量和質量上就己經取得了對日本和德國的決定性優勢。

  後來,美國的2000多架重型轟炸機把德國控制區炸得稀爛,其1000架超遠程B2

  9型轟炸機使日本許多城市化為灰燼。其實,美國戰勝日本根本不需要使用原子彈,使用原子彈只是為了減少美國士兵的傷亡。戰爭結束時,美國擁有舉世無雙的海軍,其中包括1200艘大型軍艦,並以數十艘航空母艦為核心組成了作戰艦隊。

  相比之下,歷史上英國征服過眾多弱小國家,也從法國那裡搶奪過殖民地,但它從未同時在兩洋作戰並徹底打垮兩個強有力的竟爭者。英國在二戰期間的力量看起來也不小,到戰爭結束時英國有陸軍350多萬人,海軍86萬人和空軍120萬人,但這支軍隊面對德軍的進攻無力還擊。

  如果當時沒有美國在經濟上和軍事上的大力援助,還有今天的英國嗎?美國在二戰期間的軍事實力是英國歷史上從未達到過的。甚至可以說,它在二戰期間作為反法西斯同盟領導者所取得的成功在其後的歷史上也再未出現。二戰後,憑藉這種軍事力量上的絕對優勢和影響,美國充當了世界警察。

  美國軟實力的水平

  從某種意義上講,美國軟實力對世界的影響比其硬實力更早凸顯出來。美國的軟實力表現在其理念和文化產品上。在影響世界的理念方面,除了前面提到的自由貿易思想外,另一個重要思想就是集體安全。基辛格在《大外交》一書中將這種理想主義理念稱為「天真」的想法。然而,恰恰是該想法將美國與過去幾百年間一直秉持「均勢」觀來統治和穩定世界的英國區分開來,使世界看到一個充滿道義力量的新興霸權。

  英國依靠自身和英聯邦的實力來保證大英帝國的安全,而美國則試圖通過世界各國共同維護國際和平的方式來保障美國的安全。最早提出集體安全理念的美國領導人是威爾遜。

  1918年1月8日,威爾遜總統在國會的《世界和平綱領》演講中明確提出了「十四點計劃」。其基本內容是:為了在戰後建立一個開放的世界,要通過「公開締結和約」來保證海上航行自由、貿易機會平等、裁減軍備、結束殖民主義、實行民族自決,建立一個無論大國小國都能保障政治平等和領土完整的國際聯盟。威爾遜的集體安全理念迅速傳遍全球,獲得了各地民眾的廣泛歡迎。

  當威爾遜於1918年12月13日到達法國參加即將召開的巴黎和會時,人們給予他熱烈歡迎,「當他到達巴黎的香榭麗舍大道時,200萬人歡呼著迎接他。民眾甚至稱呼他『正義之士威爾遜』,並期待著威爾遜能夠實現他們關於世界和平與反對德國暴行的願望。」

  遠在中國的人們也為威爾遜的「十四點計劃」所鼓舞。北京的大學生上街遊行,熱烈支持威爾遜總統的理想主義,甚至在遊行中高呼「威爾遜大總統萬歲」。雖然由於列強在巴黎和會上為爭奪各自利益而討價還價,削弱了建立新組織的基礎,甚至在中國導致了「五四」愛國主義運動的爆發,但國際聯盟還是在1919年建立起來了。美國主要由於國內政治的原因未能加入國際聯盟,但美國政府沒有完全放棄這種理念。如1921年華盛頓會議通過的《五國海軍條約》和《九國公約》、1928年巴黎會議通過的《非戰公約》等都表明,美國繼續在集體安全的道路上進行探索。

  在30年代後期同法西斯侵略者作鬥爭的過程中,羅斯福總統進一步形成了對未來國際體系和美國定位的看法。1941年8月,羅斯福與英國首相丘吉爾簽署了《大西洋憲章》,提出要建立一個更普遍和更持久的全面安全體系,以保障集體安全、民族自決、公海航行自由和門戶開放等

  1942年1月1日,在美國的倡議下,26個國家在《聯合國家宣言》上簽字,表示將聯合起來,竭盡全力與共同的敵人戰鬥到底,宣言明確認同《大西洋憲章》的宗旨和原則。

  此時,集體安全的理念在美國國內也得到了普遍支持。根據蓋洛普民意調查的結果,1942年7月,73%的被調查者認為美國應該加入國聯。1943年3月的另一次調查顯示,64%的人希望政府採取措施建立一個國際組織。

  同年,包括兩黨人士在內的國務院戰後對外政策諮詢委員會提出了在戰後建立一個普遍性國際組織的方案。6月和11月,眾參兩院分別以絕對優勢的票數通過了這個方案。1943年8月,羅斯福在魁北克會議上向丘吉爾明確提出,應以美、英、蘇、中為中心建立國際和平組織。在年底的德黑蘭會議上,羅斯福正式提出了建立聯合國的建議。1945年4月,第二次世界大戰尚未結束,聯合國成立大會就在舊金山召開,來自50個國家的與會者通過了《聯合國憲章》。憲章體現了美國治理世界的集體安全理念,聯合國的五大國合作決策機制實現了美國的主導權。

  美國的文化產品對世界的影響更具有普遍性。從20世紀初到二三十年代,美國的小說、戲劇、音樂和電影迅速在世界上傳播。其中最典型的是音樂和電影。20年代,美國迎來了著名的「爵士樂時代」。通過留聲唱片、收音機和現場表演,爵士樂傳到了歐洲。法國、英國、德國等本身具有深厚文化底蘊和傳統的國家,其民眾也對爵士樂深深著迷。

  到30年代早期,在英國、荷蘭、比利時、義大利、瑞士和斯堪的納維亞半島等地的人們都己熟悉或者聽說過路易斯.阿姆斯特朗等人的名字。20年代,巴黎有一首膾炙人口的流行歌曲,名字就叫做《到處都是爵士樂》(JazzPartout),裡面的歌詞是「巴黎日日夜夜都響徹著爵士樂,到處都是爵士樂隊,它己經在巴黎風靡,它使我瘋狂」。1923年,《倫敦時報》一篇題為《那些爵士村民有歷史意義感嗎》的文章感嘆英國的歷史傳統正受到爵士樂的圍攻。

  美國著名評論家考利在1929年是如此描述的:『(巴黎)隨時、隨地,到處都充斥著爵士樂。

  黑人樂團在咖啡館和夜總會吹奏著悲傷的曲調。收音機則將音樂傳送到倫敦的塞瓦伊舞廳,一遍遍地播放著來自哈萊姆(黑人社區)和叮砰巷(流行歌曲出版界)的新音樂唱片。」①與此同時,德國和蘇聯都禁止爵士樂的流行,因為爵士樂以其毫無章法的即興演奏以及自由韻律使其具有「個人自由」和「反叛」的象徵。美國音樂正反兩方面的影響力可見一斑。

  在政府的支持下,美國電影工業於1914年以後逐漸替代法國電影工業成為世界電影市場的主要供應者。一方面,美國電影的題材吸引人,著重表現人與人的關係和個人情感,通常以浪漫、陰謀、成功、失敗、求生、道德矛盾等為故事主題,適合觀眾口味。另一方面,美國電影展現了美國人的現代生活方式。1902年,美國己有1800萬盞電燈,1912年登記的汽車有90.2萬輛,1914年有1000萬部電話在使用。

  這些內容在電影中表現出來,令觀眾非常嚮往。到1925年,美國電影佔據英國電影市場的95%、德國市場的60%、法國市場的70%、義大利市場的65%、澳大利亞和紐西蘭市場的95%,阿根廷市場的90%、加拿大市場的95%、日本市場的30%、巴西市場的75%。

  有人在《星期六(002291,股吧)晚郵報》中稱「現在看起來,太陽從來沒有從大英帝國和美國電影上落下。」這個形象的比喻很好地說明了好萊塢在全球電影市場的統治地位。法國等國政府試圖採取配額制等措施阻止美國電影的侵襲,但在市場力量的衝擊下都失敗了。好萊塢影片大力推銷美國的生活方式和文化價值觀。

  1925年,美國電影製片人與發行商協會成員舒伯特指出:「歐洲人己經全面意識到美國作為。一個繁榮民主的典範社會所帶來的巨大影響力,並且在很大的程度上,通過我們的電影媒介,上述影響力己經從歐洲人儘力從他們自己的政府中爭取更大的權利的行為中得到體現。」

  好萊塢影片還成為其他美國商品的廣告,因為其豐富的內容使其他國家的人想要開美國的車、吃美國的食品、抽美國的香煙、穿美國的衣服,間接推銷了美國的商品。各國的人們開始追隨和模仿美國人的消費觀念和生活方式。

  胡佛總統在20年代擔任商務部部長時曾經說「電影出口的意義,一方面作為一種直接的商品貿易,另一方面代表美國的生活習慣產生強有力的影響。」30年代,法國駐美大使保羅克洛德對美國人說「你們的無聲電影和有聲電影將美國的生活方式、態度灌輸給法國人。美國汽油和美國價值觀在法國流行,帶來了一種新的視角和生活節奏。

  之前西班牙和義大利對法國的生活和文化產生影響,在19世紀它們讓位給了英國,現在則完全讓位給美國。可以說,我們跟隨美國人的地方越來越多。」1930年,兩位法國作家寫了一本名為《美國癌症》的書,尖銳地指出:「美國征服外界的主要方式經濟力量,對歐洲和世界構成了巨大威脅,然而,這股力量仍然不及美國精神的兇殘,它帶來了對盲目理性和理性構建的崇拜。」英國的報紙也對本國人做出了這樣的判斷「他們談論美國,思考美國,夢想美國;我們有數百萬人口,主要是婦女,他們出於各種目的和意圖,都成了暫時的美國公民。」

  相比之下,英國的軟實力就顯得黯淡很多。就傳播途徑來說,19世紀英國曾為世界第一傳教大國,也很早發展傳播,但美國很快就超越了它。就影響的範圍而言,英國的影響基本局限於英聯邦國家之內,而英聯邦管轄的領土面積在其最強盛的時期也只覆蓋了地球的四分之一。

  換言之,英國最輝煌的時候其影響力並未輻射全球,因為其他殖民地國家仍然受到各自宗主國的影響。在英聯邦體制外,尤其是與多個列強竟爭的領土上,甚至都看不到英國軟實力發揮作用。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中國。英國是最早入侵中國的列強,也曾是最有影響力的列強。

  但從19世紀末開始,中國的改革者和革命者曾提出以日本、德國、美國或蘇俄為榜樣,幾乎沒什麼人提出學習英國,最多是把它與實行君主立憲的日本相提並論。而美國軟實力的影響則是世界性的。它在20世紀上半葉開啟了一個全球「美國化」的時代,其理念和文化產品的影響不僅支配了落後國家,而且征服了包括英國在內的其他列強。

  美國崛起與民族精神

  根據對前面三個領域所做的分析,當美國取代英國而問鼎世界的時候,英國與美國相比是相對的衰敗,但美國與英國相比卻是絕對的勝出。美國不是因英國衰敗而取勝,它在各個領域的實力和影響力都是英國在歷史上從未達到過的,哪怕是英國最輝煌的時代。

  此後,美國利用三個國際經濟機構領導了世界經濟的運轉(如果仍把經濟規模當作一個重要指標的話,美國的GDP在過去60多年中平均佔世界總量20%以上),憑藉巨大的軍力支持了集體安全體系並最終取得冷戰的勝利,更通過其軟實力一步步把世界籠罩在其影響之下。

  正因為美國是以這麼大的實力優勢取代英國而稱雄全球,而且遠遠領先緊隨其後的蘇聯,所以至今沒有一個國家在這三個領域或任何一個領域超過美國,同時它自身也能歷經危機、挑戰和失誤而不倒。在20世紀七八十年代,日本的經濟規模曾逼近美國,日本人迫不及待地對美國發出了「日本可以說不」的宣言,但畢竟整體實力相差太遠,影響力更不是一個重量級的,由於政府決策不慎,日本從90年代起開始走下坡路,至今一撅不振。

  促使美國順利崛起的客觀因素有很多,如地緣、時勢以及制度結構等,但更值得重視的卻是一個主觀因素,即其民族精神。國家間竟爭在某種意義上講如同體育竟技,勝利者應做到奧運口號所說的「更快、更高、更強」。顯然,美國的崛起把整個世界全面帶入一個嶄新的時代,不論這個時代是好是壞。這與美國的民族精神有很大關係。1630年,北美移民的一位領袖溫斯羅普對同船人講「我們將成為整個世界的山巔之城,全世界人民的眼睛都將看著我們。如果我們在實現這一事業的過程中欺騙了上帝,如果上帝不再像今天那樣幫助我們,我們終將成為世人的笑柄。」

  從建國起,美國人就以「世界之巔」自居,具有強烈的使命感。從領導人到民眾,美國要當世界「第一」的思想根深蒂固。如1787年1月,美國第一任財長漢密爾頓在制定憲法時曾建議:第一步是創建「一個偉大的美國制度,優於大西洋地區的所有力量或影響,能夠指導舊世界和新世界的關係」,最終目標是與英國平起平坐,甚至超過英國。

  1992年1月,美國總統老布希驕傲地對國會講:美國現在毫無疑問是世界上「最自盯,『最強大』、『最優秀」的國家,是「獨一無二的超級大國」。①在這種精神的激勵下,美國人憑藉四個特性來建設他們的國家:第一,相信「天道酬勤」,尊重和崇尚白手起家的品質;第二,「永遠創造」的勇氣和不滿足於現狀、敢於冒險和進取的精神;第三,普遍具有濃厚的商業意識和經濟頭腦;第四,誠實務實,講求「認認真真做事,老老實實做人」的準則。總之,美利堅民族的精神使美國在問鼎世界時能憑藉自身實力取得對其他國家的絕對優勢。

  結語

  美國問鼎世界時,它讓全球站到一個新的起點上。由此我們反思,中國人該有什麼樣的崛起目標呢?常人所言如在經濟上,企盼中國GDP位居世界第一,而且是在美國衰退之後。這個標準其實不高,甚至沒有超過清朝中期。1820年時,中國GDP佔世界的比重達到三分之一。

  這個比例是美國在最強盛時代也沒有達到的。所以乾隆皇帝自姆「天朝物產豐盈,無所不有,原不借外夷貨物,以通有無。

  」在軍事上,中國陸軍在數量上一直位居世界前列,人們希望中國海軍軍力能在亞洲稱雄,這個標準在清朝後期也部分實現過。在19世紀80年代,中國海軍的規模曾讓日本人感到震驚,他們急起直追,但直到甲午戰爭時中國海軍在噸位上仍高於日本海軍。在文化上,人們還是把希望寄托在孔夫子身上。

  無論是孔子學院的命名還是對中國和平政策的論證,都想發揮這位老先生的作用。其實,孔子思想早在清朝之前就己經對世界特別是對東亞地區產生過巨大的影響,今人最多只能利用其餘熱而己。坦率地講,在前面分析的三個領域中,目前中國除了在經濟規模上接近美國之外,其他的軟硬實力沒有什麼可比的影響力。

  別急於預測當今美國在什麼時候衰敗。如果研究美國相對衰弱會給世界帶來哪些問題、帶給中國什麼挑戰和機遇,這種研究是必要的。若以中國能否因美國衰弱而取代美國為出發點,這種研究還是不做的好。不僅因為20世紀50年代以來的這類研究沒有幾個結論靠得住,而且這種作法讓人感覺很不堪。

  當然,也別背著弱國的包袱去看待美國,它會帶來勢利短視、保守據傲、頹廢悲觀等消極因素,妨礙我們的創新。中國人曾經書寫過輝煌,今天正在逐步刷新歷史紀錄。然而,我們不僅在體育竟技場上要有奧運精神,而且在其他國際竟爭中也要想想中國的崛起能給世界帶來什麼新紀錄,我們的勝利不能寄託於對手的失誤和退步。儘管中國在前進的征程中遇到了種種困難和問題,但這些問題和困難在美國崛起的歷史上幾乎都出現過。

  毛澤東當年講「我們中華民族有同自己的敵人血戰到底的氣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礎上光復舊物的決心,有自立十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

  2012年11月,習近平在記者見面會上提出:「繼續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努力奮鬥,使中華民族更加堅強有力地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為人類作出新的更大的貢獻。」

  為了實現這個目標,我們應該在各個領域都具有創新精神,並且腳踏實地把各項事情辦好,讓崛起的中國不僅帶給世界一個驚喜,更帶來長久的福祉。

  文章來源:《外交評論(外交學院學報)》2015年0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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