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對中國科學是福是禍？

摘要：習近平總書記在2014年兩院院士大會講話中說：「我一直在思考，為什麼從明末清初開始，我國科技漸漸落伍了。有的學者研究表明，康熙曾經對西方科學技術很有興趣……」康熙帝愛好科學，試圖發展中國科學，然而康熙帝為什麼沒有能夠使中國科學走上與西方科學同步發展的軌道呢？作者認為：康熙帝倡導的御用科學，引導中國科學走上了一條中西會通的羊腸小道，屬於「政治正確」而學術導向錯誤，中西科學差距因而進一步擴大。探討康熙帝發展科學的經驗和教訓，對於我們省思當今中國科技發展之路也會有所裨益。

康熙帝讀書像 作者供圖

清代康熙大帝是中國歷代皇帝中最愛好科學的一位。他年幼登基，不久就遇到了棘手的「曆獄」一案。康熙帝根據實測結果，了斷了這一糾纏多年的曆法官司。隨後，他開始學習西方科學，對中西科學都有一些了解和認識。康熙帝在晚年組織了史無前例的大地測量，並以御制名義編纂了《曆象考成》與《數理精蘊》等天文學和數學著作。遺憾的是，這種御用科學不過是舊瓶裝新酒，並沒有引導中國走上近代科學之路。

明末，歐洲天主教傳教士來華，揭開了中西科學文化交流史的新篇章，同時也引發了激烈的科學和文化衝突，致使徐光啟等編譯的《崇禎曆書》未能正式頒行。清兵入關，湯若望將該書改編為《西洋新法曆書》，迎合了新朝的需要，得以頒行天下。但隨之而來的中西曆法之爭，終於釀成康熙初年的「曆獄」大案，導致欽天監內的耶穌會天文學家遭到驅逐，而啟用盲目排外的楊光先。楊光先這樣的外行主持欽天監，立即出現了一系列的技術及其他問題，因此爭議更趨激烈。

曆法之爭促使康熙帝發憤學習西方科學。到了晚年，他在一些場合曾說：「我少年時，欽天監里的中國官員與外國人鬧矛盾，相互攻擊，鬧得你死我活。後來楊光先、湯若望在紫禁城午門前測量日影，可嘆朝中官員竟沒有一個人懂得測量的方法和道理。當時我想：自己都不懂，哪裡還能判斷誰對誰錯，因此發憤學習。以後在日理萬機的餘暇，用心研究天文曆法二十餘年，所以也懂得天文曆法的基本知識，不至於混亂。」實測證明西方天文學比欽天監使用的大統歷和回回曆在計算方法上都更準確，從此，康熙帝篤信來自西方的天文學和數學知識。

康熙帝在平反「曆獄」後，罷免了楊光先，任命南懷仁為欽天監監副。1669年，他下令南懷仁監造天文儀器。1673～1674年間，他讓南懷仁進講幾何學和力學等知識。西方傳教士希圖以科學為傳教鋪路，康熙帝則需要科學為朝廷服務。康熙帝對科學的興趣還驚動了法王路易十四，他下令向中國派遣精通科學的傳教士。從1688年起，先後在康熙身邊的法國傳教士有白晉、張誠、雷孝思、巴多明、安多和杜德美等。康熙曾向安多、張誠等學習幾何學、代數學和天文學，向白晉、巴多明等學習解剖學。為此，傳教士們還編譯了滿文《幾何原本》《借根方》《欽定骼體全錄》等書。

康熙掌握了西方數學的一些基本知識後，常常在近臣面前炫耀自己的新知識。他一度曾企圖用西法來評定中西之爭。但由於他自己的西學程度並不高，又缺乏有造詣的國內專家贊襄其事而未果。

康熙帝以繼承華夏正統自居，「崇儒重道」是他早就確定的基本國策。正是由於這種政治上和思想上的取向，導致了他在晚年處理曆法之爭等中西學術關係問題時，轉變到「會通中西」的立場。在學習西方科學的同時，康熙帝曾認真研讀中國經典。他不喜歡耶穌會士傳播的那一套亞里斯多德的自然哲學，而對宋明理學家解釋自然現象的那一套論說很有興趣，推崇朱熹的格物致知論。1704年，康熙帝親撰《三角形推演算法論》宣揚「歷原出自中國，傳及於極西」這種「西學中源」論調。1705年，他在南巡迴鑾途中專門召見數學大家梅文鼎，向他宣講西曆源自中國，促使梅文鼎出面大力論證此說，從而使「西學中源」說成為欽定的觀點。

在崇尚儒學的社會氛圍里，西學「名不正，言不順」，而認定西學源於中國之後，中西實為一家，康熙帝就能名尊中學、實用西術，並能避「用夷變夏」之嫌，這對吸收西學是有利的。然而，康熙帝提倡的「會通中西」論，關注點局限於清王朝的現實需要，未能領會西方科學的精義，從而限制了人們對西學的理解和吸收。

「會通」思想源於明末，徐光啟在《崇禎曆書》的編譯時，就提出了「與中歷會通為一」的目標，甚至說過「熔彼方之材質，入大統之型模」的話。但徐光啟的這些話，主要是一種政治正確的宣示，實際上他還說過「雖失十經（十部算經），如棄敝履」之類的話。他深知「欲求超勝，必先會通。會通之前，必先翻譯」，因此他身體力行的是翻譯學習，至於「會通」和「超勝」則寄希望於未來。

到了清初，「翻譯」進展不大，各種打著「會通」旗號的工作卻時髦起來。徐光啟的編譯工作則被指摘為「盡墮成憲」「專用西法」。其實徐光啟胸懷開闊、高瞻遠矚，實為後人所不及。比起清初那些民族主義者的盲目文化自信，他的見識要高明得多。事實上，清初學者掌握的傳統科學與18世紀西方科學的水平，差距很大，根本不在一個層面上，如果要以中法為依歸來進行「會通」，那就是得其粗而失其精了。康熙帝倡導的「會通」之道，在指導思想上要求合乎傳統，以中學統馭西學；在技法上以實用為導向，不追求真知，格局很小，方向錯誤。因此在康熙帝之後，中國科學的發展路線與近代科學就漸行漸遠了。

康熙帝晚年親自組織進行了兩項大科學工程。首先是全國範圍的地圖測繪。從1708年康熙帝命法國傳教士白晉、雷孝思、杜德美等人測繪「長城圖」始，至1715～1717年完成雲南、貴州、湖北、湖南等地測量，基本完成了全國的經緯度測量，測得經緯度點641個。這是中國自有史以來的第一次全國性的大地測量。各省地圖測繪之後，由杜德美總其成，編繪全國地圖，於1718年完成，定名為《皇輿全覽圖》，是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實測地圖。中國大地測繪是康熙帝利用耶穌會士為其服務的範例，但同時也可以說是耶穌會士利用康熙帝的支持開展科學工作的典型。由於清廷將這一成果視為秘籍，這一工作雖然是近代地理學的重要成果，卻未能為中國地理學和地圖測繪學走向近代奠定基礎。

第二項大工程是《律歷淵源》一百卷的編纂，包括《曆象考成》《律呂正義》和《數理精蘊》三部書，是一套包括天文曆法、音律學和數學等知識的著作。康熙帝從全國調集了漢族、滿族、蒙族的一批專門人才，以皇三子允祉等任「奉旨纂修」，以何國宗、梅瑴成任「彙編」，集中於暢春園蒙養齋進行工作。從1713年開始至1721年完成，在康熙帝去世之後於雍正元年（1723）刊印問世。康熙帝編撰這部大書的用心，毫無疑問是有意將有用的科學知識傳授給中國人，希望提高中國科學的水平，並逐步擺脫對傳教士的依賴。但康熙帝對西學的選擇和改造，卻使他的良好願望最終還是落空了。

從康熙帝親自領導這兩項大工程，尤其是《律歷淵源》的編纂，我們可以清晰地認識其名為「御制」實為御用科學的一些特徵。

首先是其指導思想追求在政治上合乎道統，為現實政治服務。《皇輿全覽圖》的測繪出於政治、軍事和外交等現實需要，《律歷淵源》的編撰也一樣。觀象授時是皇權的象徵，關乎皇權的合法性和神聖性，因此倍受重視。《曆象考成》和《數理精蘊》等書既然是御制典籍，那就要求做到「有裨於天下國家，以傳於億萬世」，必須保證政治上合乎當時的「崇儒重道」的既定政策。表現在指導思想上，這就要求以中國傳統的天文數學為準則，而僅吸取西方的演算法和技藝。編書之初，康熙帝就對皇三子允祉等說：「古歷規模甚好。但其數目、歲久不合。今修曆書、宜依古之規模、用今之數目為善。」於是，康熙御用的歷算專家就將河圖洛書附會為「數理本原」，以所謂周公製作的《周髀算經》為「西學中源」說張本。這樣生搬硬套將中西數學進行「會通」，不僅歪曲了中西科學的關係，更與科學的求真精神背道而馳。

其次，同等重要的是，御用科學必須由皇家來控制和壟斷。康熙帝對耶穌會士的學術活動加以嚴格的控制，一旦傳教士的活動超出了他許可的範圍，他就嚴加禁止，因此，耶穌會士的科學活動在相當程度上僅局限於宮廷一隅，未能得到必要的傳播。《皇輿全覽圖》和隨後增修的《乾隆內府輿圖》等都深藏大內，不容他人染指和置喙，而《律歷淵源》由皇家印行頒布，具有權威性和導向作用，它不僅沒有使西學東漸呈現新的局面，反而限制了人們科學探索的範圍，束縛了人們的思想。隨後近一百年間，中國科學進展有限，乏善可陳，皇家的嚴格控制和統一思想難辭其咎。

第三，御用科學追求實用性、權威性，而不是科學性和創新性。康熙帝等自詡為「淑天下而范萬世」的《曆象考成》和《數理精蘊》等御制「一代大典」，不過是天文學、數學和曆法計算的實用手冊，服務於欽天監等機構的曆法編製和天象觀測。這兩部書對相關天文學和數學理論的介紹都十分簡略，較之明末的《崇禎曆書》和《幾何原本》等譯著，在系統性和理論深度上反而倒退了。而這些著作一旦打上了「御制」的標籤，那就是「聖人之製作」，要傳之萬世，其權威性不容置疑。儘管雍正和乾隆年間《曆象考成》所載的方法推算結果與實測結果出現了差異，不得不加以修訂，但仍然沿用了原有的體例和模式。因此，這部康熙御制的科學經典，儘管在清代科學史上有一定的進步意義，但放在17～18世紀的世界科學之林，實在微不足道，是一個不足為訓的「御制」標本。

第四，與御用科學的權威性密切相關的是其保守性。乾隆朝四庫館臣在《四庫全書總目》中說：「歐羅巴人天文推算之密，工匠製作之巧，實愈前古，其議論誇詐迂怪，亦為異端之尤。國朝節取其技能而禁傳其學術，具存深意矣。」四庫館臣對清代官方的西學政策總結得十分精闢，即所謂「節取其技能而禁傳其學術」。這一政策即源自康熙帝，它妨害了中國人了解西方、理解西學。在康熙帝的影響下，欽天監雖然聘用了耶穌會士，採取了西法推算，但其任務和工作則依循舊軌，並沒有轉變為一個探究科學知識的場所，康乾盛世也沒有建立任何新的科研機構，最終導致在中西交流頻繁的康乾盛世國人對近代科學毫無感知。

總而言之，康熙的御用科學雖然中西兼采，但與近代科學精神背道而馳，因此並不能引導清代科學走出中世紀的泥淖。

康熙的科學素養並不深，他對西方科學的認識十分膚淺。他有效地利用傳教士在科學技術上的專長為清廷服務，卻並沒有認識到西方科學的真諦。根深蒂固的天朝大國觀念，使他沒有認識到西方文明的價值，他從來沒有試圖去認真了解和深入理解西方。康熙帝暮年，由傳教士挑起的禮儀之爭最終導致他發布了禁教令。他去世之後，繼位的雍正帝厲行禁教，在華西方傳教士大都被驅逐出境了，由傳教士維繫的西學東漸隨即墜入低谷。雍正帝之後，乾隆帝對科學沒有興趣，只知把西方的科學儀器當作「奇器」加以玩賞，渾然不覺西方科學日新月異的發展。

康熙帝生活的17～18世紀，是世界思想史和科學史上的革命時代。理性主義和人文主義的興起打開了通向近代科學之門，數學和計量方法、觀察與實驗等科學方法的廣泛運用，鑄就了科學革命。伴隨著科學革命而來的還有政治思想領域的革命，如洛克的《政府論》倡導天賦人權、自由、平等、產權、法治和分權等理念，奠定了英國近代憲政的理論基礎，在西方產生了巨大的影響。科學與憲政既是近代西方崛起的重要因素，也是近代文明的最重要成果。西方科學、文化和政治的發展使得文治武功、雄才大略的康熙帝在世界史上黯然失色。康熙苦心經營的御用科學試圖將完全不對等的中西科學進行融合和會通，將西方科學納入傳統科學的軌道，結果只能是南轅北轍，將中國科學引向了歧途，中西科學的差距因此進一步擴大。

回顧歷史，人們常常喜歡談論歷史上曾經錯失的機遇。其實，歷史給予東西方的機遇一樣多，但固有文化觀念的束縛常常導致一些視角的盲區，對外來的科學採取實用主義立場，對科學的真諦視而不見，對科學的變革麻木不仁。康熙帝希望發展中國科學，但他以政治需要和政治權威對科學內容進行選擇和裁量，使得清代科學回歸傳統的軌道，而沒有融入十七十八世紀世界科學的主流。沒有觀念的變革，就體察不到機遇，也必然錯失機遇。我們反思歷史的機遇之時，更應當檢討我們的政治文化和思想觀念問題。近四五百年來，文化的惰性和思想的禁錮遮蔽了中國人的智慧之光，致使中華民族對人類的科學文化貢獻甚微，這代價和教訓是何等沉重，至今國人並沒有深刻的認識。

兩百年前，英國傑出詩人雪萊曾經寫道：

「權力，正如使人世荒蕪的瘟疫，

所到之處皆被玷污；

順從，是毀滅所有智慧、美德、自由與真理的根源，

它使人們淪為奴隸，

使人類的身軀成為機械化的機器。」

探討康熙帝發展科學的經驗和教訓，對於今天反思當代中國科學發展之路應當也會有所啟迪。

（作者授權《賽先生》刊發。本文主要內容曾在《光明日報》發表，此處做了補充和修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