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飛越瘋人院」究竟誰說了算？(圖)

精神障礙患者正在參與康復學習。

從左至右：徐武、鄒宜均、徐林東、彭寶泉、郭俊梅、何錦榮

　　對律師黃雪濤來說，「2011年6月10日」是一個特別的日子。

　　那一天，她代理的當事人徐武出院了。

　　當天，她在武漢大學做了一場長達3小時的演講，題目叫《拒絕被精神科醫生統治》，副標題為「法治是我們人身安全唯一出路」。

　　最重要的是，那一天，《精神衛生法(草案)》由國務院法制辦公布並開始徵求意見。

　　一部難產了26年的法律，終於以「草案」的姿態，亮出了「不得強制進行精神病檢查」的核心價值觀。

　　已經等了太久。這些年，面對精神病強制收治領域的亂象———「該收治的不收治、不該收治的被收治」，從法學界、醫學界到普通民眾已經飽嘗了法律缺位的痛。

　　草案發布，歡呼一片。人們似乎看到了重整精神病檢查收治秩序的曙光。

　　然而，矛盾依然存在。一邊是「普通公民被精神病」的深淵，另一邊又是「武瘋子危害公眾安全」的懸崖，這一部《精神衛生法(草案)》能平衡好嗎？

　　來自親人的傷害，無處可逃？

　　如果監護人就是侵權人，患者將無處可逃。這實際上肯定了以前的一些錯誤規則。

　　這兩天，黃雪濤正在接觸一個新案子，「和廣州何錦榮案如出一轍，還好他比何錦榮幸運。」

　　今年45歲的陳國明(化名)是福建長樂人，與妻子一起經營一家珠寶店。2011年2月10日晚，正在睡覺的他，被妻子及其娘家人用透明膠帶捆綁，送到了南平市延平區精神病院。根據該精神病院的記錄，當時家屬稱陳國明「反覆疑人害，衝動，傷人，毀物，失眠兩年」。

　　幸運的陳國明，遇到了一個比較清醒的值班醫生。醫生判斷他不像精神病人，未對他使用精神病藥物。

　　然而，「誰送來誰領走」這個困擾無數「精神病人」的現有規則，讓陳國明依然無法「飛越瘋人院」。直到陳國明的姐姐多方打聽找上門來，可姐姐也無法帶走他，只能報警求助。在警方的介入下，陳國明被送往福州精神病院做精神鑒定。

　　整整住院56天後，陳國明帶著「患者目前無精神病性癥狀」的診斷出院了。

　　而在精神病院之外等待他的，是離婚傳票和「一貧如洗」的家。據陳國明透露，珠寶店被關門了，價值400多萬元的珠寶不知所蹤，股票賬戶上的80萬元全部被人套現，家中的保險柜空空如也。

　　如今，陳國明孤身一人住在家徒四壁的房子里。每每回想，他都在後怕，「如果，姐姐沒打聽到我被送進了精神病院；如果，最後精神鑒定不能確定我有沒有精神病，我是不是一輩子都出不來了？」

　　黃雪濤在微博里留下這樣一句感慨：終於見到，出院的不是精神病人！《草案》的新規定能不能解除陳國明等人的隱憂呢？黃雪濤說，按新規定，「受害人最長會被住院觀察三天，醫生診斷無病，則放人，無須像陳國明一樣長達56天」。但是，「遭遇家人綁架送院的情節，不僅不能避免，可能會更多發。」類似鄒宜均案的情況勢必會再度出現。

　　一直致力於精神病強制收治研究的公益組織深圳衡平機構，在《草案》公布的第一天，作出的第一條評論就是「監護人權責過大」。

　　來自親人的「傷害」，似乎依然無處可逃。《草案》第26條規定，「疑似精神障礙患者發生或者將要發生擾亂公共秩序行為的，其監護人、近親屬應當將其送往醫療機構進行精神障礙診斷」，黃雪濤說，這種安排，很有可能引爆近親屬之間的濫用個案。而更關鍵的是，《草案》提出住院期間「病人」權利由「監護人」代為決定。「如果監護人就是侵權人，患者將無處可逃。這實際上肯定了以前的一些錯誤的規則。」

　　因上訪「被精神病」，「地雷」還在？

　　「擾亂公共秩序」這個標準太模糊，自由裁量權太大，存在被濫用的可能。

　　就在徐武案引發各方高度關注的時候，深圳的一單案件的判決意味深長。

　　2011年5月10日，深圳福田區法院以一紙判決書為深圳市「被精神病」護士郭俊梅贏回了正常人的身份。

　　2009年12月，因不滿獎金分配方案，深圳市第二人民醫院高壓氧科護士郭俊梅到深圳市信訪辦投訴。一周後，醫院人事科長打電話叫郭俊梅到辦公室談話，但實際卻安排了康寧醫院司法鑒定科醫師高北陵，假扮「上級工會領導」代表組織談話，郭俊梅以為上訪得到了上級領導的關注，就把心裡的想法毫無保留地告訴了高北陵。

　　後面的劇情開始走樣：2010年1月13日下午，副院長陳斌來到該科室宣布，郭俊梅在她父母陪同下到康寧醫院做了檢查，被診斷為偏執性精神障礙，醫院決定讓她到康寧醫院住院治療，康復回來後將調到院圖書館上班。

　　還好，郭俊梅沒有被關進「瘋人院」，她打起了名譽權官司。

　　福田區法院審理後認為，郭俊梅在深圳市第二人民醫院工作期間並無任何工作失誤，亦未出現因精神問題做出不當行為，醫院因其與院領導發生爭執就認為其存在精神問題，在未徵得其父母及其近親屬同意情況下，聘請康寧醫院精神病專家為其診治，其行為本身存在不當之處，是造成郭俊梅名譽受損的主要原因。

　　另外，醫師高北陵僅根據與郭俊梅的一次談話，就初步診斷她患偏執性精神障礙；醫院憑此初步診斷，就為郭俊梅調整工作，行為過於草率。而院方向媒體講述郭俊梅患偏執性精神病，高北陵亦違反保密義務向媒體披露郭俊梅的情感隱私和患病情況，這種行為必然導致郭俊梅的社會評價降低，侵害其名譽權。

　　郭俊梅還算幸運，更多的人直接就被迫「非自願住院治療」。

　　因狀告鄉政府，河南漯河農民徐林東在家屬不知情的情況下，被大劉鄉政府送進精神病院。其家人找到精神病醫院，提出讓徐林東出院，但遭到該院當場拒絕：「你家屬沒這個權力把他接走。他是通過鄉政府送過來的，只有鄉政府才有這個權力」。最終，徐林東被關在精神病院6年半，直到2010年4月底才重獲自由。

　　也就是在2010年，湖北男子彭寶泉因拍攝上訪過程，被有關部門強行送至精神病院；浙江省松陽縣農民李體法攔截省環保廳廳長告鄉政府的狀，也被強制送進了精神病院。

　　法律界一直堅持，公權力的一再濫用，就是「被精神病」屢禁不止的主要原因。

　　深圳衡平機構負責人在草案發布的當天，就明確指出：草案規定沒有堵上這個漏洞，反而給公權力濫用提供了捷徑。

　　讀一讀《草案》第27條規定的「強制收治條件」：「只有精神障礙患者不能辨認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為，且有傷害自身、危害公共安全或者他人人身安全、擾亂公共秩序危險的，才能對患者實施非自願住院醫療。」

　　黃雪濤就認為，「擾亂公共秩序」這個標準太模糊，自由裁量權太大，可能存在濫用可能。目前很多明顯屬於濫用精神病醫學的個案，如街頭拍照的彭寶泉，可能都會被指擾亂公共秩序。越級上訪、投訴檢舉不實、網路言論，都可能會被指擾亂公共秩序。「如果精神衛生法為此開設收治大門，後果將不堪設想。」

　　倫理和司法判斷，誰來裁決？

　　精神障礙患者的收治有其特殊性，讓醫生同時肩負著倫理判斷和司法判斷，必然會出問題。

　　黃雪濤專門在微博里寫了兩個請精神科醫生回答的問題：1.什麼樣的精神病人無行為能力？2.「不能辨認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為」是什麼意思？

　　記者拿著這兩個問題，問了廣州數名精神科醫生。

　　對於第一個問題，醫生們都很謹慎，堅持說這不是他們研究的範疇，得問法律界人士。

　　而對於第二個問題，醫生們從意識障礙、認知障礙等角度，解說了一大通，但大部分醫生承認「這是一個很專業的問題，醫生之間都可能存在分歧，適合由精神病司法鑒定機構來出具結論」。《草案》第29條就授權精神病司法鑒定機構行使對強制收治不服的最後裁決權。

　　而黃雪濤用了一句比較極端的話來形容：這就是草案最嚴重的不足——— 我們將接受精神科醫生的統治，而不是法治。

　　到底誰才能握有「飛越瘋人院」的最終裁量權？

　　北京大學醫學部衛生法學教研室副主任王岳認為，當前法案對非自願住院醫療的判斷主要依賴的仍然是醫生的診斷、複診以及精神衛生司法鑒定，這些都不足以保護公民權利不受到侵害。

　　中國司法精神病學泰斗、川大華西醫院教授劉協和是法案最初起草人，他在接受媒體採訪時也堅定指出，目前的規定不能徹底解決現有的精神障礙患者的收治問題。「除法律以外，任何人或者組織都無權剝奪他人的人身自由。精神科醫生不能僭越法律，成為決定一個人有無行為能力的主體。精神障礙患者的收治，有其特殊性，讓醫生同時肩負著倫理判斷和司法判斷，必然會出問題」。

　　劉協和認為，理想狀態是「劃清診斷和收治的許可權」，一個人是否患有精神障礙，應該由醫生從專業的醫學角度進行診斷，而非自願接受治療的患者，是否收治入院，則由法律裁定。

　　但這一點，在精神科醫生那裡有不同觀點。

　　立法參與者、北京市回龍觀醫院院長楊甫德說，雙方爭論的焦點主要集中在一個人出現疑似精神病患者的行為，如危害社會公共安全行為時，醫生認為這是其缺少「自制力」，嚴重者即應住院治療。而法律界則認為，這是其「行為能力」問題，應該進行法學判斷，但法學對疾病的考慮又比較少。如果按照法學界的說法，凡是出現危害社會治安、肇事肇禍等疑似精神病患者的人，都應先經司法鑒定才能確診，但司法鑒定一是要等，時間久，二是病人的病情刻不容緩。

　　有不願透露姓名的精神科醫生表示，這確實是兩難，「武瘋子」送了過來，醫生已經判斷要住院了，等法院裁決的話要等到什麼時候呢？危害了社會首當其衝被怪責的往往是醫生。「說實話，我們也不願意呀，劃清診斷和收治對醫生來說更輕鬆」。

　　深圳衡平機構的志願者則認為是醫療界理解不到位：如果治療刻不容緩，在收治過程中引入司法程序有困難，患者應有權在住院期間獲得第三方機構的審裁，這樣並不會延誤治療，甚至有助於治療。有苦無處說、有冤無處訴的病人，才不願意配合醫生治療。

　　精神病收治制度有八大缺陷

　　據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2009年統計顯示，我國有各類精神病人1億以上。有研究數據表明，重性精神病患人數也已超過1600萬。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的研究，精神病發病率已佔我國所有疾病發病率總數的20%，而全世界的平均水平為10%。

　　去年10月10日，第十六個世界精神衛生日當天，《中國精神病收治制度法律分析報告》發布，這是我國首部從法律視角對精神病收治制度進行分析的民間報告。在這份報告里，我們可以看到，與高發病率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國家經費投入過少。國外精神衛生投入占衛生總投入的比例約為20%，而我國僅有1%。這有限的投入卻要負擔起占所有疾病20%的精神疾病。財政投入嚴重不足使我國目前仍有70%左右的精神病患者沒有接受有效治療。

　　該報告還總結了目前精神病收治制度的八大缺陷：強制收治沒有門檻；強制收治沒有程序規範；否認個人拒絕住院的權利；不經法定程序推定監護人；出院遵循「誰送來、誰接走」的規則；住院期間沒有糾錯機制，投訴、申訴、起訴皆無門；司法救濟失靈；精神損害賠償數額非常低。

　　而這一次的《草案》，顯然對報告里的八大制度缺陷基本上都作出了積極的回應。「草案有了非自願住院的實體標準和程序要求，其中提到不能隨便將人送到醫院做精神病檢查，這一點很好。」黃雪濤表示。 據《羊城晚報》

　　鏈接

　　《精神衛生法(草案)》被指存在諸多不足

　　6月23日，兩個民間公益組織「精神病與社會觀察」和「衡平機構」致信國務院法制辦公室，直指精神衛生法草案在精神病非自願診斷和收治的實體標準、防止濫用監護權侵權及患者司法救濟權利等方面存在制度漏洞，並不能杜絕備受詬病的「被精神病」現象發生。在建議信中，公益組織重點提出了六點修改意見。

　　——— 刪除將「擾亂公共秩序」作為非自願診斷和收治的標準。

　　——— 將「知情同意」替代「非自願」，作為精神障礙診斷的基本原則。

　　——— 保障非自願住院人員的特定委託代理許可權。

　　——— 監護人資格應在緊急收治之後經法院確認。

　　———重罪犯罪嫌疑人須進行「強制精神障礙診斷」。

　　——— 無監護人、近親屬的疑似精神病人非自願住院由民政行政部門首長批准決定，以臨時監護人身份對流浪精神病患者行使監護權。據《法制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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