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屠殺留給我們什麼了？

　　本書是華裔作者張純如的英文著作《南京暴行——第二次世界大戰被遺忘的大屠殺》的中譯本。本書以檔案和口述資料為基礎，揭露南京大屠殺真相，分析其淵源，論述深入、全面、嚴謹，是一部極有史料價值的著作。下文摘自本書的「結語」部分。　　　　殺害了1900萬中國人　　南京大屠殺只是日本8年侵華戰爭中，所犯下的無數暴行的一小部分。早在大屠殺之前，日本就打破空軍只能用做戰場武器的禁令，是首先把空軍用來殺害平民百姓的國家，從而臭名昭著。從上海開始，日本就用其武裝力量屠殺平民，以後又擴展到南京及中國內地。德語中的「最後解決」是指對猶太人實行種族滅絕，而那時日語中尚無針對中國人的相應同義詞；可是日本天皇政府已經批准在中國某些地區實施消滅所有人的政策，其中最兇殘的莫過於在華北地區實行的三光政策（殺光、燒光、搶光），因為在華北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游擊隊與日軍進行了猛烈而有效的戰鬥。一名喪失鬥志的日軍大佐在其日記中，暴露了這個殘暴政策如何簡單明確，「我從上司那裡接到命令，這一地區的人必須『統統殺掉』。」　　這一政策的結果是，1941年日本人在華北地區掀起一場旨在消滅鄉村全部人口的大規模恐怖戰爭，從而使華北人口從4，400萬銳減到2,500萬；雖然有些學者認為有數百萬人逃到安全地帶，但起碼有一名中國問題專家朱爾斯·阿徹認為，當時在華北地區失蹤的1，900萬人中，大部分被日本人殺害了。《中國流血的世紀》一書作者R. J.拉梅爾指出，即使當時中國只有百分之五的人被殺害，死者的人數最少也將近1000萬。　　日本人對中國人民還進行慘無人道的生物武器試驗，由於懷疑某些村莊幫助美國飛行員於1942年4月對東京的杜里特空襲，日本人就對這些村莊使用生物武器進行報復。日本人在可能降落轟炸機的地區屠殺了25萬中國人，還破壞了方圓兩萬平方英里範圍內所有中國機場，在戰爭期間，華北和其他許多地方大片大片城市和鄉村都被指定為生物武器襲擊目標。我們現在得知，日本飛行員在諸如上海，寧波和承德等大城市撒播帶有鼠疫細菌的跳蚤，並把裝有各種致病微生物（如霍亂、痢疾、傷寒、鼠疫、炭疽和副傷寒等）的瓶子投到河流、水井、水庫和房子中去。日本人還把致命細菌摻進食品中以便把疾病傳染給中國軍隊和平民。日本人把混有傷寒菌的餅乾撒到露營地周圍，以引誘飢餓的中國農民食用。在成千上萬中國戰俘被釋放前，給他們吃注射了傷寒和副傷寒病菌的蛋卷。　　最後的死亡數字幾乎令人難以相信：157．8萬人至632．5萬人之間，R. J．拉梅爾提出一個保守的數字：死亡394．9萬人，其中除40萬人以外，其餘全是平民，但是，他同時指出，還有數百萬人大部分是由於日本人的掠奪、轟炸和醫學試驗而死於飢餓和疾病。如果把這些死亡數字加到上述總數中的話，可以說，日本人在侵華戰爭中共殺害了1,900萬中國人。　　「虐待轉移」現象　　我們大多數人都無法想像出，日本士兵和軍官在何種心理支配下才幹出這些慘無人道的暴行，不過許多歷史學家、目擊者、倖存者，以及當年的作惡者自己都從理論上推論出是什麼驅使日本皇軍，犯下如此赤裸裸的野蠻暴行的。　　有些日本學者認為，中日戰爭期間日軍在南京的暴行和其他恐怖行為是一種可稱之為「虐待轉移」現象。根據《隱藏的恐怖：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戰爭罪行》一書作者田中雄喜的說法，日本現代軍隊自其創立時起就潛在有極大的野蠻性。其原因有二：日軍內部對其官兵的獨斷霸道和殘酷虐待。二是日本社會由天皇左右的人支配的等級森嚴的制度。入侵南京前，日軍對其自己士兵也是極盡羞辱之能事。日本士兵被迫給長官洗內衣，或是恭順地站著，任憑長官打幾個耳光，直至打出鮮血。使用奧威爾式語言（喬治·奧威爾為英國小說家。奧威爾式的，意為受嚴格統治而失去人性的。——譯註）來說，軍官對士兵毆打乃家常便飯，名之為「愛之行動」；而日本海軍中軍官對士兵飽以老拳，是為了整肅軍紀，乃稱之為「愛之鞭笞」。　　人們常說，最無權的人，一旦掌握對等級更低微的人的生殺大權，就會變成最殘暴的人。日本來到海外作戰後，這種由於等級森嚴制度產生的被壓抑的憤怒就會像火山似地爆發出來。在外國或殖民地的領土上，日本兵作為天皇的代表，享有至高無上的權力。在中國，即使是最低級的日本列兵，其地位也超過最有權勢的中國人。由此不難看出，多年被壓抑的憤怒、仇恨和對權威的恐懼如何在南京爆發成無法控制的暴力。以前，無論長官如何對待士兵，日本士兵都要默默地忍受；而現在則是：無論日本兵選擇哪一種暴虐行動，中國人也必須默默地忍受。　　病態的民族蔑視　　學者們認為，侵華日軍暴行的第二個原因是，許多日本軍人對中國人的病態蔑視，這種蔑視是通過長期宣傳、教育以及社會灌輸而形成的。日本皇軍中就是有那麼一幫人，把中國人看成是低等人類。對日本人來說，殺中國人並不比踩死臭蟲或殺豬更感到有更大的道德壓力。事實上，不論是在戰前還是在戰時，各級別的日本軍人都把中國人和豬相提並論。例如，一名將軍對記者說，「坦率地說，你對中國人的看法和我完全不同，你認為中國人是人，而我認為中國人是豬。」一名日本軍官在南京大屠殺期間，把中國俘虜每十人綁在一起，然後一批又一批地推到坑內燒死。這名軍官在為開脫自己罪行時辯解說，他在殺中國人時的感受和殺豬時沒什麼兩樣。1938年，日本士兵東史郎在南京時的日記中吐露，「現在一頭豬比一個（中國）人更值錢，因為豬肉能吃。」　　迷信天皇與暴力　　第三個因素是宗教。日本皇軍賦予暴力以神聖光環，使其成為帝國文化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其極端性與狂熱性，與中世紀時驅使歐洲人的十字軍東征和西班牙的宗教法庭的力量相比，有過之而無不及。1933年，一名日本將軍在其講演中鼓吹「每顆子彈都必須體現帝國的力量，每把刺刀尖上都必須發出大和民族精神的光芒。」　　幾乎沒有日本人懷疑其在中國的使命是否符合正義。一名曾參與南京大屠殺的日本士兵永富白道說，他從小受的教育使他深信，日本天皇是世界的當然統治者；大和民族優於世界上其他任何種族；日本的使命就是要控制亞洲。當地一位基督教士問他「上帝和天皇誰更偉大」時，這名士兵毫不猶豫地回答，「天皇」。　　有比上帝還高大的天皇站在自己一邊，日本軍隊採取下一步行動便是輕而易舉地接受這樣一種信念：戰爭，即使隨之而來的是極端暴虐，最終不僅惠及日本，也將施恩於受害者。有些人甚至把暴行看成是日本取得勝利的必要而全能的手段，而日本的勝利有助於在日本「大東亞共榮圈」下建立一個更好的中國。這個觀念也反映在日本的教師和軍官在無情毆打學生和士兵時，還堅持認為他們所做的一切包括痛打都是對學生和部下的愛護。　　也許正是松井石根將軍在試圖粉飾侵華戰爭時，對日本盛行的「自我狂妄」心理做了最佳總結。他在1937年去上海前對其支持者說，「我上前線並不是去和敵人作戰，而是懷著安撫兄弟的心情去的。」後來他在談及入侵中國時說道：　　中日之間的鬥爭一直是「亞洲大家庭」中的兄弟之爭。在那些日子裡，我一直認為，這種戰鬥必須看作是促使中國人進行反省的一種手段。我們這樣做並不是由於我們仇恨他們，相反，我們太愛他們了。這就像在一個家庭中，當大哥的對胡作非為的小弟忍無可忍時，為使其循規蹈矩而不得不鞭打他一頓。　　必須記取歷史教訓　　不管戰後歷史進程如何發展，南京大屠殺將永遠作為人類榮耀的一個污點而存在。但是使這一污點特別令人厭惡的是歷史並沒有為這個故事寫下一個合適的結局。60年後，日本作為一個國家仍然試圖埋葬南京的受害者，不是像1937年那樣把他們埋在地下，而是把他們埋葬在被歷史遺忘的角落。由於日本人無恥地抹殺中國人民的奇恥大辱，很少有人嘗試根據事實與文獻證實並向公眾描述日軍在南京的暴行，因此這場大屠殺在西方几乎無人知曉。　南京大屠殺中可以吸取許多教訓，其中之一就是人類文明本身渾如薄紙。有人認為日本人是獨特而邪惡的，他們是一個危險的種族，而且永遠也不會改變。但是在讀完幾箱關於日本戰爭罪行的文獻之後，在翻閱世界歷史與各族傳說中古代諸多暴行的記載之後，我不得不得出這樣的結論：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行為，與其說是由危險的民族性所致，不如說由一個危險的政府，在一個有其自身弱點的文化指引下，在一個危險的時代背景下，能夠把一種危險的理論強加給其人類良知與之相反的民族而造成的。南京大屠殺應該看成是有警世意義的事件——它說明人類是多麼容易被鼓勵把十幾歲的孩子塑造成泯滅天良的高效殺人機器的。　　從南京大屠殺中應該吸取的第二個教訓，就是強權在大屠殺中的作用。研究歷史上各種大屠殺的人士指出，政府內高度集權是致命的，只有某種意義上絕對不受監督的權力才能製造像南京大屠殺這樣的慘劇。　　我們還有第三個，也許是最慘痛的教訓需要吸取。這種教訓，在於人們思想上可以接受種族滅絕的那種悠閑態度，在於我們大家都成為難以置信暴行的冷漠看客。當年，南京大屠殺曾經是世界各地報紙的頭版新聞，然而就在血染南京城之時，世界大多數人卻在袖手旁觀，無所作為。國際社會對南京大屠殺的反應竟然和人們近來對波黑和盧安達的反應有著可怕的相似：當成千上萬的人令人很難相信地遭到殘殺時，世人只是在看著CNN（美國全國廣播電視網）新聞，袖手旁觀。顯然，是人性中的某種扭曲使得最難以言狀的惡行瞬間也變為司空見慣的小事，只要惡行離我們遠得不足以對我們構成威脅，我們就可以心安理得，袖手旁觀。　　必須認罪　　可悲的是，世人仍以旁觀者的消極態度來看待日本的第二次暴行——日本拒絕為他們在南京的暴行道歉，甚至拒絕承認發生過大屠殺，日本的極端分子還試圖將這一事件從世界歷史中抹掉。如果更合理而公平地討論這種不公正的程度，只需對日本和德國政府在戰後對其受害者的賠償情況做一比較即可。雖然僅僅靠金錢不能使死難者復生，也不能從倖存者的記憶中抹去他們曾經遭受過的磨難，這是確定無疑的事實；但至少可以說明那些造孽者都是何許人。　　德國政府至少已經支付了補償金和戰爭賠款880億德國馬克，而且還要在2005年再支付200億德國馬克。如果將所有各項賠款加在一起，包括個人受難者賠償、財產損失賠償、撫恤性賠償、國家法定賠償、最後問題特別賠償，以及根據國際協定對以色列和16個其他國家的戰爭損失的賠款，共計1，240億德國馬克，摺合美元幾乎達600億。日本則幾乎沒有為其戰爭罪行付出過任何賠償。許多日本的重要官員卻繼續相信（或佯裝相信）他們的國家從未做過需要賠償甚至道歉的事。他們並強調說，他們的政府被指控所犯下許多最惡劣的罪行從未發生過，而那些證明確實發生過暴行的證據，只不過是中國人和其他蓄意打擊日本的人捏造出來的。　　今天，日本政府認為所有的戰爭賠償問題都已在1952年舊金山和平條約中得到解決。但是仔細研究這個條約就會發現，賠償問題的解決只是推遲一段時間而已，留待日本的財政狀況有好轉後再行解決。條約的第十五章十四條款規定：「日本應向各盟國進行賠償，與會各方已達成共識；但日本目前資源匱乏的情況也是有目共睹的，所以須待其經濟好轉能夠維持並發展之後，再向各國所受的損失和痛苦進行完全的賠償，並同時履行其他義務。　　冷戰中最具諷刺意味的事情之一是日本不但逃避了其戰爭賠償責任，而且從美國那裡獲得了數十億美元的援助，使其由美國原先的敵國變成一個經濟強國和競爭對手。當前亞洲人民非常關注在日本人中間軍國主義再度抬頭的背景——這種情況引起了許多在戰時曾多年遭受日本侵略之苦的民族的警惕。　　中國正從封閉過渡到開放，迅速地脫穎而出。其他在二戰期間備受日本欺凌的亞洲各國也在世界經濟競技場中崛起，它們也會向日本挑戰，與它爭個上下高低。在未來的幾年中，人們將看到針對日本戰時罪行的行動正以巨大的步伐前進。　　從我開始寫這本書到脫稿期間，公眾對南京大屠殺的關注大為增加。二十世紀九十年代，涉及南京暴行及慰安婦、日本在戰爭受害者身上進行醫學實驗和其他有關暴行的小說、歷史著作和報刊文章的數量迅猛增長。舊金山的學校正計劃將南京暴行的歷史列入課程表，華人地產開發商為建立中國大屠殺博物館的藍圖已繪製完畢。　　在本書即將完成之時，美國政府開始對社會活動家的要求做出反應，對日本施加壓力要他們正視他們以往在戰時的罪行。1996年12月3日美國司法部開列出一個日本戰犯名單，禁止他們入境。1997年4月，前美國駐日大使沃爾特·蒙代爾對新聞界說，日本需要誠實地面對歷史，他希望日本能為其戰爭罪行充分地道歉。南京暴行甚至被作為一項提案，不久將遞交美國眾議院。1997年春，議員們與人權主義活動家一道起草了一項提案，譴責日本在二戰期間虐待美國和其他國家的戰俘，要求日本對其戰時受害者正式道歉並給以賠償。　　應取得周邊國家信任　　迫使日本政府對其戰時政府遺留的全部罪行的真相給以正視的運動，甚至在日本本土也贏得了支持。日本官方否認戰時暴行的做法，使得那些日本公民也感到羞愧和尷尬。他們確信，如果日本希望在未來能夠得到周邊國家的信任，日本政府就必須反思自己的過去。　　當今一代日本人，仍面臨一個重大的抉擇。他們可以繼續欺騙自己，把日本的侵略視為神聖而公正的戰爭，日本吃了敗仗僅只是因為美國的經濟實力強大；他們也可以做出另一種選擇，即與他們國家遺留給他們的、令人恐懼的殘暴做法一刀兩段，承認事實真相：由於日本打了敗仗，再也不能將其殘酷的「愛」強加於人，而且做得比過去更甚；正因如此，世界才變得更美好起來。如果現代的日本人在維護真理的事業中無所作為，那就是一種冒險。歷史必將使他們聲名狼藉，正如他們戰爭年代的先輩那樣自我蒙羞。　　日本不僅在法律上負有責任，而且在道義上有義務，承認自己在南京犯下的滔天罪行。至少，日本政府應當向受難者發表聲明正式道歉，並對浩劫中的受難者付出賠償。更為重要的是，以大屠殺的真相去教育將來的每一代日本公民。如果日本還期望能夠得到國際社會的尊重，並且合上沾滿污漬的日本歷史上最為晦暗的篇章。這些本應早該做到的做法，對日本是至關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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