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書會︱讖緯和預言的背面

2015年11月21日，「周秦漢唐經典讀書會」第四次會議在中國人民大學舉行，主題是「從文獻到文本——先唐經典研究的新範式」。「從文獻到文本」是對傳統文獻研究範式的反思，也是對海外漢學研究的回應。中國古代文學傳統的研究範式，是20世紀初在西方思潮衝擊下形成的在「文學」框架下進行的研究。在研究對象上，中國古代文學傳統的研究將文學從廣闊的中國古代文本世界中抽離出來分為詩歌、散文、小說、戲曲四種；在研究方法上，中國古代文學傳統的研究以文獻的考訂，文本的鑒賞為主，將先唐經典的文本視為一種穩定的、自足的系統；在敘述方式上，中國古代文學傳統的研究通常將文本抽離其社會歷史背景以建構起一種線條式、單一化的敘述方式。另外一方面，近些年來西方的漢學研究發展迅速，以美國漢學家如宇文所安、柯馬丁等為代表的一批漢學家以一種異域的視角和西方的理論背景對中國古代經典的形成機制、文本性質、敘述方式等多方面進行了深入的思考和探索。「從文獻到文本」是在上述兩種背景下，對先唐經典研究新範式進行的探索。「周秦漢唐經典讀書會」的成員認為，中國古代文學研究應從傳統的文獻研究轉換到細緻的文本研究上來。文本研究不是要考訂字句以期得到一個最接近真實的文本，而是要在充分認識先唐時期文本的不穩定性，抄本時代文本複雜性的基礎上，對文本的性質及其產生的社會歷史背景和因文本的複雜性、差異性而造成的文學觀念的異化而進行的研究。文本研究是一種突破20世紀以來西方話語體系下形成的「文學」觀念，在回歸到中國傳統的經、史、子、集，甚至是道、釋等文本世界裡，對狹窄化、選擇性的傳統研究範式進行反思的新研究範式。「從文獻到文本」有著強烈的理論反思色彩，這種自覺的理論意識既是在西方漢學研究迅速發展下進行的回應，也是對傳統研究範式的冷靜深思。「周秦漢唐經典讀書會」由來自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復旦大學、南京大學、浙江大學的六位青年學者倡議而成，其中三位為80後，三位為70後。讀書會成員多數具有海外學習經歷，方法上以文獻文本研究為主，兼及理論分析和反思，研究對象則以先唐經、史、子、集為主。此次讀書會分為四個小組進行發言，四個小組的主題分別是「讖言中的政治、思想與學術」、「文本書寫中的知識與權力」、「文本的衍生」和「知識視野中的文本研究」，均以文本的研究為中心，將文本研究置於政治、思想、學術、權力和知識史敘述等廣闊的問題背景之中。一、讖言中的政治、思想與學術讖緯和預言一直都是中國古代歷史中常見的文體，但傳統研究對此類文獻關注較少，對它們進行細緻的文本分析以及將其放於政治、思想和學術的視野中考量尤為罕見。孫少華（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三七之厄」與兩漢之際經學思想的變化——以路溫舒、谷永、王莽為中心》、童嶺（南京大學文學院）《「五牛旗建」與「赤牛奮靷」——文本視域下南匈奴漢趙時代的預言與讖緯》兩篇文章分別對漢代的「三七之厄」和南匈奴漢趙時代的預言和讖緯進行了細緻的文本分析和釋讀。這種釋讀是在聯繫當時的社會政治背景下，對讖緯和預言的文本性質、內涵及其特殊意義進行的分析。雖然此類讖緯和預言非常短小，但作者都能通過一個小的埠看到讖緯和預言背後廣闊的思想世界的變化，如孫少華《「三七之厄」與兩漢之際經學思想的變化——以路溫舒、谷永、王莽為中心》一文，以路溫舒、谷永、王莽三人對「三七之厄」推算方法的不同為中心，關注的是兩漢之際經學思想的演變以及讖緯學說對兩漢經學思想的推動作用。童嶺《「五牛旗建」與「赤牛奮靷」——文本視域下南匈奴漢趙時代的預言與讖緯》一文詳細釋讀了諸如「五牛旗建」、「赤牛奮靷」等涉及星宿、分野、曆法、術數的匈奴族記載，探討的是南匈奴屠各部興起和五部匈奴最終消失於歷史的原因。蔡丹君（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典引>檃栝<尚書>經義考——兼論班固對「符命」文體的反思》以文獻考訂、字句釋詁的方法，條分縷析地釋讀了班固《典引》文本的含義，探討的是班固以《尚書》經義為漢德正名之用心。二、文本書寫中的知識與權力羅劍波（復旦大學《復旦學報》編輯部）《明代<楚辭>評點本的文本價值》分校讎價值和文獻價值兩部分對明代《楚辭》評點本的文本價值作了細緻分析。從評點的歷史中窺見《楚辭》在明代思想史中的獨特存在。前人的書寫範式，書寫者的知識結構和思維方式以及書寫者所處的具體時代環境會有意無意地對書寫者的文本施加影響，這種影響特別是反映在史書的編撰過程中。因此，當我們對文本進行具體分析時，就不得不將這些影響因素考慮進去，只有這樣才能對文本的形成和具體內涵作更為深入地了解。陳君（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漢帝國的歷史書寫與文本權力——政治文化視野中的<漢書>編撰研究》一文研究的就是《漢書》形成時期的政治狀況、學術環境以及《史記》書寫傳統對《漢書》的敘述策略、內容編撰的影響，三、文本的衍生文本並不是穩定不變的，尤其是先唐文本，因以抄本形態流傳，同種書籍可能存在各種各樣不同的文本，這是先唐文本流傳的一個重要特徵。而同一文本在不同歷史時期也可能存在著文本的衍生現象。文本在不同歷史時期不斷地添加衍變，最終定型為我們今天所看到的版本。因為這種緣故，對文本的不同形態和文本的衍生過程進行分析就很有必要。吳真（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葛洪<神仙傳>在日本雅樂中的展演與變形》一文以日本樂舞《崑崙八仙》的文獻考索為中心，對《崑崙八仙》從葛洪《神仙傳》到鎌倉時代日本樂舞的演變過程進行了文本分析。李天飛（中華書局編輯部）《<西遊記>故事的發展脈絡——以文本的嫁接與嵌入為視角》對《西遊記》故事文本中嵌入、嫁接的文獻及其中涉及的道教知識作了細緻的分析，並將《西遊記》的成書階段分為原始西遊故事、分化改造、文人加工、陸續增補四個階段。兩篇文章都是文本衍生研究的佳例。四、知識史視野中的文本研究若以知識史的視野去進行全新的文學史建構，則其景觀必有不同。程蘇東（北京大學中文系）《東京國立博物館藏唐人<附釋文毛詩註疏鈔殘卷>考論》通過對《附釋文毛詩註疏鈔殘卷》的鈔寫年代、文本性質的考證，提出該卷之經文、傳箋、疏文與《釋文》合鈔的形式對目前學術界關於群經註疏關係的敘述方式將有所改變的看法。林曉光（浙江大學中文系）《對<文選集注>卷七三殘卷的復原整理——附改卷所見佚書及札記二題》細緻復原了《文選集注》卷七三殘卷內容，並通過這種復原對孟姜女故事研究和文子與計然的關係提出新的看法。徐建委（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齊民要術>的類書背景與中古時代的知識管理》以賈思勰《齊民要術》與《藝文類聚》、《太平御覽》文本之對比分析為中心，對《齊民要術》的編撰成書與劉孝標《類苑》的直接關係進行了分析。該文以此為出發點，進一步指出了《史記正義》、《後漢書注》、《文選注》等注本的類書背景，並提出魏晉南北朝時期集注、類書著作的興起反映了自漢代以來以家法為特點的單線條式的知識積累和流傳方式新變為以知識分類整理為特點的知識管理方式的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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