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偷了康乾盛世的饅頭

大明朝走了，大清朝來了。白銀來了又走，走了又來。什麼康乾盛世，那都是浮雲從17世紀晚期到18世紀末，中國迎來了古代最後一個盛世——康乾盛世，康熙、雍正、乾隆祖孫三代不僅維護了萬里河山的穩定，還使國家出現了欣欣向榮的局面。康乾盛世，人口增長極為迅速。康熙六十一年，全國人口突破了1億，恢復到了宋朝時的人口高峰值；50年後，人口總數竟然飆升到3億。我們在第一篇中已經談到，明末清初從美洲大陸引進的玉米、土豆、花生、辣椒在中國得到了廣泛的種植，這些高產、耐旱的農作物大幅度增加了農業種植面積，也養活了更多的人口。這是出現康乾盛世的最重要原因。曾經讓明朝既愛又恨的白銀，是康乾盛世的另一個助推器，在明末中斷的白銀輸入，在清初又重新開始輸入了，康熙、雍正和乾隆趕上了一個世界貿易繁榮的好時代。其實清朝初年，這些靠騎馬和射箭起家的統治者並不了解海洋的經濟意義，為了打擊盤踞海洋上的鄭成功等明朝殘部，實行了海禁。不過中國優質的絲綢、陶瓷還是經由民間走私而暢銷海外。到了康熙二十三年，沿海戰事平息，海禁得以開放，准許沿海的民眾用五百石以上船隻出洋貿易。此時，昔日強橫的海洋霸主西班牙已經衰落了，而新興的海洋強國英國還沒有積累起稱霸世界的實力，寬鬆的國際環境使得清朝的海外貿易出奇的順利。比如景德鎮的出口瓷器不僅重新佔領了明朝時期就據有的日本、東南亞市場，還遠銷美洲、非洲、大洋洲。清朝的瓷器在歐洲市場上也佔據了相當大的份額，比如乾隆時期，僅荷蘭東印度公司一家每年運送到歐洲的中國瓷器就多達300萬件。整個十八世紀，洋人們將整船整船的銀元運到廣州等東南沿海的通商口岸，購買品質上乘的綢緞、生絲、瓷器、茶葉等中國產品後，啟程返航，賺取暴利。廣州口岸各國商船連成一片，遮蔽了海面，貨物則堆積如山。參照明朝與白銀的關係，我們就可以看出白銀對清初康乾盛世的貢獻。白銀穩定地流入，提供了足夠的貨幣，滿足了經濟增長的需要。同時，白銀不斷地輕微貶值，自耕農手中的糧食就可以折算成更多的白銀，他們納稅的壓力就不那麼大了。白銀就像是潤滑劑一樣，讓大清王朝的經濟車輪平穩地滾滾向前，在國外對中國商品強烈需求的刺激下，清朝的製造業蓬勃發展。還是拿景德鎮為例，不僅有官窯，還有大量的民窯，整個城鎮終年煙火連天，在這裡工作的工匠數以萬計。從清初一直到18世紀末期，中國製造業的生產總值遠遠超過了世界上的任何一個國家，即使是當時歐洲最強大的英國，製造業的產值也只相當於中國的1/8。當時清朝的國民生產總值佔到了世界總和的將近1/3，大體相當於今天美國在世界上的經濟地位。然而，康乾盛世幾乎是毫無徵兆地就停止了。1795年，乾隆皇帝把自己的龍椅讓給了自己的兒子嘉慶坐。乾隆剛一歸西，嘉慶就一舉殲滅了和珅這個大貪污團伙，收沒和珅的家產摺合白銀，竟達10億兩之多，相當於當時清政府20年的財政收入！有人戲稱乾隆當政期間之所以不拿下和珅這個大貪污犯，就是為了給自己的兒子留一份厚禮。按說嘉慶應該不缺錢花了。然而國內形勢急轉直下，各地不斷爆發民眾起義，讓嘉慶忙得焦頭爛額。嘉慶元年剛登基，白蓮教就在四川、湖北、陝西一帶起事，起義持續了9年，波及5省。嘉慶十八年，天理教起義更是驚心動魄，教眾一度攻入了皇宮，在城樓上插了反旗，當時皇子們都不得不在養心殿戎裝迎戰。此外，閩浙海盜、苗民起義、雲南夷變……嘉慶在位期間，基本上是在平息各地起義中度過的，且不說民變地區的經濟遭到了破壞，無法交納稅款，單是軍費開支，就是天文數字，所以嘉慶縱然剛繼位的時候不窮，到後來也窮得叮噹響了。根據統計，嘉慶元年國庫里的存銀還有5000多萬兩，8年之後就銳減到不足2000萬兩，各地方政府也大量出現赤字。嘉慶不得已，大力提倡勤儉持家，嚴禁地方官進京的時候勞民傷財地進獻寶物，自己過生日的時候，也提前通知地方官們，送一些字畫就行了，珠寶玉器之類還是算了，那玩意採購太花錢。盛世危局：從馬可波羅到馬嘎爾尼為什麼盛世一到嘉慶皇帝這裡就變成了一副破敗的景象？是嘉慶皇帝能力遠不及康熙、雍正和乾隆嗎？非也非也。嘉慶皇帝的遭遇有點兒類似於明朝的崇禎皇帝，王朝的衰落其實並不是從他們這裡開始的，在他們的前任那裡，國家已經積重難返，日薄西山了。就在乾隆還執政的時候，普通自耕農的生活水平已經大大下降了。清朝自己的官方報道當然不會自爆家醜，尤其乾隆還是個好大喜功、特別愛面子的皇帝。幸好當時英國派到清朝的特使馬嘎爾尼在來訪期間，記錄了大清王朝民間的點滴生活，讓我們對所謂的康乾盛世有更深入的了解。一登上大清國的土地，觸目驚心的遍地貧困，讓馬嘎爾尼使團的眼鏡碎了一地。在他們的心目中，中國應該是馬可波羅筆下的那個國度，遍地金銀，普通人都穿著綾羅綢緞，有宏偉的城市和美麗的鄉村。眼前的一幕和心理期望值的反差實在太強烈了。使團成員約翰·巴羅記述說：不管是在舟山還是在溯白河而上去京城的三天里，沒有看到任何人民豐衣足食、農村富饒繁榮的證明……除了村莊周圍，難得有樹，且形狀醜陋。房屋通常都是泥牆平房，茅草蓋頂。偶爾有一幢獨立的小樓，但是決無一幢像紳士的府第，或者稱得上舒適的農舍……不管是房屋還是河道，都不能跟雷德里夫和瓦平（英國泰晤士河邊的兩個城鎮）相提並論。事實上，觸目所及無非是貧困落後的景象。面對洋人，清朝的官員們還是頗有禮數的，他們僱傭了許多老百姓來到英國使團的船上，給英國人端茶倒水，掃地做飯。善於觀察的英國人又發現了問題，這些老百姓都太消瘦了，顯然是營養不良，在他們中間，「很難找到類似英國公民的啤酒大肚或英國農夫喜氣洋洋的臉」。每次英國人用餐完畢，把殘羹剩飯留給中國老百姓打掃時，他們都要千恩萬謝。英國人泡過的茶葉，也遭到了這些老百姓貪婪的哄搶，搶到的人會繼續煮水泡這些剩茶葉喝。不要說老百姓衣衫襤褸，就是軍隊的普通士兵也穿得破破爛爛。中國不是一個生產瓷器、絲綢和茶葉的國度嗎？為什麼身處商品產地的普通民眾卻沒有能力消費這些物品呢？旁觀者清，被譽為經濟學之父的英國經濟學家亞當·斯密就觀察到了一個現象，他在論著中寫道：中國曆來就是世界上一個頂富裕，也是一個最肥沃、耕耘最得法、最勤奮而人口眾多的國家。可是看來她長久以來已處在停滯狀態。馬可波羅在500多年前遊歷該國，盛稱其耕種、勤勞與人口眾多的情形，和今日旅行該國者所說幾乎一模一樣。可能遠在當日之前，這國家法律與組織系統容許她聚集財富的最高程度業已到達。在斷言古代中國經濟發展已達極限後，亞當·斯密又發現，至少從他那個時代上溯六百年，中國的農具並沒有什麼革新，這的確是個發人深省的現象，說明古代中國社會的知識和技術創新即使存在，也不能用於底層的自耕農。結合清朝前期的徵稅制度，我們也許能揭開清朝普通民眾為何貧困的謎團。康熙早年政局動蕩，他先是扳倒了權臣鰲拜，然後又西滅準噶爾，南平三藩叛亂，北拒沙皇俄國，東南收了台灣，這一圈折騰下來，到了康熙五十一年，他才有空整頓全國的稅收制度。這一年，他把按照人頭徵收銀兩的數額固定下來，並宣布「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賦」。我們當然不能真的相信清朝統治者「永不加賦」的承諾，不過康熙的這個舉動，表明長久的和平已經降臨到大清王朝，到了讓民眾安居樂業、依法納稅的時候了。我們可以很容易地推斷出來，康熙年間，清政府絕對不富裕，光是連年的征戰，就已經讓財政勉為其難了。那個時期中國的老百姓日子也不會好到那裡去。而且，地方官也更傾向於瞞報人口，少報人數，這樣就可以截留許多稅收到地方官員腰包，上交稅款的壓力就減輕了。這是讓皇上很頭疼的一件事。雍正年間，情況有所好轉。雍正皇帝一上台，就改革了稅收制度，把按照人頭徵稅的方式變成了按照田地徵收的方式。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廟，人口可以隱瞞，但田地就光天化日地擺在那裡，不好糊弄過關的。這個稅收的變化讓百姓和地方官都不必隱瞞人口數量了，國家的稅收總量也容易控制了。正是這個「攤丁入畝」的稅收制度，並在美洲農作物的催生下，清初的人口數量開始急劇增加。想想看，反正朝廷是按照田地的面積徵收稅款的，那麼只要精耕細作，提高的畝產很大一部分就成為自耕農的收入增加值了，而家中勞動力多了，對田地的打理就更加精細。這樣一來，即使是過去的農業區，人口也不斷在增加，更不用說新開墾的耕地了。然而，人口卻是雙刃劍，清朝雖然所轄地域廣闊，但人口數量的增加總歸比耕地面積的增加要快，到了康乾盛世的乾隆皇帝時期，耕地的增加已經十分有限了，而人口卻還是不斷增加。因為要精耕有限的農田，於是需要更多的勞動力；吃飯的人多了，平均到家庭中每個人頭上的口糧變少了。自耕農的家庭經濟陷入了惡性循環之中，越來越多的底層人口陷入了絕對貧困化。即使清朝的統治者都能遵守康熙定下的永不加賦的承諾，佔全國人口數量9/10的廣大自耕農的生活質量還是不斷下滑。何況清朝貴族經過清初的繁衍，已經形成了一個龐大的階層，這個階層是只享受國家俸祿而不需要勞作的，這個階層數量越多，清朝的財政壓力就越大，底層民眾受到的盤剝也就越大。一些民眾不堪窮苦和壓迫，開始鋌而走險，在湖北、四川、陝西交界的深山老林里，出現了大量的無業游民，他們聚集在白蓮教的大旗下，揭竿而起，敲響了康乾盛世的喪鐘。有沒有什麼辦法，可以制止這種糟糕局面的出現呢？亞當·斯密其實給出了一招，那就是科技進步。農具如果能得到改進，會讓農民的生產效率大大提高，不僅提高單位畝產，還能讓他們有餘力做其他的生意。然而要有改進農具的動力，前提是出現擁有大量耕地的莊園主，為了高效地耕種自己的廣闊土地，他們希望發明和使用更有效率的農具。可是清初的情況並非如此，當時每個自耕農擁有的土地面積都不大，而且在稅收制度的刺激下，家庭人丁不斷增加，於是不大的土地再次被分割成更小的面積，來養活更多的人口。土地的面積越小，農民就越沒有動力去使用高效率的農具，因為那些農具的成本是單個小農無法承受的。如果人人都只有一畝三分地，就沒人有動力去買大型聯合收割機幹活了。另一個辦法是發展其他行業，吸納大量的農民轉行，緩解人口和耕地之間的惡性循環。康乾盛世時期，非農業的行業還頗有起勢的苗頭，江南地區在海外白銀的刺激下，一部分人口轉為工匠，生產、販賣絲綢、陶瓷、茶葉的工場、商行日益興隆，使得江南雖然人口稠密，卻因此成為清朝最富庶的地區之一。假如清朝統治者能夠順勢而為，扶持弱小的工商業立足江南，走向全國，乃至沖向世界，大量農民轉變為工人和商人，就像當時開始工業革命的英國那樣，康乾盛世未必不能長久。但是，古代中國固有的皇權與經濟的矛盾，再一次跳了出來。清朝原本就是人數少的滿族人統治人數眾多的漢族人和其他民族的國家，讓大量的漢族人發展工商業，擁有強大的經濟實力，作為統治者的滿族人會立刻感受到嚴重的威脅。所以，清朝統治者必然對工商業進行嚴格的限制，只有官辦企業或與官方有著利益關係的民營企業，才有機會發展，其他民營企業基本上是隨時都可能被宰殺的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