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旗滿洲旗色變化考

明萬曆四十三年（1615年），努爾哈赤在建立後金國政權的前一年，以女真族狩獵、戰鬥為基礎，參照遼代、金代軍制，創立了一整套軍政合一的八旗制度。 　八旗軍隊成為創立清朝和進行封建統治的主要支柱。八旗制度成為清代的重要制度之一。初創的牛錄八旗制度是經過一系列發展變化的，八旗旗色也經歷了發展變化的過程。　關於八旗旗色變化的問題，似已成定說：大致為先設四旗，旗色為黃、白、紅、藍；繼擴為八旗，除黃、白、紅、藍四種純色外，又增設四種鑲色旗，黃、白、藍鑲以紅邊，紅旗鑲以白邊（參閱孟森《八旗制度考》）。這種說法，主要是依據皇太極天聰年間寫定的《太祖武皇帝實錄》中「原旗有黃、白、藍、紅四色，將此四色鑲之為八色，成八固山」的記載。清代官方文書中都重複此種說法，近世中外史書談及八旗的旗色變化過程也都因襲之。　民國年間修的《清史稿》在《太祖本紀》中說：已卯年（1615年）「釐定兵制。初以黃、紅、白、黑統兵，至是增四鑲旗，易黑為藍」。這一新的說法，顯然與傳統的說法不同，清代其他官書都沒有明確言及。《清史稿》中專講八旗制度的部分也沒有相同的看法，而是說「清初，太祖以遺甲士三幅起，歸附日眾，設四旗，曰正黃、正白、正紅、正藍；復設四旗，曰鑲黃、鑲白、鑲紅、鑲藍，統滿洲、蒙古、汗軍之眾」(《清史稿》志一百五·兵一）。出現這種情況，是因為《清史稿》的編著者為多人，成書倉促，前後未能統一照應。那麼，《清史稿》太祖本紀中提出的新說法，即曾用黑旗及易黑為藍，是不是有根據和準確的呢？ 　經我們考察，曾用黑旗是有根據的，但易黑為藍並不準確。　證據之一是：道光時，宗室奕賡在《管見所及》中曾說，「八旗原設黃、白、紅、黑四色。後因黑色寅夜用兵，難以辨認，改用藍色」（《佳夢軒叢箸》卷8）。熟悉清朝歷史典故的宗室奕賡明確指出八旗使用過黑色旗。　證據二是：乾隆四年修成的《八旗通志》初集有如下記載。「……兩藍旗為正南，取水勝火。水色本黑，而旗以指麾六師，或夜行則黑色難辨，故以藍代之「（《八旗通志》卷2《八旗方位》）。雍正乾隆年間，對八旗的旗色曾經有過黑色一事，還是記憶猶存的。　證據之三是：出使建州的朝鮮使臣李民寏在公元1619年親眼看到努爾哈赤的軍隊曾經使用黑旗（《建州見聞錄》）。更早些明朝萬曆二十四年（1596年）朝鮮國申忠一出使建州，有如下記錄：「正月初四日，胡人百餘騎，各具兵器，裹糧數斗許，建旗出北門，乃煙台及防備處擲奸事出去雲。旗用青、黃、赤、白、黑，各副二幅，長可二尺許。」（《李朝實錄·宣宗》卷71）。據這兩位目擊者的記述，也證實努爾哈赤時期軍隊用過黑色旗。 　上面舉的幾個例證說明八旗制度史上曾使用過黑色旗的可靠性。　努爾哈赤的八旗制度是在女真族原始狩獵組織——牛錄的基礎上創建的，「滿洲人出獵開圍之際，各出箭一支，十人中立一總領，屬九人行，各照方向，不許錯亂，此總領呼為牛錄額真」（《清太祖武皇帝實錄》卷2）。圍獵時十人分為五個支點，每個支點二人，分為圍底、左右圍肩、左右圍端。努爾哈赤起兵初期運用這種圍獵隊形，以五牛錄為一隊，分別標以青（藍）、黃、赤（紅）、白、黑五種旗色（參見《有關清代前期佐領編設的兩個問題》一文，載《北方文物》1986年第一期）。申忠一目擊的記載推翻了努爾哈赤時代初期四種純色旗的傳統說法。旗色在公元1596年時共有五種，即「青、黃、赤、白、黑」。青、黑兩色並列，藍色旗與黑色旗實際上共存一段時間，不存在相互取代的問題。五種旗色中所有黑色旗，原因是北方契丹等民族尚黑，以黑為貴；又根據五行說，明朝為火德，黑為水色，用黑旗有「取水勝火」寓以代明之意。努爾哈赤後期軍隊編製中尚有「黑營」（《滿文老檔·太祖》卷45、48），當為旗色中曾有黑色的又一佐證。天聰八年（1634年）皇太極將漢人從八旗中撥出成立漢軍時，仍用黑旗為標誌，以示尊尚。崇的八四年（1639年）又擴為純皂（黑）、皂鑲黃、皂鑲白、皂鑲紅四旗（《清文獻通考》卷179）。至崇德七年成立漢軍八旗時，才改為與滿蒙八旗相同的旗色。　從萬曆二十九年到萬曆四十三年，亦即正式擴建八旗前，大概如一些文獻所云，黑旗於「寅夜用兵，難於辨認」的緣故，努爾哈赤在由五色旗變為四色旗時去掉黑色。以後發展為八旗，但最初的八旗旗色並非是黃、白、紅、藍「鑲之為八色」，而是為黃、白、紅、藍有鑲龍畫和無鑲龍畫的八旗，反映了努爾哈赤時代「八旗共主」，四大貝勒斯小貝勒按月分值共理國政的政治局面。　到皇太極時期，隨著女真族封建經濟的發展，皇太極集皇權於一身，「南面獨坐」，於是去掉了四條龍，將原來的鑲龍旗改為鑲邊旗，這時才出現了純四色旗和鑲四色旗（參見《清代八旗的旗幟》一文，載《社會科學輯刊》1980年第6期）。　《清太祖武皇帝實錄》修成於天聰年間，據八旗建制的時間相去不遠，對八旗旗色的變化應有所反映，但鑒於上述原因，皇太極對此忌諱頗深，八旗歷史上曾用過黑旗一事隨著四條龍的淹沒而鮮為人知。　後代的清史編著者，在編史過程中，除參照《清太祖武皇帝實錄》外，鮮見其他史料，只好祖述其說，似成定式。我們在研究八旗的旗色變化過程中，小有所獲，是因曾得王鍾翰先生提供《佳夢軒叢箸》書中的一條證據及先生的支持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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