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德麟：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研究中兩個問題的理解（下）

06-15

二、檢驗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成敗得失的標準問題

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成敗得失以什麼為標準來檢驗, 這也是一個前提性的問題。在這個問題上的不同意見 , 主要表現在文本標準和實踐標準的區別上。其實 , 這一分歧並不是現在才發生的問題 , 而是一直貫穿於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各個歷史階段的一個重大的原則問題 , 它經歷了非常複雜而曲折的過程 , 與中國的前途命運息息相關。

我認為, 離開了對歷史經驗的回顧和分析, 抽象地爭論這個問題是不易說清的。

不妨先大略回顧一下中國民主革命階段的情況。

1840 年以後 , 中國在資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宰割下面臨著淪亡的慘禍, 歷史向中國人民提出了兩大課題：一是救亡圖存, 二是民族復興。先進的中國人以前仆後繼可歌可泣的努力向西方尋找救國救民的方案 , 為的就是解決這兩大課題。救亡圖存是民族復興的前提 , 尤其迫在眉睫。但是 , 80 年奮鬥犧牲的歷史表明 , 在西方曾經行之有效的種種資產階級學說和理論都不能幫助中國人認清自己的處境, 提供解放的道路, 一一歸於失敗 ;直到俄國十月革命的勝利之後 , 中國人才找到馬克思主義這個觀察國家命運的有效工具, 使中國革命的面貌煥然一新, 中國共產黨應運而生。中國共產黨不是一個學術研究團體, 更不是一個專務清談的沙龍, 而是一個有明確綱領的政黨, 是一個領導實際鬥爭的司令部。黨的使命就是以馬克思主義的理論為武器 , 在中國實現救亡圖存和民族復興兩大任務。但是, 中國的社會性質和民族特點與產生馬克思主義的西歐不同, 與已經取得革命勝利的俄國也不同, 在馬克思主義的原典中找不到解決中國問題的方案, 俄國的成功經驗也不能照樣移植。黨要運用馬克思主義解決中國問題, 就只能在馬克思主義的普遍原理指導下考察中國的具體實際 , 把一般與特殊結合起來 , 創造出符合中國特點的理論和策略, 以指導自己的行動 , 舍此別無他途。這不是任何人的主觀意圖, 而是歷史決定的客觀需要。這一客觀需要就蘊含著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指向和內容。

黨從成立之日起實際上就在做著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工作。但這並不等於一開始就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有明晰而深刻的認識 , 甚至在很長的時間裡也還沒有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這個語詞。建黨前後的三次大論戰只是原則上解決了必須和可能用馬克思主義改造中國的問題。1920 年創辦的《共產黨月刊》號召「舉行社會革命, 建設勞工專政的國家」 , 介紹十月革命的成就和經驗, 報道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消息 , 號召探討中國革命的問題。1921 年黨的「一大」提出的綱領是「以無產階級革命軍隊推翻資產階級」 , 「採用無產階級專政 , 以達到階級鬥爭的目的 ———消滅階級」 , 「廢除資本私有制」 , 但對中國的具體實際認識得很少。在列寧領導的共產國際幫助下, 1922 年黨的「二大」正確認識了中國的社會性質 , 明確了中國革命要分兩步走, 第一次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綱領。1923年黨的「三大」決定全體共產黨員以個人名義加入國民黨 , 建立各民族階級的統一戰線。1925年黨的「四大」進一步規定了國共合作和工農聯盟的方針。這些都表明黨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道路上正在逐步深化認識 , 提高水平。但是 , 當時的黨畢竟還是幼年的黨 , 對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兩個方面都還知之不多 , 知之不深 , 對如何把兩方面結合起來更缺乏經驗。所以當 1927 年蔣介石叛變革命, 形勢驟然逆轉之際 , 黨對如何在嚴峻局面下把革命堅持下去就缺乏統一的正確認識和有效的行動方針 , 還存在著諸多的分歧和爭論。黨的「五大」也沒有解決這個問題。斯大林領導的共產國際極力主張的城市武裝暴動的辦法並不符合中國國情 , 在實踐中一再碰壁。毛澤東首先提出並實行的建立農村革命根據地和工農武裝割據的道路本來是符合中國國情並且行之有效的道路, 卻因為沒有馬克思主義著作和共產國際指示的「文本」依據 , 竟被視為離經叛道的錯誤, 毛澤東還因此受到打擊和排斥。1928 年在莫斯科舉行的黨的「六大」基本正確地總結了大革命失敗的教訓, 在中國社會性質和革命性質問題上又深化了一步, 但對中國革命的具體特點、革命的中心問題、黨的工作重心等關鍵問題仍然沒有深刻的認識, 並沒有準確地掌握中國革命的規律;雖然由於事實的教訓認可了毛澤東的做法 ,但也僅僅把它看做一時的策略, 還是把依靠工人實行中心城市暴動作為奪取政權的最終方式。在這種思想的影響下 , 黨的領導機關一再發生「左」傾錯誤, 尤以共產國際支持的王明的錯誤為害最烈 , 使辛苦聚積起來的革命力量受到慘重的損失, 幾乎斷送了中國革命。1931 年紅軍長征途中的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的軍事指揮權 , 毛澤東也實際上主導了全黨的決策, 因而挽救了中國革命 , 但在組織上還並沒有確立毛澤東在全黨的領導地位。1937 年抗日戰爭爆發後黨實行了聯合國民黨抗日的戰略轉變, 開闢了新局面。1938 年共產國際舉行「七大」時, 國際的領導才認識到「不要機械地把一國的經驗搬到別國去 , 不要用呆板格式和籠統公式去代替具體的馬克思主義的分析」。「在解決一切問題時要根據每個國家的具體情況和特點, 一般不要直接干涉各國共產黨內部組織上的事宜」 , 並對中國共產黨有了新的看法, 承認了毛澤東在全黨的應有地位。在1938 年 9 月至 11 月黨的六屆六中全會上 , 確立了以毛澤東為首的政治局, 由他代表中央做了《論新階段》的報告。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概念, 就是由毛澤東在這個報告中正式提出, 並給予精闢闡釋的。他指出:

「共產黨員是國際主義的馬克思主義者, 但是馬克思主義必須和我國的具體特點相結合併通過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實現。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偉大力量 , 就在於它是和各個國家具體的革命實踐相聯繫的。對於中國共產黨說來 , 就是要學會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應用於中國的具體的環境。成為偉大中華民族的一部分而和這個民族血肉相聯的共產黨員 , 離開中國特點來談馬克思主義 , 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馬克思主義。因此 , 使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具體化, 使之在其每一表現中帶著必須有的中國的特性 , 即是說 , 按照中國的特點去應用它, 成為全黨亟待了解並亟須解決的問題。洋八股必須廢止 , 空洞抽象的調頭必須少唱 ,教條主義必須休息, 而代之以新鮮活潑的、為中國老百姓所喜聞樂見的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把國際主義的內容和民族形式分離起來, 是一點也不懂國際主義的人們的做法 , 我們則要把二者緊密地結合起來。在這個問題上, 我們隊伍中存在著的一些嚴重的錯誤 , 是應該認真地克服的。」「當前的運動的特點是什麼 ? 它有什麼規律性? 如何指導這個運動 ? 這些都是實際的問題。直到今天, 我們還沒有懂得日本帝國主義的全部 , 也還沒有懂得中國的全部。運動在發展中, 又有新的東西在前頭 , 新東西是層出不窮的。研究這個運動的全面及其發展 , 是我們要時刻注意的大課題。如果有人拒絕對於這些作認真的過細的研究 ,那他就不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

毛澤東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概念的科學涵義的揭示 , 凝聚著中國共產黨人和中國人民用鮮血換來的寶貴經驗。經過整風運動 , 轉化成了全黨高度統一的認識。黨的「七大」確認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成果 ———毛澤東思想為全黨的指導思想 , 很快就贏得了中國民主革命的勝利和新中國的誕生, 中國人民救亡圖存的歷史任務經過一百零九年的奮鬥終於勝利完成。毛澤東思想的產生 , 標誌著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歷程中的一次飛躍。實踐證明 , 毛澤東思想就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理論成果 , 即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

在回顧這段歷史的時候, 我想至少應該得到這樣的啟示:

(一)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這個概念本來就不是從書本研究中產生, 而是從中國人民的解放鬥爭的實踐中產生的。這個概念提出的歷史背景和條件就決定了它的性質和內容, 決定了它是一個標誌實踐目的、實踐過程和實踐結果的概念, 同時也就邏輯地蘊含了它的檢驗方式和檢驗標準。與版本學、校勘學、考據學、訓詁學一類的問題不同, 檢驗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成敗得失不能用漢儒和清代樸學家注經的辦法, 以某個論斷與某個文本是否符合為標準, 而只能以實踐的結果與實踐方案的預期目的是否符合為標準。一句話 , 應當是實踐標準 , 而不是文本標準。教條主義者與馬克思主義者的分歧不在於是否重視文本 , 而在於對文本的意義和作用如何理解。教條主義者之所以為教條主義者 , 就因為他們崇奉的是唯文本主義或文本至上主義, 以為文本就是無條件的真理, 就是檢驗認識真理性的標準。他們的根本謬誤在於不了解一切文本都是思想的記錄 , 都是由概念判斷推理組成的認識成果, 都是第二性的東西 , 它們只能是客觀實際的反映 , 只能來源於實踐, 它們的真理性也只有實踐才能確證。馬克思主義的經典文本也不例外。這些文本也是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根據他們掌握的實際情況、針對一定的問題做出的論斷 ;這些論斷本身的真理性也要經過實踐的檢驗;經過實踐證實的論斷也還要由不斷發展著的實踐繼續檢驗, 根據檢驗的結果保持那些符合新的實際情況的東西, 修正和更新那些已經不再符合新的實際情況的東西;在此時此地是真理的論斷 , 在彼時彼地就未必是真理。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畢生對自己的論斷不知做過多少訂正, 連《共產黨宣言》這樣的著作都多次以序言的形式做過訂正, 對革命形勢的估計更是做過多次訂正。列寧的社會主義一國首先勝利的理論就沒有照搬馬克思恩格斯的文本, 但實踐證明了它的真理性。如果以文本作為檢驗真理的標準 , 就是以尚待檢驗的認識為標準, 等於沒有標準。

(二)文本標準與實踐標準之爭不僅是一個學理問題, 更重要的還是一個關係中國人民前途命運的實際問題。中國的教條主義者如果只是在書齋里坐而論道 , 不問實事, 他們持怎樣的看法倒也無關大局。問題在於他們恰恰是實踐者, 是從事中國革命活動並往往居於領導地位的指揮者 , 他們的錯誤就必定要造成災難, 這災難又得由中國人民承擔 , 這就關係到中國人民的前途和命運 , 非同小可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事業從起步到成熟 , 從歷經挫折到終於成功 , 始終伴隨著與教條主義的鬥爭, 決非偶然。中國的教條主義者奉為真理標準的文本有兩種 :一是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中的論斷, 二是共產國際的指示。在他們看來 , 一切都必須符合這兩種文本才算正確, 否則一概是錯誤。毛澤東根據中國具體情況得出的結論即使明明在實踐中達到了預期的目的, 導致了勝利 , 也是「山溝里的馬克思主義」、「狹隘經驗論」 ;而他們的一套儘管在實踐中碰得頭破血流 , 把革命搞得傾家蕩產 , 也是「百分之百的馬克思主義」。這就是他們的邏輯。毛澤東是最早清晰地意識到這個問題的嚴重意義的。他在 1930 年寫的《反對本本主義》中就一針見血地指出:「以為上了書的就是對的 , 文化落後的中國農民至今還存在著這種心理。不謂共產黨內討論問題 , 也還有人開口閉口 `拿本本來" 。」「我們說馬克思主義是對的 , 決不是因為馬克思這個人是什麼 `先哲" , 而是因為他的理論, 在我們的實踐中, 在我們的鬥爭中 , 證明了是對的。」「馬克思主義的 `本本" 是要學習的, 但是必須同我國的實際情況相結合。我們需要 `本本" , 但是一定要糾正脫離實際情況的本本主義。」他尖銳地批評了那種以為「黨的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的 `本本" 保障了永久的勝利」的「空洞樂觀」的觀念 , 認為這是「思想路線」問題 , 這種本本主義「如不根本丟掉, 將會給革命造成很大損失 , 也會害了這些同志自己」。毛澤東的洞見不幸而言中 , 民主革命階段最嚴重的教條主義錯誤就發生在此後的幾年中 , 使革命一度危如累卵 , 直到受到實踐的殘酷懲罰之後才被迫轉變。這種付出了高昂代價的慘痛教訓一次一次地表明 , 馬克思主義只能是行動的指南, 決不能當成教條 , 決不能把馬克思主義的文本當成檢驗真理的標準。實踐的結果最頑強, 最無情, 它決不遷就任何文本。文本標準必定導致主觀與客觀相分裂、認識與實踐相脫離。

再回顧一下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階段的情況。

新中國的成立標誌著黨的第一大歷史任務 ———救亡圖存的勝利完成, 第二大任務———民族復興即建設社會主義的任務迅速提上了日程。這是一個偉大的歷史轉折。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內容完全不同了。毛澤東在建國前夕和建國初期極其清醒睿智地指出了這一點。他在建國前夕的七屆二中全會的報告中 , 在《論人民民主專政》這篇著名論文中 , 都再三強調奪取全國勝利「只是萬里長征走完了第一步」 , 「只是一出長劇的一個短小的序幕」 , 「革命以後的路程更長 , 工作更偉大, 更艱苦」 , 「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 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艱苦奮鬥的作風」 , 「學會我們原來不懂的東西。」「我們熟習的東西有些快要閑起來了 , 我們不熟習的東西正在強迫我們去做。這就是困難。」「我們必須克服困難, 我們必須學會自己不懂的東西。我們必須向一切內行的人們 (不管什麼人)學經濟工作, 拜他們做老師 ,恭恭敬敬地學, 老老實實地學。不懂就是不懂 , 不要裝懂。」這說明他看到了中國具體實際的內容與革命戰爭時期已經不同 , 要完成的任務也不同 , 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事業在社會主義建設的新階段必須繼續發展。他率領全黨以萬里長征的精神開始了新的探索。探索的頭幾年曾一度不得不移植蘇聯的經驗 , 提出過「學習蘇聯」的口號 , 但很快就意識到蘇聯的做法有許多並不符合中國的實際情況, 不能照搬。毛澤東領導黨和人民走上了獨立自主地探索中國社會主義建設規律的道路 , 也就是在社會主義建設階段實現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道路, 在這條道路上走了 27 年, 其艱難曲折的程度至少不亞於民主革命階段。一方面取得了偉大的成績 , 積累了寶貴的經驗, 另一方面也犯了長時間的全局性的錯誤 , 「文化大革命」標誌著錯誤的頂端。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關於建國以來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對此做了全面的科學總結, 這裡無須詳說了。

這些錯誤初看起來似乎與文本問題無關。誰都知道毛澤東歷來最堅決地反對教條主義 , 最系統地倡導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與中國的具體實際相結合 , 最強調從實際出發。中國革命的勝利就是由此取得的。建國以後他也一直強調這一原則, 堅持獨立自主地走自己的路。他是從來不搞文本崇拜 , 不把馬克思主義的「本本」當做「聖經」 , 也不把蘇聯的一套當做碑帖去臨摹的。他的中國特色可謂舉世無雙, 很難說有教條主義之嫌。難道他也會犯教條主義的錯誤嗎 ?但是 , 如果仔細回顧一下就可以發現, 這 27 年中的失誤還是與教條主義有絕大的關係。

(一)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離不開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的指導, 這毋庸置疑。但是, 什麼是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 馬克思主義的論著中的哪些論斷是普遍真理? 普遍到什麼程度 ? 是否符合中國的實際情況 ? 離開了具體實踐的檢驗 , 是判定不了的。例如在什麼是社會主義的問題上, 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也確有一些一般性的論斷 , 但他們並沒有在實際的社會主義社會裡生活過 , 並沒有從事過社會主義社會建設的實踐, 這些論斷是從他們對資本主義的分析中推論出來的 , 帶有設想的性質。這些論斷是不是普遍真理? 適用不適用於中國 ? 這本來是一個需要實踐檢驗才能判定的問題。但是 , 毛澤東卻把這些論斷當成了不容置疑的普遍真理, 不自覺地奉為教條了。他心目中的社會主義就是從經典作家的論斷推導出來的 , 其中就有不符合實際的成分, 而他卻把這一社會主義的概念當成了不可移易的模式, 當然也當成了檢驗社會主義建設是否成功的標準。為了與這一概念相一致, 他又在經典著作中引用了一些論斷, 還加上他自己的某些誤讀 , 一起作為「理論依據」 , 加以教條化。例如, 認為商品交換中的等價交換原則應該作為「資產階級權利」加以批判 , 甚至引申到八級工資制也應該批判 ;認為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後小生產還會每日每時地大批地產生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認為黨內的思想分歧都是階級鬥爭的反映 ;誇大階級鬥爭的範圍、性質和作用 , 提出「年年講, 月月講 , 天天講」 ;把許多符合中國實際的意見都視為導致「資本主義復辟」的「修正主義」等等。這些錯誤的教條主義性質是很明顯的。

(二)更嚴重的是新的教條主義的產生和泛濫。實事求是地看 , 毛澤東對社會主義建設問題的許多論斷, 大部分並不是來自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的文本 , 而是他的發揮和創造。其中有非常正確深刻的思想, 也有非常嚴重的錯誤。由於多年形成的種種複雜原因, 他的所有論斷 , 包括錯誤的論斷, 也都逐步被視為無可懷疑的真理 , 並且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新發展, 在「文化大革命」中甚至被說成是「馬克思主義的當代頂峰」 , 「最高最活的馬克思主義」 , 「句句是真理」。這樣 , 毛澤東的一切論斷就都成了不容置疑的「最高指示」 , 成了新教條, 凌駕於實踐之上, 成了檢驗真理的標準和判定方針政策是非得失的標準 , 而且是唯一標準。這種與最高權力相結合的新教條主義 , 徹底破壞了馬克思主義的思想路線, 切斷了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的應有的聯繫 , 堵塞了實事求是的大門 , 導致了主觀與客觀、認識與實踐的分裂, 造成了巨大的災難。應該承認, 即使在這種情況下, 毛澤東也並沒有公然在理論上提倡文本崇拜和教條主義 ,相反 , 他還一再強調人的正確思想只能從實踐中來, 思想的正確與否只能靠實踐來檢驗 ;他仍然提倡實事求是、調查研究, 嚴厲批評「形而上學猖獗 , 唯心主義橫行」。他在具體問題的處理上也糾正過一些錯誤。他的悲劇就在於他沒有意識到他自己的論斷正在被人神化為教條 , 新的教條主義已經在全國造成了極其嚴重的惡果。他後來雖然有所覺察 , 批評過「頂峰論」和「一句頂一萬句」的荒謬 , 但他並沒有從根本上糾正新教條主義, 反而在實際上容許了甚至助長了它的泛濫。這種錯誤使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事業受到了嚴重阻礙 , 陷入了背道而馳的險境。當然, 鄧小平說得很公允, 造成這些錯誤的原因極其複雜 , 不能簡單地把這些錯誤歸結到毛澤東一個人身上。這個問題與本文要論述的問題無關 , 為避免枝蔓 , 此處不加分析。

粉碎「四人幫」以後一段時間, 撥亂反正的主要障礙是「兩個凡是」。鄧小平一語中的 :「 `兩個凡是" 的觀點就是想原封不動地把毛澤東同志晚年的錯誤思想堅持下去。」「兩個凡是」就是「句句是真理」的翻版, 就是新教條主義的繼續, 要害還是文本標準 , 也就是以毛澤東的論斷為檢驗真理和判定是非得失的標準。只要還堅持這個標準, 真理和謬誤就無法區分 , 「文化大革命」的錯誤就無法糾正, 撥亂反正就寸步難行, 社會主義現代化的事業就無從邁步 , 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就無從談起。1978 年的真理標準討論之所以值得載入史冊, 就因為它摧毀了新教條主義的依據, 恢復了黨的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 從根本上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事業掃除了障礙 , 重新開闢了道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空前偉大的成就 , 從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到科學發展觀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形成 , 就是發端於此。我們清晰地看到, 在擺脫了文本標準的束縛之後 , 黨中央是怎樣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艱苦地探求中國的實際情況, 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道路上勝利前進的。鄧小平的英明首先就在於他既堅持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的指導而又不搞文本崇拜和文本標準 , 在新的條件下恢復和發揚了從實際出發的傳統。他說 :「什麼叫社會主義 , 什麼叫馬克思主義? 我們過去對這個問題的認識不是完全清醒的。」他反覆強調「問題是要把什麼叫社會主義搞清楚 , 把怎麼樣建設和發展社會主義搞清楚」。他只指出「貧窮不是社會主義 , 更不是共產主義。」「社會主義的本質, 是解放生產力, 發展生產力, 消滅剝削, 消除兩極分化, 最終達到共同富裕。」並不提出束縛人們手腳的具體模式。鄧小平說的「摸著石頭過河」 , 有人說是經驗主義 ,其實正好是馬克思主義的一種通俗形象的說法。「石頭」就是指中國的實際情況, 「摸」就是在實踐中去探索研究, 「過河」就是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目標。這與民主革命時期毛澤東堅持的實事求是、有的放矢是一個意思 , 就是要以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為指導去弄清中國的實際情況 (包括中國所處的時代條件和國際環境), 弄清中國社會主義建設必須遵循的規律 ,從而開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道路。像當年民主革命時期開闢農村包圍城市的革命道路一樣 ,這也就是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把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事業推向前進的工作。這 30 年的探索就是在做這件工作。回顧 30 年的歷程 , 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探索道路的崎嶇 , 幾乎每走一步都有艱難的認識過程, 都有「左」的和右的干擾, 而這些干擾又都與實踐標準和文本標準的分歧有關。有人指責新的方針政策和具體措施違背了馬克思主義文本的這一說法那一說法, 有人又鼓吹拋棄馬克思主義而照搬西方資本主義理論, 把這些理論的文本奉為教條。30 年來的探索實踐的過程就是不斷地排除各種干擾的過程, 其中排除文本主義的干擾就佔了很大的比重。鄧小平提出的「三個有利於」標準, 就是針對文本主義的實踐標準 , 就是針對中國的實際情況具體化了的實踐標準。如果不按這個標準去檢驗方針政策和具體措施的是非得失 , 而按馬克思主義論著的文本或者西方資本主義理論的文本去檢驗一切 , 我們就會重犯民主革命時期教條主義的錯誤 ,中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就將不知如何進行 ,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就將永遠無法產生 , 中國今天的大好局面就不可能出現 , 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宏偉目標就將成為泡影, 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也將成為紙上談兵。我們說從鄧小平理論到「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再到科學發展觀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歷程中的又一次飛躍, 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新成果, 並不是根據文本做出的判斷, 而是根據 30年來實踐的結果做出的判斷。

實踐的發展過程無止境, 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過程無止境 , 實踐的檢驗過程也無止境。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是諸多命題組成的系統, 命題的層次不一 , 實踐檢驗的結果又有直接與間接、目前與長遠、對這一方面的作用和對那一方面的作用之分 , 檢驗必然是非常複雜的動態過程, 而不可能畢其功於一役。因此, 這個理論體系必然是開放的而不是封閉的, 必然會在不斷發展的實踐中與時俱進, 日新又新。這是可以預期的。

本文提出異議的只是以文本為標準來檢驗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成敗得失, 而不是輕視文本研究意義和作用。文本研究不僅有其自身的學術意義 , 而且也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這至少有兩方面的理由 :第一 , 要做好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工作, 就需要準確地把握馬克思主義創始人和其他代表人物思想形成和發展的歷程, 把握馬克思主義理論在全世界的發展歷程, 正確地總結馬克思主義與各國實際結合的經驗教訓, 作為在中國如何運用馬克思主義的借鑒。中國是世界的一部分, 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是馬克思主義在世界實踐和發展的一部分。不了解這些涉及世界全局的問題也就不可能深刻地了解中國實際 , 而要如實地了解這些情況就有賴於對文本的正確把握。第二, 要做好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工作 , 就需要準確地把握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在何時何地針對何種情況做出過何種論斷, 防止和避免對馬克思主義著作的誤讀和誤解。因此, 馬克思主義著作文本的精確翻譯和系統研究是一件必不可少的基礎性的工作, 今後還需要下大氣力解讀馬克思主義的文本, 以求儘可能全面準確地理解和把握原意。現在也比以往任何時候更有條件做好這件工作。馬克思主義的文本從來不是教條, 只有在被人們當做教條對待的時候才會變成教條。文本研究並不必然導致教條主義。教條主義的產生不是文本研究之過, 而是教條主義者對待文本的錯誤態度之過。在警惕和克服教條主義的前提下 , 對文本研究無論下多少工夫也只會有益而不會有害, 一部分學者專做皓首窮經的工作也是很有意義的貢獻。這與把文本當做檢驗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成敗得失的標準是截然不同的兩回事。我們只是反對以文本為標準來檢驗認識, 剪裁實踐, 反對以文本為理由限制我們在實踐中運用和發展馬克思主義 , 而不是反對文本研究本身。

作者系武漢大學人文社會科學資深教授。

文章來源於《中國社會科學》2009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