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和沙特為何能和睦相處？|時事話題

06-15

1993年,美國著名政治學家塞繆爾·亨廷頓在《外交》季刊夏季號上撰文,提出了文明衝突論的觀點他指出,冷戰結束後,西方和非西方之間的文明衝突將成為全球政治鬥爭的主線。該觀點在國際輿論界學術界引起強烈反響。本文以文明衝突論為切入點,探討沙烏地阿拉伯與美國的關係,最終在於說明文明的交往。

一.文明的衝突

亨廷頓認為,冷戰後西方面臨的根本問題是伊斯蘭文明。偉大的宗教是偉大文明建立的基礎。亨廷頓所謂文明間的衝突主要是宗教間的衝突。暫且不論亨廷頓理論的正確與否,從歷史上看,基督教與伊斯蘭教確實有過多次的衝突與鬥爭。公元7—8世紀阿拉伯帝國的崛起直接威脅到基督教在世界上的地位,而11—13世紀的1東征更是對穆斯林和基督徒的關係產生了毀滅性的影響,並且留下了雙方懷疑與鬥爭的歷史遺產。歷史進入20世紀以後,由於西方對穆斯林世界內部事務諸如阿以衝突、海灣危機、伊拉克問題等等的頻頻干預,從而引起穆斯林世界的強烈不滿。直到今天,世界範圍內的穆斯林與基督教信徒之間的對立情緒依然存在。

美國是基督教文明的典型代表,沙烏地阿拉伯作為伊斯蘭教的誕生地和麥加、麥地那兩聖地的護主是伊斯蘭世界的「精神領袖」。文明的衝突在這兩國之間同樣存在,具體表現為意識形態和價值觀的衝突。然而,從1945年以來,沙特與美國一直保持著良好的戰略合作關係。自1945年沙特開國先王伊本·沙特與羅斯福總統在「約翰·昆西」號巡洋艦上會晤後,兩國就確立了「石油換安全」的合作模式。沙特為美國提供石油,美國為沙特提供安全保護。同時雙方在政治、經濟、軍事、文化和教育等領域廣泛合作,尤為值得一提的是,從1933—1980年,美國阿美石油公司一直主導著沙特的石油開發,直到80年代沙特石油國有化。美國對沙烏地阿拉伯的政策不是基於共同的文化或意識形態因素,而是以實實在在的戰略利益為基礎。兩種截然不同的文明基於戰略利益的需要結成現實的聯盟,這對當政者來說,不啻是一種明智的選擇。然而,受宗教情緒的影響,兩國民眾的宗教非理性因素往往成為雙方關係發展的羈絆,尤其是伊斯蘭極端分子藉助1手段進行反美活動,對沙美關係造成重大影響。

沙特王室的親美政策成為伊斯蘭極端分子攻擊王室的借口,1979年發生的麥加大清真寺被占事件即是一例。1979年11月2日,以朱哈曼·本·沙伊夫為首的一批伊斯蘭極端主義分子武裝佔領麥加大清真寺。朱哈曼宣稱他的內弟穆罕默德·卡赫塔尼正是人們期待的馬赫迪,號召在寺內禱告的穆斯林起來推翻投靠美國的、腐敗的、非伊斯蘭的沙特家族的統治。[1]118以沙伊夫為首的一批伊斯蘭極端分子力圖訴諸宗東政治與國際關係。通過伊斯蘭教的力量為自己的行動披上合法性外衣,達到推翻沙特王室的現實目的。雖然叛亂最終遭到當局鎮壓,但是沙特國內的反美主義浪潮並沒有就此平息,它就像潛伏的暗流,一遇到合適的機會隨時都有爆發的可能。

海灣戰爭期間,以美國為首的西方軍隊駐守在沙特,很多穆斯林認為此舉褻瀆了宗教聖地。戰爭結束後,美軍直接駐紮在沙特,為其提供安全保護,防止鄰國侵犯,維護沙特王室的家族統治。駐沙美軍遭到沙特多數人的反對,沙特宗教反對派更是以此為契機,表明自己的政治立場及宗教理念,其中以烏姆庫拉(Umm al-Qura)大學伊斯蘭學院的院長薩法爾·哈瓦利(Safar al-Hawali)博士為代表。他公開發行磁帶,矛頭直指政府,批評政府在海灣戰爭期間與美國「惡魔」結盟,反對穆斯林兄弟。薩法爾·哈瓦利說,邪惡之所以會降臨到科威特和沙烏地阿拉伯是因為他們的人民及王室「誤解」了伊斯蘭教。「不是世界在反對伊拉克」,「是西方在反對伊斯蘭教」,「如果伊拉克佔領了科威特,美國佔領了沙烏地阿拉伯,真正的敵人是西方,而不是伊拉克。」[2]63-64沙特宗教反對派的伊斯蘭兄弟情結超越了國家間的衝突,他們將伊拉克對科威特的侵略歸為穆斯林之間的內部事務,排斥美國人的干預,而忽略自身的國家安全。這種伊斯蘭情結的排外性無助於維護本國的安全和利益,當然遭到沙特王室的拒絕。

如果說沙特一部分人對美國的不滿只是停留在口頭上的話,伊斯蘭極端分子則對美國發動了直接襲擊。1995—1996年,美國駐沙特軍事基地先後發生兩起爆炸事件。一個自稱為伊斯蘭改良運動的組織及自稱為「海灣猛虎」的組織宣布對這兩起事件負責。他們在隨後發表的聲明中要求所有的「十字軍」撤出阿拉伯領土,結束沙特王室的統治。[1]118這些伊斯蘭極端分子沿襲了中世紀穆斯林對基督徒的稱呼,試圖將兩者之間的矛盾擴大化,以獲得更多穆斯林的支持。極端分子的所作所為,其實質在於,以駐沙美軍為靶子,以推翻沙特王室為目的,建立一個純粹的、不受西方尤其是美國影響的伊斯蘭國家和伊斯蘭社會。對美國人的攻擊成了極端分子實現自身目的的一種方式、一種手段,文明衝突的表象被其利用而具體化、實際化和目的化。伊斯蘭極端分子所採取的一系列報復措施嚴重威脅了駐沙美軍的安全,然而,重重0事件並沒有影響到沙美親密關係,雙方之間的合作關係依然故我。極端分子對美國的襲擊並沒有結束,一小部分人加入國際恐怖組織,與其他伊斯蘭國家的「1者」一道,對美國進行恐怖活動。美國「9·11」事件即是一例,該事件的直接參与者絕大多數被認為是沙特人。

沙特極端分子的這些反美舉動都是對美國人仇恨心理的反映、報復和發泄,具有宗教意義。宗教成了對美國開戰的工具。宗教被視為真、善、美價值的源泉和最高精神象徵,宗教離人的心靈最近,煽動宗教狂熱可以使天性善良的人喪失理性,做出許多有悖於宗教主旨的事來。宗教價值的超越性更容易使人走向極端,因為安拉是不謬的「超然存在」,以安拉的名義對惡人開戰成為宗教虔誠的體現,它天然就是正義的和合理的。[3]極端分子在對美國的報復中找到安慰、自信和力量,同時也向基督教世界表明了伊斯蘭教的優越性。

沙特伊斯蘭極端分子的行為是暴力的、極端的和不合情理的,是宗教情緒極端化的表現。對國家領導人來說,則能夠從理性的角度對待本國與美國之間的衝突、不同和差異,擇其有利者為我所用,不利者則棄之。沙特政府積極與美國進行軍事、外交及經貿上的合作,在文化價值觀上則恪守伊斯蘭的主旨,抵制西方的民主制度。前國王法赫德曾明確表示,民主制度不適合沙特。1992年3月28日,法赫德國王在對阿聯酋《團結報》發表的談話中說,沙特不能引進不適合本國國情的西方制度。他強調說,世界有各種各樣的多黨民主體制,這些體制並不符合本地區和沙特人民的情況。他還說,伊斯蘭是我們的社會、政治和經濟制度,伊斯蘭法才是我們的完整憲法。[4]文明的衝突是存在的,關鍵在於人們的態度及做法。伊斯蘭極端分子擴大沙美之間的衝突,將其具體化以實現自己的政治目的,沙特國家領導人則能夠超越這種衝突,站在國家利益的角度處理與美國之間的關係。

　正如沙特普通民眾對美國不滿一樣,美國國內同樣有人對伊斯蘭文明存有恐懼和偏見,往往把一小撮分子的活動等同於兩個文明之間的衝突。

1993年紐約世貿中心發生的0事件和1994年阿爾及利亞的極端分子劫持法航客機,這些都加深了美國和西歐對伊斯蘭威脅的恐懼。穆斯林世界和西方之間即將發生衝突的說法在美國的報紙、電視等新聞媒體中廣泛流傳。美國「9·11」事件後,美國對沙特的偏見擴大化,將一小撮極端分子的活動等同於沙特普通民眾。蘭德公司在呈送給五角大樓諮詢委員會的一份簡報中將沙烏地阿拉伯描述成美國的敵人,「沙特人在恐怖鏈條每一節上活動積極,從策劃者到資助者,從幹部到普通士兵。」[5]美國出現了強烈的反對沙特的情緒。美國主流思想界指責伊斯蘭教「狹隘」、「排他」、「不寬容」、「政教不分」、「不接受現代性」、「落後」、「歧視婦女」,基督教右翼一些代表人物竟然公開攻擊伊斯蘭教為「邪教」。「9·11」事件的陰影遮蔽了美國人的視野,使其將極端分子的範圍擴大化,這是感情受到重創後所作出的非理性反應,並不表明文明的衝突已經成為兩國關係的主線。

　　二.利益的訴求

從國家層面來說,儘管沙烏地阿拉伯和美國的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不同,但是,對沙特和美國來說,至關重要的戰略關係使他們走到了一起。基督教和伊斯蘭教之間的衝突並沒有成為兩國關係發展的障礙。至今,沙美特殊關係已有60年的歷史。冷戰前,沙烏地阿拉伯和美國的關係已經具有政治經濟雙重意義。冷戰期間,沙烏地阿拉伯和美國密切合作,共同遏制蘇聯共產主義勢力的滲透,反對阿拉伯激進勢力的擴張,同時在政治、軍事、經濟、文化等領域廣泛合作,雙方結成了戰略合作關係。

1991年海灣戰爭結束後,在美國安排下,擬由埃及和敘利亞出軍隊,海灣六國出錢,欲構建海灣地區「6+2」安全體系。但是,沙烏地阿拉伯擔心此舉會威脅到自己在阿拉伯半島的領導地位致使該計劃最終流產。但同時沙特也堅信:同美國的安全聯繫及其他的國際安全協定(如聯合國領導的主要大國在伊拉克科威特邊境的維和行動)是最值得信賴的,也是最有效的保護方式。美國成為最佳的藉助對象。[6]冷戰結束後,美國掌握了海灣事務的主導權。它在上世紀90年代的政策非常清楚:遏制兩伊,防止地區強國向自己的支配權提出挑戰,同時保證國際市場石油供應,保護自己的經濟利益。[7]在此目標下,美國需要沙烏地阿拉伯這樣的海灣地區大國,利雅得的合作對美國至關重要。這涉及石油、地區安全等問題,在反恐問題上,美國也需要沙特的合作。因為,沙特可以憑藉伊斯蘭世界精神領袖這一身份,在情報及切斷1財源等問題上發揮積極作用。沙特是美國中東政策的重要基石。

海灣戰爭確立了美國在中東的主導地位。美國在海灣地區構建了以自己為主導的安全體系,沙烏地阿拉伯成為其中的重要一環。後冷戰時代,海灣地區更加動蕩不安。沙特視伊拉克為「潛在的地區性大國」和對手,是海灣地區的不穩定因素,同時非常警惕伊朗在海灣地區的霸權野心。一直以來,沙特與葉門矛盾重重。紅海對面的蘇丹支持世界各地伊斯蘭激進分子的活動,為世界各國所擔心。現在,雖然伊拉克薩達姆政權被美國推翻,但沙特的安全環境並沒有多大改善,伊拉克動蕩不安,極端分子在伊拉克活動猖獗,對任何鄰國來說均是不安全的因素。鑒於沙特國富軍弱,目前,在安全事務中的自立只是不切實際的幻想。沙特安全唯一可靠的選擇就是同美國的現實安全聯盟。[2]87沙特允許美國在其領土上駐軍,依靠美國的軍事保護維護國家主權、領土完整和家族統治,抵制鄰國侵犯,雙方形成了一種「戰略盟友關係」。

在該框架內,雙方在政治、軍事、安全、經濟等領域繼續加強合作,特別是雙方在安全領域的合作極為重要。當今世界,1的概念擴大,它不僅包括傳統意義上的軍事安全、邊疆安全,而且包括國家與非國家主體之間的非對稱性對抗,後者表現為國家與1、0主義、極端主義的非常規戰爭。伊斯蘭極端主義分子對美進行1活動,對美國構成巨大威脅。沙烏地阿拉伯作為伊斯蘭世界的精神領袖及資助大量伊斯蘭組織的舉動,使其在打擊伊斯蘭1分子的行動上能夠發揮特殊作用。在美國壓力下,沙特在2002年12月宣布採取一系列反對1的措施,如切斷1分子的財源,對穆斯林世界正在發生的「思想戰」做出回應等等。

沙烏地阿拉伯和美國之間的非正式結盟關係已經持續了60多年。儘管雙方的政治制度和意識形態不同,但是,彼此的利益需求使它們走到了一起。

實踐證明,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相同的國家在利害關係衝突無法調解時可兵戎相見,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迥異的國家在共同利益需要時可聯合抗敵,美國與沙特的合作關係超越了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的差別。[8]兩種截然不同的文明基於利益的需要而結成現實的聯盟這對雙方來講是一種「雙贏」的戰略選擇。雖然,基督教文明和伊斯蘭文明鬥爭的歷史時常像幽靈一樣漂浮在兩國民眾的心中,成為兩國關係的掣肘因素。但是,在國家關係層面上,它們之間的關係已經超越了文明間的衝突。

三.文明的交往

沙美之間文明的衝突,從表面上看,是宗教政治文化方面的矛盾,實際上是不同文化傳統的人們之間的碰撞或選擇,核心問題在於如何對待不同文化觀念的人。拿沙美兩國來說,一般民眾對對方宗教文化傳統持排斥態度。這固然有一些認識論的因素在作怪,深層次的原因在於政治及經濟利益的矛盾。譬如,沙特王室之所以一直拒絕西方的民主制度,不舉行西方式的議會選舉,就在於一旦這樣做,沙特宗教反對派憑藉著深厚的宗教傳統必將取得絕大多數民眾的支持,很難預料這會產生什麼樣的結果。一方面,這對沙特王室來說,不僅王位不保,王室的經濟利益必將大大受損。如1990年2月,沙特婦女做了一次大膽地試驗,即自發地在利雅得大街上開車以要求更多的自由時,沙特統治者已經意識到談論民主對自己的統治來說是多麼危險的事情。[9]另一方面,對美國來說,保護沙特王室是美國的利益之源,美國當然不希望沙特政權作任何改變,以免威脅到自己在海灣地區的政治經濟利益。一直以來,華盛頓急於在全球推行民主。柯林頓當政時期,以此為外交政策的目標。柯林頓政府曾經支持卡達、阿曼和科威特的婦女選舉,呼籲正在同1事分子作戰的阿爾及利亞政府為其人民廣開言路,同伊斯蘭1者對話,支持摩洛哥和約旦國王吸收反對派進入政府和國會,並且花大力氣支持葉門的民主改革,希望此舉能夠激發阿拉伯半島其他地區同樣的改革;但是,當涉及到美國在阿拉伯世界利益的核心———埃及和沙特時,美國卻無所作為。

柯林頓政府滿足於沙特遠離這些麻煩,只要沙特能夠繼續支付巨大的武器賬單,購買波音飛機,保持合理的油價,允許美國使用沙特的空軍基地等等。因為,美國知道沙特的任何革命將給美國在中東至關重要的利益以毀滅性影響。一旦舊政權0,將對美國的1產生難以接受的威脅。[9]自2003年起,美國在中東地區推行民主化,改造伊斯蘭世界,欲建立中東新秩序。沙烏地阿拉伯和美國的關係受到新的衝擊。

沙特調整國內政策,主動迎合美國,初步進行一些民主化嘗試。當年,前王儲現任國王阿卜杜拉提出阿拉伯改革計劃,此後,沙特允許在本國建立第一個1組織。2004年初,沙特政府舉行市政選舉,吸收50%的市政委員。在美國改造中東戰略的壓力下,沙烏地阿拉伯出現了一些民主化的跡象;然而,兩國的雙邊戰略關係尚未發生根本性變化。美國需要沙特的石油及中東地區一個穩定的伊斯蘭盟友,而沙特也需要美國這樣的一個大國為自己提供安全保護,雙方互有所需。美國1大談民主在中東的好處,卻對沙特的自由選舉沒有興趣。除了英國和以色列外,沒有一個外國政府像沙烏地阿拉伯那樣在外交和私人關係如此接近於布希政府的「心臟」。

故而,沙美之間雖然有文明的衝突,但是,巨大利益的存在使這種「雙贏」的結合,超越了衝突的界限。明的衝突是客觀存在的,衝突的最終結果是走向融合。不同文明之間的衝突是可以解決的,其基本途徑是在本土文化基線之上的交融整合,即取長補短,轉化集成、宏觀繼承、綜合創新。[11]對沙烏地阿拉伯和美國來說,莫不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