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能攜人民擁護之威權則無堅不摧

孫浩：以江山宿命打造威權，卻因威權宿命累及江山(2014-07-21 23:24:34)標籤：軍事分類：社會科學孫浩：以江山宿命打造威權，卻因威權宿命累及江山——五論八十年代改革經驗的當下意義http://www.21ccom.net/articles/dlpl/szpl/2014/0721/article_109816.html發布時間:2014-07-21 18:03作者:孫浩字型大小：點擊:525次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是何屬性，它將採用何種制度模式來進行，又將達成何種政治目標，這些都是必須搞清楚的前提性問題。提倡威權政體其實是推諉政治體制改革八十年代的政治體制改革可以分為前期與後期兩個階段。前期主要採取從上往下貫徹的方式。重點是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廢除了領導職務的終身制，從而使國家恢復了最基本的憲法秩序，黨和國家的政治生活大體上也有了一個接近正常的狀態。同時公民權利也有了很大擴展。這個階段的政改進程總體上是比較順利的，也達到了預期目的。民主政治建設過程中必然會出現的一個現象是當民眾初獲些許民主自由之後，必然就要求更多的民主和自由，而且會日漸強烈和激進，並往往使準備不足的執政者陷於被動。這樣一種局面在八十年代後期的中國也出現了。由於改革的深化觸發了社會矛盾，由於協調社會矛盾的機制又來不及創造，在這個時期，民眾中以學生為主體的街頭表達成為了經常的選項。雖然具體的政策訴求是街頭表達的主要內容，如反通漲、反官倒等，但也有直接的政治訴求如要求民主。無序是街頭表達的常態，所以執政者對街頭表達的態度是複雜的。尤其對於平反覆職不久的老幹部們來講，這又很象文革重來。鄧小平力倡的政治體制改革有牢固的底線，那就是必須堅持黨的領導。這點不容挑戰。秉持這一立場的執政者很容易把失序視為挑戰。這有可以理解的歷史原因。老一代共產黨人負有強烈的使命感，他們想要快一點再快一點在他們的有生之年使國家富強起來。因此擔心失序而導致國家動亂、暫不響應民眾的民主訴求似有說得過去的理由。其實是以執政者的這種需求為背景，八十年代的思想界出現了「新權威主義」的理論供給。沒有必要用高深的政治學術語當作裝飾自己的羽毛，所謂新權威主義其功效就是把政治體制改革從民眾期望的現在進行時替換成將來時。意思是只要順從執政者的威權，就可以達到幸福的彼岸，那時自然就民主了。如若不然，天下大亂。八十年代的政治體制改革雖然取得了有重大歷史意義的進展，但讓全社會記憶深刻的卻是挫敗。這其實同時是新權威主義的挫敗，也是社會實踐對新權威主義的拒絕。如今再提威權政體是政治上的倒退事隔二十多年，這一論調又以威權主義再度出現。意思無非是說新時期的中國面臨十分複雜的國際國內環境，只有打造威權政體，才能順利將國家和民族引向復興的彼岸。這種作為舶來品的主張如果用「理論自信」來衡量恐不合格。因為如按威權主義的範疇和邏輯來開展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一定會壞事。首先是威權政體在當代中國不具備合法性。憲法規定我們是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規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是國家的最高權力機關，並且已經載明了公民基本的民主政治權力。因此按照憲法是不允許打造威權政體的。當然也許沒有人能否認毛澤東時代就是威權政體，但其違憲結果之有害已由文革展示無遺。所以受迫害的劉少奇要手舉憲法弱弱地抗議，所以復出的鄧小平要堅決地推行黨和國家領導體制的改革，儘管有「你辦事，我放心」護身的華國鋒稍稍有一點想要打造威權領袖的苗頭，就遭到黨內民主生活的批評而被制止。因此在如全面深化改革的決定所言要「發展更加廣泛、更加充分、更加健全的人民民主」的當今中國還來呼喚威權政體，無異於逆歷史之潮流而動。其次，威權政體是最不穩定的高風險政體。威權其實就是收權和集權甚至極權。改革開放使得中國社會獲得了空前的發展，人民群眾對於擴大政治參與的要求越來越強烈，而威權政體恰恰以壓制社會各界的政治參與為自身存在的基本條件，更加不可能容忍政治競爭。因此，壓制和反壓製成為威權政體政治生態的常態。反對派的成長日漸抽離威權政體的合法性（如果有）。這對於執政黨所要推行的包容性的改革無異於南其轅而北其轍。再次，西方學者說威權主義在意識形態上精神分裂，在當下實行獨裁統治卻承諾在將來實行民主，這其實也證明威權政體只是一種過渡型政體。它早晚將淪為政治體制改革的直接目標，像柏林牆那樣要麼主動拆毀要麼乾脆被眾人推倒。雖然國際上不乏威權政體主動轉型為民主政體的先例，但在中國卻不切實際。當代中國以意識形態立國，歷經幾代後，以意識形態的視線觀察世界幾成本能，因此主流意識形態至今仍將蘇東事變視為亡黨亡國。紅後們很難擺脫江山意識的宿命。正因為如此，九十年代之後，保守成為主要的政治傾向。在這種情況下打造威權政體，其車頭必然倒掛，馳向鞏固現有政治秩序。在威權治理下政治氛圍由於壓制了政治參與而顯得安靜整齊，這會使執政者以為威權有效感覺不到壓力而進一步喪失改革的動力。但其實地火在運行，危機在不知不覺之中慢慢積累。這正是威權政體的宿命。以江山宿命打造威權，卻因威權宿命而失去江山。以這樣的邏輯來構建中國的民主政治非民族之幸。那些痴迷於將威權的花冠往執政者頭上戴的策士們恐怕是表錯了情。廣泛的民主協商是包容性政改的恰當形式與此相關的是不少人將當今的政治體制改革稱為轉型，這種認識有點含糊。在各國的經濟發展過程中，隨著經濟水平的提升，中產人士逐步成為人口的多數和社會的主體，這樣一種趨勢可以視為社會結構的轉型。社會結構的轉型與政治體制的轉型有聯繫但卻不等同，二者不宜混為一談。如將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解讀為政體轉型可能把複雜的事情看簡單了，甚至可能墮入空想。因為按照憲法我們應該早就是一個民主政體。只是這個民主政體似乎存在一個悖論，它是一黨執政的。我們過去不但以黨代政，而且還因為執政黨自奉代表人民而以黨主代替了民主。這使得憲法關於人民民主的許多條款虛置而徒有形式。似乎正因為如此，全面深化改革的決定才把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三者的有機統一當作了政治體制改革的中心議題。這個問題很中國特色，有解無解不宜過早輕率判斷。因為決定中也提出執政黨要建設成服務型學習型創新型政黨，這至少表達了一種不排拒改變的立場。所以轉型理論可能不足以描述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當今政治體制改革的大方向大原則其實憲法裡面都有，只是以前被虛置。從虛置到實置就是改革，夯實憲制是現階段的歷史使命。威權體制的轉型是迫於反對派的壓力實行的。這個過程充滿折衷、抗爭、談判、交易。這種局面顯然不是我們想要的。其實民主只能通過民主來創造。雖然體制內可能有反對政改的勢力，但總體上中國目前不存在政治反對派，所以政治體制改革雖有滯後但仍處在低成本區。借用經濟學的分析方法，政治體制改革就是政治市場的開放。所以不能用指令性計劃的方式來搞政改，把政治體制改革當作垂直的批發業務，這有違決定所言「人民是改革的主體」。因此執政黨應當放下權力壟斷者的身份，主動徵求和聽取社會各界對於政治體制改革的要求意見和建議，大力開展民主協商，通過協商形成共識，以共識為前提合力推進一個多方參與的包容的創新的政治體制改革。這種可能性值得爭取。其實政治協商會議是一個可用的推進政治體制改革的民主協商平台。執政黨可以委託政協幫助開展政改的民主協商。政協也要用改革的精神更新自己，要從會議廳里走出來，不要只是在每年開會的時候才政協一下。可以有部署地讓政協走進社會、走進基層。以政協的身份推出政改的民主協商平台，有針對性有實際議題地持續開展政改的民主協商，在這個基礎上形成改革方案。如有膽略和相應好的方法來這樣做，一個有序而又生動活潑的政改局面也許就會出現。政治體制改革首要的是執政者的改革意願，這並不需要什麼威權。只要願意改，就順應了民心，就能得到人民的擁護。其實人民的擁護才是真正恆久的威權，要讓人民的擁護得到表達和體現，成為力量。政改若能攜人民擁護之威權則無堅不摧。來源:經濟導報| 來源日期：2014-7-21 | 責任編輯：令狐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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