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間的疑孟思潮

06-15

在理學的發生過程中，伴隨著一場孟子升格運動。從中唐的韓愈開始孟子越來越受到重視，「孟子」一書也逐漸從子書上升為經。孟子本人獲封鄒國公堂而皇之地進入孔廟與孔子一起吃冷豬肉。但是就在此同時，也形成了一場疑孟思潮。（學術在鬥爭。爭鳴中成熟）最早幾乎在韓愈提倡尊孟的同時也就有人開始疑孟了。林慎思就對「孟子」十分不滿，認為這絕對不是孟子本人的著作。於是這個林慎思竟然親自動手寫了本「續孟子「。」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稱他這本書是類似於」莊子「和」列子「一樣的寓言。而且同樣是韓愈，他一方面稱孟子是」醇乎醇「，但是另一方面他對王充也大加讚賞。而王充則在「論衡」中專門寫了「刺孟」。這本身就有些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了。

在兩宋時代孟子的升格運動的發生過程中始終都有人提出反對意見。在邵博的「邵氏聞見後錄」卷十一到卷十三中共列舉了十家批評孟子的言論，除荀子外全為宋人。他們是：

1，司馬光的「疑孟」;2，蘇東坡的「論語說」;3，李覯的「常語」;4，陳次公的「述常語」;5，傅野的「述常語」;6，劉敞的「明舜」;7，張俞的「諭韓愈稱孟子功不在禹下」;8，劉道原的「資治通鑒外紀」;9，晁說之的「奏審皇太子讀孟子」。

此外，我們還考證出具有疑孟傾向的有：1，北宋何涉的「刪孟」;（「邵氏聞見錄」卷十一曰：「近代何涉有」刪孟「」。）2，北宋馮休的「刪孟」十七篇（「郡齋讀書志」卷三）3，元豐年間朝廷議孟子賠享孔廟時提出反對意見的諸人;（見「宋史·禮樂八」）4，南宋初年李善的「楚澤叢語」;（「直齋書錄題解」卷十）5，南宋初年鄭厚的「藝圃折衷」;（余允文「尊孟辯」的一個辯論對象）6，葉適的「習學紀言序目」;7，黃次汲的「評孟」十九篇;（趙與時「賓退錄」卷二）8，晁公武的「郡齋讀書志」中對孟子也頗有微詞。

以上這些疑孟的言論中比較有影響的則主要是集中在北宋神宗皇帝前後。而北宋神宗皇帝時疑孟最激烈影響最大的則要屬司馬光了。他在所著的「疑孟」中對孟子提出了諸多的批評和疑問。比如他對孟子所說的「伯夷隘，柳下惠不恭」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說：「君子邦有道則見，邦無道則隱，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非隘也。和而不同，遁世無悶，非不恭也。「再比如」孟子·公孫丑下「中記錄了孟子將要見齊王聽說齊王派人召見自己就以自己有病為借口拒絕王的召見。司馬光對此提出了強烈的批評，他說象孔子這樣的聖人對魯哀公這樣的庸君態度是那樣的恭敬，周公以叔父之尊對成王也是象對文，武王一樣。孟子怎麼能夠以自己的德和年來抗拒君王呢！他特彆強調：「夫君臣之義，人之大倫也」。（司馬光反動到足以毀滅人類，簡直是是非不分，愚頑不劃，是「漢奸」「奴才」理論）

當然司馬光的疑孟也是有所為而發的，其目的就是反對王安石。司馬光用他所強調的「貴貴」與王安石所推崇的孟子的「尊德樂道」相對抗。所以朱師維錚說：「司馬光疑孟也有具體的對象，那就是他的政敵王安石」（貴是天生的嗎，一成不變的嗎？那歷史進步，改朝換代，你阻擋變嗎？）。

王安石推崇「孟子」，在他早年所作的「易解」中也多有表露。其中他對「權」，「時」，「才」，「心」等的有關論述直接繼承孟子思想而有所發展。王安石這種思想又與他在政治上主張改革相一致，是他後來進行改革的思想理論基礎。

王安石認為，孟子並不是一概地反對利，而是反對「利吾身」，「利吾國」。這集中表現在對「孟子·梁惠王上」中孟子與梁惠王關於義利的一段對話的理解。

「孟子·粱惠王上」曰：「孟子見梁惠王，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萬乘之國，弒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弒其君者，必百乘之家。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為不多矣。苟為後義而先利，不奪不饜。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

對這段話王安石認為，孟子所謂何必曰利，乃指國君之利，指一國財賦之利，即所謂「利吾國」。推而廣之，還有利吾身，利吾家，乃至利萬民。正如孟子並不反對人的一切慾望，而只是反對「不可欲之欲」，以「可欲之謂善的態度對待人的合理欲求一樣，王安石認為孟子所說的不必講求的「利」，只是私利，只是聚斂，並非一切之利。王安石在「答曾公立書」中指出：「孟子所言利者，為利吾國，如曲防遏入，利吾身耳...。...所以理財，理財乃所謂義也。一部「周禮」，理財居其半，周公豈為利哉？奸人者因名實之近，而欲亂之，眩惑上下，其如民心之原何？始以為不請，而請者不可遏;終以為不納，而納者不可卻。蓋因民之所利而利之，不得不然也。「（」王安石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

孟子被王安石改造成了他變法的依據。因此孟子也成為他的政敵攻擊的對象。這就是司馬光疑孟的根本原因。

司馬光不僅直接批評孟子而且還抬出楊雄和孟子對抗。他說：「揚子云真大儒也！孔子既沒，知聖人之道者，非子云而誰？孟與荀殆不足擬，況其餘乎！「儼然以揚雄接孔子之道統，而自己則接揚雄之道統。司馬光花費了三十多年的時光撰著了」太玄集注「和」發言集注「。對頗為人們詬病的」劇秦美新賦「也給予了辯解。他更撰有」潛虛「一書專門模仿」太玄「。司馬光在人性論方面也贊同揚雄的」性善惡混「反對孟子的性善說。所以徐洪興先生認為」思想淵源的不同或說學術選擇的不同，也應是司馬光之所以要"疑孟"的原因之一。「這是有一定道理的。司馬光的努力在當時是有一定效果的，王安石就抱怨說：「今學者是孟子則非揚子，是揚子則非孟子」。但是司馬光的努力卻抵不上朱熹的一句「莽大夫揚雄死」，而且就因為他的疑孟，他本人也被後世的理學家們排除在道統之外。（朱熹本人並沒有絕對地將司馬光排除在道統之外，他甚至將司馬光與北宋五子並稱為「北宋六子」。）（但歷史並未按司馬光的構想發展，楊雄知名度低得多）

進入南宋以後，王安石的新學派的影響逐漸降低。司馬光的疑孟也就逐漸失去了現實意義。理學家們關注的重點轉向道統的確立。在南宋後期理學成為官學之後，孟子的道統地位也就得到了確認。後來孟子終於取代顏回成為亞聖。當然孟子成了亞聖並不意味著疑孟成為絕響。不僅元人諷刺他「其時尚有周天子，何事紛紛說魏齊」，而且在明朝初年他還被請出了孔廟，其書也被刪節成了「孟子節文」。但這已經不能對孟子的地位構成根本的威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