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繩學術小傳

胡繩學術小傳胡繩（1918—2000），江蘇省蘇州市人。20世紀中國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哲學家、歷史學家。1938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49年之前主要在上海、武漢、襄樊、重慶、香港等地，主編和編輯多種報刊，從事文化宣傳工作和統一戰線工作，並參與中共在文化方面的領導機構的工作。1949年之後在中共中央宣傳部、中央黨校、中央政治研究室、紅旗雜誌社、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任職。是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首批學部委員、常委，曾任北京大學兼職教授，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副主任，歐洲科學、藝術與文學科學院院士，中國史學會會長、中國中共黨史學會會長、孫中山研究會會長。胡繩是那個時代中共少有的專家型領導人之一。他從青年時代起就致力於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學習、研究、宣傳和哲學、歷史、文化思想等方面的研究及寫作。他在抗日戰爭時期和解放戰爭時期，在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的各時期，除了某些特殊的年份外，發表了大量的文章和一些哲學和歷史學專著。在1978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實行改革開放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時期，他發表的某些文章特別受到各方注意和重視。胡繩的哲學、歷史、文化論文和著作具有材料豐富，分析細緻、思想深刻和文筆生動流暢的特色。他的著述在知識青年和廣大幹部中，在學術界、文化界產生了廣泛的影響。他的研究成果，是對文化普及、學術研究和思想教育的有益的貢獻，在國外學術界、文化界也受到重視，引起有識者的讚賞。《胡繩全書》比較完整地反映了他一生研究和寫作的豐碩成果。　　　　　生活經歷　　　胡繩原名項志逖，字著先。籍貫浙江錢塘（杭縣），祖籍安徽歙縣。1918年1月11日出生於江蘇省蘇州市，2000年11月5日病故於上海。父項蔚丞（1893—1965），母李幼源（1892—1968）。　　自幼家境貧寒，姐妹兄弟6人。姐項泰是中共烈士，1938年在湖北嘉魚遭日軍飛機轟炸之「新升隆」輪事件中罹難。妹妹和三個弟弟皆為中共黨員。小弟項志遴是中國著名核物理和等離子體物理學家。　　7歲入蘇州平江小學五年級，9歲就讀於蘇州中學初中部，13歲升入蘇州中學高中師範部。1934年畢業於上海復旦高中，考入北京大學哲學系，肄業1年。　　1935年9月在上海參加革命工作。1935—1937年，參加上海世界語者協會的工作，從事中共領導下的文化活動，並投身愛國救亡運動。一面自學馬克思主義理論和西方哲學，一面從事寫作，傳播馬克思主義，為《讀書生活》、《生活知識》、《新知識》、《自修大學》等刊物撰稿，參加《新學識》的編輯工作。1937年2月，他的處女作《新哲學的人生觀》由生活書店出版。　　抗日戰爭爆發後到武漢，1938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37—1941年，在武漢、襄樊、重慶等地參與中共在文化方面領導機構的工作和統一戰線工作，先後任《全民周刊》編輯，《全民抗戰》三日刊編委、編輯，《救中國》周刊主編，第五戰區文化工作委員會委員、《鄂北日報》主編，中共重慶南方局文委委員，生活書店編委、編輯，《讀書月報》主編等。　　1941—1946年。皖南事變之後，受黨的派遣和鄒韜奮一起離開重慶，中途分手走不同的路線前往香港。在香港協助韜奮編《大眾生活》周刊，任編委、編輯。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日軍佔領香港。根據黨的指示和安排，參加後來以東江縱隊搶救香港文化人著稱的「大營救」行動，與何香凝、廖承志、胡愈之、鄒韜奮、茅盾、柳亞子等幾百知名人士分批撤離香港，到達東江縱隊的游擊根據地。後經韶關、桂林，返回重慶。在重慶任中共南方局文委委員、中共機關報《新華日報》社編委、副刊主編。　 這一時期的主要著作有：《辯證法唯物論入門》、《思想方法》。1942年編的文集《夜讀散記》送審時被國民黨當局出版物審查機構扣壓，直到建國後90年代一個偶然的機會，在南京歷史檔案館發現書稿才得以出版。　　1946—1948年，任中共上海工委候補委員、文委委員，中共香港工委委員、文委委員，上海、香港生活書店總編輯。1948年，奉命從香港走海路經仁川、大連、山東，輾轉到達河北省平山縣解放區。任中共中央宣傳部教材編寫組組長、華北人民政府教科書編審委員會副主任。　　在香港期間，寫成著名的《帝國主義與中國政治》一書。這一時期還著有：《理性與自由》、《二千年間》、《中國問題講話》、《怎樣搞通思想方法》等書。　　胡繩在30年代、尤其是40年代，在黨直接領導的報刊和其他進步報刊上，發表大量的時事政治評論、思想文化評論、歷史評論等。抗日戰爭時期，他鼓動抗日和宣傳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方針。解放戰爭時期，處於決定中國命運的重大時刻，隨著複雜多變的政治和軍事形勢的迅猛發展，他連篇撰文揭露國民黨蔣介石集團假和談真內戰的面目，宣傳團結全國人民以革命戰爭把舊中國改造為新中國。他的文章和論著，以爭取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為主旨，對帝國主義的侵略、對國民黨的反動統治以及種種為它們辯護的錯誤言論，進行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對中國人民革命必將取得勝利的現實和歷史根據及其發展前景，作出很有說服力的論證；常常把鋒利的戰鬥性和細緻的說理融合在一起，打動讀者。他青年時代的作品，在思想文化界和知識青年中傳播馬克思主義，產生了廣泛的影響。他的《辯證法唯物論入門》、《怎樣搞通思想方法》、《帝國主義與中國政治》，同艾思奇的《大眾哲學》，華崗的《中國大革命史》和《中國民族解放運動史》等書，是在進步青年中很有影響的馬克思主義啟蒙讀物。　　1942年，在香港胡繩與吳全衡結婚，1943—1953年間每隔五年得一子，即胡伊朗、胡錦洲、胡小笛。　 1949年作為社會科學界代表團成員列席中國人民政治協商第一屆會議，為候補代表。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後，1949—1955年，任政務院出版總署黨組書記、辦公廳主任，中共中央宣傳部副秘書長、秘書長，中央高級黨校一部主任。1955年起任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委員、常委。　 1955—1966年，任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紅旗》雜誌社副總編輯。　　「文化大革命」中遭受迫害，被撤銷一切職務，停止工作，先被關押在紅旗雜誌社，後下放紅旗雜誌社石家莊幹校勞動。直至1973年後漸漸恢復工作。　　1975—1983年，先在國務院政治研究室和毛澤東選集工作小組工作，後任毛澤東著作編輯委員會辦公室副主任、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副主任。　　1983—2000年，任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主任，1994年任中央黨史領導小組副組長。　 1985—1998年，任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黨組書記（至1989年）。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副主任委員（1988.10—1995.4）；曾任中國史學會會長、中國中共黨史學會會長、孫中山研究會會長。1990年歐洲科學、藝術與文學科學院授予院士稱號。　　曾任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副主任委員（1985.6—1990.4）、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副主任委員（1988.9—1993.2）。　　1988—1998年，連任第七屆、第八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副主席。　　是中國共產黨第八、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屆全國代表大會代表，第十二屆中共中央委員。第一、二、三、四、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第四屆、第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　　建國後的幾十年間，胡繩長期擔任黨和國家的宣傳、思想理論和學術研究部門的領導職務，參與和領導過黨和國家的許多重要文件的起草工作。他長期從事理論、政策和學術研究，發表了許多文章。他以滿腔的熱情研究、闡發和宣傳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努力使之與中國革命和建設實際相結合。他始終堅持馬克思主義、堅持理論聯繫實際、堅持實事求是，在此基礎上撰寫了一系列關於總結黨的歷史經驗和教訓，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論文，多有創見，產生了積極廣泛的社會影響。　　這一時期的主要著作有：《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歷史和現實》（文集）、《胡繩文集（1935—1948）》、《胡繩文集（1979—1994）》、《馬克思主義與改革開放》（文集），主編《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等。　　在60多年的學術活動中，胡繩追求真理，與時俱進，不斷開拓，應用馬克思主義廣泛地研究、討論中國政治、思想、文化等方面的歷史和現實問題，探索中國獨立、解放和現代化建設的道路，寫下大量的評論文章和多部著作。將革命性和科學性結合在一起，將理論、歷史和現實結合在一起，是他一生研究和寫作的特色。他的作品以言之有據，注重分析，邏輯嚴密，深入淺出，說理透徹見長。在學術討論中，他尊重對手，平等待人，從不以勢壓人。錢鍾書引用禪家公案的話「有理不在高聲」加以讚許。　　胡繩還是一位詩人。他的詩作題材豐富，格律嚴整，情真意切，洋溢著濃郁的生活氣息和文采。《胡繩詩存》收錄了他畢生所作的大部分詩作計345首。他平生酷愛讀書，手不釋卷，晚年把自己的藏書捐贈給湖北省襄樊市圖書館。他關心青年，獎掖後學，1997年捐獻出多年積蓄的稿酬發起創立青年學術獎勵基金。胡繩心胸豁達，為人寬厚，生活簡樸，謙虛謹慎，廉潔奉公，嚴以律己，寬以待人，嚴格要求子女和家人。他崇高的奉獻精神和不懈追求真理的精神，他嚴謹樸實的學風，值得後人學習和發揚。　　　　在哲學領域的學術成就　　胡繩在一生的學術耕耘中，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中國化和大眾化作出了突出貢獻。胡繩開始從事馬克思主義哲學著述是30年代中後期，是繼艾思奇之後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大眾化的又一代表性人物。他的著作影響廣泛，許多青年就是通過閱讀他的文章和一些小冊子而接受馬克思主義並走上革命道路的。比他晚一輩或者更年輕一些的理論工作者，幾乎都受到了他的影響和熏陶。　　1937年2月，19歲的胡繩應生活書店總編輯張仲實之約，為《青年自學叢書》撰寫的《新哲學的人生觀》一書在上海出版。這是他的第一本哲學著作，以貼近時代的內容，通俗獨特的語言和別出心裁的寫作形式，贏得了眾多青年讀者，當年即一再重印。　　關於寫這本書的動機，胡繩說是直接針對1923年以來中國人生觀問題的爭論。他認為，在這場爭論中，由於受機械自然觀的影響，「科學的人生觀」並沒能徹底戰勝「玄學的人生觀」。「要能夠真正戰敗『玄學的人生觀』，而且要能批判地接受『科學的人生觀』中的積極成分，並克服它的錯誤的成分，這種人生觀顯然要把它的理論的基礎建築在新哲學上面——我們就在這樣的意義上，提出我們的人生觀。」他指出，唯心論和機械論的人生觀都是錯誤的、有害的，只有現實主義的新哲學的人生觀才是唯一正確的人生觀，才能指導人們積極向上去為追求真理而進行鬥爭。這裡提出的「新哲學」即馬克思主義哲學。　　《新哲學的人生觀》向青年傳播馬克思主義有關人生觀的觀點，在青年中提倡一種積極向上的生活，用新哲學來改造自己和客觀環境，具有十分積極的意義。這本宣傳馬克思主義哲學思想的通俗讀物，在抗日戰爭期間遭到國民黨當局的查禁，理由是立論偏激，不滿現實，有違審查標準，指稱「該書以通俗筆調鼓吹偏激思想，全書主旨在闡述確立人生觀須以唯物論作根據，以唯物論辯證法作準則」。　　一年半後1938年8月，胡繩的又一哲學著作《辯證法唯物論入門》問世。推動寫這本書的，是新知書店負責人薛暮橋、徐雪寒、華應申。這本書用理論聯繫實際的方法闡發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基本原理，並有所創見。出版後至新中國初期，在解放區和內地一些書店多次翻版重印，產生了更加持久而廣泛影響。　　《辯證法唯物論入門》的《前記》說明：書名叫作「入門」，就是比較通俗，是為對於哲學還缺少基本的完整的認識的人而寫的。他申言，為了做到辯證唯物論的「中國化」，一面極想在理論的敘述中，隨時述及中國哲學史的遺產以及近三十年來中國的思想鬥爭，這點沒有能做到；但另一面，是用現實的中國的具體事實來闡明理論的。聯繫目前在每個中國人面前的無限豐富的急激變動的現實，特別注意從事實的分析中說明理論，不使讀者感到所舉的例子是用來湊理論的。他特別說明：「這書的內容，雖然是辯證法唯物論發展到最近的總成績的一個『複述』，但是因為是通過了我的頭腦而經過一度整理，又通過了我的敘述方法，並且在有些部分中也不免加入了我自己的一些見解而寫下來的。」他認為，「一本真正通俗的，能夠給工人、農民閱讀的辯證唯物論的讀本，必須根本改變一般的敘述的系統，要從現實的具體生活的描寫出發，加以分析，逐步達到客觀現實的法則性的揭發，最後達到哲學上的最高理論的闡明。」　　這本書遭到與《新哲學的人生觀》同樣的命運，也被到國民黨當局查禁。曾任輕工業部副部長的楊波說，他是讀了這本書才要參加革命的。　　在這兩部著作前後至1948年，胡繩還陸續發表《哲學漫談》、《思想方法》、《中國問題講話》、《怎樣搞通思想方法》等系列文章和著作。　　《哲學漫談》寫於1936年12月至1937年7月，是通訊體裁的系列文章共14篇，比《新哲學的人生觀》更通俗。胡繩寫作動機和目的很鮮明：就是認定哲學與生活緊密相關，它們是一件事；青年們要勇於追求真理，推翻一切腐朽的社會制度。這組文章簡明系統地介紹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通俗明快，筆調輕盈，於細微處見大道理。顯然，他是想以簡明的話語、漫談的方式來討論哲學，把哲學從教授的講壇中解放出來。他曾考慮把《哲學漫談》加以修改，出版一個單行本，但未能如願。　　《思想方法》是幾本中篇幅最小的一本，彙集1940年發表在《讀書月報》專欄的有關文章。這是一本更為通俗的宣傳哲學的小冊子，「結論」中明確地說：「我們的正確的思想方法就是唯物辯證法的方法。」書中把斯大林所提出的辯證法四個要點作為思想方法，予以通俗的初步的說明。這本書1949年後還多次重印，1951年1月出到第10版約10萬冊。　　《怎樣搞通思想方法》彙集1947年至1948年在香港為上海《中學生》雜誌寫的一組文章。這本書對馬克思主義認識論作了很通俗的闡發。提出要搞通思想方法，「就是要掌握科學的思想方法，而科學的思想方法的基本特徵就是實事求是，全面照顧」。「馬克思主義的思想方法是唯物辯證法的方法。唯物論的觀點要求從實際出發的思想方法，辯證法的觀點要求正確地照顧全局的思想方法。兩方面的要求結合為一體。能客觀才能全面，能全面才真是客觀。」這本書在1949年後短短的五六年時間中，印行約60萬冊。山口一郎將其翻譯成日文題為《對事物的認識方法和思考方法》，在日本多次出版，至1978年達20多萬冊。　　《中國問題講話》運用歷史唯物主義從基本理論上分析說明中國現實問題，富有哲理，給人啟發。《講話》共36段，每段800字左右，從1945年10月到1946年4月在《新華日報》上連載，署名「友谷」。因受當時政治環境影響，不可能在重慶出書，後來由解放區的出版社結集出版。　　胡繩在哲學領域的學術成就還有一項不大為人所知，就是他負責並組織和參與編寫新中國第一本全國通用哲學教科書，即由艾思奇署名主編、人民出版社1961年出版的《辯證唯物主義 歷史唯物主義》。這本書是由中共中央書記處決定編寫、鄧小平指定要胡繩負責的，供全國高等院校、各級黨校使用的哲學教科書，它改變了我國哲學教學主要採用蘇聯教科書的狀況，流行甚廣，中國哲學界公認「是當時國內的最高水平」。　　1961年夏，胡繩、艾思奇、關鋒、韓樹英、肖前、邢賁思一行6人前往北戴河，對全書修改定稿。根據胡繩的安排，集體討論，逐章通過，即一章一章逐段地通讀，邊讀邊議，字斟句酌，一段讀完，胡繩和艾思奇問大家有無意見，沒有意見就通過，小的文字上的提法問題當場定，個別段落需要重寫的拿出來修改，第二天再討論。　　韓樹英說，教科書的書名是胡繩定的，叫《辯證唯物主義 歷史唯物主義》。審稿結束後的一次會上專門討論了署名問題。胡繩說主編就是艾思奇同志，上面決定就這樣定。據邢賁思的回憶，在署名問題上，胡繩很謙虛，說自己不是搞哲學的，而且黨校教師是主力，主編就不掛他的名。如果要提到他，就說明他參加了顧問性質的工作。　　胡繩是《中國大百科全書》哲學卷主編。　　　 在歷史學領域的學術成就　　中國近代史研究　　胡繩不僅是著名的哲學家，也是著名的歷史學家，在中國近代史和中共黨史研究領域卓有成就。他的史學著述一以貫之的是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　　劉大年這樣評價胡繩：由於他致力於歷史研究，同樣也致力於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準確地說他是用哲學統率對客觀存在和演變的歷史的認識。一切真正的歷史學家總是思想家和哲學家。胡繩著作的思想力量最終來自哲學指導的力量，而他講哲學的著作又是同歷史研究相結合的。　　胡繩自30年代末開始研究中國近代歷史，1939年發表第一篇論文《論鴉片戰爭——中國歷史轉變點的研究》。以後陸續寫了一批論述中國近代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的文章。在中國人民爭取民族解放的鬥爭進入最後決戰的前夕，1947年他在香港只用幾個月時間寫成一部題為《帝國主義與中國政治》的專著，於翌年在香港和重慶同時出版。這本書著重考察分析列強在侵略中國的過程中，怎樣尋找和製造他們的政治工具；他們從中國統治者和中國人民中遇到了怎樣不同的待遇，以及政治改良主義者乃至資產階級革命派對帝國主義的種種幻想曾經怎樣損害了中國人民革命事業，等等。通過這種研究，胡繩發現並剖析了自1840年鴉片戰爭開始的80多年間封建統治者、人民、外國侵略勢力三者間的真實而複雜的關係，令人信服地揭明，「帝國主義和中國封建主義相結合，把中國變為半殖民和殖民地的過程，也就是中國人民反抗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過程」這一中國近代史的主題，在1864年即太平天國失敗時已全部形成。這本書以其獨到的史識和對歷史規律性的深入揭示，以及脈絡清晰、自然流暢的表述方法，贏得眾多讀者和中外史家的長久興趣。1952年至1996年在北京共出7版。有英文、俄文、德文、西班牙文及日文的譯本。　　胡繩的《帝國主義與中國政治》一書，與稍早出版的范文瀾的《中國近代史》（上冊），對新中國的中國近代史學科的建設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里成為中國近代史的研究規範。　　1953年胡繩在中央高級黨校講課時，寫了4萬字的《中國近代史提綱》（1840－1919），由黨校印成小冊子而傳到史學界。在此期間，胡繩對中國鴉片戰爭至五四運動這一段歷史形成了一些看法，並於翌年發表《中國近代歷史的分期問題》一文對這些看法作了初步說明。文章提出「三次革命高潮」的概念，主張以此作為中國近代史的1840年至1919年這段歷史分期的標準。這篇文章連同《提綱》，對當時中國近代史的教學與研究產生了很大的影響，並引起學術界對中國近代史分期的一場熱烈的討論。　　70年代，胡繩利用「文革」中「靠邊站」的機會，寫成70多萬字的《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一書，1981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1997年出版修訂本。上海人民出版社和紅旗出版社分別出版字體較大的版本和簡本。這三個本子多次重印，累計共300餘萬冊。這部著作以「三次革命高潮」為結構骨架，論述1840－1919年間的歷史。從這80年間中國社會歷史發展的實際出發，通過系統的分析，使讀者對這段歷史有了一個完整的而不是零散的、本質的而不是淺表的認識。這部著作受到歷史學界和廣大讀者的重視，不僅推動了中國近代史的研究，也是一部能夠使讀者從對歷史的系統了解中受到深刻的愛國主義、社會主義教育的優秀讀物。　　《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1997年修訂再版時，胡繩在通讀和修改全書的過程中，考慮了幾個問題，在《再版序言》中他談了自己的看法。其中關於階級和階級鬥爭的問題，他說：「我寫這本書是使用階級分析的觀點和方法。其所以使用這種觀點和方法並不是因為必須遵守馬克思主義，而是因為只有用馬克思主義階級分析的觀點和方法，才能說清楚在這裡我所處理的歷史問題。」「有人認為改良是比革命更好的方法，所以不應當推崇革命。但歷史事實是，在社會政治發展中，改良的道路走不通的時候，才發生革命。對於革命和改良，不能脫離具體的歷史條件而作抽象的價值評估。」關於可否以現代化問題為主題來敘述和說明中國近代的歷史的問題，他認為這種意見是可行的。「從1840年鴉片戰爭以後，幾代中國人為實現現代化作過些什麼努力，經歷過怎樣的過程，遇到過什麼艱難，有過什麼分歧、什麼爭論，這些是中國近代史中的重要題目。以此為主題來敘述中國近代歷史顯然是很有意義的。」「但是以現代化為中國近代史的主題並不妨礙使用階級分析的觀點和方法。相反的，如果不用階級分析的觀點和方法，在中國近代史中有關現代化的許多複雜的問題恐怕是很難以解釋和解決的。」　　《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出版後，胡繩即著手準備寫續篇《從五四運動到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寫成一部完整的中國近代史。但因工作繁忙、接連的病患困擾和惡化最終沒有實現。胡繩晚年請丁偉志和徐宗勉協助他寫這本書。從1995年3月至1998年10月，他把自己多年形成的一些看法和構想，與丁偉志和徐宗勉等人進行了10次談話。他談了9個問題，題目是： 關於「中間勢力」，關於「半殖民地」，關於反對帝國主義，關於走資本主義道路，關於五四運動，關於中國共產黨，關於國民黨，關於「三個角色」，關於編寫中應當著重研究的四個問題。胡繩逝世後，這10次談話錄音記錄整理成稿，在《百年潮》、《中共黨史研究》和《歷史研究》分別刊出若干部分，並收入《胡繩論「從五四運動到人民共和國成立」》和《胡繩全書》第七卷。　　龔育之認為：胡繩遺著內容豐富，最重要的要數談「從五四運動到人民共和國成立」的一組10篇談話。胡繩晚年重新思考這一段同我們的關係最密切的歷史，提出了許多閃光的新思想，許多值得我們深思的問題。　　　　中共黨史研究　　胡繩從1982年起擔任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主任，至2000年逝世。他對中共黨史研究作出了重要的貢獻。　　他在主持黨史研究室的工作中，對中共黨史的研究和寫作，對民主革命時期和社會主義時期黨史的總體把握，以及一些重要事件、重要人物等等方面的論斷，都發表過許多講話和文章，提出了自己的見解。1991年由他主編的《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是一部具有權威性的中共黨史簡明讀本，發行量達600多萬冊，有英文譯本在國外發行。　　在《關於＜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的編寫情況》一文中，胡繩概括地說明這本書的主題思想：「這本書想寫出黨在民主革命時期和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取得的偉大成就，而這些成就是經過艱難曲折的過程取得的。黨在中國人民中的領導地位，是在歷史發展中形成的。」「中國革命的全部過程，一直到社會主義建設，只有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才能實現。社會主義是中華民族、中國人民的歷史的選擇，所以不論經過怎樣的風風雨雨，它都能夠在中國大地上開闢前進的道路。」這本書在記述「文革」前10年的一段歷史時，提出在探索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過程中，黨的指導思想有「兩個發展趨向」的觀點。即一個趨向是在探索中逐步形成的一些正確的和比較正確的理論觀點、方針、政策和實踐經驗；另一個趨向是逐步形成一些錯誤的理論觀點、方針政策和實踐經驗。這兩種趨向許多時候是相互滲透和交織的。後一種趨向直接引導到「文革」這場災難，而前一種即正確的趨向也正是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正確的路線方針的先導。這裡提出的「兩個發展趨向」的觀點，他認為「也許至少這是提供了足以貫穿社會主義時期歷史的一種看法」。　　胡繩在多篇講話和文章中，對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的歷史意義作了充分的論述和高度的評價。他認為這次全會「確實決定了中國的命運」。如果沒有三中全會後一系列的政策，沒有鄧小平的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沒有黨的基本路線，「那麼就不是社會主義建設發展得好不好的問題，不是發展中有什麼困難的問題，而是我們的社會主義是否還存在的問題，也就是說有亡黨亡國的危險。」「隔的時間越久，就越能看出十一屆三中全會的歷史意義，這就像遵義會議一樣。」因此，他提出「把十一屆三中全會作為劃分時期的標誌，把社會主義時期黨的歷史分為三中全會以前和以後兩個大時期」。他提出這個意見，對於了解和編寫社會主義時期黨史有重要意義。　　胡繩還在多篇講話和文章中提出對加強和改進黨史研究的許多意見。他一貫主張歷史研究要與現實保持聯繫。強調不是為過去而研究過去，研究過去是為了現在和將來。他要求黨史工作者要關心現實，關心現實生活中的思想問題、理論問題。他還希望黨史工作者注意學習中國近代史，學習理論。提出講黨史和革命史，要多講一點革命的背景，使人們了解革命不是主觀製造出來的，而是在一定的歷史的政治、經濟和社會條件下形成的。還要多講一點黨外的群眾、多講一點愛國民主人士同中國共產黨的關係，給予共產黨的幫助，注意講中間勢力的作用和變化，等等。　　　　在國家法制建設方面的貢獻　　胡繩雖非專業的法學家，但他在新中國法制建設方面做了許多重要工作。　　1954年，胡繩參加了新中國第一部憲法和憲法報告的起草工作。1978年修訂憲法，他負責牽頭起草關於修改憲法的報告、憲法草案及其說明。1982年修訂憲法，他擔任憲法修改委員會副秘書長，做了大量的組織和文字工作。4月，他舉行記者招待會，介紹剛公布的《憲法修改草案》的修改過程，並回答記者提出的問題。11月，人大五屆五次會議通過彭真所作憲法修改草案的報告，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第四部憲法。胡繩出席會議並擔任主席團成員和大會主席團領導的憲法工作小組組長。會間根據代表在討論中提出的意見，對憲法草案進行最後修改完善。　　胡繩晚年接受中央文獻研究室和中央電視台關於憲法問題的採訪，主要講1975年憲法的錯誤及1982年憲法的改進之處。他指出，1982年憲法在很大程度上回到了1954年憲法，並對其作了許多重要的修改和補充。把「公民的基本權利和義務」改為第二章，擺在「國家機構」前面，應該說是很有意義的，就是說，國家機構當然很重要，但人民的權利義務更重要。人民在一個國家中所處的地位，它的權利義務怎麼樣？這是國體問題。政府機構怎麼組織是政體問題。再有1982年憲法第五條規定：「一切國家機關和武裝力量、各政黨和各社會團體、各企業事業組織都必須遵守憲法和法律。一切違反憲法和法律的行為，必須予以追究」，另外還有一條，「任何組織或者個人都不得有超越憲法和法律的特權」，這顯然是十分重要的規定。中國共產黨在1982年制定黨章時也作出規定：「黨必須在憲法和法律範圍內活動」。黨章與國家憲法相呼應，這是很重要的。　　1985—1990年、1988—1993年，胡繩先後擔任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的副主任，負責起草文字的總體工作，並多次到香港和澳門考察、徵求各界人士的意見。在起草香港基本法過程中，他與包玉剛主持總體工作小組，負責對基本法各章條文草稿進行總體上的調整和修改。胡繩為制定香港、澳門兩個特別行政區的基本法，付出極大精力和心血，作出了特殊的貢獻。　　胡繩參與領導《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章程》和《政協全國委員會關於政治協商、民主監督、參政議政的規定》的修訂工作。1988—1998年，胡繩當選全國政協第七屆、第八屆副主席。1993年5月，政協八屆二次常委會決定修改政協章程，成立李瑞環為組長的修改工作小組，胡繩任副組長。經過一系列的工作，政協章程修訂稿定稿。1994年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開會討論政協章程的修改，胡繩彙報修改情況，無異議得到通過。3月，全國政協八屆二次會議通過關於《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章程》（修正案）的決議，政協章程修正案把參政議政列入政協的主要職能。　　　　晚年在思想理論領域的學術成就　　1978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啟了中國改革開放的新時代。　　在八、九十年代，胡繩以極大精力關注和研究中國社會主義發展的現實問題和理論問題，發表了一系列很有理論深度的論文。這些文章都是針對現實生活中一些重要的疑難問題而發的，總是以論述深刻和見解新穎而引起國內外知識界的廣泛注意。　　胡繩把這一時期較重要的文章結集為《馬克思主義與改革開放》（有香港三聯書店中文繁體字本、商務印書館英文譯本、日本原書房日文譯本）。　　《馬克思主義與改革開放》（中文簡體字本）選收11篇文章，題目是：　　馬克思主義和中國國情（1983年3月）　　為什麼中國不能走資本主義道路（1987年2月）　　關於近代中國與世界的幾個問題（1990年8月）　　論中國的改革和開放（1991年11月）　　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關係——讀書筆記（1992年4月）　　毛澤東一生所做的兩件大事——紀念毛澤東誕辰一百周年（1993年12月）　　附：對《毛澤東一生所做的兩件大事》一文的幾點說明　　什麼是社會主義，如何建設社會主義？——學習《鄧小平文選》第3卷（1994年3-4月）　　馬克思主義是發展的理論（1994年12月）　　中國近代史研究中的幾個問題（1995年12月）　　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關係——世紀交接時的回顧和前瞻（1998年7月）　　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再評價（1999年5月）　　龔育之評介說：這是胡繩生前出版的最後的著作。文集刪去了原來香港三聯版的最後一篇，增加了兩篇《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關係——世紀交接時的回顧和前瞻》、《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再評價》。我們許多老的理論工作者，對於鄧小平理論、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是很尊重、很擁護的，對於這個理論的形成和發展，闡述和傳播，是做了貢獻的。但是，像胡繩這樣，寫了這麼許多很有影響、很有深度、很有新意的研究這個理論的論文的，並不多見，所以特別可貴。寫這些著作的時候，胡繩年紀漸入老境，思想卻是年輕的，是與我們黨、我們國家、我們時代的前進而俱進的。就像他的一首詩中說的：「此心不與年俱老」。　　這本文集，作為著作等身的理論家的壓卷之作，意義深遠，足以范世。　　此外，《關於防「左」》（1995年），《在世紀之交看馬克思主義的命運》（1996年），《關於發展馬克思主義的幾個問題》（1997年）等篇也很引人注意。　　胡繩通過分析總結我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尤其是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歷史經驗，清算長期深重的左傾錯誤影響，充分論證必須深刻認識並從中國國情的實際出發，獨立地開創性地運用馬克思主義的普遍原理，才能找到革命和建設的成功道路。他指出，是否從國情的實際出發，是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社會主義和一切空想社會主義的區別。　　胡繩深入分析中國的特殊國情，有力地論證了中國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的歷史必然性。　　胡繩緊緊抓住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關係和如何認識正確處理這種關係，這一涉及中國發展和前途命運的重大問題。他指出，社會主義社會對於資本主義社會，不僅是對立的關係，而且是繼承的關係。他認為，「20世紀最後20多年的實踐，加上在此以前30年的正面和反面的經驗，大體上可以使我們得到如下結論：（一）為克服任何形式的民粹主義傾向，必須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二）社會主義的大廈只能在人類過去世代（也就是階級社會，其中主要是資本主義社會）積累的文化遺產基礎上建築起來。簡單地拋棄資本主義社會的一切，絕對無助於社會主義。（三）公有制的社會主義社會只能建立在社會化的大生產之上。有關大生產的知識和本領可以從若干不同的途徑獲得，但最便捷的途徑是向發達的資本主義學習。不善於學習（分析、揚棄、改造、發展），幾乎不可能建設社會主義。（四）社會主義能夠並且必須善於利用資本主義並克服其負面影響。」　　胡繩在多篇文章中著力分析反覆闡明左傾錯誤的表現、危害和根源，及防「左」的必要性和怎樣防「左」。他指出，左傾錯誤給我們的教訓是，不從中國的具體情況出發，而只憑一些「公式」（這種「公式」往往是片面地解釋馬克思主義而形成的）決不能正確地指導社會主義建設。左傾錯誤供奉了一些「女神」，是「最革命」的、「最純潔」的、「公平」的社會主義的女神，使社會主義喪失了它必須具有的唯物主義的基礎。總結建國以來的經驗教訓，他認為，長時期內犯「左」的錯誤，表現及原因可以概括為：一是由改變中國落後面貌的緊迫感而形成的急於求成的傾向；二是錯誤地搬用民主革命時期的經驗，如「以階級鬥爭為綱」，不斷革命，大搞群眾運動等；三是追求某種空想的社會主義的典型；四是脫離實際，不斷地強求社會主義的「純潔化」。他認為，防「左」第一條，就是要防止再「以階級鬥爭為綱」。必須維護經濟建設一個中心，兩個中心或者類似兩個中心的說法，都是錯誤的。第二條，防「左」就是要防止因為怕資本主義而不改革開放。不能脫離具體實際問姓「資」姓「社」，是姓「資」的就不要，是姓「社」的就要。這樣問姓「資」姓「社」，改革開放的確邁不開步子，甚至會根本取消改革開放。對於改革所面臨的問題，他認為，改革要過兩個關，一個是商品經濟關，「建立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新秩序」；一個是民主政治關，「建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新秩序」。他指出，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實行的一系列新的方針政策，是以過去的超越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錯誤為鑒而提出來的。我們所實行的一切方針政策都必須符合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實際，而不能拘泥於社會主義的一般形式，或者說，不能按照抽象的社會主義純潔性的標準作出判斷。儘管不妨把「一窮二白」形容為一張純潔的白紙，但只憑純潔的底子，絕不可能任意畫出最新最美的圖畫。　　關於馬克思主義的發展前途和命運問題，是胡繩晚年特別關注的又一問題，對此他提出一些獨到的見解。他指出，馬克思主義理論是在不斷的發展中的。馬克思主義之所以是科學，因為它的一切理論觀點都以事實為最後依據，因為它堅持理論和實踐相結合。馬克思主義的這種特性，決定了它可能而且必然要求理論隨著實際生活的發展而不斷地發展。不能把馬克思主義局限於馬克思（加上恩格斯，或者再加上他們的偉大後繼者列寧）說過的東西，不能僅僅以馬克思主義創始者說過什麼或者沒有說過什麼，來判斷什麼是、什麼不是馬克思主義。實踐證明，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和路線是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建設學說在中國條件下的巨大發展。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遠不能說已經完成，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也不能說已經完成。　　胡繩是一位學識淵博、成就卓著的學者。除了馬克思主義哲學、歷史學是他的長項外，在社會學、政治學、文藝學、邏輯學、語言文學等方面，也都很有造詣。他治學的一大特點，是始終堅持與時代的需要、與人民的需要相結合，與國家與人民同呼吸共命運。他的著述在中國近現代思想文化史上佔有重要地位，是給後代留下的一份寶貴的思想文化遺產。　　　　胡繩主要論著：　　《新哲學的人生觀》，上海生活書店，1937年2月　　《哲學漫談》，《新知識》、《新學識》，1936年12月—1937年7月　　《辯證法唯物論入門》，重慶新知書店，1938年8月　　《思想方法》，生活書店，1940年　　《理性與自由》（文化思想批判論文集），上海華夏書店，1946年6月　　《二千年間》（署名「蒲韌」），上海開明書店，1946年6月　　《中國問題講話》（署名「友谷），大眾文化社，1946年11月　　《帝國主義與中國政治》，香港生活書店、重慶生活書店，1948年7月　　《怎樣搞通思想方法》，上海三聯書店，1948年　　《棗下論叢》（論文集），人民出版社，1962年8月　　《中國近代史提綱》，中共中央高級黨校，1956年11月　　《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上下冊），人民出版社，1981年6月　　《先賢和故友》（文集），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年10月　　《馬克思主義與改革開放》，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年10月　　《胡繩全書》（七卷十冊），人民出版社，1998年10月—2003年8月　　負責編寫《辯證唯物主義 歷史唯物主義》，人民出版社，1961年11月　　主編《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中共黨史出版社，1991年8月　　＝＝＝＝＝＝＝＝＝＝＝＝＝＝＝＝＝＝＝＝　　原載《20世紀中國知名科學家學術成就概覽》哲學卷（第二分冊），科學出版社2014年12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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