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啟成：論《詩經·王風》的地域、時代與詩旨

06-15

　　《詩經·王風》的地域與時代，近年來似乎已成為定論。程俊英教授《詩經譯註》說：

　　「主」即王都的簡稱。平王東近洛邑，周室衰微，無力駕馭諸侯，其地位等於列國，所以稱為「王風」。……《王風》全部都是平王東遷以後的作品。它的產生地，在今河南省洛陽、孟縣、沁陽、偃師、鞏縣、溫縣一帶。崔述說：「幽王昏暴，戎狄侵陵；平王播遷，家室飄蕩。」（《讀詩偶識》）這正是王風的歷史背景。表現在詩中，如《黍離》、《揚之水》、《兔爰》、《葛藟》、《君子於役》等，多帶有離亂悲涼的氣氛。

　　陳子展教授的《詩經直解》亦說：「是東周王城詩即稱《王風》，以風貶周也。……《王風》兼地理與政治而言之，其義乃全也。」

　　程俊英、陳子展兩位先生本是陳啟源的弟子，屬師兄妹，都是國內著名的詩經學者，因而程、陳的見解，似已成學界的共識。

　　程、陳之見之所以能成為學界共識，其更深層的原因在於此說在東漢末年已成為主流學說，《黍離》之《鄭箋》說：「宗周，鎬京也，謂之西周；王城，謂之東周。幽王亂而宗周滅，平王東遷，政遂微弱，列於周侯，其詩不能復雅而同於國風焉。」鄭玄《毛詩譜》又說：「平王以亂故徙居東都王城，於是王室之尊與諸侯無異，其詩不能復雅，故貶之為王國之變風。」

　　鄭玄的《箋》說與《毛詩譜》之見，主要又受《毛詩》與司馬遷的影響。《毛詩》認為《王風》作於平王、桓王與庄王時期，《王風》的地域自然在東都王城即洛邑一帶；而《史記·周本紀》又說：「平王之時，周室衰微，諸侯強並弱，齊、楚、秦、晉始大，政由方伯。」司馬遷屬魯詩學派，鄭玄偏重《毛詩》又兼通三家詩，故有鄭《箋》與《毛詩譜》之說。

　　但就兩漢時期或更早時期的一些文獻資料來看，有關《王風》地域、時代及詩旨的見解是頗有出入的，《毛詩》與鄭玄的見解亦非定論。茲分數點論證如下：

　　一、三家詩學者認為《王風》是王畿之風。何謂王畿？一般辭書都確認：古代稱王城四周的地域謂王畿。《周禮·夏官·職方氏》：「乃辨九服之邦國，方千里，曰王畿。」班固《西都賦》亦稱：「封畿之內，厥土千里。」這裡要著重指出的是，西周時期周王朝有兩個王城，即兩個京都，一是西都鎬京，一是東都雒（通洛）邑。據《史記·周本紀》記載，最早經營東都洛邑的是周武王，至周成王時期，又特派召公與周公繼續經營洛邑，而最終建成洛邑的是周公，所以西漢學者焦延壽《易林·井之升》曰：「營城洛邑，周公所作。世運三十，年曆七百。福估豐實，堅固不落。」武王和周王為什麼要營築洛邑呢？主要有兩個原因：其一、《史記·周本紀》說：「（洛邑）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貢，道理均。」這是說洛邑的地理位置居於西周王朝疆域的中心地位，不僅四方入貢里程較均衡，而且四方諸侯朝見周天子也較為方便，因此東都洛邑成為周王朝與四方諸侯經常聯絡的一個重要地點。其二、洛邑是周王朝的祭祀中心，這裡有祭文王與列祖的清廟，清廟的中央之室稱為「太室」，並是三代重寶九鼎的保存之地。據《尚書·洛誥》所載，成王曾多次到過洛邑，不僅在洛邑舉行冬祭，並大會四方諸侯。為此成王稱「其（指洛邑）作周配」，即洛邑是「周」（鎬京）的配匹，故洛邑有「洛師」與「東都」等名稱。

　　由上可見，周王朝的王畿千里是包含西都鎬京與東都洛師兩個地區的。故齊詩學派的班固，其《漢書·地理志》說：「雒邑與宗周通封畿，東西長而南北短，短長相覆為千里。」酈道元的《水經注》亦沿用班固說，這說明班固的見解是頗有權威性的。無獨有偶，班固的父親班彪（亦宗《齊詩》），在其《北征賦》中寫道：「釋余馬於彭陽兮，且彌節而自思，日晻晻其將暮兮，睹牛羊之下來。痦曠怨之傷情兮，哀詩人之嘆時。」《北征賦》作於西漢晚期，班彪為了躲避關中動亂，從長安啟程往西北方向的甘肅涼州進發，班彪以上有感而發的一段，是觸景生情想起了《王風·君子於役》的詩篇：「日之夕矣，牛羊下來，君子行役，如之何勿思。」對照曹大家的《東征賦》與潘安仁的《西征賦》，凡觸景生情處，均與地理因素及相應的歷史故事有一定的關聯，因而大體可以認定，齊詩學者班彪認為《王風·君子於役》的地域應在長安以西的地域，而與東都洛邑無涉。由班固與斑彪之見，可知齊詩學派認為《王風》的地域當指「東西長而南北短」的狹長地帶，包括西周鎬京與東都洛邑東西相通的兩個地區，並非只限於東都洛邑。

　　韓詩學派的觀點與齊詩學派也是一致的。如《王風·黍離》，《毛詩序》說：「閔宗周也。周大夫行役至於宗周，過故宗廟，宮室盡為禾黍，閔宗周之顛覆，彷徨不忍去，而作是詩也。」《毛序》確認此詩作於東周前期，但值得注意的是作詩的地點仍在西都鎬京。而韓詩學派認為《黍離》作於西周宣王時期。《太平御覽》九百九十三羽族部引陳思王《令禽惡鳥論》曰：「昔伊吉甫信後妻之讒，而殺孝子伯奇，其弟伯封求而不得，作《黍離》之詩。」胡承珙對韓詩派此見評論說：「尹吉甫在宣王時，尚是西周，不應其詩列於東都。」胡氏之說是囿於《毛詩》與鄭玄之見，對韓詩派說法加以責難，這是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不值得深究。按：尹吉甫為周宣王人，是宣王中興時期文武雙全的名臣，據台灣學者李辰冬《尹吉甫的生平事迹與詩經》一文的考證，確認尹吉甫死於周幽王七年（公元前775年）前後，死時已有七十多歲。「尹吉甫信後妻之讒而殺孝子伯奇」，當然是尹吉甫生時所為。故據《韓詩》之說，可確認《黍離》一詩作於西周宣王時期，地點當然在西都鎬京。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說苑·奉使篇》所載的一段戰國時期的史話：

　　魏文侯封太子擊於中山，三年使不往來。趙倉唐為太子奉使於文侯。文侯曰：「子之君何業？」倉唐曰：「業詩文。」侯曰：「於《詩》何好？」倉唐曰：「好《晨風》與《黍離》。」文侯讀《黍離》曰：「彼黍離離」云云。文侯曰：「子之君怨乎？」倉唐云：「不敢，時思耳。」

　　以上記載與《韓詩外傳》略同，清代學者王先謙評議這段記載說：「以父子之間其事相類故也。」（見《詩三家義集疏》317頁）王氏意謂，據《韓詩》說，《黍離》一詩涉及父子之間的感情問題，伯封因其兄伯奇被父所殺，故作《黍離》以抒怨。太子擊因三年之久未能與父王通使，很擔心父王魏文侯有廢除太子之位的可能，故借用好《黍離》而抒發憂慮。故文侯也因此問倉唐曰：「子之君怨乎？」按：魏文侯是戰國前期的賢君，非常精通《詩經》，深曉借詩表情達意的特殊功能。有鑒於此，可以肯定《韓詩》對《黍離》一詩題旨的闡述在戰國前期已流傳頗廣，《韓詩外傳》載此，說明曹植的見解乃是對西漢前期《韓詩》學派的沿承；而劉向信奉《魯詩》，則說明《魯詩》派的一些學者與《韓詩》派對《黍離》的見解相同。

　　綜上所述，齊、韓、魯三家詩學者與《毛詩》對《王風》的理解頗有出入。《毛詩》認為《王風》是東都洛邑的風詩，作詩的時間自周平王、周桓王至周莊王。三家詩則認為《王風》為王畿地區的風詩，包含西都鎬京與東都洛邑兩個都區，《王風》有周宣王西周時期的詩歌，如《黍離》。由此可見，兩漢時期對《王風》地域與時代的理解不一，並無定論，因此程、陳之說自然亦非定論。

　　至於《王風》為什麼是風詩而不能屬雅詩的問題，鄭玄的解釋也是缺乏說服力的。鄭玄《毛詩譜》云：「王室之尊與諸侯無異，其詩不能復雅，故貶之為王國之變風。」這一段話有兩個問題值得探討。

　　其一、《鄭志》云：「張逸問：平王微弱，其詩不能復雅，厲王流於彘，幽王滅於戲，在雅何？答曰：幽厲元道，酷虐於民，以強暴至於流滅。豈如平王微弱，政在諸侯，威令不加乎百姓乎？」從這一段記載來看，同時代人對鄭玄的說法頗有異議，張逸的指責是頗有道理的，周曆王周幽王因昏暴無道酷虐於民，歷王因而被國人流放於彘地，幽王因而被殺於戲地，厲王、幽王的昏暴酷虐遠過於平王，何以厲王、幽王期間的詩歌能稱雅詩呢？鄭玄的《毛詩譜》確定所謂的變雅與變風，不少歸之於厲王、幽王時期，而唯獨在《王風》問題上為厲王、幽王開脫，從邏輯上是講不過去的，《王風》之所以屬風詩，與東周的平王無必然的內在聯繫。

　　其二，鄭玄說：「故貶之為王國之變風。」顧炎武說「太師陳詩以觀民風」，這種說法是符合古籍記載的，既然詩經的編輯是太師的職責，他能在編定《王風》時，故意貶低東周平王天子的尊嚴，把王畿之詩降低為變風嗎？周太師能有這種膽量與權力嗎？這顯然是鄭玄想當然的說法，屬主觀臆測之辭。

　　既然鄭玄以上的見解不能成立，那麼陳子展所說的「以風貶周」的說法自然也不能成立。

　　當然，《王風》的地域與時代問題古無定論，是一個值得繼續深入探討的問題，筆者不是說三家詩對《王風》地域與時代的看法一定是準確的，只是指出沿用《毛詩》與鄭玄說的學者，其見解也未必準確無誤，不能視作定論。

　　關於《王風》各詩的詩旨問題，眾說紛紜，也很難作出全面而準確的判斷，只是對部分詩歌的詩旨逐漸有了一些共識。

　　《黍離》——《毛詩》與《韓詩》理解不一，不贅敘。著名學者崔述《讀詩偶識》說：「此詩乃未亂而預憂之，非已亂而追傷之者也。……《黍離》憂周室之將隕，亦猶《園有桃》憂魏國之將亡耳。」此為折衷之說，詩旨從《毛詩》，而時間在西周末，地域在鎬京。現代學者郭沫若認為此詩系舊貴族衰傷自己破產的詩，而余冠英則說此詩是「流浪人訴憂之詩」。此詩迄今無定論。

　　《君子於役》——《毛序》：「刺平王也。君子行役無期度，大夫思其危難以風（諷）焉。」班彪《北征賦》確認此詩為「怨曠之傷情」，屬思婦念役夫之作，說明《齊詩》對此詩的理解優於《毛詩》。朱子《辨說》：「此國人行役，而室家念之之辭，《序》說誤矣。其曰平王，亦未有考。」現代詩經學者均從班彪與朱熹之說，可視作定論。

　　《君子陽陽》——《毛序》：「閔周也。君子遭亂，相招為祿士，全身遠害而已。」王先謙《集疏》曰：「三家無異議。」古今學者對此詩理解頗有分歧，有夫婦相樂說，諷周景王好音說，刺子頹好歌舞說，賢者隱士伶官說，君子貧仕卑官說等等。現代學者對此詩的理解逐漸傾向於一致。高亨《詩經今注》說：「這是寫統治階級奏樂跳舞的詩。」程俊英《詩經譯註》說：「這是描寫舞師和樂工共同歌舞的詩。」袁梅《詩經譯註》說：「這女子看到了身為舞師的愛人，聚首言歡，心花怒放，其樂無極。」總之此詩屬於描寫歌舞歡樂的情景，這一點較合詩歌的本意，也基本成為詩經學者的共識。

　　《揚之水》——《毛序》說：「刺平王也。不撫其民而遠屯戍於母家，周人怨思焉。」朱熹《詩集傳》對此說也提出疑問，而清代學者姚際恆亦指出，該詩言「戍申」、「戍甫」、「戍許」，只有「申」系周天子母家，甫、許雖亦屬姜姓古國，但非周天子母家，何以歸之於「刺王」？台灣學者李辰冬在此基礎上，經考證，確認此詩為周宣王七年所作，其理由主要有兩點：其一，據《竹書紀年於宣王七年》載：「王賜申伯命。」申伯是宣王的舅父，《括地誌》說：「南陽縣北有申城，周宣王舅所封。」周宣王為什麼要封申伯於申城呢？其主要意圖，就是《大雅·崧高》所說的「南土是保」。當時周宣王派召伯虎南征淮夷，申地正是一個重要的據點。甫地，即河南新蔡縣一帶；許地，即河南許昌，兩地在申的西北，形成一條軍事上的防護帶，故周宣王必然要派兵戍衛申、甫、許，這是情理之中事。其二，甫，原名呂，到周宣王時才改為甫。《唐書》卷七十五《宰相世系表》說：「其地蔡州新蔡是也。歷夏、商，世有國土。……宣王時改呂為甫。」據上述兩點，《揚之水》作於周宣王七年，基本可信。

　　《中谷有蓷》——《毛序》：「閔周也。夫婦日以衰薄，凶年饑饉，室家相棄爾。」《毛序》所釋詩旨無誤，且亦未確認作於東周何王。朱熹《詩集傳》說：「凶年饑饉，室家相棄。婦人覽物起興，而自述悲涼之詞也。」確認作者為棄婦。此說較切合詩旨，故現當代學者多從此詩，如程俊英《詩經譯註》說：「這是描寫一位棄婦悲傷無告的詩。」此詩不能明確寫作年代。

　　《兔爰》——《毛序》：「閔周也。桓王失信，諸侯背叛，構怨連禍，王師數敗，君子不樂其生焉。」陳子展《詩經直解》說：「自朱子《辨說》疑與桓王時事無關。姜炳璋、范家相、崔述、魏源，皆從詩語推究，謂當作於幽平之際。……朱子（《集傳》）雲，『為此詩者蓋猶及見西周之盛』」。可謂得其詩旨矣。由此可證，《毛序》作於桓王時說無據，自朱熹始至清代學者，多數確認該詩作於幽王與平王之際，即或作於幽王亡國之際，或作於平王東遷洛陽之時。

　　《葛藟》——《毛序》：「王族刺平王也。周室道衰，棄其九族。」但觀看原詩：

　　終遠兄弟，謂他人父；謂他人父，亦莫我顧！終遠兄弟，謂他人母；謂他人母，亦莫我有！終遠兄弟，謂他人昆；謂他人昆，亦莫我聞！

　　既於王族無關，亦於平王無涉。程俊英《詩經譯註》說：「這是流亡他鄉者求助不得的怨詩。」較切合詩旨。詩旨如此，此詩創作年代不可考。

　　《采葛》——《毛序》：「懼讒也。」但觀原詩：

　　彼采葛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

　　彼采蕭兮，一日不見，如三秋兮！

　　彼采艾兮，一日不見，如三歲兮！

　　朱熹《詩集傳》確認為「淫奔」之詩，現代學者自聞一多始，多確認為戀詩情歌，很切合原詩。因此，該詩亦無法考證年代。

　　《大車》——《毛序》確認此詩為「禮義陵遲，男女淫奔」之詩。觀看原詩：

　　豈不爾思，畏子不敢。（一章）

　　豈不爾思，畏子不奔。（二章）

　　穀則異室，死則同穴。謂予不信。有如皦日！（三章）

　　《毛序》之見無誤，當然觀點是陳舊的。按現在的見解來看，程俊英的說法當然更確切些：「這是一首女子熱戀情人的詩。」（《詩經譯註》）詩旨如此，該詩的寫作時間當然也無法確定。

　　《丘中有麻》——《毛序》：「思賢也。庄王不明，賢人放逐，周人思之而作是詩也。」自聞一多始，確認此詩為戀詩。現當代學者多從聞說。程俊英《詩經譯註》說：「這是一位女子敘述她和情人定情過程的詩。」歷代學者對這首詩的解釋很不相同。有說是思賢之作的，有說是寫私奔的，也有說是招賢偕隱的。諸說均未盡妥。」詩旨屬戀詩，寫作年代亦無法確定。

　　綜上所述，《王風》中《君子於役》、《君子陽陽》、《中谷有蓷》、《葛藟》、《采葛》、《大車》、《丘中有麻》7首詩創作年代難以考證。《黍離》詩，《毛序》以為「閔宗周」之作，時間在周平王東遷洛陽之後。但崔述則認為在西周幽王時期。而韓詩則認為此詩作於周宣王時期，與伊吉甫殺子或放逐其子事有關，此說雖非定論，但據《說苑·奉使篇》與《韓詩外傳》所載，戰國前期的魏文侯亦以《黍離》表述「父子之間」情事，可證此說較《毛序》說更充分些。《揚之水》詩，李辰冬先生定為周宣王七年之詩，依據較充分，遠勝《毛序》之說。《兔爰》詩，自朱熹以來，姜炳璋、范家相、崔述、魏源與陳子展均以為此詩作於幽王與平王之間，即不排斥此詩作於周幽王鎬京時期。據此三詩，基本可以證實，《王風》應是王畿之詩，其地域包括西都鎬京與東都洛陽兩個地區，非僅指王城洛陽。這一點，班固《漢書·地理志》說得非常明確：「初雒邑與宗周通封畿，東西長而南北短，短長相覆為千里。至襄王以河內賜晉文公，又為諸侯所侵，故其分墜（古地字）小。」由此可見，周王朝封畿的縮小是在周襄王（前65—前619年）之時，距周平王東遷洛陽時已相差一百多年的時間。班固是著名的史學家，其說必有依據，故《王風》指王城洛陽六百里之說無史實依據可言。從《王風》的創作時期而言，應在周宣王至平王之間較為可信。至於東周王朝的地位問題，司馬遷《史記》所說的雖有一定的道理，但東周王朝畢竟還有不同於諸侯的一面，班固《漢書·地理志》就強調其另一個側面說：「平王東居洛邑。其後五伯更師諸侯以尊周室，故周於三代最為長久。八百餘年至於赧王，乃為秦所兼。」故鄭玄「貶周」之說無據，五伯尚且尊周，而周王朝的太師竟敢貶周嗎？

　　有關《王風》的地域與時代問題，自《毛詩》、鄭玄起至陳子展、程俊英，一致認為是東周時期王城洛陽一帶的詩歌，積習已久，幾成定論。本文則以三家詩的資料為起點，綜合古今學者有關研究成果，肯定了《王風》為王畿之風，創作時間為西周宣王至東周平王時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