視野 | 俄羅斯文學：根植於現實的愛與怕
1二十年前，當亞歷山大·索爾仁尼琴結束流亡生活，在俄羅斯遠東登岸，坐火車向西橫穿全俄，回到闊別整整二十年的故土時，他或許並沒有深刻地意識到，幾年前蘇聯的解體，也對他心心念念的這塊俄羅斯土地上的文學，產生了很大的衝擊：俄羅斯文學賴以生存的社會基礎在頃刻間土崩瓦解，文學受眾的審美趣味和價值取向突然發生了空前的轉變，傳統的文學生活被徹底攪亂，作家作為一種職業，其生存遭遇極大挑戰……
種種變化最直接、最突出的體現，就在於僑民作家的衰落。在十月革命之後、二次大戰之後和冷戰時期，包括索爾仁尼琴，布寧和布羅茨基三位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在內的大批俄羅斯作家流亡海外，他們在境外堅持創作，使得眾多的文學史家們有理由指出，在20世紀同時並存著兩種俄羅斯文學，自始至終都有兩部文學史在平行地發展著，並由此構成了世界文學史上的一道奇觀。
索爾仁尼琴
蘇聯解體後，隨著這些流亡作家的「回歸」。出乎他們預料的是，在「凱旋」之後，他們卻感受到了從未有過的失落，失去了抨擊的對象和競爭的對手，失去了其賴以存在的社會基礎和政治原因，僑民文學似乎也就失去了其存在的價值和意義，僑民作家也都在有意無意地淡化其創作的「流亡」性質。而在新的歷史條件下，許多出於生活方面的考慮移居國外的作家，如身在瑞士的米哈伊爾·希什金、身在法國的安德烈·馬金等，也似乎更願意被稱為「境外俄語作家」。
而始於對抗蘇聯的後蘇聯俄羅斯文學，從蘇聯作協和新聞審查體系中掙脫出來後，很快就發生了非意識形態化的轉向。俄羅斯文學引以為驕傲的道德感、使命感和責任感等，遭到了後起新潮作家的揶揄和調侃。與此同時，處於轉型時期的俄羅斯出現了純文學邊緣化，而以情愛、恐怖和神怪等為內容的大眾讀物走紅市場的局面，偵探小說更是在俄羅斯文壇上風生水起。
當然，後蘇聯俄羅斯文學並非通俗文學的一統天下。事實上，它一直在傳統與現實之間進行某種調和，在思想和藝術之間做出新的抉擇，在歷史和「後現代」之間求得某種平衡。這一過渡形態，在後來漸成主流的俄羅斯後現代主義小說創作中留下了鮮明的印記。在一定程度上看，索爾仁尼琴後期的創作，如《古拉格群島》《紅輪》等，就已經出現了片斷性、互文性等後現代主義的特徵。
真正開了這一寫作先河的，則是韋涅季克特·葉羅費耶夫。他寫於1969年的《從莫斯科到佩圖什基》，被認為是一部現代的「醉酒奧德賽」。小說主人公，一位酗酒的知識分子韋涅季克特剛剛從一個通訊技術管理局安裝隊隊長職位上被撤職。他要乘坐火車去佩圖什基看望他的情人和兒子，而這個地方聽來卻像一個烏托邦。他費盡周折，登上了火車，卻因為他酗酒而不清醒的頭腦，更因為目的地的虛構性，似乎永遠都不能到達夢想中的佩圖什基……在評論家餘一中看來，這部假託是作者為自己所做的傳記長詩，抓住了俄羅斯人酗酒的一面，嬉笑怒罵間，展現出俄羅斯文化和文學傳統上的人文主義精神和宗教關懷在現實壓力下的後現代式面貌。
事實上，蘇聯解體後，後現代主義之所以能迅速成為一種文學時尚，正是源於葉羅費耶夫和阿勃拉姆·捷爾茨、安德烈·比托夫和薩沙·索科洛夫等作家打下的基礎。此後，俄羅斯文學似乎脫下了莊重的面紗，更多顯現出諷喻和調侃的意味。而今，有「俄羅斯最神秘的作家」之稱的維克多·佩列文、一直寫著幾乎沒有情節的短篇小說的弗拉基米爾·索羅金及被視為俄羅斯當代文壇上最為耀眼的新星之一的塔吉婭娜·托爾斯泰婭等作家的創作，更是把這一特點推向了高潮。
佩列文
曾經維繫著俄羅斯人文理想道統的知識分子，依然是這些作家藉以展開故事的最佳視角。佩列文出版於1999年的《「百事」一代》，描寫了一個名叫瓦維連·塔塔爾斯基的知識分子在商業社會中的生活經歷和心理變化。佩列文開創了一種新的表達方式：雜糅的語言風格、不規則的心理展示和互文手法的運用。同樣，托爾斯泰婭的《野貓精》也綜合了社會諷刺小說、抨擊性文章、戲劇、童話故事等等不同流派的創作元素，演繹出一部有關俄羅斯當代命運的獨一無二的思想性藝術作品，並在後現代主義的框架下，以戲擬的形式諷刺了蘇聯時期及現代改革重組期間的政治制度和一些社會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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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種意義上說，作為與俄羅斯現實主義文學傳統相對抗而存在的後蘇聯俄羅斯文學，即使在創作形式上有再大的突破與創新，也不曾脫離其深厚的現實主義傳統。而在俄羅斯文學多元的當下，現實主義作家也依然是中堅力量。瓦·拉斯普京、瓦西里·別洛夫、弗·馬卡寧、柳·彼特魯舍夫斯卡婭、柳德米拉·烏利茨卡婭等作家，即執著於從普通人的生存困境，去表現當代俄羅斯人的愛與怕。
被普遍認為是蘇聯文學中「戰爭文學」、「鄉村散文」和「道德文學」等多個流派的代表人物，早年寫出《活著，並且要記住》《告別馬焦拉》等經典名著的拉斯普京從上世紀90年代中期復出後，即寫出了一系列描寫底層百姓生活的極具震撼力的優秀作品，他發表於2003年的中篇小說《伊萬的女兒，伊萬的母親》，有一定的代表性。女主人公塔馬拉·伊萬諾夫娜的未成年女兒遭到強暴，在訴諸法律的過程中，遇到種種阻力。她在絕望之際鋌而走險，潛入檢察院開槍打死罪犯，自己也鋃鐺入獄，一個四口之家幾近毀滅。四年半後，伊萬諾夫娜出獄。作為老伊萬的女兒和小伊萬的母親的她，心中還保留著對生活的些許希望。然而雖是希望猶在，但拉斯普京並沒有因此在作品中削弱其對現實的批判力度。
瓦西里·別洛夫同樣以寫作鄉村題材著稱，他發表於蘇聯解體前五年的長篇小說《一切都在前面》，卻因為探討了俄羅斯要「回歸自然」及其面臨的「大城市問題」等話題，引起了很大的爭論，且因其在作品中對大城市知識分子的精神生活，對婦女解放問題，對家庭婚姻問題所採取的否定態度，招致評論界的激烈批評。而別洛夫包括《前夜》《偉大的轉折時代》《第六小時》在內的三部曲的創作，更是貫穿了他大半個寫作生涯，飽蘸了他對俄羅斯前途和命運的深刻思考。
馬卡寧
有「當代果戈理」之稱的弗拉基米爾·馬卡寧，經常被評論界拿來與拉斯普京並舉。但同是出生於1937年的兩位作家，卻有著很不相同的創作面貌。在出版於1998年的代表作《地下人，或當代英雄》中，馬卡寧將現實主義的內容和後現代的手法合為一體，形成了所謂的「新現實主義」風格。在小說里，馬卡寧繼承和發展了俄羅斯文學中「地下人」的經典形象。不同的是，他筆下的「地下人」出現了「分化」：有堅定守護內心「自我」的彼得羅維奇；有敢於直面壓迫而被逼瘋的韋涅季科特；還有屈服社會壓力而「變節」的地下人等，給讀者展現了蘇聯解體時期光怪陸離的社會景象和人物的怪誕行為。事實上，馬卡寧的創作，也有其「怪誕」的一面。他是一個難以定義的作家，在不同的作品裡，甚至在同一部作品裡，他都會糅合現實主義、現代主義和後現代主義等各種風格。他的創作似乎說明：一位優秀的作家不必拘泥於任何一種固定的創作方法。
與拉斯普京、馬卡寧一道，被俄羅斯文學評論界並稱當今俄羅斯文壇「三巨匠」的柳·彼特魯舍夫斯卡婭，則以自己的創作，解構了女性生存的實質，顛覆了俄羅斯文學中的傳統女性形象。她迄今所創作的篇幅最長的作品《午夜時分》，即從不同角度全面展示了當代俄羅斯女性的生活圖景。同樣，被稱為當代俄羅斯文學中的「女性三傑」之一的柳德米拉·烏利茨卡婭也以《美狄亞和她的兒女》《庫科茨基醫生的病案》等長篇小說，細膩地解讀俄羅斯女性的歷史命運和現實處境。
拉斯普京
頗有意味的是，雖然同屬新現實主義文學陣營，這些主力作家卻在思想傾向、政治立場上勢同水火。蘇聯解體後，因為意識形態等問題，俄羅斯作家有很多分裂成受西方支持的自由派和認同本土的傳統派作家，兩派作家互不承認。比如，雖是同時代人，拉斯普京屬於傳統派陣營，馬卡寧屬於自由派陣營。而著有《魚王》等重要作品的維克多·阿斯塔菲耶夫，正因為在蘇聯解體後，從傳統派那裡跳槽到自由派，並且為了得到當局的信任，罵蘇維埃制度罵得比誰都凶，支持新政權比誰都堅決，雖然因此獲得了豐厚的回報，卻為他曾經的作家朋友和崇拜者所不齒。與此同時，近年也有越來越多的自由派作家在思想上有變化，作家阿·瓦爾拉莫夫就從自由派陣營走出，走向了現實主義，走向對民族文化傳統的探尋。
正如有評論所指出的那樣，這些政治上的分歧，從一個側面反映出，後蘇聯俄羅斯文學的整合還遠未完成，也不可能完成，兩個作家協會的分庭抗禮，自由派和傳統派作家的對峙，不同創作方法間的競爭，境內外作家、男女作家和新老作家間的創作角力，諸如此類的對立因素都還將繼續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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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對文學來說，多元的碰撞並非是阻礙。某種意義上，正是這種分歧和碰撞，為俄羅斯文學開啟了廣闊的空間，也使其多了一份幻想的維度。以白銀時代的作家葉·扎米亞京的說法，真正的文學只能由瘋子、隱士、異教徒、幻想家、反叛者、懷疑論者創造。而這些似乎有著某種超能力的作家，對俄羅斯的現實進行哲理透視，對其未來進行幻想和預測，拓展出一個有著更多可能的文學世界。
作為俄羅斯文學後現代主義的代表人物之一，亞·卡巴科夫發表於《電影藝術》1989年6月號上的小說《叛逃者》，就精確地預言了蘇聯的解體。小說主人公是一個研究所的研究人員，兩名秘密警察約他「寫點東西」，以改善文學創作的氣氛。於是，他寫了1993年的「故事」。根據他的描寫，這一年，蘇聯已經不復存在，外高加索﹑中亞﹑波羅的海沿岸﹑西伯利亞等地已經成為「外國」；俄國國內黨派林立，政治形勢很不穩定……這篇意在向曾經招募過他的克格勃進行報復，且被作者視為「政治童話」的小說，在兩年後就成了政治的現實。
而要說幻想元素，如何在文學創作上大放異彩，就不能不提一生有大半時間在蘇聯時期度過的瓦西亞·阿克肖諾夫。上世紀六十年代，他寫了《帶星星的火車票》《飛向月球的途中》等作品，形式的革新及語言上的時尚化和超時代感，讓他成為一代人眼中的先鋒人物。在此後的長篇小說如《滯銷的桶裝貨》和《克里米亞島》中，阿克肖諾夫開始注入更多的幻想、諷刺、誇張模仿的因素。他獨來獨往、我行我素的風格引來了當局的不快，以至於他最後不得不「自動」退出作協，並於次年出走美國，便很快被取消了蘇聯國籍，直到1990年被恢復甦聯公民身份，並於不久後回國。他的後期代表作《燒傷》，同樣是回憶、幻想和紀實的罕見糅合，他試圖以這部作品來概括俄羅斯知識分子對祖國在精神上的感應。
眼下，俄羅斯作家不需要因為「幻想」的冒犯，而面臨扎米亞京或阿克肖諾夫那樣被放逐的命運。相反，幻想元素成了作家們出奇制勝的絕招。謝爾蓋·盧基揚年科，就是其中很有代表性的一位。頂著「俄羅斯科幻文學之父」的光環，盧基揚年科自1988年發表科幻短篇小說《毀滅》以來，就深受讀者歡迎，獲得數量眾多的文學獎項。「守夜人」系列，更是把他推到了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度，以至於美國大牌導演昆汀·塔倫蒂諾給出這樣的評價：「我們剛剛才從《魔戒》中回過神來，無法想像還有什麼能使我們神魂顛倒，直到這部奇幻傑作出現……」
斯拉夫尼科娃
以俄羅斯當代實力派作家奧莉加·斯拉夫尼科娃的理解，幻想因素，之所以俄羅斯文學會有突出的表現，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舍此無法描述俄國的現實。她發表於2006年，且獲該年度俄羅斯布克文學獎的《2017》就融合了現實與幻想的元素。
或許，只有在超現實的語境下，俄羅斯作家們才更能捕捉到那種無法察覺但又實實在在發生了變化的當代俄羅斯人的思想、情感及感受。一個可以確證的事實是，世界超級大國地緣政治上的對抗，烏克蘭的國內戰爭，西方對俄羅斯的制裁等，都對俄羅斯作家帶來了深刻的影響，其直接的體現是，在近年的俄羅斯當代文學中，出現了很多的反烏托邦幻想小說。青年作家阿莉莎·加尼耶娃發表於2012年，且為其斬獲在俄羅斯久負盛名的處女作獎的長篇小說《假日山》，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小說的科幻之處在於虛構了這樣一個情境：俄羅斯為了與地處北高加索的達吉斯坦隔離開來，而修建一個堪為「中國長城現代版」的堡壘，並由此引發了一系列社會和宗教動蕩。諷刺的是，今年6月，烏克蘭寡頭克拉莫伊斯基提出了一個方案，用一道兩千公里長的城牆將烏克蘭俄羅斯語地區隔離開來。作家的擔憂，竟如此快速地「變」成了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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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烏托邦幻想小說的盛行，也從一個側面，體現出俄羅斯文學在創作題材上的深化與拓展，也反映了其在藝術上的創新與突破。白銀時代作家瓦西里·羅贊諾夫近年的被發現和推崇，就是一個很好的例證。作為「舊文學的終結者，也是新的文學文體的創造者」，羅贊諾夫著力建構一種「超文學」，即以「一種前所未有的語言藝術的形式，以震撼讀者的心靈，改變其意識，對其心理發生強大影響」。他包括《心靈獨語》和兩卷《落葉集》在內的創作，正是以其文體風格的獨特性，體裁的難以確定性，文字的碎片性，思想複雜性、不連貫性等特點而為當下俄羅斯作家和讀者稱道。
實際上，這種「超文學」的夢想，就像不死的血脈，在俄羅斯文學的土壤里生生不息地流淌。自上世紀七十年代中期起，蘇聯文學就曾出現一種綜合探索的傾向。尤· 邦達列夫的《岸》，就是這樣一部作品。在這部涉及戰爭、政治、意識形態、兩種文明、道德準則等各個方面，且結構和內容都頗為複雜的、多層次的作品裡，邦達列夫試圖從哲理的高度綜合探索人類社會面臨的各種問題。正如他自己所說，寫出這部突破傳統衝突框架、涉獵地球廣闊場景的長篇小說，這是因為今天整個地球已成為當代生活的基本癥結。
邦達列夫的創作理念和藝術追求里，有著列夫·托爾斯泰包羅萬象的史詩性巨著《戰爭與和平》的迴響。雖然在當今俄羅斯，受網路新科技的影響，普通讀者更喜歡閱讀短故事，而不是人物眾多的巨著。新一代作家在紛繁複雜而又多元化的社會局勢下，也如俄羅斯文學研究專家侯瑋紅所說，更多把文學當成他們表達自己、參與社會、探索未來的一種手段。相應地，他們更熱衷於社會各個角落裡的小人物平凡生活的無始無終的記錄式書寫，他們不再注重統一的小說情節，也不再追求人物與人物之間的緊密聯繫，常常只是展現他們生命中的一個時段甚至只是一個瞬間，很多作品還表現出時間與地點的多重性、小說與其他種類作品的混雜性等等。但俄羅斯文學史詩性的追求始終不曾中斷。誠如俄羅斯作家亞歷山大·阿爾漢格爾斯基所說，俄羅斯小說像是一個體裁旋渦，容納了其他各種體裁，試圖解釋存在的法則。而無論全球化進程怎樣推進，俄羅斯文學總會自動地保持它的民族性。「俄羅斯小說形成了這樣一種辯證的特性：越是具有民族性的，就是越具有世界性的；越具有世界性的，反過來，越具有民族性。」仿若俄羅斯眼下在民族與世界之間進退的微妙局勢，正是於這種對抗與融合中，俄羅斯文學在期待著，再創自己的輝煌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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