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森陽一：日本學者的現代中國認識

日本學者的現代中國認識標籤：中國日本現代性● 小森陽一 陳多友[編者按]「小森話語」在日本知識界、學術界以及思想文化界已經產生重大影響。尤其是其尖銳精到的政治批判和客觀公允的歷史認識深刻地表達了富於學術良知的知識人對東亞乃至世界問題所進行的全面深入的獨立思考。本文作者陳多友教授於2002年10月～2003年10月以訪問學者的身份赴任教於東京大學綜合文化科學科的小森先生的研究室進行學術研究。其間兩人曾就許多共同關心的問題或課題展開充分的交流，每次對話都以訪談的形式進行，而且作了錄音。以下是其中的一次重要談話的主要內容。陳：「現代性」概念產生於17世紀中期，即人們公認的「現代」開始之後，不過，它作為一種通行的概念被廣泛地運用於西方哲學、經濟學、美學、倫理學以及文學藝術領域，則是19世紀以後的事情。在以中國和日本為代表的東亞地區，「現代性」是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隨著西方後現代主義思想文化的譯介，作為與後者相對立的概念而廣泛流布開來的。這個問題時下是人們議論最多的話題之一，大有一日不談論「現代性」就會被時代潮流拋棄的趨勢。既然我們不能迴避這個問題，那麼作為具備大致相同文化背景和歷史記憶的東亞知識分子的中日學者研究者在看待這個問題時，應該注意從哪裡著手呢？相對於另一極上的西方，「現代性」之於東亞究竟意味著什麼？小森：這個問題對於日本和中國，當然也包括韓國等東亞國家和地區而言都是極其重要的。正如你所指出的那樣，「現代性」是一個源於西方的近代文化概念，它與「近代化」一樣，體現著20世紀日本中國以及東方其他民族國家被西方強行拖入「全球化」時的共同境遇。首先，就中國而言，鴉片戰爭以來的歷史是中國人民不斷抵禦外國「堅船利炮」、「蠶食鯨吞」，為強國保種而艱難追求近代化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封建專制皇權和儒家道統逐漸被銷蝕削弱，科舉制度遭到廢止，現代民族國家模式幾經曲折之後最終得以確立，工業文明和市場經濟逐漸取代傳統的自給自足的農業文明而成為社會經濟的主要模式，啟蒙主義、科學主義、民主意識、人文主義、個人主義等反映近代時代精神的思潮受到普遍認同。然而，這個過程是被動的，相對於西方而言是後發的、亦步亦趨的。19世紀中葉以來，西方對中國的掠奪、侵蝕、欺侮、蹂躪，中西民族之間的不平等關係，中國近代化啟動的「他動性」，中國傳統文化心理與制度的複雜性，都決定了中國的近代化是以西方為範本勉強進行的，而且其推進過程具有它自身的複雜、艱難和曲折。在朝鮮半島的韓國和朝鮮也發生過同樣的歷史，毋寧說，其「現代性」推演歷程更具備複雜性和曲折性。這個問題我們以後再談。再來看一看日本。日本的封建社會的歷史不像中國那麼歷時久遠，民族單一，不存在中華帝國內部那種普遍的永恆的文化緊張和衝突，因此也就不存在類似「華夷秩序」之類的封閉的政治意識、民族意識。所以當西方以「堅船利炮」脅迫日本接受他們的制度乃至價值之際，日本並沒有在內部形成太大的曲折便全盤予以接收。雖然也出現過所謂的「攘夷」政治運動，但是，這也是激進派針對封建保守勢力展開的政治軍事攻勢，而並非一味排拒西方的近代器物、制度以及價值。毋寧說，除了極少數保守勢力堅守狹隘的東洋思想之外，大多數政治家、知識精英都在第一時間裡兼收並蓄地接受了西方的思想文化。這一點在中國是不可能實現的。囫圇吞棗、生吞活剝地攝取西方思想文化是日本「現代性」發生過程中最大的曲折，這形成其本身的顯著特色。陳：您談到東亞地區主要國家中國、日本以及朝鮮半島在「現代性」發生過程中，各自經歷了不同的路徑，這說明具有同樣漢字文化背景，換言之，儒教文化背景的東亞主要國家和地區在接受西方近代思想文化方面，存在著差異。我們暫時撇開朝鮮半島不談，僅把中日兩國擺在學術的天平上稱量一下，就會輕而易舉地發現：就結果而言，日本走上了近代化的道路，加入了世界列強之林，而中國卻被擋在了近代化的大門之外，千年老大帝國逐漸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落後國家。這究竟是怎麼回事呢？您能夠說在當時歷史背景下中國在器物、制度、價值各方面都落後於日本嗎？我想個中應該存在更為複雜的原因。小森：我基本上贊同你的分析。一般認為，經歷過最初幾十年吸收西方文化過程中的歷史曲折之後，日本與中國各自走上了追求近代化的道路，到了甲午日中戰爭爆發時，日中兩國間最終形成了二元對立的格局。國家關係發生逆轉，日本由傍依於「華夷秩序」體制下受中華帝國宰制的（名義上的）隸屬國搖身一變成為執行「萬國公法」這一西方主導的法律秩序的事實上的行為主體之一。之所以會發生如此逆轉，個中的原因顯而易見是十分複雜的。就此日中兩國的學者見仁見智，各有持論，這是無可非議的。我比較贊同日本歷史學家依田憙家的相關見解。他曾在其著作《日中兩國近代化比較研究》一書中探討過此類問題，我們不難從中發見一些重要的啟示。他指出：1，較之中國積澱久遠的歷史文化，日本的傳統文化形態比較適合於吸收外來文化。自上古時期日本便成功地源源不斷地從大陸攝取了幾乎所有的思想文化。因此在不斷獲益的過程中自覺地形成了開放的引進機制和健全的吸收體制；2，日本較早地出現了限制儒學有效範圍的傾向，而中國卻遲遲擺脫不了儒學的羈絆，比如說，科舉考試製度等；3，日本重農並不抑商，早在17世紀末便形成了建立近代民族國家所必備的重要前提——統一的國內市場。相形之下，中國則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才逐漸形成統一的國內市場。在東亞長期居於宰制地位的老大帝國竟然在市場經濟體制上落後日本多達兩個多世紀！？4，日本以血統制和世襲製為基礎的政治形態導致了統治階級內部出現分裂，下層武士背叛了傳統統治，而中國以科舉製為基礎的政治形態比較容易使統治階級整體保持對傳統體制的認同，雖然頻繁爆發易姓革命，但是每次血腥暴力的結果都是復辟或倒退，並沒有發生真正的社會變革；5，日本較早地脫離了官督商辦的經濟模式，幾乎在廢藩置縣的同時同步形成了民間資本主義，而中國則長期堅持官辦陋習，遲遲難以生成民間資本；6，另一方面是教育的問題。日本自江戶時代起就普及了初等教育，至明治時期，兒童（不分男女性別）入學率已經達到90%以上，這對後來的近代化進程產生了極為有利的影響。除了上述原因之外，我個人認為還有知識分子自身問題。當時的中國知識分子憂國憂民者不乏其人，但是總體而言僅僅以愛國熱情取代理性思考者居多，能夠正確認識西方思想文化的正麵價值、積極有效地投身於近代化文化生產的學者少。陳：也就是說由於歷史文化、社會形態、政治思想以及價值觀念方面的微妙差異致使中日兩國在面對西方思想文化大潮衝擊時各自採取了不同的態度和做法，日本放棄了老大帝國主導的「華夷秩序」，追隨西方「脫亞入歐」，走上了近代化的道路；而中國卻積重難返，繼續背負著老大帝國的文化包袱，亦步亦趨，步履維艱，最終被時代大潮給拋棄，錯過了走進近代化的好時機，這是中國和日本的不同命運，或許也是漢字圈文化的歷史宿命。很顯然中國和日本在應對西方以殖民主義侵略為特徵的文化進攻時，各自選擇了具有決定性的防禦策略。關於這一點，您在《後殖民主義》一書中有所論述，現在是否可以進一步談談這個問題？小森：你剛才談到「由於歷史文化、社會形態、政治思想以及價值觀念方面的微妙差異致使中日兩國在面對西方思想文化大潮衝擊時各自採取了不同的態度和做法」，從宏觀上來看確實應該這樣下結論。但是，就這個問題我們要具體地看，要將這個簡單的結果還原為歷史事實，才能夠發現問題的癥結。陳：那麼，我們應該如何還原歷史事實呢？您在前面提到的《後殖民主義》中使用過一個詞語「殖民地無意識」，能否就由此談起呢？小森：好的。在「開國」之前，由於前面已經提到的種種原因，日中兩國對待西方殖民主義的深層文化心理——我稱之為「殖民地無意識」——是有微妙不同的。首先，中國大陸的「開國」是「大英帝國」為了開闢棉工業產品市場而以暴力手段強行實施的。產業革命後，起先對推銷棉工業產品並不熱心的東印度公司，於1814年奪取了與印度開展貿易的經營壟斷權，這樣英國的棉工業產品便潮水般地湧進印度。維持如此貿易的硬通貨必須是銀幣，而在印度的英國商人手中卻十分缺乏這種硬通貨。為了能夠從東印度公司獲取許可證以維持沿岸貿易，這些商人把眼睛瞄向了中國，其中向中國輸出鴉片便成了不可缺少的生命線。自1826年起，由於鴉片貿易，中國的白銀開始外流。1830年代隨著東印度公司對中貿易壟斷權被廢止，中國政府內部嚴禁鴉片交易的勢力也佔了上風，1839年3月，林則徐封鎖了業已軍事要塞化的外國商人居留地，沒收了英國商人擁有的鴉片。以此為契機，中英兩國之間於1840年爆發了「鴉片戰爭」。取得這場戰爭勝利的英國迫使中國政府（清政府）於1842年8月29日與之締結南京條約，並以此為突破口強迫清政府簽署一系列條約、協定，割佔香港並攫取了高達2，100萬兩白銀的鴉片賠償金、軍費以及其他費用。由於「鴉片戰爭」，廣東貿易體制崩潰，廣州、廈門、福州、寧波、上海五口開始通商，而且英國人在上述口岸享有領事裁判權，自此不平等條約下的中國開國被迫展開。其後，以發生於1856年10月8日的「亞羅號事件」為導火索，英國夥同法國對中國大規模行使武力，發動了第二次「鴉片戰爭」，把軍隊一直推進到北京。1858年6月，在英法兩國軍隊的威壓之下，清政府屈辱地與兩國簽定了《天津條約》。與此同時，美國、俄國兩國代表也以修訂條約為借口強迫清政府與之締結《天津條約》。上述四個《天津條約》致使中國主導的「朝貢外交」的前提崩潰，中國進入被歐美列強以不平等條約手段予以宰制的被支配時代。所謂「朝貢外交」，與傳統的「中華思想」有著緊密的關聯。它是這樣一種體制：中國是世界的中心，中國之外的國家儘是與文明無緣的「夷狄」。這些國家通過向中國「朝貢」來維繫與前者之間的統治與被統治的關係。只要能夠「朝貢」，這些國家在各自的地域就可以以獨立於中國本土的形式，相對自由地開展政治統治。相形之下，歐美列強間的條約外交則是以近代國民國家為前提，以歐美列強的國家體製為基準，制定「萬國公法」性質的共識的。假如你沒有具備與歐美列強的國家概念相適應的相同的國家體制，那麼你就不可能與之締結對等的條約。剛才提到的英國通過兩次「鴉片戰爭」的軍事勝利而強加於中國的不平等條約就是顯例。不平等條約的核心內容在於最惠國條款和協定關稅以及領事裁判權。當然，協定關稅是業已產業資本主義化的歐美列強為了便於擴大本國工業產品出口市場而制定的規則；而領事裁判權事實上則是歐美列強一方保證自己可以在對象國享有治外法權的重要措施。正因為如此，1858年《天津條約》簽定之後，在北京政府內部主戰派態度十分強硬，該條約費時良久才獲得批准。也即在1859年以及1860年英法兩軍聯合採取軍事行動之後，和平派皇弟恭親王才與兩國在北京城內進行了《天津條約》換文儀式以及《北京條約》的簽字儀式。英法聯軍進攻北京之際，與親信們一起逃往熱河離宮的咸豐帝於翌年8月在當地去世。於是，幼帝之母西太后那拉氏夥同恭親王等主和派乘機發動宮廷政變，逮捕並殺害了主戰派的主要人物，隨後開始履行《天津條約》，自此中國政治轉變為容忍不平等條約的體制。同時，在中國南方，自1851年起太平天國運動爆發，為了鎮壓這場農民運動，清政府覺得英法兩國的軍事力量必不可少，於是展開了一次半殖民地狀況之下的歐化政策，史稱「洋務運動」。這一時期，北京政府對當時的世界形式作出了誤判。他們認為最大的危機來自太平天國；其次是北方的俄羅斯的威脅。俄羅斯乘中國國內發生一系列混亂之機，不斷從領土上蠶食中國，強佔了黑龍江和烏蘇里江右岸的大片領土。再次才是英國。雖然英國是以武力打開中國門戶的第一個西方國家，但是它的主要目的在於通商，並無太多的領土野心。而法國和美國只不過是追隨英國的勢力。北京政府做出的如此「中華」式的世界認識，遮蔽了業已捲入世界資本主義體制、以「萬國公法」為軸心、以歐美列強的「國家」概念為前提的「國際關係」的實際狀況，因此延誤了及時把握現狀，作出正確選擇的時機。陳：也就是說傳統的、狹隘的「中華」意識或者說「華夷秩序」觀念早已形成種族群體心理潛藏於當時中國的「殖民地無意識」之中，並直接地折射進體制方的政治意識形態，阻礙或影響著為政者以及政治精英在緊要關頭作出明智的抉擇。那麼，日本的情形如何呢？小森：是的，可以這樣認為。反觀日本列島，情形則大為不同。1857年，美國東印度艦隊司令長官馬修?G?佩利受命以使節的名義率領炮艦來到日本的浦賀港，以武力威脅手段逼迫江戶幕府廢棄鎖國政策，開放門戶。在向德川將軍遞交過美國總統致信後一行返回美國。不過，翌年2月，佩利又以簽署正式條約為由率領艦隊停泊於神奈川附近的海面上。同年3月31日，日本被迫簽訂了不平等的《日美和親條約》。該條約規定日本開放下田與箱館港，向美國艦船提供石炭與淡水供應，負責救助漂流至日本沿海的美國捕鯨船隻，並將其船員交付於美國方面。這個條約的內容充分地體現了逼迫日本開放門戶的美國1850年代在世界資本主義體系中的地位。早在1840年代，美國就成了僅次於英國的世界第二大棉紡織工業國。如何在爭奪中國市場的競爭中佔據有利地位，是當時美國產業資本主義所面臨的最為重要的課題。美國——墨西哥戰爭（1846～1848）的結果是美國成功地從後者那裡奪取了加利福尼亞州和新墨西哥州。在中國市場，為了與英國展開競爭，美國的當務之急就是開闢一條直接連接其新領有的加利福尼亞州西海岸港口與中國上海或廣東的、橫貫太平洋的航路。基於如此意義，通常所說的美國是不擁有殖民地的國家的說法就只能是一派胡言。因為北美大陸自身原本就是可以由東到西自由擴張的廣大的殖民地。美國當時的最大課題就是如何在一次航海過程中運輸最可能多的棉工業品至遠東。當時的單缸蒸汽船需要大量的石炭作燃料。假如中途能夠找到供給石炭的中繼港，就可以減少船艙內石炭的裝載量，相應地增加貨物的運載量。這樣就可以用較少的成本運輸更大數量的棉紡織品。因此，美國就瞄上了位於美國西海岸直通中國的航海線之中途的日本列島口岸。假如能夠在上述口岸添加石炭，或許就可以在同英國爭奪中國市場的競爭中取得勝利。正是這個資本主義性質的課題成了美國迫使日本開放門戶的最大理由。身為東印度艦隊司令長官的佩利原來還是第一個將蒸汽船引進美國海軍的人物。所以美國——墨西哥戰爭過程中他擔任墨西哥灣艦隊司令長官也並非偶然。美國是擺脫了英國殖民統治而形成的獨立的近代國民國家（民主國家）。它能夠成為日本被動開國之際的交涉對手，使得日本的開放門戶情形與中國有著微妙的差異。就在《天津條約》簽定的同年，即1858年7月29日，美國總領事哈里斯，憑藉老辣的外交手腕誘使日本在《日美修好通商條約》上籤了字。也就是說哈里斯乘著英國傾力於「克里米亞戰爭」和「亞羅號戰爭」（即第二次鴉片戰爭），無暇東顧日本之機，搶先修訂了原本沒有包含自由貿易規定的《日美和親條約》。哈里斯一再強調美利堅合眾國的和平主義主張，首先保證假如日本同它締結該條約就可以有效地防禦來自第三國的侵略。隨後，日本於同年8月18日、19日、26日以及10月9日分別與荷蘭、俄羅斯、英國以及法國簽署了以《日美修好通商條約》為基礎的一系列修好通商條約。史稱「安政五國條約」。自此日本列島進入不平等條約時代。假如將「安政五國條約」與《天津條約》作一比較會發現有若干重要不同：首先是關稅稅率方面。清帝國的關稅僅為5%，而日本對大多數外國產品皆徵收20%的關稅；其次，日本的條約中不包含對基督教應採取特別措施的條款；再次，日本不承認外國人在日本「內地」自由旅行的權利，等等。可以說日本政府（江戶幕府）當局已經了解到歐美列強推進兩次鴉片戰爭的來龍去脈，因此他們積極地借鑒了中國失敗的教訓。為了迴避因戰爭而被半殖民地化的厄運，他們試圖採取通過徵收交易關稅利益而實現富國強兵的路線。陳：正如您指出的那樣：日本直接面對門戶開放壓力的時期在中國之後，有前車之鑒，而且其所置身的國際環境也大不同於中國，尤其是最初的交涉對手是剛剛擺脫英國而獨立的新興資本主義民主國家，因此從外部因素來看，較之中國，可以說日本的「近代性」發生從一開始就處於比較有利的地位。當然加之我們前面所議論的深層文化因素的影響，客觀上就決定了日本在接受西方思想文化之際比當時中國具有更大的自主性、靈活性。雖然「安政五國條約」也屬歐美列強強加的不平等條約，但是，與《南京條約》、《天津條約》等相比較，前者在法律上遠不如後者的破壞性強，前者只是經濟貿易方面的宰制；而後者牽涉到國家主權、意識形態甚至領土的完整，因此兩者相較是存在著質的不同的。上述這些法律分別實施造成了不同的結果：中國淪為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國家，日本卻在幾經曲折之後走進了「萬國公法」體制下的近代資本主義隊列。這個事實非常發人深省。我想發問的是日本當時曾經經歷過什麼樣的曲折？又是怎樣實現「超克」的？小森：這個問題比較難以回答。為了避免簡單化或圖式化，我們還是著眼於歷史事實吧。江戶幕府在締結「安政五國條約」之際並沒有得到孝明天皇的敕許，而是事後才試圖取得天皇的承諾。為此幕府方面向朝廷強調的是：一系列不平等條約不久就會「修訂」，也就是說存在著「修改條約」這一前提。結果圍繞開國而締結的條約自一開始便內在著「修改條約」這一政治課題。幕府越過朝廷自行締結上述條約的行為實際上點燃了一把火。因為對歐美列強的帝國主義侵略行徑和外交情形並不知情的公家（朝臣—陳多友注）與反幕府勢力不久便聯合起來，掀起了一場聲勢浩大的「尊皇攘夷」運動。「攘夷」思想是「中華思想」的產物，它把自己假想成位於世界中心地位的先進文化圈，而周遍地區的人們都是沒有文化的「夷狄」。所以它是一種歧視性的排外主義。換言之，這種思想不顧現實，只固守於觀念的領域，將日本列島順推至往昔的以中國為中心的大陸的地位，而視歐美列強為「夷狄」。從現實政治與外交過程來看，只有完全消除兩次鴉片戰爭過程中清帝國所蒙受的慘痛經歷的影響，如此「攘夷」思想才有可能成立。「黑船」（佩利來航時所率領的四艘黑色炮艦—陳注）危機甚至波及至平民百姓。乘此機會，「尊皇攘夷」這一狂熱的排外主義情緒快速形成。它一邊消除著人們對現實歷史過程中最為重要的部分的認識，一邊又只能夠以「尊皇」即擎出對不平等條約並沒有作出敕許的「天皇」這一古老卻又年輕的新權威主義的手段彌補那被消除的空白。這裡就顯現了「近代天皇制」這一裝置的起源。因此，明治維新政府最初面對的重要的外交課題是設法修訂幕府業已簽訂的不平等條約。日本的執政者、權力精英們的精神構造是具有兩面性的：一方面，面對歐美列強，他們一面繼續締結著對後者從屬關係，一面表面上推進著條約修訂；另一方面，他們又在全速接受以「萬國公法」為中心的歐美列強的外交理論的精神實質。為了確保本國的領土完整，只好將國內的制度、文化、生活習慣以及最為重要的要素——國民的頭腦等，依據歐美列強這一他者半強制性地拋出的邏輯，一邊佯裝自發而為，一邊殖民化。我本人稱這種情況為「自我殖民地化」。1860年，為了交換「安政五國條約」之一的《日美修好通商條約》的批准書，日本派出了遣美使節團。隨使節團同行的是幕府海軍艦艇咸臨丸。福澤諭吉以該艦管帶木村喜毅的隨從身份一起前往。1862年至翌年間，又派出了訪歐使節團。這次的任務是與英、法、荷、俄、保等國就繼神奈川、長崎、箱館開港後，決定進一步開放新瀉、江戶、大坂、兵庫等港口或市場的事宜進行談判。當然使節團的目的是最大限度地延遲上述地區的開市開港日期。作為外事翻譯人員，這次福澤諭吉仍然隨團前往。與此同時，在日本國內，反對未經「天皇」敕許的條約簽署行為的動態日益激化。「尊皇攘夷」的標語口號，顧名思義地指向以大老井伊直弼為首的幕府閣僚所制定的外交路線。結果，「尊王」與「違敕」對舉，「攘夷」同「開國」對置。櫻田門外事變（1860年3月24日）中，井伊遭到暗殺；而坂下門外之變（1862年2月13日）時，老中安藤信正又遇襲身亡。一系列針對幕府的恐怖事件頻繁發生。天詛組舉兵、生野之變、天狗黨之亂等討幕舉兵活動在全國各地相繼發生。其間，以生麥事件（1862年8月21日薩摩藩藩主島津久光的隊列行進至生麥地區，遭到4名英國士兵騎馬冒犯。島津隨從殺死了這些士兵，引起英國憤怒。翌年英國軍艦開始進攻薩摩，是為 「生麥事件」—陳注）為契機，身為列島地方軍閥的薩摩藩（現鹿兒島縣—陳注）與英國之間，於1863年8月15日爆發了薩英戰爭。同年6月25日，作為「尊皇攘夷」運動中心的長州藩炮擊了通過下關水域的美國商船，結果招致列強眾怒。1864年9月5日，英、法、荷、美四國聯合艦隊攻擊馬關炮台，爆發了馬關戰爭。然而，實際上與列強海軍進行過戰鬥的薩摩、長州這兩大地方軍閥在戰爭結束後，轉而急速倒向英國，加強了同英國的聯繫。1866年薩長結成聯盟，於是日本列島全面滑向明治維新內亂之中。日本當時的權力精英們由於不得不真刀真槍地直接面對以歐美列強的海軍為核心的軍事力量和它們業已施加於清帝國的殖民地主義性質的外交政策，以及列強本國的政治力量、外交力量，因此只好設法朝著均衡利用這些力量的方向調整自己的行動，轉而將「尊皇攘夷」路線撥向「尊皇討幕」的軌道，致力於創建排除地方軍閥制的、強有力的國家及其軍隊。陳：按照您的看法，除了獨特的文化積澱因素之外，由於迥然有別於清帝國的殖民地無意識使然，日本的權力精英得以比較清醒地認識到當時世界的政治軍事情勢，從而及時地對外交方式進行了調整。當然這是以排除「華夷思想」或者說「華夷秩序」傳統，半被動地走進歐美列強主導的外交秩序為代價的。換言之，是否可以認為：日本走向「文明開化」的過程實質上就是「萬國公法」內面化的過程。小森：我表示贊成。對1860年代的日本權力精英而言，最為緊急的課題就是如何使「萬國公法」的邏輯或者說歐美列強所拋出的「國際」關係規範在日本內面化。他們必須考慮如何才能把自己所歸屬的國家本身改造成符合前述規範框架的近代國家。然而，在佩利逼迫日本開放門戶的階段，幕府的談判代表們並不完全掌握「萬國公法」的相關知識。在進行外交談判之際，談判的邏輯框架全部在對方掌控之中。也就是說，幕府的談判代表被置身於話語體系本身處於非對稱且單向運做的力量關係之中。他們無端地被迫置身於根本上四分五裂的狀況之中。出於設法維持幕府外交政策（基本上是堅持鎖國，在其背後也隱藏著朝貢制度）的目的，為了獲取歐美列強圍繞新的「國際」關係而一手操縱的話語體系，外交事務當局開始發揮起機能作用。然而，結果出乎他們的意料。他們居然成了脅從外部侵略勢力打垮本國舊體制的書面翻譯人員或者說口頭傳譯者。儘管歷史狀況有所差別，但是，幕府的外交事務官員們的確在懵懵懂懂之間發揮了「傳譯者」的作用，這種面對擁有支配性話語的一方頓時失語最終只能扮演他人「傳聲筒」的現象，在所有瀕臨殖民地的邊緣的國家或地區都會出現。即在土地、財產、生命等被他人支配之前，語言交際的手段就已經被迫居於被支配地位了。所謂「萬國公法」，出自美國人傳教士馬丁（中國名丁韙良）對亨利?霍頓著《Elements of International》（1836）一書的漢譯本。該譯本1864年出版發行，翌年其翻刻本被帶到日本，該書迅即在權力精英、日本知識階層傳播開來。結果，《萬國公法》對明治維新之際的日本權力精英、知識精英所產生的影響遠遠超出了其正宗輸入國大清帝國。通過將這種「萬國公法」邏輯內面化，迅速在國家與外交思想領域推動自我殖民化實施的是1862年作為幕府公派留學生前往荷蘭留學的西周助。西周與津田真道（明治維新時期的哲學家、思想家—陳注）一起在荷蘭萊頓大學接受了法學系教授菲瑟翎（他曾經以外交官身份與「大英帝國」就殖民地霸權問題展開過艱苦卓絕的外交談判—陳注）長達2個月的個人指導。1865年，西周學成回國，擔任幕府開成所（江戶幕府設立的專門傳授荷、英、法、德以及俄羅斯等國洋學的學校。後來成為東京大學的一部分—陳注）教授。自1865年至1866年，他在開成所專門開設「萬國公法」課程；並在此基礎之上，於1868年公開出版了編譯著作《和蘭畢灑林氏萬國公法》，以此作為日文版《萬國公法》。以此為契機，其後，日本出現了多種版本的《萬國公法》以及相應的註疏讀物。對有志成為新國家權力精英的知識分子而言，認真學習、深刻領會《萬國公法》，並將之全面內面化是不可或缺的課題。再一個值得注意的人物是福澤諭吉。幾乎在西周出版《萬國公法》之同時，他也寫成了《西洋事情 外篇》一書（1868年），詳細地說明了學習「萬國公法」的必要性。對已經採取開國路線的明治新政府而言，日本型華夷思想」（日本為「中華」，他者為「夷狄」的思想）已經不適應新的國際外交關係。必須樹立「萬國公法」觀念，視「外夷」為「宇內」，不是簡單地拒斥西方列強，而是按照國際公法與之平等地開展外交。這樣一來，「萬國公法」似乎在很大程度上被當作自然法而經典化了。1868年2月8日，剛剛成立的維新政府就向各國公使發布了明言「王政復古」和「履行條約」的詔書。同日對全國頒布了「對外和親」、「宣揚國威」的指令。號召全國「在與外國交際之際，應採取宇內之公法」。由於明治維新政府自身強調該法律的正當性，因此，「宇內之公法」與「萬國公法」重疊在一起成為處理外交關係和國際政治問題的最基本邏輯。籍此，日本徹底地將「萬國公法」當作「宇內之公法」予以內面化，並從此走向以排除東亞為準則的全面西化道路。陳：我想，您所說的「全面西化道路」應該是指日本將「萬國公法」當作「宇內之公法」運用於外交等領域的實踐手法，或者說日本秉承西方列強之衣缽，展開殖民地主義實踐的具體步驟。小森：是的。最初將業已內面化的「萬國公法」運用於具體的實踐活動是在1869年。明治政府軍隊在一個叫「五陵郭」的地方鎮壓了幕府海軍之後，將蝦夷地（阿伊奴人居住的地區，主要指北海道等地—陳注）改稱「北海道」，設置了「北海道開拓使」。早在1868年，「天皇」就曾向政府首腦咨問過「開拓蝦夷地」一事，將阿伊奴人居住的地區定位為「無主之地」，並設置11國86郡，徹底地把它攫為自己事實上的領地，使之殖民地化。可以說這是明治維新後日本同時發動殖民地無意識與殖民地主義意識的端倪。也就是說，通過掩蓋自身有可能被歐美列強殖民地化的危機狀況（這裡指與俄羅斯帝國就國界確定問題出現的危機），喬裝憑藉自發意志高舉「文明開化」的旗幟，隱去甚至忘卻模仿歐美列強行為中所內在的自我殖民地化，使得殖民地無意識建構起來。然而，為了表明自身「文明」，就得在周邊發現「野蠻」，並且只有領有其土地，才能把它納入自己的控制之下。因此，阿伊奴人成了他們最初「發現」的「野蠻」。之後，首先通過判斷阿伊奴人與俄羅斯之間的關係認定他們並非「外國人」，於是圈佔其土地；隨後為了區別於「和人」，又給了他們以排除性的稱呼「土人」。如此創造了同化與排除之二重性的話語戰略，始終貫穿於其後的日本型殖民地主義政策之中。歸根結底，「萬國公法」僅僅是歐美列強型國家之間的「國際」法。其結果只能是發揮了負作用。因為它對歐美列強所展開的形形色色的殖民統治的正當性予以了追認。之於「萬國公法」，「世界」賦予以歐美列強為首的基督教國家以「文明國」的特權，而其它國家或地區卻淪為了「未開化國」。而且，「文明國」視「未開化國」之領土為「無主之地」而加以領有的行為也被正當化了。在領有「北海道」之際，明治維新政府使用了這種邏輯。正因為阿伊奴人是「未開化」的「野蠻」人，所以即使他們居住於該地，也可以將他們的土地置於「和人」的版圖之中。但是，之於「萬國公法」，惟有「文明國」才具備領有殖民地的正當權益。日本被歐美列強強加了一系列不平等條約，這樣的國家算得上「文明國」嗎？幕府末年，日本使節團訪問歐美之際，當地的新聞報道界大多場合下都使用「未開化國」之類的話語指稱日本。所以，日本怎樣才能隱去這個矛盾和非正當性呢？為此，明治維新後的日本只好一方面以「文明開化」為國是，通過徹底的學校教育實現自身「文明化」，即自我殖民化；與此同時，在政治、軍事、外交等方面刻意模仿歐美列強，瘋狂地對外展開殖民主義侵略和擴張（出兵台灣、甲午中日戰爭、吞併朝鮮、扶植偽滿州國、全面侵華戰爭、太平洋戰爭等），通過將東亞鄰國阻止於現代化的大門之外的手段，滿足了自身的發展欲求。陳：綜觀歷史我們發現：在面對東西方之間所發生的現代文明衝突之際，中日兩國的反應截然不同。在成功鎖國200餘年之後，日本猛然發現：本來令人陶醉的東洋文明已經與西洋現代科技文化相去甚遠，為了把自己從危機四伏的民族屈辱乃至被征服的境地拯救出來，它不得不幾乎全盤採用歐美列強的殖民主義文化。日本以如此熾烈的熱情迅速完成全國範圍內的西化，在短短半個世紀之內就掌握了近代技術和軍事手段，以穩健的步伐加入世界先進國家之行列，並且很快就趕超了許多老牌帝國主義國家。另一方面，正如 胡適先生早在20世紀30年代就已經指出的那樣：「中國卻在無用的抗拒、長期的躑躅、斷續不連貫的改革、災難性的革命戰爭和內亂中耽誤了一個世紀。直到今天，她向世界展示的仍是最令人哀痛的一幕：一個一度偉大的民族，為著重新自立自主而無助地奮鬥著，摸索著，希冀找到可行的方法途徑，解決不可抗拒的西方文明衝擊下出現的種種複雜、緊迫的問題」（《中國的文藝復興》歐陽哲生/劉紅中，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P154，2001年2月）。胡適先生是個實用主義者類型的民粹主義者，他所注重的是結果，所以對日本近代性發生過程中的殖民主義意識形態和軍國主義侵略行徑給亞洲周邊國家所造成的巨大傷害並沒有形成清醒的理性認識，這一點是不足為我們當代學者所認同的。不過，他對作為吸收西方思想文化之主體的中日文化在現代文明衝突中，換言之，在各自近代性發生演變的過程中所表現出的差異性所持的見解，以及他對古老中國在群狼環視環境下因採取不明智的政治外交軍事策略而釀成的被動挨打局面所懷抱的憂憤意識，是我們知識分子所敬重的。毋寧說，在這一點上，雖然存在著國別差異，您與 胡適先生的認識是有共同性的，只是您是站在更寬廣的視角、更高的歷史緯度在闡釋事實，所以更能喚起人們的歷史記憶，從而能夠啟發人們在端正對東亞乃至世界歷史的認識之同時，以深遠的目光展望未來。為此，作為中國學者，我們應該從您的學說中汲取更多的啟示。謝謝！本文責編：xiaolu發信站：愛思想網（http://www.aisixiang.com ) ，欄目：天益學術 >歷史學 >世界史本文鏈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4083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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