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文豪郭沫若：刪減史料 涉嫌剽竊

2013.11.06第 01 期已有257人評論問題文豪郭沫若：刪減史料 涉嫌剽竊

導語

巴金曾評價說：「我同郭老接觸多年，印象最深地是他非常真誠，他談話、寫文章沒有半點虛假。」但顯然，這個評價並不完全符合事實，作為文人，郭沫若身上有著諸多瑕疵。[詳細]一 刪減史料 以此證明崇禎帝「沽名釣譽」

1944年4月12日，毛澤東在延安高級幹部會議作報告時特別提到了郭沫若的名作《甲申三百年祭》：「近日我們印了郭沫若論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們引為鑒戒，不要重犯勝利時驕傲的錯誤。」

但是，這篇被毛澤東大力宣傳的作品，卻存在刻意刪減史料的問題。

郭沫若寫道：「崇禎帝，公平地評判起來，實在是一位十分『汲汲』的『要譽』專家。他是最愛下《罪己詔》的，也時時愛鬧減膳、撤樂的玩藝。但當李自成離開北京的時候，卻發現皇庫扃鑰如故，其『舊有鎮庫金積年不用者三千七百萬錠，錠皆五百（十？）兩，鐫有永樂字』（《明季北略》卷二十）。」（引自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

他的意思是說，崇禎帝實在是一位貪得無厭之人，李自成離開北京的時候，發現皇帝老兒在皇庫里存了三千七百萬錠白銀，每一錠為五百兩，可見明亡前皇室還控制著大量財富。

郭沫若單獨從《明季北略》中摘取了這麼一段，來證明明朝皇室貪得無厭，崇禎帝小器吝嗇，並說如果崇禎能拿出點兒銀兩賑災，也就不至於鬧到後來上吊自殺了，明朝或許也不會那麼快滅亡了。

那麼郭沫若所引用的史料原文究竟如何呢？

《明季北略》是這樣寫的：「……舊有鎮庫金，積年不用者，三千七百萬錠，錠皆五百兩，鐫有永樂字，每馱二錠，不用包裹。談遷曰：三千七百萬錠，損其奇零，即可兩年加派，乃今日考成，明日搜括，海內騷然，而扃（音「囧」，扃鑰意思是關閉，鎖閉）鑰如故，豈先帝未睹遺籍耶？不勝追慨矣。予謂果有如此多金，須騾馬一千八百五十萬方可載之，即循環交負，亦非計月可畢，則知斯言未可信也。」

這段意思是，《明季北略》作者計六奇引用了歷史學家談遷的話，這麼多銀子，崇禎居然不知道，以至於國破家亡，多麼遺憾啊。計六奇隨後提出了自己的質疑，表示這麼多銀兩非得用一千八百五十萬匹騾馬，連續不斷運載好幾個月才能存進來，可見這種傳聞未必可信。

「三千七百萬錠」這個數據，在明末的諸多史料中多有提及，真實性存疑，郭沫若在選取史料時，直接刪掉了原文中的質疑內容，作為知名歷史學家，不加考證就採納，這並不是嚴謹的治學態度，而直接刪減原文斷章取義，更不是真正的歷史學家應有的態度。

那麼，郭沫若為何要採用這種方式呢？這與郭沫若本身的觀點有關。

被毛澤東大力宣傳的《甲申三百年祭》發表以後，國民黨十分震驚，指責郭沫若是在「為匪張目」，郭沫若對此則理直氣壯回應說：「我郭沫若就是要為『匪』張目嘛！」顯然，郭沫若在《甲申三百年祭》中褒揚李自成貶低崇禎，是出於現實政治的考慮，這裡的「匪」不單是李自成，而是暗指「延安」的中共，從某種意義上說，郭沫若採用的是影射史學的方式，其歷史研究的態度並不端正。[詳細]

二 剽竊他人研究成果：郭沫若抄襲疑雲

余英時質疑郭沫若抄襲錢穆是學術界的一段公案，各方說法不一，質疑者言之鑿鑿，反對者則認為這是污衊賢者，此段學術公案按下不表。在目前公開的新聞及出版物之外，至少還有三段關於郭沫若涉嫌抄襲的事例。

郭沫若涉嫌抄襲事件一：考古學家鄒衡在接受《新京報》採訪時回憶了1961、1962年的一件往事，鄒衡說那兩年郭沫若出版了《中國史稿》，該書有大量內容與自己的講義雷同，鄒衡將此事上報學校，對此翦伯贊拍了桌子說：「這還了得，抄到北大來了，連一個註解都沒有。」

然而，稍後翦伯贊又說自己認為郭沫若不會直接抄襲，作者應該另有其人，後來該事件以陸定一親自帶人向翦伯贊道歉告終。但由於事件缺乏詳細資料和證據，因此難以證明郭沫若是否真的抄襲了鄒衡，但鄒衡似乎也無必要在幾十年後污衊郭沫若。（據《新京報》2005年7月19日刊報道）

郭沫若涉嫌抄襲事件二：馬非百是著名歷史學家，1957年被錯劃為右派，被發配到中華書局做編輯，「文革」中曾失去自由。他的主要著作有《秦始皇帝傳》《管子輕重篇新詮》等，他對《管子》情有獨鍾，1950年代中期，他將自己數十年的研究心得寫成文稿，讓學生交給當時的權威雜誌《歷史研究》，但數月沒有回信，《歷史研究》的編輯對此事的解釋是吃不準文稿，交給郭沫若審閱去了。不久之後郭沫若開始在《光明日報》發表研究《管子》的文章，馬非百發現郭沫若許多觀點都與自己的研究相同。

1979年12月中華書局出版的《管子輕重篇新詮》中寫道：「馬非百先生幾十年來潛心研究《管子輕重篇》，並於1943年開始寫作《管子輕重篇新詮》，七易其稿。其第三稿，郭沫若同志編著《管子集校》時曾借去參考並列入引用書目，引用過近百條。」或許是出於為尊者諱的目的，這段含蓄的話並未直接說明郭沫若是否抄襲，但一篇文章就被引用近百條，這起碼說明郭沫若的研究不夠紮實。（據紅網《湘聲報》2009月1月2日文章《馬非百與郭沫若》）

郭沫若涉嫌抄襲事件三：《毛澤東傳》作者羅斯·特里爾教授在《我與中國》一書中披露了另一件郭沫若涉嫌抄襲的故事。羅斯·特里爾在1970年代末認識了一位家庭成分不好的中國青年教師孫穆治，他的父親在20世紀50年代寫過兩篇考古學的文章，寄給了郭沫若，但最後這兩篇文章以郭沫若的名義發表了，孫穆治對羅斯·特里爾表示，「我們仍保有郭沫若的兩封信為證，可以證明那兩篇文章是我父親寫的。」（據《我與中國》，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羅斯·特里爾有無其他證據不得而知，但他將這段故事寫進了《我與中國》之中，也許他本人比較相信郭沫若有抄襲之嫌。

以上三個案例中，郭沫若是否抄襲都是由當事人的一方敘述，因此不能斷定郭沫若就真的抄襲，但這三件事都有共同背景，即建國後郭沫若成為學術領域最有發言權的人物，地位舉足輕重，因此指責都導向他利用權力為自己謀利。本文並非嚴謹的學術考證，無法證明郭沫若是否真有抄襲，但若說其「白璧微瑕」，顯然不為過。[詳細]

三 迎合時政需要曲解毛澤東杜甫詩詞

郭沫若因為時政需要，刻意曲解文學作品的案例很常見，以毛澤東詩詞為例，郭沫若多有自己的「獨到」解讀，並將這種解讀堂而皇之的呈現給世人。

著名作家、中國社科院哲學所研究員周國平是郭沫若之子郭世英的大學同學，在其回憶錄《歲月與性情》里，周國平提到了當年的這樣一件舊事：一次是為我辦的專場，我請教，全家旁聽。我請教的是《清平樂·會昌》，問他如何理解「莫道君行早」這一句里的「君」，是否有所喻指。他答：「我看不出來。」我說：「可是，有一種說法認為，『君』是指西方帝國主義。」他說：「那太牽強了。」我翻開一本資料，指給他看，正是他自己曾經提出過這種說法。他立即快活地大笑，全體在場的人也大笑。郭沫若在獲知是自己提出的說法後，並沒有顯得尷尬，或許他自己也不相信自己的解讀，也或許是他本就不在乎。

除了周國平提到這一則故事外，郭沫若在杜甫和李白的解讀上也頗具「時代特色」。文化大革命時期，郭沫若出版了一本「學術」著作《李白與杜甫》，在這本書中，郭沫若大肆讚揚李白，將杜甫打為反動的地主階級。而郭沫若之所以這麼寫的原因，完全是因為毛澤東喜歡李白。

郭沫若在書中論證了杜甫是地主階級，因為杜甫經常數自己的鴨鵝數量，而且每次數的時候還要關閉柴門（因為怕被農民偷）。郭沫若引用的詩是杜甫的《舍弟占歸草堂檢校聊示此詩》，詩云：「久客應吾道，相隨獨爾來。熟知江路近，頻為草堂回。鵝鴨宜常數，柴荊莫浪開。東林竹影薄，臘月更須栽。」——郭沫若認為杜甫詩的後四句赤裸裸的表明了自己的「地主心理」。

對於杜甫著名的《茅屋為秋風所破歌》，郭沫若的解釋更為「獨到」，在他的描述中，杜甫完全不是住草堂，而是豪宅：「詩人說他所住的茅屋，屋頂的茅草有三重。這是表明老屋的屋頂加蓋過兩次。一般來說，一重約有四、五寸厚，三重便有一尺多厚。這樣的茅屋是冬暖夏涼的，有時比住瓦房來還要講究，茅草被大風颳走了一部分，詩人在怨天恨人。」郭沫若進而指責杜甫罵小孩兒是地主階級在仇視貧苦農民，進一步得出杜甫完全是個萬惡的大地主。（據郭沫若《李白與杜甫》）

郭沫若的這種解釋看似十分合理，但直接將杜甫的詩作當做歷史材料來使用，完全違背史學研究的客觀與公正，如果採用這種方式來論證，那麼是否可以說李白在造謠呢？因為他寫道「飛流直下三千尺，疑似銀河落九天」；「白髮三千丈，緣愁似個長」，顯然，廬山的瀑布不是三千尺，李白的頭髮也沒有三千丈。

從幾首詩就推出杜甫是地主階級，極其仇恨貧苦農民，終生大魚大肉嗜酒如命，這顯然是不符合歷史的本來面貌的，但郭沫若為了迎合時代的需要，就隨意編造、曲解詩作本身的含義，甚至不加區分的將詩當做史料使用，這顯然不是嚴謹學者所應有的態度，以此言之，郭沫若作為學者是有瑕疵的。[詳細]

權責聲明：名家有瑕欄目是騰訊文化傾力打造的重點欄目，歡迎轉載或報道，但請註明出處。

結語 .teshuH3{ float:right!important; width:570px; font-family:"微軟雅黑","新宋"; font-size:15px; color:#333333!important}郭沫若絕非聖人，儘管郭沫若聰明異常，在某些學術領域上的成就堪稱「空前絕後」，但這並不能掩蓋他作為學者的瑕疵，學術不端即是一例，我們指出這些瑕疵並非求全責備，而是要呈現一個完整的歷史人物郭沫若。網友評論
推薦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