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憲超:慈禧太后的規矩

光緒十四年(1888年),頤和園重修之後,慈禧太后幾乎每年夏天都住在園子里,作消夏遊樂地。

冬天的時候,天氣涼了,就又搬到宮裡。不過,在宮裡其實住不了多長時間,一開春,她就又忙著往園子里搬。

很大程度上,在晚清的十幾年裡,頤和園成為帝國的政治中心。

西太后慈禧是非常貪戀權力的人。辛酉政變之後,雖然在名義上取得帝國最高統治權,可是政變的成功,畢竟是以「叔嫂聯盟」為保障的,小叔子奕?後來的表現,讓她不得不心有餘悸。

客觀講,奕訢的才能在關鍵時候發揮了作用,但是,關鍵時候也會招來災禍。一旦上位,慈禧對恭王既用又防,要是換作東太后慈安,兩人一強一弱,或能相安。但是,對慈禧來說,她絕不允許自己的權威有所質疑。

一切原則,要按自己的規矩來。

光緒十年,借著中法戰爭的由頭,甲申易樞,換掉奕?,以恭王為首的軍機班底全部被換掉。恭親王下野後,禮親王世鐸旋即升任領班軍機大臣,此公思想偏保守,能力平平,秉承懿旨辦事倒可。自此,慈禧少了一個後顧之憂。

晚清七十餘年,作為一個執掌晚清近半個世紀的當家人——慈禧,她既嗜權,規矩又大。規矩大,我們不難理解。不管是傳統意義上的儒家,還是被久經改造後的心學、理學,尤其是理學,都講究禮。理學就更突出了,三綱五常、綱常倫教。

所謂的「天理」,就是強調等級秩序和道德規範。作為「三綱」的君來說,「身高為范」,自然更符合這一教化原則。所以,當慈禧成了統治者,規矩大,無論是從禮法來說,還是從祖制來說,都屬合乎正常。

但是,晚清以降,西方的文化、價值觀傳進來了,太后的規矩與之顯得不合時宜。準確地講,東西文明之間,不啻天淵。

晚年的慈禧,一直喜歡住在頤和園,這裡也就成了另一個朝廷,這是突破。「叫起兒」,也在頤和園,那些王公大臣要很早就趕往園子里。雖然如此,西太后也不時地要回紫禁城。

當時憑著雙腿走路,西苑離宮裡很遠。所以,有個規定,每次到萬壽寺,太后都是要停下來休息一會的。坐轎子時間長了,也是很累的——理解並心疼那些天天應酬的政客。

西太后回宮的排場,一如既往的隆重。這是規矩。根據《德齡公主的回憶錄》里記載:

太后的轎子出宮門的時候,皇上、皇后和眾女官都必須跪送,轎子經過去,各人才紛紛找自己的轎子。隊伍蔚為壯觀,一如平時。轎前是御林軍開道,四位年輕的親王騎馬護衛在太后轎子的兩旁,四五十個盛裝騎馬的太監緊隨其後。皇上和皇后的轎子,顏色是與太后一樣的明黃色。嬪妃的轎子是暗黃色,御前女官的轎子是紅色,都是由四個人抬,不像太后她們的,有八個人抬著。太監也騎在馬上,跟在轎子的後面。

每次停轎休息,自皇上以下的人,都要比太后先行抵達。因為皇上得率領眾人先一步接駕。另外,轎子的顏色也有嚴格規定,太后和皇上用明黃色,底下的人就不能犯此禁忌。這是規矩。

清代,非常注重祖宗之法,每朝的實錄,列祖列宗說過的話,都要作為評判的依據(類似今人引據馬列毛鄧)。而且,皇帝受的教育好。

宮裡面規定,皇子六歲(虛歲)入上書房讀書,讀書不僅早,強度特別大,武藝文略,滿文漢語。皇帝接受了系統的儒家教育,因此,孝,在清代顯得特別重要。表現在禮節上,就是像光緒皇帝那樣抄近路趕來接駕等等。

戊戌變法失敗以後,好多的陰謀論說,光緒皇帝生性懦弱。當然,對於光緒來說,自小長於慈禧之手,慈禧的嚴厲教育對他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威懾。但絕不是像康有為後來說的那樣慘。

且不論光緒皇帝到底知不知道康有為等人「圍園殺後」的計劃,就算他已經得到消息,也不敢對西太后下手。

很大程度上,並不是他本人的懦弱,而是有悖倫理,礙於強大的道德包袱,他不能這樣做,否則千夫所指,自己的帝位也要動搖。他曾經對奕劻說:「太后若仍不給我事權,我願退讓此位,不甘做亡國之君。」

由此可見,光緒皇帝實際上是很有個性的,否則他也不會大力主張變法維新了。光緒對於慈禧來說,不僅是兒對母,還是臣對君,雙重的綱常,再加上儒家教育,尤其是理學思想的影響,光緒皇帝根本不可能「圍園殺後」,更不可能授意康、梁等人

晚清的鐵路問題,一直久懸未決。李鴻章在19世紀70年代就屢次建言,希望朝廷修鐵路。因為,1874年,日本人違背和好條約,以琉球為借口進攻台灣。他在當時就意識到鐵路的重要性。結果李鴻章的建議引起了內外臣工的指責,沒有多少人支持他。

慈禧當然也反對。

後來鐵路的修建,很大程度上得益於外國人的投資。從1895年到1913年,這十幾年間,民族資本主義工商業發展迅速,甚至超過了一戰時期中國的發展速度。晚清鐵路,也主要是在這一時期加快了進程。

每引進一種新鮮玩意,宮裡面都會最先調試的。電影剛傳入時,首先進貢到宮裡面,讓太后先瞧,端方出洋考察回國,也帶回來了一架放映機。

但是,老太后鍾情京劇,認為電影這玩意兒屬於不祥之物,宮裡面就沒有流行開。交通工具不一樣,開始思想轉變不過來,後來緊繃的弦倒也鬆懈了。事實證明,坐車既快又穩,比坐轎子舒服多了。

有說,慈禧從西苑坐火車,曾因為火車司機坐在自己前面而大為光火,後來改派十幾名太監拉車。這個故事當然很諷刺,說明慈禧的無知愚昧。

1903年,慈禧要去奉天(今瀋陽)祭祖,乘坐的是她的豪華專列。走的那天,太后從宮裡出來,坐著那頂16人抬的鑾輿,奔永定門火車站。她去瀋陽,也不忘了把自己的明黃大轎帶上,這趟專列共有16節車廂,光太后的鑾輿,就佔用了一個車廂。至於那些隨從的太監,無立錐之地,只能擠在一起。

在臨走上車時,慈禧命令機車上全部人員包括司機、煤工等等,都齊整的跪在地上,等老太后上車之後,才能陸續各歸其位。太后命令列車上全部工役都穿上朝靴,戴上翎帽,打扮成太監模樣。而且,前面駕駛列車的司機,還不能坐。

整個列車上,只有太后、皇上以及皇后瑾妃能坐。這是規矩。據德齡回憶,她們這些太后眼前的女官,能忙裡偷閒坐會,其他人一律沒有資格坐。

在這一節一節車廂里的人們,都服服帖帖謹遵太后的規矩。有趣的是,一些人鑽太后規矩的空子,太后規定了不讓我們坐,沒有規定不讓躺著。前面車廂燒火的師傅,累了就蹲著,這也不算坐。

老太后的規矩絲毫不考慮實際,那些燒火的煤工,衣著錦袍,戴著翎帽,他們可怎麼工作?可太后就是要他們這麼扮上。起碼在面上看起來,這些人都是宮裡的太監。

回過頭來再看甲午那年(1894年),慈禧六十大壽,光緒一年前發布上諭,「欣逢花甲昌期,籌宇宏開」,委派禮親王世鐸、慶親王奕劻及其他重臣,總辦萬壽慶典。

偏偏不巧,中日戰爭也趕在了這一年。但是,上諭發了,慈禧更是躍躍欲試,積極準備過壽。大清國有規矩,太后老佛爺更有規矩,六十大壽,花甲之年,必須要大操大辦,即使兩國交兵,也在所不惜。十月十六日,是慶壽的最後一天,徐徹的《慈禧太后》記者這一天早上:

總管太監兩名奏請太后由樂壽堂乘八人花桿孔雀頂轎出養性門,至錫慶門外彩殿降輿,乘金輦,光緒帝率王公大臣跪送。然後,光緒帝步行前導至御箭亭,再跪送。慈禧大轎走後,光緒帝乘轎由景運門出神武門,至蕉園門外降輿,至黃幄次等候。

過了一會兒,慈禧乘金輦至,光緒帝率王公大臣跪接。慈禧由金輦換轎走後,光緒帝急乘轎進東三座門,由御漢橋進福華門至遐矚樓后角門降輿,步行至頤年殿等候。此時慈禧的孔雀頂轎至純一齋后角門降輿,步行至頤年殿。先期到達的光緒帝率皇后、瑾妃、珍妃跪接,然後是伴侍膳,進果桌,陪看戲。看戲完畢,光緒帝率皇后、瑾妃、珍妃跪送,慈禧步行,從純一齋后角門乘轎還儀鸞殿。

到十月十六日這一天,慈禧的六旬大壽慶典才算結束。我們可以想像當時的場景。從十月初九到十六日,這幾天正是日軍陸上進攻的關鍵幾天。十月初十是慈禧六十大壽的正日,翁同龢日記記道:同詣皇極門外敬俟.....皇太后御皇極殿,先宣表,上(光緒帝)捧表入寧壽門,授內侍,退出門,率群臣三跪九叩。

令人不解的是,大敵當前,宮內一如以往,粉飾的太平,顯得格外喜慶。太后宮裡的太監和宮女,一直忙忙碌碌,他們都互稱「吉祥」。

宮內宮外,儼然兩個世界,外面的世界亂,宮內太后的規矩不能亂。皇上、大臣亂作一團,也還是得規規矩矩陪老佛爺聽戲。太后每至一殿,光緒皇帝必須率領大小臣工,叩頭請安。帝制下的規矩,兒子就得服從母親,臣必須服從君。換句話說,太后的規矩,必須人人服從。

一個純粹傳統禮制教養出來的人,本身就具有這種「分寸」。普通之家,照樣也明白見到官老爺要磕頭,更遑論太后、皇上了。這是規矩。兩千多年的傳統,傳到現在,日趨僵化,但是還得按規矩來。禮壞樂崩了那還行?至於達官貴族們就更明白了,他們每天在家裡就反覆操練,見到太后要怎樣跪,見到皇上應該怎樣拜.....

至於一國之君,他雖然萬人敬仰,具有絕對權威,但他相對於「上天」來說,相對於傳統來說,相對於他的父祖來說,同樣是臣。所以,帝制的規矩,不僅是要把人變得規規矩矩,更是一種思想上的絕對服從。

慈禧太后嗜權,帝國的一切都要牢牢掌控在自己手裡,與此同時,個人的好惡和規矩都影響著帝國的運作。晚清的垂簾聽政,不就是再造了一套規矩嗎?或者說,一套體制,一種權威。這種體制,在大清王朝運作了達四十八年之久,以慈禧終而終。

發軔於戰國時期的法家思想,主張嚴刑峻法,所謂「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於法」,後經過秦代的加工融於「秦制」,或者稱為「帝制」。帝制的規矩,在兩千多年裡,幾經完善,把以儒家為主的傳統學說思想,糅合進來。

董仲舒認為,自然、人事都受制於天命,因此反映天命的政治秩序和政治思想都應該是統一的。他提出,審察名號,教化萬民。朱熹「存天理,滅人慾」,把三綱五常結和在一起。這些都是作為統治思想的規矩,這種再造或是組合的權威,符合政治意義上對帝國的統治。

政治統御和倫理道德的組合拳,根本上都是統治的規矩。

老話說的好,沒有規矩,不成方圓。反過來問,有了規矩,就成方圓了嗎?即使在太后的規矩下,這樣嚴苛無常,不是依然有鑽空子的么?只不過這種「有了規矩,還不成方圓的」,少之又少,與此同時也說明碰觸它的風險極大。

太后的規矩,本質上在帝制的圈子裡,就是帝制的規矩。由於這樣的規矩有太多不確定性,保不準哪天碰到「天花板」,不經什麼程序,只憑藉一旨擲下,便要生死兩隔。

秦暉曾言,所謂「專制價值觀」,不僅意味著你自己主張帝制,而且還意味著你不允許別人有其他的主張,如果別人反對,你就要幹掉他。

我想,類似的問題同樣重要,自己主張的規矩,如果別人不按你的規矩辦事而另有主張,或是根本反對,你也要幹掉他。這樣的規矩,就是帝制思維的規矩,即專制思維。

帝制的道德合法性雖然已經瓦解,但是,現實的問題是要防止帝制的規矩再次登堂入室。辛亥鼎革之後,沒了皇帝,沒了太后,但帝制的影子不是還在嗎?名雖共和,實則是軍頭征伐。

固然烈度不大,但軍人當家,帝制的影子剛被趕出前門,又從後牆翻了進來。用錢穆先生的話來說:「革命黨人,則只攜外來平等、自由、民權諸新名詞……其名猶曰政黨民權,實則為結黨爭權。」(《國史大綱》)

相比來說,在服從於個人的規矩和服從於大多數人的規矩抉擇,我相信,現在的人們大都會選擇後者。並不是由於「大多數人的規矩」多有智慧,問題的關鍵在於,大多數人確定的規矩,更合乎理性與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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