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解除戒嚴20年

7月15日，是台灣社會解除戒嚴20周年的日子。「白色恐怖」雖已成為歷史名詞，但病態的黨爭帶來了另一種「政治暴力」。尤其是民進黨上台以後，執迷於「泛政治」思維，不斷撕裂族群，構造出新的「綠色恐怖」，將台灣社會拽入另一種病態情境戒嚴年代，「匪諜」無所不在那是一個人人自危的年代，人們都在隱憂中度日，誰都可能隨時被調查、被加罪、被判刑國際先驅導報特約撰稿陳岑發自北京１９８８年，台灣話劇導演賴聲川的《這一夜，誰來說相聲？》在台北上演，演員李立群模仿小學時參加演講比賽的樣子，搔手弄姿、嗲聲嗲氣的一句「小心，匪諜就在你們中間」引得觀眾哄堂大笑，而笑聲背後是台灣社會對當時剛剛結束的戒嚴年代的複雜情緒。就在《這一夜》的前一年的7月15日，時任台灣當局領導人的蔣經國發布命令，宣布台灣地區解除自１９４９年５月起的「戒嚴」狀態。一個人人自危的年代台灣作家龍應台曾經這樣回憶那個年代：「是小學五年級，1962年。大家都很喜歡的年輕的數學老師正在講課。教室外樓地板突然響起人聲雜沓，匆忙而緊張。穿著黃色卡其衣服的一堆人，手裡有槍，沖了上來。數學老師早已躥出教室，奔向走廊盡頭。孩子們在驚慌中四散。我們趴在四樓的欄杆往下看。……布著黃沙的操場上，數學老師的屍體呈大字型打開，臉往上，剛好和我們對望。那黃沙，看起來那麼淡漠，荒涼。那是我第一次聽見『匪諜』這個詞。然後就聽得多了。哪一個老師開學時突然不見了，沒有人問，也沒有人談。一個每天在身邊的人，突然『蒸發』了，而大家都假裝它不曾發生。」那是一個人人自危的年代。國民黨當局延續了在大陸所謂「動員戡亂時期」的高壓政治手段，最典型的就是繼續通過情報特務機構推行「白色恐怖」。藏書藏成了「政治犯」今天，人們在有關資料里可以看到那個時代的兩個典型案例：王志鵬，一個不識字的馬祖漁民。在1965年7月的一個早上，因為天氣特別清朗，王志鵬說，「今天氣候很好，風向、潮流也不錯，開到大陸很近。」船主聽見了，馬上報告，王志鵬就成了「叛亂犯」，被判刑５年。柯旗化，一位中學英語老師，因為思想「左傾」而被監禁17年。據說，罪證之一是他有一本《湯姆歷險記》，作者是馬克·吐溫，和馬克思有關係，都姓「馬」。其實，今天為人們熟知的作家柏楊、李敖、陳映真，都曾經在戒嚴年代被捕入獄。知識分子、進步青年是當年「白色恐怖」嚴厲打擊的主要對象，他們紛紛成了「政治犯」、「思想犯」。龍應台引述過一組數據：僅20世紀50年代，國民黨當局軍事法庭受理的政治案件有２９４０７件，受難人大概有１４萬人。龍應台說，當時所謂的「匪諜」里，真正的共產黨人只是極少數，而大多數是對現狀不滿、心懷理想的知識分子，是有正義感的工人和農民，是糊裡糊塗不知所以而被構陷的小市民。在貧窮的年代，台灣人均月薪是２００元，而檢舉「匪諜」的獎賞卻常高達２０萬元。１９８４年１２月，台灣最後２個政治犯獲得自由。他們坐滿了３４年零７個月的「思想監獄」，然後走向陌生的陽光。「共產黨的蛙人會摸上來」戒嚴年代，帶給台灣更多的是壓抑和晦暗的社會緊張情緒。由此可以理解，為什麼台灣新新浪潮電影中反映那個年代的作品裡，幾乎都有著類似的陰鬱、低沉的影調。１９７５年赴美留學的龍應台遇到這樣一件事：「一個美國同學知道我來自台灣就說『你一定很會游泳？海泳？』我愣住了，覺得他問得很奇怪。我不會游泳，而且，台灣不會游泳的人很多，甚至在南部漁村生活的十年中，也很少見到村人在海里游泳。」後來，龍應台想明白了：「在長達３８年的戒嚴時期里，台灣的海岸線不是海岸線而是警戒線。從１４歲到２３歲我住在一個漁村，當孩子們三五成群到海灘上去撒野的時候，總有荷槍的士兵來驅趕，槍上有亮晶晶的刺刀。晚上，海灘更是禁區，因為『共產黨的蛙人會摸上來』。」「戒嚴年代」在「白色恐怖」的陰影下，整個台灣社會沉陷在緊繃的禁忌氛圍里。有這樣的說法，現在看來聳人聽聞：如果愛上某個女人，求愛失敗可以去打小報告，指控她是「匪諜」，她馬上就會遭殃。台灣社會當時就瀰漫著這樣肅殺的氣氛，好像「匪諜」就在身邊，每個人都擔心害怕說錯話而被人惡意舉報。音樂也被政治審查據台灣中時電子報報道，國民黨當局在台灣實施戒嚴，政治禁區自不用說，連藝術、音樂也被蒙上了恐慌的色彩。當時，國民黨當局實施歌曲審查制度，未通過的歌曲要修改到合格才可以出版。審查歌曲每周一次，１９７９年到１９８７年共審查了３２０期，９３０餘首歌曲遭禁。歌曲被禁的理由不一而足，有的被認為是意境誨淫、文詞輕佻、妨害社會善良風俗的「靡靡之音」，有的則被認為是為「匪」宣傳、隱含政治暗示等。「我的熱情，啊，好像一把火……」，這首後來熱到大陸的《熱情的沙漠》被禁的理由，現在看來非常好笑，因為當局認為歌中的「啊」太淫穢，容易讓人產生性幻想。鄧麗君的《何日君再來》被禁有幾種說法，其中最可笑的是被引申為期待八路軍來，是「為匪宣傳的左傾歌曲」。早期台灣流行歌后姚蘇蓉被禁的歌曲高達八九十首，其中她的代表作《今夜不回家》，因為「家」被認為代表大陸，而「不回家」違反了「反攻大陸」政策，所以被禁。齊豫的《橄欖樹》、羅大佑的《鹿港小鎮》也曾被禁或被要求修改歌詞。台灣民眾多能哼唱的閩南語歌曲都曾被列為禁歌。《四季紅》因為影射紅軍，被迫改成《四季謠》。《燒肉粽》、《補破網》、《天黑黑》等因為當局認為歌詞暗指政府無能，導致民眾生活困苦而遭禁。還有一首民歌《捉泥鰍》，原本歌詞是「小毛的哥哥，帶他去捉泥鰍」，因為「小毛」被聯想到毛澤東，硬生生地被改成「小牛」。綠島沒有小夜曲對台灣絕大多數走過戒嚴年代的人來說，綠島帶著禁忌與恐懼的陰影國際先驅導報特約撰稿陳岑發自北京綠島，因為一首《綠島小夜曲》而為大陸民眾所熟知。但事實上，這座有著美麗名字的小島，卻是台灣「戒嚴年代」最重要的標本之一。綠島，距台東１８海里。冬春季節，強烈的西北風將海面上的波浪颳起，撒在島上的草木上，使之受鹽分侵襲而乾枯。從台東遠眺，綠島像是火災過後，寸草不留，因此曾被叫作「火燒島」。日本殖民統治時期，這裡專門用來放逐重大流氓犯。１９５１年，國民黨當局在綠島設「新生訓導處」，所謂「新生」就是對犯人進行思想改造。在戒嚴年代，不少被認為持有異見的知識分子因言獲罪，也有許多人因黨派勢力傾軋暗鬥被以莫須有罪名遭致陷構，綠島就成為改造他們的「思想監獄」。關於當年綠島政治犯的生活，台灣文史工作者徐宗懋搜集有一些當事人留下的親歷記述：「每天早飯後，都有一小時的『小組討論會』，討論的題目由訓導處統一提出，大部分是由上課的課程中抽出。每一組有一個經過政工訓練的長官幹事旁聽，隨時注意每一個人的發言，沒有沉默的自由。」「早點名時必須要張口大聲唱《新生之歌》，集合時是練習新歌以及複習已經學會的老歌。這是件令我們痛苦但必須忍耐的事。記得《新生之歌》的歌詞是這樣的：『三民主義的洪流，粉碎了我們的迷夢，我們不做共產黨的奴隸，我們要做反共的英雄，起來，新生同志們！起來，新生同志們！』」20世紀90年代後期，「政治犯」在台灣成為歷史名詞，綠島的囚室也成了歷史遺迹。據說，曾在綠島坐監的作家柏楊努力奔走，希望促成在綠島豎立「垂淚碑」，寓意期盼母親們永遠不需要在暗夜中為兒子哭泣。名詞解釋：世界上最長的戒嚴令「戒嚴」和「解嚴」是影響台灣半個世紀的大事。何謂「戒嚴」？1949年，國民黨潰敗到台灣，為牢牢抓住這枚最後的籌碼，時任台灣省政府主席陳誠秉承蔣介石旨意，於5月19日通過台灣「警備司令部」頒布戒嚴令，宣布台灣地區處於「戰時動員狀態」。隨後，當局頒布涉及黨禁、報禁等100多項管制法令，並將「保甲連坐」制度搬到台灣，全面控制社會生活的各個角落。戒嚴時期被稱作台灣的「白色恐怖」時代，公民的參政權利與言論自由受到嚴格限制，當局對政治異議人士逮捕、審判、囚禁甚至處決。何謂「解嚴」？隨著台灣經濟騰飛、政治生態出現迅猛變化，以及兩岸局勢的緩和，要求解除戒嚴的呼聲越來越高。1987年7月14日，蔣經國頒布「總統令」，宣布15日零時解除戒嚴令。至此，這個世界上實施時間最長的戒嚴令走進歷史。隨後，1991年《懲治叛亂條例》終止，1992年「刑法」中言論叛亂罪的「法律依據」被廢，台灣的「白色恐怖」時代終於壽終正寢。蔣孝嚴揭秘父親解嚴

蔣孝嚴的一下個工作中心是實現兩岸全面「三通」，繼承他父親「開放兩岸往來」的遺志。圖為2005年7月2日，蔣孝嚴攜夫人黃美倫參觀三峽大壩，登上罈子嶺、大壩泄洪區後對鏡頭豎起了大拇指。 本報資料圖由於親身參與解嚴前的準備，蔣孝嚴為我們回憶了解嚴前後許多鮮為人知的秘密國際先驅導報記者劉俊發自北京「1987年7月15日之前，我已經提前知道父親經國先生即將宣布解嚴的消息，只是具體什麼時候宣布並不知情。」蔣孝嚴向《國際先驅導報》回憶說。時任台灣「外交部」外交次長的蔣孝嚴還為解嚴做了很多的準備工作。「『國安法』要重新制定，我跟當時國安局的局長經常交換意見。」蔣孝嚴說，他當時另一個非常重要的任務就是「讓美國方面很快了解到我們（台灣）這麼大的改變，而美國的意見我要讓他（蔣經國）知道」。這位解嚴親歷者對於20年前他父親的這個改變台灣歷史的舉動，自然有自己的一番解讀。「黨內大老曾力阻解嚴」《國際先驅導報》：據說你父親做這麼一個重大決定的時候，國民黨內也有一些不同的聲音，是這樣嗎？蔣孝嚴：當然，這是可以想見的。黨內有些一些保守勢力是反對的，包括幾位大老，他們認為時機還不成熟，認為這個決定會引起很大的衝擊，但經國先生還是做出了最後的決定。我在想如果那個時候他不做決定，過了不到一年他就過世了，可能就沒有人敢做決定，那整個台灣的發展、兩岸的關係有可能就另當別論了。這是台灣歷史上一個非常重要的轉折點，如果民進黨認為，是因為他們的抗爭才促使先父做這個決定，那他們錯了。如果以先父當時的權力來講，對付他們太容易了。《國際先驅導報》：面對解嚴可能導致的社會失序，他當時有過擔心嗎？蔣孝嚴：風險是絕對存在的。但他做這個決定，沒有毫無任何風險的選擇。我是認為，如果他把他那一任做完，而不是在1988年就過世的話，台灣的情況也會不一樣。到時候接任的不一定是李登輝，只是我們現在很難從頭走過。我相信他做這個決定，肯定認為他的身體起碼還可以再撐個幾年，有這幾年時間，他可以對台灣的形勢作一個更好的調整，而不是像他過世以後所留下來的落差。因為這段落差而產生不同的結果，使得族群分裂，國民黨內部問題重重，如果把他那一任做完，然後順利地交棒，那台灣的情形應該是不一樣的。「解嚴是因為時代在變」《國際先驅導報》：在台灣最近紀念解嚴20周年的活動上，民進黨將解嚴說成是他們的功勞，你覺得這個說法對你父親來講公正嗎？蔣孝嚴：他們這麼說，我一點都不意外。他們對歷史的態度向來採取歪曲、模糊的態度來為選票服務，歷史已經成為民進黨的工具。我們要知道，先戒嚴才有解嚴。1949年到1987年這麼長的時間，按照民進黨的講法好像戒嚴就是壓制他們所謂黨外人士，然後迫害台灣人，沒有任何的自由，言論結社自由都被鉗制，然後他們採取抗爭，經過民進黨的前身所謂的黨外組織，不斷地施展壓力，加上得到美國國會的協助，一起內外呼應，在這種壓力之下，經國先生才做出解嚴的決定，實際上他們弄錯了。解嚴的大背景和推動力是20年前整個時空的發展跟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相比發生了很大變化。《國際先驅導報》：什麼變化？蔣孝嚴：經國先生在解嚴前曾經講過一句非常重要的話。他在中國國民黨一次常會提到：由於時代在變，潮流在變，環境在變，所以才決定要解嚴。對內從19４９年到19８７年，台灣內部也進行了很多的選舉，很多的過程。時機差不多了。外部環境方面，20年前，經國先生已經看出來國際上的冷戰要告結束，另外一方面，最重要的是跟大陸的交往要採取劃時代的改變，他看到大陸也慢慢採取開放的政策。所以在他過世前決定台灣老兵可以到大陸探親，開放兩岸的交流，這是很重要的。「兩岸交流是大勢所趨」《國際先驅導報》：你父親到台灣從事政治工作的時候，還是白色恐怖的時代，為什麼到晚年才提出解嚴，提動台灣民主化？蔣孝嚴：在他「執政」的時候，就已經在推動台灣民主化了，比如引進台籍青年到各級部門擔任更重要的職務，化解外省、本省之間的藩籬，然後一層層的選舉都在進行，先從縣市長的選舉開始。《國際先驅導報》：關於解嚴的事務，你曾經和你父親做過面對面的溝通嗎？蔣孝嚴：７０年代、８０年代我們的父子關係還不方便公開，所以沒有辦法當面溝通這件事情。當然，比如美國的立場和態度，我會很快透過相應管道直接送到他辦公室，有的是我自己做的重要整理，然後用書函的方式，透過王升將軍轉到他老人家手裡面。《國際先驅導報》：他對你做的工作評價如何？蔣孝嚴：有時候王升將軍跟我說，「你父親對你最近工作表現非常滿意，也很高興。」《國際先驅導報》：你覺得解嚴最大的改變是什麼？蔣孝嚴：當然是兩岸的關係。過去20年里，因為兩岸交流的啟動，使得兩岸現在交流這麼密切，貿易這麼頻繁，這是在20年前很多人不敢想像的。我個人覺得「三通」是一定要做的。2003年推動台商春節包機的時候，民進黨也批評我，說我違背了經國先生反共的意志和目標，實際上他們錯了，經國過世前是要啟動兩岸交流的。「歷史不容被政治挾持」《國際先驅導報》：有觀點認為民進黨把台灣帶入了一個新的「白色恐怖」，你贊同這個觀點嗎？蔣孝嚴：當然是。在過去的六七年裡面，民進黨又在開民主的倒車，比如製造族群的對立，完全以意識形態來治理，談不上民主也談不上進步，完全可以叫做「民主退步黨」。這不僅僅是遺憾的事情，我覺得應當感到很警惕，尤其「政府」貪腐的程度，而且司法的制度跟以前相比也是在往後倒退。可是他們從來沒有檢討過，在台上這麼久，找不出向人民交待的理由，總是把歷史的問題拿來操作，沒有其他可以振振有詞的主張，只有翻老賬、舊賬。在整個歷史的江河裡面，他們的這些主張一定會被否定的。在未來回過頭來看，他們的這些話是不值一笑的，錯誤的。事實上，台灣老百姓也很反對他們在操弄這個議題，否定歷史，消費經國先生的決定。我相信民眾會在明年的選舉中讓他們付出代價，讓他們知錯悔改，但是國民黨本身也需要努力，也需要爭氣。台灣現在很多媒體也綠化了，可是歷史畢竟還是歷史，只能短時間欺騙少部分的人，不可能長時間欺騙所有的人，這是不可能的事情。從白色恐怖到綠色恐怖

7月14日，陳水扁、謝長廷等人特意到1986年發生大規模群眾運動的龍山寺，穿上當年的抗議服裝重現「壯舉」，作秀的功力果然無人能及。路透社揪住歷史小辮子、製造「傷痕政治」的民進黨，自己反而在台灣掀起「綠色恐怖」國際先驅導報特約撰稿獲稻、張文生髮自北京、廈門　　7月15日是台灣解嚴20周年紀念日。圍繞這個共同經過的歷史事件，藍綠兩大陣營的說法卻是大相徑庭。島內媒體稱之為「一個解嚴，各自表述」。假借歷史拼選舉在「戒嚴」和「解嚴」的問題上，民進黨擁有天然的話語優勢，自然不會放過這樣大好的炒作機會。陳水扁7月11日通過錄像談話稱，促成解嚴的遠因是「美麗島事件」後風起雲湧的台灣社會運動，近因則是民進黨的誕生。他宣布把7月15日定為「台灣解嚴紀念日」。次日，他在接受民視採訪時重申，解嚴不是蔣經國的「德政」與「賞賜」，而是「台灣人民爭民主、爭自由的成果」。除了口誅筆伐，民進黨「做秀」的本領向來無人能望其項背。7月14日，陳水扁、謝長廷、張俊雄等人上演了一場「變裝秀」，來到1986年發生大規模群眾運動的龍山寺，穿上當年的抗議服裝，重現抗議國民黨統治的「壯舉」。民進黨還找來一批群眾演員，扮演當年的警察將寺門重重圍住，惹得民眾紛紛來看熱鬧。對於民進黨鋪天蓋地的輿論攻勢，馬英九反問，解嚴縱然不能說成是蔣經國的「恩德」，但民進黨把功勞全攬到自己身上，難道不心虛？蔣經國時代的國民黨秘書長李煥透露，蔣經國曾對他坦言心中有改革國民黨、解除戒嚴與開放中國大陸探親三個願望，並在有人擔心危及「國家安全」的情況下仍堅持推動解嚴，不能認為完全是被逼無奈。英國作家奧威爾說：「誰掌握現在誰就掌握過去，誰掌握過去誰就掌握未來。」對歷史的解釋，從來都是政治鬥爭中打擊對手的不二法門。藍、綠雙方在解嚴問題上的口水仗，自然不是單純要釐清歷史，而是服務於現實的政治角力：民進黨要揪住歷史的小辮子挑起種族紛爭，轉移民眾對現實狀況的不滿；國民黨則要甩掉歷史的包袱，全力向前看。台灣社會仍然噤若寒蟬正如國民黨發言人蘇俊賓所說：「民進黨執政，已讓民眾看不到未來，只好曲解歷史來獲得政治上的剩餘價值。」的確，台灣從1987年解嚴至今，許多民眾仍然時時感到政治上的壓抑。尤其在民進黨上台以後，打著所謂「國家安全」的政治旗號，到處懷疑「匪諜就在你身邊」；對台灣社會展開意識形態的鬥爭，給統派貼上「聯共賣台」的標籤，使台灣社會處在噤若寒蟬的政治氣氛中。難怪社會各界以「綠色恐怖」，來形容民進黨上台以後不擇手段打擊政治對手的卑劣手法。就拿陳水扁來說，無論在選舉造勢場合，還是會見媒體時，他永遠不會改變的是絮絮叨叨地重複其「反共」的政治論調。有什麼樣的當政者，才有什麼樣的狗腿。台灣當局的「前國防部副部長」林中斌在接受美國《國防新聞》周刊採訪時宣稱，「潛伏在台灣的共諜與日俱增，超過5000人」，他本人在台北就搭乘過「共諜」駕駛的計程車；呂秀蓮也表示搭乘過「共諜」駕駛的計程車。台灣新任「國防部長」李天羽甚至還公開抹黑說：「中共為了強化其統戰工作，掌控及收買部分媒體做其同路人，一方面協助其收集情報，另一方面替其代言，專門攻訐政府及打擊特定人士。」為了打擊政治對手，民進黨當局同樣繼承了蔣介石政治、司法迫害的一系列手段。2006年，民進黨前主席施明德發起百萬紅衫軍「倒扁運動」，結果民進黨主席游錫堃公然宣稱：「這次倒扁行動背後有很大陰謀，中國是『藏鏡人』。」2006年5月國親兩黨聯合在「立法院」提出針對陳水扁的「罷免案」，結果台灣南部綠色的地下電台在廣播節目中號召「勇敢的台灣人」組成「敢死隊」，不惜流血、犧牲性命，一定要找機會殺死馬英九等「中國代言人」。商漢視點：一個時代的背影歸來1987年對於台灣地區歷史來說，是一個劃時代的年份。當蔣經國解除了長達數十年的「戡亂戒嚴」狀態的時候，人們已經不能簡單地用「勇敢」或是「遠見」來評價這個舉動了。人們只能在很多年之後，從容地感受解嚴給他們帶來的繁榮和希望。遠去的戒嚴時代，是台灣歷史上不堪回首的一幕。荒唐年代自然有荒唐事，姑且不說台北曾經沒有8路公共汽車，法國作家左拉的作品因為作者姓「左」而不可在台灣出版，馬克·吐溫成了馬克思的弟弟而作品被禁，甚至連金庸的小說《射鵰英雄傳》，也因為暗合毛澤東的詞句，而被迫在台灣改成了《大漠英雄傳》。在整個世界的現代化過程中，從來沒有一個地區像台灣那樣背負如此沉重的包袱前行。在那個年代，沉重只不過是荒誕的公共代價。而在這個前行的過程中，台灣的民生髮展之艱難，無論對於今天的泛藍陣營還是泛綠陣營來說，都是刻骨銘心的記憶。畢竟人們可以理解落後，卻無法理解荒誕；人們可以允許沉默，卻不能容忍噤聲。人們甚至可以忍受一個向隅獨泣的年代，卻不能永久地浸泡在思念故國的淚水裡。解嚴，解除的並不是一個行政上或者司法上的約束，更重要的是解除一個地區民眾心理和思想上的約束。從此，這個地區的政治、經濟和文化才能有真正發展的可能。當年蔣經國能夠決然解嚴，也正是看到了思想和心理的束縛已經成為台灣發展的最大障礙。因此，台灣在走出戒嚴歷史之後，才開始了兩岸的正常往來。這時候的台灣，斷然不能回到一個思想和聲音重新淪喪的年代。問題在於，當下台灣的現狀正在重新浮現意識形態束縛的背影。當解除約束的受益者重新又拾起約束人們思想和心理的武器的時候，他們已經忘了一個時代的傷痛。在那個時代的背影里，有淚水、有鮮血也有生命的代價。而當這一切都還沒有凝結的時候，今天的台灣政治，又在通過另一種「槍彈」和「刺刀」指向台灣民眾的心靈深處。甚至連「解嚴」這個詞，也成了政黨互相攻擊的武器，而不是共同紀念的關鍵詞。歷史的多數意義都在於過去，但是歷史存在的目的卻是為了今天。台灣解嚴20年，不但解除了國民黨的專制，也解除了人們思想的枷鎖。但是歷史證明，這種解除之後，卻往往會產生一代空白。在解除束縛之後，社會必然要用新的陣痛，來實現秩序與合理。在填補空白的過程中，如果台灣的民眾不能以一種清醒和理智的態度來面對今天的台灣政治，那麼新的「思想戒嚴」又會通過「台獨」分子重新侵佔人們的公共空間。所謂政治亂象的恐怖程度，或許並不亞於「白色恐怖」下的暗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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