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勇| 從孫中山到袁世凱：民初亂局的一個解釋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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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昌起義爆發後，儘管在武昌在南京在部分省份發生過一些軍事衝突，但從全局來說，戰爭並不是此後幾個月的主題。當時的主題主要集中在國家未來體制的選擇上，一部分立憲黨人和新軍將領，繼續信奉清廷，以為清廷在君主立憲關鍵時刻推出皇族內閣和鐵路國有兩項政策確實錯了。不過知錯能改善莫大焉，因而他們力主利用這次政治危機重回君憲主義道路，大刀闊斧進行改革，實現真正意義上的君主立憲。而另外一部分人，特別是當南北僵持一段時間後，先前四散的革命黨人重新聚攏，他們依然信奉孫中山十七年來的口號，驅逐韃虜、恢復中華、創建民國，因而他們不願意在這種有利環境中重回什麼君憲主義，在他們看來，共和主義就是中國的惟一出路。再加上各種原因，幾個月的爭執，終於使共和主義佔了上風，君憲主義成為歷史。

然而，誰也想不到的是，大家都看好的民主共和卻在實現不久就出現問題，其問題的嚴重性甚至遠過晚清。對於這種現象，一百年來有各種各樣的分析，其實仍有一點始終沒有引起注意，那就是從孫中山到袁世凱的權力轉移，以及由此所引發的民國法統危機。

壹

誰的臨時政府

孫中山是12月25日從海外結束十七年流亡生涯趕回上海的，此時距武昌起義已經兩個月零十五天了。南北之間的談判，也從武昌轉移至上海，從湖北軍政府轉移至獨立各省都督府代表聯合會與袁世凱內閣之間了，雙方爭執的焦點已經不再是停戰之類技術層面問題，而是國家未來體制的建構，即中國究竟應該沿著君主立憲的道路繼續走下去呢，還是應該按照革命黨人的信念，走上共和，建構一個現代國家呢？在這中間起到重要的作用，不是南方革命黨人，而是南方的立憲黨人。

立憲黨人本是清廷君主立憲最重要的支持者，清廷在1906年走上君主立憲的道路，其實就是這批立憲黨人長期鼓吹的結果，比如張謇，很早就致力於日本憲法和東西洋憲政文獻的翻譯和研究，他所組織翻譯的一些憲政著作成為當時中國知識精英最流行的讀本。

在立憲黨人推動下，特別是經過1904年日俄戰爭刺激，清廷終於同意走上君主立憲道路，1905年派遣親貴大臣出洋考察憲政，翌年宣布用九年時間實現日本式的憲政目標，兩年後即1908年公布了《欽定憲法大綱》。這確實是一個劃時代的重大貢獻，中國從此有了成文憲法，有了政治發展的依據和綱要。

正像後來許多批評者所說的那樣，1908年《欽定憲法大綱》並不是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君主立憲大綱，因為這個大綱中規定了皇權依然享有至上權利，不僅決定著國家大事，而且任命百官，其職能與先前的君主專制好像沒有什麼區別。這個批評是對的，欽定憲法大綱確實維護了皇權至上的原則。但是批評者忘記了，此時的光緒帝年僅三十六歲，他所追慕的對象，他心中所要仿照的榜樣就是日本明治天皇、俄國彼得大帝，這些英主都擁有絕對權力，其威權至上都是不可置疑的。

然而遺憾的是，光緒帝英年早逝，《欽定憲法大綱》宣布後不久突然去世，接替他的如果是一個成年君主，這個憲法大綱依然不構成問題，只是光緒帝和慈禧皇太后在最後時刻選擇了一個比較弱勢的班子，三歲的小皇帝和二十八歲攝政王，無論如何其威權其能耐都沒有辦法與即位三十多年的光緒帝相比。於是，《欽定憲法大綱》中的問題相當明顯，先前竭力鼓吹君憲的立憲黨人開始有點不滿。

如果不是稍後發生的外部危機，立憲黨人或許能在既有框架中繼續前行，維持九年立憲，然而連續的外部危機給立憲黨人找到了調整預備立憲日程的理由，他們一次又一次請願，希望朝廷更改先前九年預備立憲既定日程，他們實際上期待以早日實現君主立憲去彌補1908年《欽定憲法大綱》皇權至上的不足，希望用議會和責任內閣去彌補弱勢的攝政王和小皇帝的不足。

立憲黨人組織的國會請願運動聲勢浩大，在幾次堅持尤其是到了日本吞併朝鮮之後，也確實引起朝野各界的同情與支持，不得已，攝政王終於同意修正先前九年預備立憲計劃，以五年為期，完成君主立憲的全部準備。

攝政王背後有一個龐大的滿洲貴族群體，他們在立憲黨人的壓力下調整立憲方案，應該說有不得已的成分在，而且由於是不得已，因此他們在作出不得不讓步的同時又收緊權力，不僅讓滿洲貴族子弟在預備立憲的最後幾年搶佔了一大批權位，而且在宣布國家將進入立憲狀態的責任內閣名單中，毫不顧忌地將責任內閣演變成了一個權貴內閣、皇族內閣，十三名閣員中竟然有九個來自皇族或皇室。

皇族內閣的出台激起了立憲黨人的激烈反對，他們通過各種方式警告攝政王，當此國家發展的關鍵時刻，對於皇權來說，重用漢大臣可能比提升這些「官二代」更有意義，然而此時的清廷已經積重難返，滿洲貴族家家都在攀比，在沒有權威如慈禧皇太后和光緒帝的時候，哪一家也不願放棄權力作出讓步，從大局出發辭官為民。從5月8日一直拖延至10月10日，在長達五個月的時間裡，皇族內閣就是無法撤銷無法廢除。這就是武昌起義的一個重要原因。

武昌起義爆發後，立憲黨人並沒有在第一時間意識到這是中國歷史的大轉折，他們雖然期待朝廷應該藉助於這個機會修正錯誤，改組內閣，但並沒有對君主立憲有什麼懷疑，直至各省獨立越鬧越凶，他們漸漸感到清廷大約要在這場革命中成為歷史陳跡，無法扶持，所以他們漸漸介入了光復，參與了反正，轉而認同和支持共和主義，放棄了堅守十年的君憲主義。

立憲黨人特別是東南大佬張謇、趙鳳昌等人的轉變意義重大，他們不僅支持上海都督陳其美、江蘇都督程德全、浙江都督湯壽潛，而且他們聯名致電攝政王，勸攝政王認清大局，轉向共和，為皇室換取最後尊嚴，為歷史留下一段美好回憶。

經趙鳳昌、張謇、庄蘊寬等立憲黨人居間聯絡，在南北和談開始不久，各方就對清廷善後安排達成一致，同意優待皇室，同意未來中國的政治架構為共和，同意由袁世凱出任未來新政府首腦。這項妥協至少在12月20日南北第二次和談時已經達成，其主旨就是清廷在下一次談判時必須承認共和為前提。

讓清廷承認共和為前提，其實也就是逼著清帝退位。因此在此後幾天的交涉中，清廷開始猶豫，因為這畢竟牽涉一個王朝的終結。

清廷的猶豫甚至不願退位的可能性，南方立憲黨人大約都有詳細估計，所以他們一方面寄希望清廷和平結束的同時，也準備利用革命黨人成立一個「臨時的」政府，以此逼退清廷，實現從君憲到共和的轉折。

革命黨人在武昌起義後，特別是上海光復後確實一直忙著籌建新政府，只是革命黨人在過去十七年中一直流亡海外，他們對國內政治發展缺少了解，又沒有多少有用的人脈，所以革命黨人要想成立新政府，也不能不求助於立憲黨人。而革命黨人中的黃興、宋教仁等，在這之前都與趙鳳昌有過一些聯繫。所以等到孫中山12月25日回到上海，第二天「拜碼頭」朝拜趙鳳昌時，趙鳳昌一句「開府建基」點破其中所有玄機與奧妙，由此不到一個星期，一個全新的「臨時政府」就在南京宣布成立了。

貳

民國法統

趙鳳昌的提示肯定深刻啟發了孫中山和革命黨人。此後，孫中山多次前往惜陰堂求教，與趙鳳昌及南北政界要員協商統一建國諸要政，特別是怎樣羅網英才，兼納眾流，怎樣籌款，化解財政的困境等，趙鳳昌都有很好的建議，熊希齡、庄蘊寬、湯壽潛、張謇等，都是趙鳳昌向孫中山、黃興、宋教仁等人推薦的，而孫、黃、宋也就其他人選先期徵詢趙鳳昌的意見，趙鳳昌從立憲黨人一變而成為南方革命黨仰仗的重要靠山。這對於南京臨時政府的成立，以及此後南北關係的突破，都起到了很大作用。

趙鳳昌△

孫中山等革命黨人請教趙鳳昌是事實，趙鳳昌真誠提供幫助也是事實，但在過去的研究中，大家其實不明了趙鳳昌為什麼要這樣做，就連趙鳳昌的兒子趙尊岳其實也不明白這其中的奧妙，以為是趙鳳昌利用革命黨人去倒袁。這個看法顯然並不真實。

其實，如果回想趙鳳昌在孫中山抵達上海前一直幫助袁世凱，幫助南北和談的事實，就知道趙鳳昌高人高招，是要用南京臨時政府打破南北談判的僵局，趙鳳昌不僅沒有背叛疏遠袁世凱，而是在用孫中山為袁世凱化解危機化解困境。道理非常簡單，就在趙鳳昌向孫中山作出這樣建議的時候，唐紹儀發給袁世凱的電報，要求清廷承認共和，要求以國民大會去公決未來國體和政體的建議猶如泥牛入海，朝廷用了差不多一個星期都沒有給出肯定或否定的答覆，這個僵局在已有的南北和談框架內很難打破，而且還有一個重要的障礙是，如果沒有南京臨時政府的過渡，而通過南北和談直接將清廷移交給袁世凱，那麼袁世凱勢必成為中國歷史上最尷尬的人物，成為乘人之危火中取栗的奸臣權臣，這既是袁世凱所不樂於為，當然他的這批朋友也不會讓他這樣做。這畢竟會有道德上的虧欠，非智者所為。而現在如果用孫中山，用南京臨時政府予以過渡，一切都是那麼順理成章，一切都是那麼自然天成。

更重要的一點是，孫中山恰恰具有這種素質和想法。當孫中山聽到趙鳳昌建府開基建議後，他在當天（12月26日）就主持召開了同盟會最高幹部會議，討論將要成立的南京臨時政府究竟應該選擇總統制還是內閣制。在孫中山已有的政治構想中，他其實可能更傾向於權力制衡的內閣制，以免總統總是處於權力要衝，成為各方攻擊的目標。如果實行內閣制，總統只是國家象徵，只是到了關鍵時期，到了內閣倒台或重大政治危機發生時，總統才具有協調的功能。然而，就在這一天，由於黃興、陳其美、宋教仁等人分別向各省代表作了工作，提議由孫中山出任臨時政府大總統，所以等到晚上開會討論政治架構時，對民主政治、議會政治有著很深研究的宋教仁依然力主內閣制時，孫中山卻堅決反對，以為內閣制不管有多少優長之處，但在目前並不合乎中國的需要。孫中山強調，內閣制乃平時不使元首當政治之沖，故以總理對國會負責，這個體制斷非目前非常時代所相宜。我們現在不管誰去當總統，都不能既讓他去當總統，又想方設法從制度上去懷疑這唯一置信之人。孫中山表示，我不肯聽從各位的意見，自居於神聖贅疣，以誤革命大計。他這實際上是威脅，各位如果一定要堅持內閣制，那麼就請各位自便吧，兄弟就不陪你們玩了。

孫中山的態度深刻影響了黃興，於是黃興從挽留孫中山的立場上，反覆勸說宋教仁謙讓，勸說他取消提議。在黃興等人勸說施壓下，宋教仁從大局著想，表示讓步，於是新政府的架構就完全採納了孫中山的主張，實行總統制。而這恰恰又為後來的政治紛爭預留了空間，埋下了伏筆，且使孫中山的政治信譽在民國初年受到了嚴重影響。

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後，南北和談的僵局確實很快被打破，特別是南京臨時政府在行政方針上並沒有宣傳孫中山一直堅持的驅逐韃虜，恢復中華等口號，沒有提及孫中山一直自詡為創造的三民主義，沒有說什麼從軍政到訓政再到憲政等三個階段說法。更重要的是，南京臨時政府接受各方面建議，同意優待皇室，同意不再像革命年代那樣攻擊清代歷史。這種種舉措都為南京臨時政府贏得了人心，特別是贏得了新軍將領如段祺瑞的認同。段祺瑞或許沒有把南京臨時政府當作一支重要力量，但他的不反對不對南京動武，其實就是在默認趙鳳昌等立憲黨人的安排。

根據趙鳳昌等立憲黨人的安排，南京臨時政府之所以是「臨時的」，孫中山的臨時大總統之所以是「臨時的」，都表明他們只是期望用這個「臨時的」機構「臨時的」人作為過渡，最終將權力轉移給袁世凱。這是南京臨時政府得以成立的前提，也是由黃興等革命領袖同意的，甚至可以說最早提出這個方案的就是黃興和黎元洪。至於孫中山是否清楚這些不敢說，但他肯定知道「臨時的」意義。因此，當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後，孫中山迅即致電袁世凱進行解釋，表示只要袁世凱勸退了清帝，那麼他孫文立即辭職下野，並遵守承諾推舉袁世凱繼任大總統。

當然，我們現在也知道，在南京臨時政府存在期間，孫中山也曾想過將「臨時」改為正式，他也曾為國際承認從事過一些努力，只是列強堅守所謂中立，其實是期待一切都能和平過渡到袁世凱的新政府，所以孫中山的外交努力並沒有成效。

至於在財政上，臨時政府在趙鳳昌等人建議下吸納了相當一部分立憲黨人，按理說這些立憲黨人只要出力，別說養個人數不多的新政府，即便真的與北方動刀動槍，也不是沒有可能，只是這些立憲黨人堅守承諾，只把南京臨時政府看作「臨時的」，一旦發現孫中山有意將「臨時」改為正式，他們或者果斷退出了新政府，或者從經濟上扼住了新政府的命脈。孫中山後來遵守承諾向袁世凱轉移權力，雖說維持住了信譽，但實際上也是被逼無奈，不得不遵守而已。

孫中山南京臨時政府打破了南北僵局，清帝退位，孫中山辭職，參議院選舉袁世凱繼任，這都是按照既定程序一步一步進行，並沒有多少意外。只是一百年後重新檢討這件事，我們很容易發現，南京臨時政府在民國法統中幾乎毫無地位，至少在民國前半期的法統中不明所以，因為一個最簡單的事實是，不要說三民主義，五權憲法，軍政、訓政、憲政三階段理論在袁世凱那些人眼裡毫無意義毫無地位，即便南京臨時政府留下的一個最具象徵意義的《臨時約法》，也不被新成立的中華民國政府當作一回事。

叄

尊重歷史，善待前人

推翻帝制推翻清廷，是孫中山等革命黨人十幾年來一直奮鬥的目標，眼見著這個目標就要實現了，卻因非常具體的原因而終止。按照孫中山和革命黨人中許多人的看法，他們應該將南京臨時政府支撐下去，應該組織北伐，直搗龍亭，用暴力終結清廷，也就同時終結了帝制。然而，由於立憲黨人是南京臨時政府的主導力量，所以革命黨人的這個想法根本沒有實踐的機會。即便等待清帝要按照南北和談的約定準備退位了，革命黨人依然準備在退位詔書或相關文件中確認清廷統治中國兩百多年的罪惡，即便同意將來民國對皇室給予適度優待和禮遇，也應該講清楚歷史講清楚責任。

然而當南京臨時政府將優待條例轉給北京時，隆裕皇太后對更多的條件沒有表示不同意見，只是堅持應該保留「大清皇帝尊號相承不替」等幾處文字表述。至於文件中的「遜位」，隆裕皇太后認為應該改為「致政」或「辭政」。

隆裕皇太后△

對於大清王朝的尊重，其實也是尊重歷史的一部分。不管怎麼說，清廷在這個歷史關鍵時期，因為隆裕皇太后深明大義，制止皇族中的強硬派，接受了和平方案，現在如果對清廷的歷史徹底否定或者給予羞辱，那麼真正感到高興的恐怕只有一直被主流社會排除在外的革命黨人，即便那些投誠反正、參與光復有功的立憲黨人、新軍將領也難以接受。所以當新軍將領獲知這些消息後，馮國璋、段祺瑞等北洋將領於2月8日聯名致信南方代表伍廷芳，表示優待清室條件中的「大清皇帝尊號相承不替」應請仍照朝廷提供的原文不要更改，「遜位」這樣帶有刺激性詞語無論如何都不能出現在正式文件中，否則很難說服軍界同仁，大家都是歷史的過來人，只有尊重歷史，才能說服同仁。

軍人一旦干政，就是力量巨大。你可以說是南京臨時政府對北洋軍人憤怒的善意回應，也可以說是南方革命黨人對北洋軍人的屈服和順從，不管怎麼說，馮國璋、段祺瑞等軍界將領的堅持得到了南京革命黨人的極端重視，所有條款都按照袁世凱、梁士詒、馮國璋、段祺瑞等人的建議予以恢復和保留，最具刺激的字眼「遜位」改為「辭位」。這也算是北洋老將對清廷舊主子的最後一次回報一次效忠。只是這件事情後來又有變故，正式成文的時候文字又有調整。

尊重歷史是為了更好地往前走，然後到了中華民國正式成立後，尊重歷史並沒有得到完整貫徹。孫中山確實遵守承諾在清帝退位後宣布辭職，推舉袁世凱接替。但是袁世凱政府成立之後，在此後十幾年的民國法統中，確實忽略了南京臨時政府的地位，好像南京臨時政府只是中華民國的前史，正式的中華民國就是從袁世凱宣布就職開始的。

民國前半期的政治這樣處理有其自身的原因，因為孫中山和他的同志確實在過去十幾年被迫流亡在外，不知道國內民主政治的發展情形，即便知道新政，知道預備立憲，由於鬥爭，由於帶著有色眼鏡，因而也就不能給予公平合理的評價，一概視為清廷的欺騙。站在革命黨人的立場說，這種批判當然有自己的道理，但確實並不能概括晚清最後十年政治發展的真實情形與意義。

晚清最後十年的政治發展從新政到立憲，其實走的就是一條精英政治的路線，這條路線雖然也要求提升民眾的識字水平，要求對選區內的咨議局議員投票，但總體上說這種精英政治就是西方近代典型的民主政治架構，是精英的而非民眾的。這一點與孫中山和革命黨人設想的全民政治、三民主義、五權憲法等毫無關係。至於革命後，按照孫中山的設想，還有一個比較長的軍政時期，大約有軍事管制的意思。之後方才進入訓政，至於訓政多久，也就很難說。訓政之後方才進入憲政，這是一個漫長過程。孫中山的這些設想正確與否不必討論，但是很顯然這些設想與晚清以來的精英政治毫無相似之處。而袁世凱就是晚清精英政治的設計師和推動者，所以當中華民國正式成立後，在大總統袁世凱的政治理念中，哪兒能夠想到孫中山的三民主義、五權憲法，哪能還一步一步從軍政到訓政再到憲政？中華民國在袁世凱時代直接進入了一個憲政時期，這或許可以說是袁世凱接續晚清民主政治變革往前走，依然是一種沒有君主的立憲政治。只是從尊重歷史的層面說，南京臨時政府在法統中沒有地位，而孫中山和革命黨人那些理論上的創造也不被採納，甚至根本不被提及。孫中山後來一再強調「革命尚未成功」，或許其內心深處就是從這個層面說的。辛亥革命結束了，民國成立了，可是他們為中華民國準備的理論及政治架構統統被棄之如敝屣。

如果僅僅在理論上不被重視也就算了，如果中華民國在正式開張之後，能夠善待孫中山這些革命元勛，比如袁世凱竭力勸說孫中山、黃興不要放棄政治，大家應該一塊干，比如在新成立的議會中為孫中山、黃興等革命黨人留個位子，讓他們在那些職業政治家的位置上發揮作用，後來的歷史肯定就不一樣了。然而，袁世凱這一批老道的政治家不知是真的粗心大意，還是從骨子裡瞧不起孫中山這些黨人，總而言之，袁世凱在中華民國正式開張後順水推舟以為孫中山真的要去修鐵路了，真的以為孫中山相信民權主義、民族主義完成了，剩下的只是民生主義一項了。

袁世凱的失誤為民國初年政治紛爭留下了機會，這不僅是一種權力的傲慢所導致的必然結果，也是袁世凱這批自視甚高的政治家沒有將尊重歷史、善待前人的原則貫徹到底的必然結果。袁世凱順手牽羊利用了孫中山等革命家的偉大謙虛將他們排除在現實政治之外，結果也在事實上為自己的新政權預置了一個敵對力量。一個年輕的共和國原本可以朝氣蓬勃向上發展，然而為時不久就陷入持久黨爭甚至戰爭。這是非常可惜的，但誰也沒有辦法。歷史沒有辦法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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