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巍| 西方近代哲學的興起

06-15

　安東尼·戈特利布曾擔任《經濟學人》總編輯、哈佛大學和牛津大學訪問學者。2002年，他出版了《理性的夢想：從古希臘到文藝復興的哲學史》。14年後，他出版了該書的續篇《啟蒙的夢想：近代哲學的興起》。

　　啟蒙運動的功與過

　　西方哲學已經有了2000多年的歷史，它曾經有過兩個各持續大約150年的黃金時代。一個是從公元前5世紀中期到公元前4世紀晚期，古希臘時的思想大爆炸，第二個是17、18世紀在北歐興起的啟蒙運動，在這一階段，笛卡兒、霍布斯、斯賓諾莎、洛克、萊布尼茨、休謨、盧梭和伏爾泰等人探索了科學和宗教革命的意義。戈特利布寫道：「科學的進步對我們理解自身和上帝觀念有何種影響？政府應該如何處理宗教的多樣性？政府是幹什麼的？這些問題仍是我們在問的問題，所以笛卡兒、霍布斯等人在今天仍會被提及。」

　　戈特利布依次寫了九位哲學家。第一位是笛卡兒，他好像對笛卡兒沒什麼好感。他說：「笛卡兒1596年3月31日出生於一個上層資產階級家庭。他一直是一個遮遮掩掩的人，他的座右銘是藏得好的人過得好，所以他活著的時候不透露他的出生日期，以免有人用占星術給他算命。」1649年，笛卡兒受瑞典女王的邀請，前往斯德哥爾摩給她上哲學課。笛卡兒是一個習慣於晚起的人，但是在瑞典，他每天早上5點就要在女王的書房裡給她上課，因為她太忙了。結果笛卡兒患了肺炎，於1650年2月去世，享年53歲。他被葬在瑞典，只有一個木頭墓碑。17年後，他的遺體被挖出，運回法國，但他右手的食指被法國駐瑞典大使留了下來，頭被瑞典一位軍官割走了。「這位偉大的二元論者的頭至今仍下落不明。」

　　笛卡兒有一個著名的命題叫「我思故我在」，他說之所以「我思」是毫無疑問的，是因為上帝不會欺騙我們。因此笛卡兒的知識體系依賴的不是他自己的存在，而是上帝的存在。笛卡兒說上帝不會騙人，「因為自然之光說明，一切欺騙都依賴於某種缺陷（而上帝是完美的）」。但笛卡兒的一位朋友指出，根據《聖經》，上帝過去曾經騙過人，比如法老。

　　笛卡兒最後一部著作叫《靈魂的激情》，他在該書的結尾為古代斯多葛派的學說做了辯護，認為智慧主要的用途是教我們做自己的激情的主人，用技巧控制激情，使激情導致的不幸變得可以忍受，甚至變成快樂之源。斯多葛派的道德觀念一直都對笛卡兒很有吸引力。他的第一本書《談談方法》中就說他的準則之一就是永遠只求克服自己，不求克服命運，只求改變自己的願望，不求改變世間的秩序。除了我們自己的思想以外，沒有一樣事情可以完全由我們做主。但戈特利布認為，笛卡兒在控制他的激情方面做得很差。他的書信中充滿著無節制的怒火，比如他說荷蘭烏特勒支大學的校長「愚蠢、惡毒、無能」。

　　以賽亞·伯林在一封信中說，啟蒙哲人們「有效地攻擊了迷信和無知、殘忍、黑暗、教條、傳統，以及各種專制」。但在20世紀，啟蒙運動獲得了許多惡名。從1891到2010年，《牛津英語詞典》這樣解釋啟蒙運動：「啟蒙的行為，或被啟蒙的狀態，有時表示18世紀法國哲學家的精神和目標，或者膚淺、做作的理智主義，對傳統和權威不合理的蔑視。」有時我們不夠人性，也被認為是啟蒙運動冰冷的理性主義的錯。在不同的時代，啟蒙運動被發現它要為「法國大革命的恐怖統治、法西斯主義、精神病的治療失當、經濟上的剝削、性別歧視、物種的滅絕、狂妄的烏托邦計劃、環境惡化」等問題負責。除了指責啟蒙運動提出了一些會被濫用的觀念，提出了一些會被帶得太遠的計劃，它還被指責設定了不可能實現的目標、推廣樂觀主義。

　　戈特利布認為，啟蒙運動削弱了宗教權威的力量，促進了對宗教異議的寬容，促進了科學的進步，逐漸拆除了那些過於接近封建制度、過於遠離民主的政治機構。啟蒙哲人使世界變得在理智上更加大膽，使世界變得不像以前那麼愚昧。

　　經驗主義與理性主義

　　一般的哲學史教科書說，在西方近代哲學史上發生了一次認識論的轉向，在知識的來源和真理標準等問題上，哲學家分成了經驗主義和理性主義兩個派別。戈特利布認為這種傳統觀點是錯誤的。笛卡兒是數學天才，他的知識觀受到了數學的影響。洛克則提倡用經驗方法解決哲學問題。這是笛卡兒和洛克之間非常重要的差異。1781年，康德在《純粹理性批判》中比較了兩個對立的哲學學派，一個是經驗主義者，一個是理性主義者。經驗主義者的代表是亞里士多德和洛克，他們強調經驗在知識形成過程中的作用。後一派的代表是柏拉圖和萊布尼茨，他們強調理性的作用。從笛卡兒到康德的哲學史都被視為經驗主義者和理性主義者之間的鬥爭。

　　康德的一位崇拜者於19世紀中期在一部哲學史著作中確立了這一神話的當今形式。這本書傳播了兩個很有影響的思想：第一，它說笛卡兒使知識問題成為哲學最基本的問題。第二，它說兩派三人小隊致力於解決知識問題：經驗主義者包括洛克、貝克萊和休謨；理性主義者有萊布尼茨、斯賓諾莎和笛卡兒。戈特利布說，這種分類方法會讓當事人也感到困惑。比如貝克萊，他認為自己是洛克的對手，而不是隊友。

　　至於知識理論在笛卡兒的時代成為核心問題這一看法，到20世紀這一論點變得尤其流行，這時許多哲學家希望把自己樹立為「語言學轉向」的先驅。20世紀下半葉的一部很有影響的著作說，笛卡兒使「我知道什麼、什麼為我的知識主張提供辯護」成為哲學的初始問題，此後200多年間它一直被視為哲學的起點。但現在一切都變了，因為維特根斯坦和弗雷格發起了一場新的革命。他們把語言哲學或意義理論確立為哲學的基礎。我們知道什麼的問題被丟在一邊，再次被降到次要地位。

　　在近代哲學史上，知識問題真的是哲學的核心嗎？那時的哲學家大部分人都不會這麼看。霍布斯的著作現在被人記住的主要是他的政治思想，他的情況並不支持這一說法。斯賓諾莎和萊布尼茨的著作也是如此。洛克和休謨比較符合這一描述，但他們最傑出的著作並不特別跟知識有關。至於笛卡兒，他下了許多工夫來質疑和證實我們認為自己知道的東西，但他認為由此他已經解決了知識問題，所以哲學家們可以繼續去討論更重要的問題了，比如如何延展人生。

　　經驗主義者與理性主義者這一區分模糊又混亂。17世紀被稱為理性主義者的哲學家中，有幾個人對經驗科學的興趣要超過經驗主義者。萊布尼茨和笛卡兒對這些科學的了解要遠超洛克和休謨。笛卡兒熱衷於做實驗，住在阿姆斯特丹的時候，他每天會去肉鋪買屠宰好的家畜做解剖。斯賓諾莎不僅會磨鏡片，也做流體力學和冶金實驗。

　　霍布斯一般被歸為經驗主義者，實際上他跟萊布尼茨站在一邊，反對休謨，降低經驗在科學知識中的作用。培根也被歸到經驗主義者的陣營，但他嘲笑經驗主義者得出的是比理性主義者更加畸形、古怪的教條，因為它是建立在狹隘的、沒有啟發性的實驗的基礎之上的。培根說，世界上有三種哲學家：螞蟻、蜘蛛和蜜蜂。經驗主義者就像螞蟻。他們只是簡單地積累和使用；理性主義者就像蜘蛛，用自己體內的東西織網；蜜蜂的方式介於二者之間，它從花園和田野的鮮花里獲取材料，但又具有轉化和消化材料的能力。他倡導蜜蜂的方式：要把經驗和理性功能最好的地方結合起來。笛卡兒、霍布斯、洛克、斯賓諾莎、萊布尼茨和休謨都渴望像蜜蜂那樣。

　　主筆薛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