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別失調 光棍末日:2020中國婚齡男比女多三千萬

　　[導讀]2012，不是世界末日；2020，卻是光棍男的末日。我國男女比例失衡問題嚴重，到2020年可婚男性將過剩2400萬，尋找配偶難度增加、傳統家庭和社會穩定受到威脅，國家經濟發展也將受到影響。

21世紀，國家人口政策的重點應該轉向調整人口性別結構上，這是一項迫在眉睫的工作。

　　小羅是家裡的獨生子，今年從一所不錯的大學畢業，父母就和爺爺奶奶一起出資幫他買了結婚用的房子，工作也在叔叔的安排下有了著落。小羅覺得自己的人生還算順利，但是也許他永遠都不會知道，為了要個男孩，他的母親曾經打掉過兩個女孩。女孩子提前被打掉，這在中國算不了什麼，但人們很少意識到，這裡面其實潛藏著一種危機。　　據國家統計局人口統計資料，目前我國19歲以下年齡段的人口性別比嚴重失衡，每出生100個0至4歲的女孩，相應會出生123.26個同年齡段的男孩。如此發展下去，到2020年，中國處於婚齡的男性人數將比女性多出3000萬。那時，每5個成年男性中就會有一個「光棍」。　　「正常情況下，人口的性別比應該是105±2，就是每出生100個女孩，相應出生103到107個男孩。這個比例是人類有記錄以來一直維持的生物法則。由於男孩的死亡率高於女孩，所以到了婚育年齡，男女比例基本就是正常的。」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研究員張翼告訴《北京科技報》：「我們以全國幾次的人口普查數據為依據，發現我國出生人口性別比曾一直維持在正常的範圍內，但是到了上世紀的80年代，低年齡段的出生人口性別比就超過了107的標準值，此後性別比例逐年加大。」張翼說，一些專家認為，計劃生育政策的實施，使很多出生的女孩被漏報、瞞報，造成了數字上的失調，但是通過對幾次的人口普查結果以及教育年鑒的研究，發現出生男女性別比例失調的情況是確實存在的。　　根據人口普查資料顯示，1981年，全國出生嬰兒性別比是108.47;1989年這個數字達到了111.92;到了2000年第5次全國人口普查，男女比例更是高達119，遠遠超過107的標準值上限。以第5次人口普查為例，各地顯示的情況十分驚人，佔全國人口90%的24個內地省、區、市，出生人口性別比都在110以上。江西的出生性別比已高達138;而陝西省某些地區計劃內二胎新生兒男女性別比達到253.5，個別村落自2001 年起連續3年內出生的計劃內二胎竟沒有一個女孩。所有這些數據都顯示，我國出生人口性別比升高已經成為一個全國性的嚴重問題。　　「人類社會男女比例，是幾百萬年來形成的，除了戰爭年代外，全世界的出生人口性別比例都沒有出現過大幅度的失衡。導致目前這種狀況，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中國固有的生育觀念。」中國人民大學人口研究所所長段成榮告訴《北京科技報》，中國人一直對生育男孩有執著的偏好，尤其是某些偏遠的農村地區，農機具使用率很低，大部分生產活動要靠人力和畜力進行，所以男勞動力對一個家庭的生產至關重要，而且男孩的多少對家庭在當地的發言權和能否爭取更多的家庭利益息息相關，為了生育男嬰，有些地方甚至出現棄女嬰、殺女嬰的情況。同時，B超技術的普及，也對胎兒的性別鑒定提供了便利的條件。雖然國家明令禁止用B超檢測胎兒性別，但是很多父母還是能通過各種方法在胎兒3個月左右的時候就知道孩子的性別。　　「從全國範圍來看，海南、安徽、江西、廣東、湖南、湖北這些地方的出生性別比失衡情況比較嚴重，而像內蒙古、貴州、西藏、寧夏、青海、新疆等地區，出生人口性別卻普遍控制得不錯。」張翼說，我們發現一個現象，就是在我國少數民族聚集的地方，性別比控制得都比較好。比如，西藏的出生性別比只有97，甚至低於標準值。　　中國出生性別失衡調查　　每次看到2歲左右的小女孩，林鳳（化名）的心就像被針扎了一樣的疼。　　「我那個小閨女如果留住的話，也差不多這麼大了。」林鳳的話里透著悲傷。　　29歲的林鳳已經有了一個5歲的女兒。在江蘇北部這個偏僻的小鄉村裡，頭胎是女兒的，只要交2萬元就可以再生一個孩子。丈夫態度堅決，「說啥也得生個小子。」2009年春天，懷孕4個月的林鳳被丈夫逼著在鄰村私人診所照了B超，知道腹中胎兒是個女孩。　　最終，在抗爭無效之後，林鳳含著眼淚不情願地做了人工流產手術。那之後幾個月，林鳳沒有露過笑臉。　　「他們都說（流產）不算啥，可這是活生生一條命啊。」林鳳說。　　「失蹤」之謎　　林鳳那連名字都不曾有的女兒只是中國無數個「失蹤」女孩中的一個。　　根據西安交通大學公共政策與管理學院人口與發展研究所學者姜全保、李樹茁以及斯坦福大學人口與資源研究所教授費爾德曼等人的研究推算，整個20世紀（1900―2000）中國「失蹤女性」總量約在3559萬人。　　「失蹤女性」（missing women）最早由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阿馬蒂亞?森（Amartya Sen）在上個世紀90年代提出，被用來指代那些因人為干預因素沒能來到這個世界或者因性別偏好較早死亡的女性人口。　　在正常出生性別比和分性別存活率條件下，正常的性別比[族群中雄性（男性）對雌性（女性）的比率]大致應該在102―107（以女孩為100）左右。但由於不少地方存在的男孩偏好，導致性別的天平出現嚴重失衡。　　根據阿馬蒂亞?森的估計，全世界約有1億多名女性因為人為性別選擇而失蹤，其中中國和印度是重災區。　　根據國家統計局所編的《中國社會中的女人和男人――事實和數據（2007）》，中國出生人口性別比從上個世紀80年代開始持續升高，從1982年的108.5增加到2005年的118.6（如表所示）。　　美國企業公共政策研究所人口學家Nicholas Eberstadt的研究指出，目前中國0―4歲的人口性別比為123，在某些省份，如江西、廣東、海南、安徽等，這一年齡組的男孩甚至比女孩要多30%。　　中國成為女性失蹤的「重災區」一點兒都不奇怪。中國傳統的生育文化中長期存在男孩偏好並由此導致了對女孩各種形式的歧視。在生育控制技術尚不普及的古代和近代，對女孩的歧視難以在孕婦生產之前發生，於是多以溺嬰等方式表現在生產之後。　　社會學家費孝通的著作《江村經濟》真實地記錄了當時農村人口限制的現象。「殺害女嬰就更為經常」，以至於全村0―5歲年齡組的性別比達到100個女孩比135個男孩的極端失衡狀態。　　根據李樹茁等人的研究，失蹤女性現象貫穿於中國整個20世紀。其論文《20世紀中國失蹤女性數量的估計》指出，上個世紀60年代之前，女性失蹤的比例一直比較高，最高的1940年前後達到14%左右。1960年至1970年比例較低，而從上個世紀70年代後半期開始，女性失蹤的比例開始穩步升高，一直達到2000年的7%左右。　　根據人口學家的分析，女性失蹤的根本原因是由於男孩偏好的生育文化背景，而如果不考慮這一因素，僅從生理上來說，女孩的存活率原本要高於男孩。　　至於不同年代女性失蹤的具體原因，李樹茁等人分析，1950年之前，戰亂、饑荒等導致的女孩高死亡率是主因。而自1980年之後，由於嚴格的計劃生育政策，政策規定的生育數量與群眾的生育意願有很大差距。當數量和性別不可兼得時，產前性別鑒定技術的普及使得中國父母獲得理想子女規模和性別構成的途徑從傳統的溺棄女嬰轉變為性別選擇性人工流產，由此導致中國的出生性別比持續升高。　　根據李樹茁等人推算，1980―2000年間出生隊列的失蹤女性數量在920萬人，比例為4.19%。　　此前曾有觀點認為，中國上個世紀80年代以後的出生性別失衡是由於女孩的瞞報和漏報。但據李樹茁和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研究員鄭真真等多位人口學專家的研究，性別選擇性人工流產是造成目前出生性別失衡的主要原因。　　國家統計局局長馬建堂4月28日在第六次人口普查主要數據公報發布會上透露，本次統計的出生人口性別比（以女孩為100）是118.06，這比2000年人口普查時的出生人口性別比116.86提高了1.2個百分點，比2005年人口抽樣調查時的118.59下降了0.53個百分點，比2009年人口抽樣調查的119.45下降了1.39個百分點。　　鄭真真分析，儘管具體情況要等到人口分年齡和性別的數據公布之後才能清楚，但從總體來看，中國性別失衡的趨勢並沒有明顯變化，既沒有惡化，也沒有緩解。　　李樹茁在接受《第一財經日報》採訪時表示，中國的出生性別比近十年來一直在120左右波動，沒有出現根本性、方向性的轉折，但同時值得注意的是，最近兩三年，在全國尤其是江西、廣東等省出現了下降。　　誰是受害者　　6月1日，屬於孩子們的快樂，江蘇省銅山縣一家鄉鎮幼兒園的小朋友正在老師的帶領下做遊戲，歡笑聲傳得很遠。　　園長張麗在電話中告訴《第一財經日報》，她的幼兒園總共有160個左右的小孩子，其中女孩子只有60個左右。　　「女孩確實是很少，其他幾個幼兒園也是這樣。我們也覺得奇怪，女孩怎麼會這麼少?」張麗說。　　張麗的幼兒園只是一個個案，無法由此推及整體。但從總體來說，中國女童的數量大大低於男童已經是個不爭的事實。　　數以千萬計的女性「被失蹤」，給女性乃至整個社會都帶來了巨大的傷痛，有些傷痛是隱而未發的，但它一旦發作起來，後果的嚴重性將超出人們的預計。　　李樹茁在與姜全保、劉慧君等人合作的《性別歧視的人口後果――基於公共政策視角的模擬分析》一文中清楚地分析了性別失衡的影響鏈條：父系制度、傳統生育文化、養老需求、生育政策壓力等四個方面的因素導致了對女性的性別歧視，其直接後果體現為偏高的出生性別比和偏高的女孩死亡率，間接後果則體現為影響人口總量和結構、影響適齡勞動人口、加劇老齡化、加劇婚姻擠壓（Marriage Squeeze）等，最終體現在社會上則是降低了經濟發展速度並阻礙了社會的可持續發展。　　出生的女嬰相對數量少則意味著未來育齡婦女的相對數量少。根據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數據，中國已經進入一個低生育率的時代。多位人口學專家估計，中國目前的生育率僅在1.3至1.5，即每個育齡婦女平均生育1.3到1.5個孩子，遠遠低於國際社會公認的2.1的人口世代更替水平。更加嚴峻的是，中國已經出現老齡化和少子化並存的人口結構，即老人越來越多，而0―14歲的青少年占人口比例卻在逐漸減少。　　老齡化、少子化、低生育率，再加上超常的出生性別比例失衡，人口學家頻頻發出警告。南開大學經濟學院人口與發展研究所教授原新指出，中國出生人口性別比長期失衡與人口老齡化交織，將加劇人口結構的不合理性，未來的社會階層結構、消費結構、組織結構等都將為男性所主導，其深遠危害，不亞於上世紀中葉的人口膨脹。　　婚姻擠壓是一個男性人口過剩的社會無法逃避的痛苦之一。婚姻擠壓是性別失衡最直接的後果。由於婚齡男女人口出現較大落差，大批同一種性別的人找不到配偶。　　在中國，婚姻擠壓集中表現為大批男性找不到配偶。根據李樹茁等人的推算，到2050年，中國20歲到50歲的過剩男性人口將可能超過3000萬人。　　學者預言，無法找到配偶的男性在知識、經濟等多方面往往是處於劣勢，這樣在社會底層形成的「光棍層」可能為了提升他們的社會地位而通過暴力和犯罪方式聯合起來，另一方面也可能導致男性同性戀的大量出現。　　德國學者Gunnar Heinsohn在研究中則發現，許多國家和地區的內戰和革命也與成年男子的激增（Youth Bulge）有關。比如，他認為近來在阿富汗、伊拉克、巴基斯坦等國家伊斯蘭極端主義的興起就與這些國家的年輕男子激增有關。　　作為女性，鄭真真在對性別失衡影響的研究中更加註重對女性的傷害。她強調，出生性別比偏高背後，不僅是女嬰的生命權和女童的生存權受到傷害，更值得關注的是對育齡婦女的嚴重傷害。　　對於部分育齡婦女來說，不光要承受社會和家庭男孩偏好的壓力，同時也要承擔計劃生育政策對生育控制的壓力。性別選擇性人工流產對於她們則是身體和心理上雙重的創傷。B超掃描確定胎兒性別一般要在妊娠四個月之後，這種大月份的人工引產手術往往使婦女面臨更大的健康風險。　　「性別平等、賦權婦女」是聯合國提出的千年目標之一。而出生性別比偏高恰恰是性別不平等的具體表現。　　「占人口一半的女性受到限制和傷害，將會使整個社會乃至每一個人都付出代價，降低所有人的生活質量。」鄭真真說。　　任何傷害別人的行為都會以某種形式反過來傷害到自己。出生性別比偏高對人類只是無數個教訓中的又一個。　　治理之策　　「甭管是親戚還是朋友，誰來找我都不給他們做。」鹿華（化名）口氣很堅決。　　鹿華開在江蘇省一個鄉村裡的小診所多年前購置了一台二手的B超機，此後附近鄉村有不少人來找她做B超確定胎兒性別。她大著膽子做了幾次。但後來管理越來越嚴，在被罰款一次之後，鹿華說什麼也不再給人做胎兒鑒定了。　　嚴格管理私自做胎兒性別鑒定的醫務人員是中國為了緩解性別失衡現象所採取的多項措施之一。上個世紀九十年代開始，中國從行政管理、宣傳倡導、獎勵扶助等方面著手治理性別失衡問題。　　另據今年3月16日發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二個五年規劃綱要》，其中不僅提到「促進人口長期均衡發展」，此外，規劃也強調指出「綜合治理出生人口性別比偏高問題」。　　在行政管理方面，從1994年的《母嬰保護法》、2001年的《計劃生育技術服務管理條例》、2002年的《人口與計劃生育法》，到2003的《關於禁止非醫學需要的胎兒性別鑒定和選擇性別的人工終止妊娠的規定》，都強調，任何機構和個人均不得進行非醫學需要的胎兒性別鑒定和選擇性別的人工終止妊娠。　　鄭真真認為，中國最早從1986年就開始治理性別失衡，但是從人口統計數據來看，治理成效並不是很明顯。　　鹿華分析稱，行政管理措施可以增加實現胎兒性別選擇的難度，可能會很快見效，但是管理成本相當高。而且僅僅依靠行政管理措施不能改變任何導致男孩偏好的因素。目前的宣傳倡導工作在覆蓋面和針對性上有一定局限性，而且觀念和文化的轉變需要一個較長的時期。　　至於獎勵扶助，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弱化農村家庭在經濟上和養老保障上對男孩的需求，但由於一方面群眾對政策的持久性存有疑慮，擔心只是一項臨時政策，另一方面，現行與計劃生育相關的獎勵扶助，遠遠不足以填補農村缺乏養老保障的空白，因此難以消除人們對沒有兒子的憂慮和不安全感。　　李樹茁認為，對性別失衡的治理工作既不能太樂觀也不能太悲觀。從統計數據來看，一方面，出生性別比仍然很高，另一方面，最近兩年在某些省份已經開始下降。　　「出生性別比偏高是有性別偏好的國家在生育率下降過程中不可避免出現的現象。要解決這個問題，需要長期的努力。」李樹茁說。　　他認為，隨著社保體系的逐步完善以及「關愛女孩行動」的開展，出生性別比偏高問題應該可以得到逐步的改善。　　李樹茁在《性別歧視的人口後果》中曾提出建議，應從制度、文化、經濟、政策等四個方面展開綜合治理，包括改變單從父姓制、推廣招贅婚姻、適當放寬計劃生育政策等。　　「綜合治理性別失衡雖然要以政府為主導，但從國際經驗來看，媒體、NGO組織能夠發揮的作用也很大，中國現在這一塊還很不足。」李樹茁表示。　　鄭真真建議將出生性別比作為國家社會發展和婦女兒童發展的監測指標，但不宜作為地方政府和部門的考核指標，更不適合制定短期目標突擊治理。　　「出生性別比偏高是一個強烈的信號，說明這麼多年雖然我們提倡『男女平等』，但仍然存在諸多性別不平等現象。只有解決了性別不平等這個根本問題，出生性別比偏高的問題才能真正解決。」鄭真真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