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西方治理亂象

最近，西方世界頗不太平：美國總統選舉出現「郵件門」事件等，敘利亞、利比亞等國內戰引發歐洲難民潮，暴恐事件在歐美頻頻發生……很多國際人士驚呼：西方怎麼了？中國有一句老話，「物必自腐而後蟲生」。西方國家出現的這些治理亂象，應從其制度體系、治理模式、價值觀念上找根源。以個人權利至上、多黨競爭、選票政治、金錢政治等為標誌的西方制度體系、治理模式、價值觀念到底出了什麼問題？對我國經濟社會發展有何警示意義？如何在比較和辨析中堅定我們的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本期觀察版圍繞這些問題進行探討。——編者西方社會亂局的制度性根源（人民觀察）韓 震《 人民日報 》（ 2016年10月23日 05 版）近年來，很多西方國家出現了社會紊亂甚至失序的現象，如金融危機、經濟停滯、暴恐頻發、難民問題、選舉亂局、民粹主義興起、右翼極端主義暗流涌動、種族歧視引發社會抗議和騷亂等。面對這些亂象，西方國家卻找不到解決問題的方法；即使開出藥方，也在不同利益集團相互掣肘中難以有效施治，西方社會似乎失去了自我調節以達到自愈的能力。這不僅讓自視很高的西方世界感到尷尬，而且也在侵蝕和消解著西方社會的自信心。西方國家的亂局絕不是偶然現象，更不是由於運氣不佳。實際上，在這些現象的背後有著深刻的制度性根源。對個人主義的放縱不斷侵蝕公眾利益自由與民主曾經激發了西方人的創造精神和西方社會的活力。但是，當自由主義的價值追求失去了其鬥爭對象——封建主義後，其所倡導的個人主義就出現了癌變的趨勢。按照法國學者托克維爾的理解，自由主義個性解放的理想會落入個人狹隘利益的窠臼。歐美社會的現狀證明了這個趨勢的確客觀存在。美國學者貝瑞和威爾科克斯發現，美國政治制度的核心層面存在著一個難解的困境。這就是說，在一個所謂「開放和自由的社會」，人們可以自由地（有時是肆無忌憚地）追求自己的利益，即便其主張可能會傷害他人，並且可能不符合國家的最高利益。而困境在於，如果政府不允許人們追求自己的利益，也就取消了他們的政治自由。當人們處於自由競爭狀態時，這種利益的博弈還是可控的。但是，當資本的力量藉助壟斷髮揮其能量的時候，利益集團就可以藉助不受約束的自由壓倒普通民眾的自由。按照這兩個美國學者的說法就是，「在我們這樣的制度下，利益集團一直向政府施加壓力，以實行一些損害一般公眾利益而有益於小部分選民的政策。」普通民眾沒有足夠的財力組成政治團體，也不可能形成增進自己利益的政治議題，而財力雄厚的利益集團卻能操縱政治進程和議題。不少西方學者認識到，利益集團是一種癌，在西方國家機體內擴散卻得不到遏制，使國家機體逐漸腐敗、虛弱。譬如，有美國學者經過調查發現，美聯儲在治理中存在嚴重的違背公眾利益的行為，曾用秘密的應急貸款來滿足華爾街大型利益集團的需求，包括大力支持那些列席地區聯儲銀行理事會的銀行家們。這可以解釋為什麼華爾街的大亨們引發了禍及全球的金融危機，卻依然能夠享有超高薪酬。資本壟斷和財富集中激化社會矛盾由於社會主義運動的壓力和工人階級的鬥爭，西方國家曾經進行了某些改革，使不平等現象變得溫和了些，一定程度上促進了西方國家的經濟繁榮和社會發展。但是，蘇東劇變之後，資本主義的本性再次暴露無遺：它不斷擴張自己的慾望，壓縮勞動群眾的利益空間。有西方學者指出，如果放任自流，基於私人產權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將對社會公平正義帶來威脅。近年來，在新自由主義的推動下，很多西方國家在經濟政策上擺脫了中下層民眾的壓力和公平價值觀的約束。為了轉移矛盾，其社會上層人士還在政治上操縱議題，把工人階級利益被剝奪說成是國外競爭和外來移民的結果。實際上，真正的禍根仍然是資本的集中與壟斷。正如法國經濟學家皮凱蒂所指出的，勞資之間的分立造成了諸多衝突，首要原因是資本所有權的高度集中。財富的不平等以及由此產生的資本收入的不平等，事實上比勞動收入的不平等要大得多。此外，在美國，機會不平等在最近幾十年里顯著加大了。關於不同社會階層在考試分數、完成學業的時間、選擇的職業以及收入等方面的一系列統計數據表明，這種機會差距在20世紀70年代之前趨於縮小，而現在則在不斷擴大。這就是美國「佔領華爾街」運動爆發的重要原因。實際情況更加嚴重。按照美國經濟學家薩默斯的說法，收入增速比頂層1%的人群更快的人群只有兩個，就是頂層0.1%和頂層0.01%。顯然，西方社會的流動性隨著收入不平等的加劇而減弱了。在歷史上，美國的社會流動性比歐洲大，這是其經濟社會發展活力的重要來源。但一些西方學者的研究表明：在當今美國，個人改變出生時社會階級屬性的難度要高於歐洲。另外，美國的教育也變得越來越不公平。超級精英無節制地將資源用到自己的孩子身上，而公立學校則資源匱乏。這是一種新的封閉：精英教育越來越只適用於上層社會。戰後資本主義國家的繁榮是建立在「福利資本主義」或所謂「有良心的資本主義」基礎上的。現在，資本的任性促使資本主義再度野蠻化，從而引發了許多其自身難以化解的社會問題。利益集團之間的爭鬥導致劣質民主經過工人階級和廣大人民群眾的爭取，西方國家的民主在一個時期的確有逐步擴大的趨勢。但是，很多西方國家在制度上把民主僅僅理解為政治權力的票決。這不僅縮減了民眾的民主權利，而且為資本的操縱留下了很大空間。被資本控制的「民主」操作，導致不同利益集團為攫取權力進行不擇手段的爭鬥。這不僅撕裂社會，也導致民主制度劣質化。美國社會學家米爾斯在《權力精英》一書中認為，美國是被擁有財富和權力的少數人統治的。精英階層是社會議題和進程的真正決策者，「民主」實際上是糊弄大眾的幻象。為了博取選票，黨派競爭演化為演講技巧甚至「顏值」的比拼，而真正的治理規劃和理念卻被遮蔽了。不同黨派選出來的候選者往往不是真正有經驗的政治家和社會活動者，而是一些巧言令色、善於用許諾博取好感的人。讓美國人感到煩惱和無奈的這一輪總統選舉，是這一趨勢的最新發展。這些人上台之後，就把自己競選時的許諾拋到九霄雲外。即使有些人想有所作為，但考慮到連任的需要，也不敢真正進行觸動利益集團乳酪的改革。英國前首相布萊爾承認：「在我們的體制中，產生了強大的利益集團，它們能阻攔我們進行實質的、必要的改革。」當執政者沒有連任顧慮的時候，其執政歲月也所剩無幾，已經來不及實現自己的想法了。奧巴馬的競選口號是，我們可以改變。對此，一些美國人調侃道：現在看來，他基本沒有改變什麼，連關閉關塔那摩黑監獄都無法兌現。他所能改變的就是自己的頭髮變白了。奉行干涉主義危及自身經濟穩定和社會安全壟斷資本所支持的軍工綜合體以及在殖民主義基礎上形成的文化霸權，促使西方國家任性地干涉他國事務，不僅引起許多發展中國家的動蕩甚至戰爭，也危及西方國家內部的經濟穩定和社會安全。幾個世紀以來特別是19世紀以來，綜合國力優勢使得人口僅佔全人類人口一小部分的西方世界成為全球治理規則的制定者，這就促成了西方的傲慢。西方高人一等的霸權意識致使它們奉行干涉主義，不僅摧毀不符合其口味的國家的社會秩序，而且耗散著西方自身的力量。當前，在全球治理中，西方國家已經有捉襟見肘的態勢：一方面，西方的干涉不僅沒有給其他國家帶來文明，反而使其陷入烽火連天和水深火熱的境地；另一方面，不斷攀升的高額軍費，也動搖了西方國家的社會結構，影響了其國內的民生髮展。另外，讓干涉主義者始料不及的是，西方國家引起的戰火造成了大量難民。這些難民不斷湧向歐洲，給歐洲和國際社會造成很大壓力。哪裡有野蠻幹涉，哪裡就有反抗。被干涉國家的人民變得更加反美、反西方。從某種意義上說，恐怖主義就是反美、反西方傾向的極端化。基於西方中心主義的立場，西方國家不能平等地對待非西方國家。在歐美人看來，非西方國家基本上沒有能力在國際事務中發揮建設性作用。特別是進入新世紀之後，西方國家不能積極看待中國及其他新興國家的崛起，反而把發展中國家的發展以及新興國家提供越來越多的國際公共產品看作是對自己霸權的挑戰。西方人驚呼：「我們正處在實力從西方轉向亞洲的歷史性轉折點上」。以西方為中心的世界觀，讓西方人低估了非西方文明和發展中國家在歷史發展中的作用，他們不斷用所謂「再平衡」「接觸中的遏制」等舉措來圍堵、壓制中國，這種行為將在更大程度上消耗西方國家的物力和道德資源。實際上，只有允許發展中國家深度參與世界事務和全球治理，才能建立更加民主、更加公平、更加合理的世界秩序。從這個角度說，西方國家確實應該進行比較深入、比較徹底的制度性改革了。（作者為北京外國語大學黨委書記、教育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獨立自主 開放包容 綜合創新中國道路對西方模式的超越（當今聚焦）張維為《 人民日報 》（ 2016年10月23日 05 版）隨著中國躍升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中國道路引起國際社會越來越廣泛的關注。很多國際人士將中國道路與西方模式相對比，認為中國道路是對西方模式的超越，特別是對西方民主模式和新自由主義經濟模式的超越；它不僅帶來了中國的和平發展，也將鼓舞越來越多的國家獨立探索自己的發展之路，從而深刻影響國際秩序的未來走向。堅持「實踐理性」，避免制度偏見。西方國家一直喜歡用「民主與專制」的範式來評判世界。它的預設是「民主是好的、專制是壞的」，而民主的內涵只能由西方國家來界定。只要別國的民主制度和西方民主制度不一樣，別國就是錯的、過渡性的；如果不改變，最終是要崩潰的。但中國堅持運用「實踐理性」觀察世界，發現世界上採用西方民主制度而搞得一團糟的國家比比皆是，並進一步得出結論：以西方標準把世界分成民主與專制兩大類，已無法解釋這個複雜多元的世界。如果一定要對世界上的國家治理進行分類，那麼，只有「良政」與「劣政」兩大類。「良政」可以出自西方模式，因為為數不多的西方國家治理得還是可以的；但相當多西方國家沒有治理好，否則就不會陷入如此嚴重的金融危機、債務危機。因此，「劣政」也可以出自西方模式，採用西方政治和經濟模式而失敗的國家屢見不鮮。在國家現代化與政治制度建構方面，中國的探索可謂艱難曲折。1911年辛亥革命後，中國推翻了原來的政治制度，照搬美國政治制度，但很快發現水土不服，整個國家陷入軍閥混戰。1949年新中國成立，開啟了社會主義新時代。雖然並非一帆風順，但中國的探索從未停止過。在這個過程中，中國堅持實事求是，將實踐作為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總結本國和其他國家的經驗教訓，進行了大膽而審慎的改革。這種「實踐理性」的態度，使中國成功避免了認為西方民主模式可以解決中國所有政治和社會問題的政治浪漫主義，也成功避免了認為靠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就可以解決中國所有經濟問題的經濟浪漫主義。堅持開放包容，避免固步自封。由於西方國家是現代化的「先行者」，所以它們習慣以自己的標準來看待整個世界，甚至有一種非要把自己的模式強加於人的衝動。但歷史和現實都表明，照搬西方模式的非西方國家大都以失望、失敗甚至絕望而告終。1988年5月，一位發展中國家的總統來到北京，希望鄧小平同志談一談中國改革開放的主要經驗。鄧小平同志回答道：「解放思想、獨立思考，從自己的實際出發來制定政策。」他還補充說：「不但經濟問題如此，政治問題也如此。」這位總統接著又詢問應該如何與西方打交道，鄧小平同志的回答是四個字：趨利避害。中國在現代化進程中，從西方國家借鑒了很多有益經驗。從引入生產線到引入企業管理模式，從科技研發到文化產業發展，從發展互聯網經濟到發展各種高新產業，中國的快速發展得益於對西方先進技術和經驗的吸收借鑒。但在學習和借鑒西方經驗的過程中，中國並沒有失去自我，而是用自己的眼光來判斷，博採眾長、推陳出新。比如，中國把加入世界貿易組織變成一個大規模學習、適應和創新的過程，使中國國際經濟和貿易規模很快上了一個新台階。又如，中國熱情擁抱以信息技術革命為先導的互聯網革命，同時保持了自己的獨立性，目前已成為這場革命的佼佼者。在世界上最大的10家互聯網公司中，4家是中國公司，中國已建成全球最大的4G網路。相比之下，一些西方國家就顯得過於固步自封。不少西方人真以為西方資本主義制度和文明代表了「歷史的終結」，結果驕傲使人落後。以美國為例，小布希政府執政8年，創造了美國國力連續8年下降的紀錄；2016年的美國總統競選，再次暴露了金錢政治、社會分裂等嚴重問題。從歐洲來看，多數西方國家也面臨難民危機、債台高築、經濟低迷等難題。堅持民生為本，避免空談民主。西方政治文化談得最多的是西方國家自己界定的自由、民主、人權等價值。一些西方國家甚至不惜動用武力在世界上推廣這些價值，卻在非西方國家頻頻遭遇失敗。其主要原因是這些外來的價值與這些國家老百姓所盼望的改善民生嚴重脫節，導致政治機器空轉和無窮的政治紛爭、動亂甚至戰爭。「阿拉伯之春」變成「阿拉伯之冬」，「顏色革命」迅速褪色，本質上都是這個原因造成的。現在連西方國家自己也面臨類似情況。西方模式今天的最大困境也是改善民生乏力，金融危機、債務危機、經濟危機等已導致西方國家民眾生活水平長期停滯甚至下降。西方政壇今天流行著當年柯林頓競選美國總統時的一句名言：真蠢，問題出在經濟！大多數西方民眾最關心的也是經濟、就業、福利這些民生問題。民生為本是中國人數千年治國的古訓。它把人民當作國家的基石，把民生問題解決得好不好當成關係國家命運的大事、看作「民心向背」的關鍵所在。今天我們堅持民生為本，不僅是指黨和政府要致力於改善民生，而且是指國家的制度安排要著眼於在更高、更廣的層次上提升人民的生活品質，為人民提供更為優質的服務，讓人民過上更安全、更自由、更幸福、更有尊嚴的生活。從這個意義上說，民生為本的理念不僅對於實現中國夢意義重大，而且對於解決許多世界性難題也有重要啟迪。堅持綜合創新，避免簡單照搬。綜合創新能力較強，也是中國道路超越西方模式的重要原因。這與中國善於學習、長於綜合的文化傳統有直接關係。歷史上，中華文明從世界不同文明中汲取了豐富養分。比如，中亞民族發明的二胡成了中國民樂的主要樂器，英國人發明的乒乓球成了中國的「國球」。社會主義理念也是西方人提出而後被中國化的。新中國成立後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們有選擇地學習美國在發展市場經濟方面的經驗，日本、德國等在企業管理方面的經驗，以色列在發展農業方面的經驗，新加坡在開發區建設和反腐倡廉建設方面的經驗，等等。但總體上看，我們沒有簡單照搬外國的經驗，而是綜合了外國的經驗，並根據中國的國情進行了創新。從更大範圍看，中國過去30多年的經濟社會快速發展離不開綜合創新。在政治領域，我們把選拔和選舉有機結合起來，這種做法明顯好於西方單純依賴選舉的政治制度。在社會領域，我們拒絕了西方主張的那種社會與國家對抗的制度，而是推進社會綜合治理，推動社會協商和對話，建立了社會與國家良性互動的制度。在經濟領域，我們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是一種「混合經濟」，包含了「看不見的手」與「看得見的手」的有機結合、國企與民企力量的有機結合等。雖然這個制度還需要完善，但它已展現了獨特優勢和競爭力。在法律領域，我們把法治與德治結合起來，力求避免西方法條主義等弊病，建設一種比西方更公正、更高效、成本更低廉的新型法治國家。今後，我們還要繼續學習和借鑒世界各國、各地區的好經驗，但一定會以我為主、為我所用。（作者為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院長）「橘化為枳」細思量（思想縱橫）彭國華《 人民日報 》（ 2016年10月23日 05 版）「橘生淮南則為橘，生於淮北則為枳」。這一典故，少時已耳熟能詳。但不事農桑的我，對「橘化為枳」的機理畢竟有幾分隔膜。寓居京城多年，我這個「江南遊子」領略了南北風物的種種差異。有一個親身經歷，使我對這一名言有了真切體驗。紫蘇是我的老家田間地頭常見的一種植物。兒時，母親常將它的葉子作為燒魚的佐料，鮮香無比。來京之後，為了留住這一飽含兒時記憶的「鄉愁」，我託人從老家帶來一些紫蘇種子，種在陽台上的花盆中。然而，待它們長成之後，其葉的色、香及其作為佐料入菜後的味道，與兒時的記憶大相徑庭。種子沒有變，但它們生存的水土環境發生了改變，其產物就可能發生了「質變」。這一生活經歷告訴我，嫁接有成功的，但更多的則成為「橘化為枳」的一個現實註腳。有過與我類似經歷的人，對現今國內外一些人著力鼓吹的「憲政民主」、「普世價值」、西方模式，恐怕就會多幾分理性和清醒、多一些反思和考量。以「憲政民主」為例。在一些人看來，這一制度模式無疑具有「普世」意義：西方可以用、用得好，我們也可以用、應該用。這一看法是否經得起推敲和檢驗呢？我們不妨追根溯源，考察一下它的來龍去脈。從其「播種」階段即原初設計來看，「憲政民主」是西方資產階級革命的產物，代表的是新興資產階級的利益。它所針對的是人民大眾的直接民主或所謂「泛民主」，目的是避免所謂「多數人的暴政」，捍衛新興資產階級以佔有和支配私有財產為核心的個體自由。這一點，我們可以通過很多西方自由主義思想家的著作，如貢斯當的《古代人的自由與現代人的自由》、托克維爾的《舊制度與大革命》、以賽亞·柏林的《自由五論》等，找到其歷史線索與理論依據。由此來看，一些人將「憲政民主」描述為「依憲執政」「多黨競爭」「代議民主」「三權分立」等，其實並沒有觸及這一制度模式的本根，乃是一種有意無意的望文生義，掩蓋了它為資產階級利益服務、對人民大眾設防的初衷與本質。進一步看，西方「憲政民主」模式所主張的「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的教條，在今天西方國家中的地位已岌岌可危。即使是在所謂「民主世界的領頭羊」美國，這一教條也已被放棄，相關的規制越來越多。例如，美國對遺產稅的規定和徵收越來越嚴格、比例越來越高：一般從8％起征，最高可達到55％。也就是說，今天美國的資本家和富豪們儘管在世時可以享受累退稅的好處，過著花天酒地的生活，但他們一輩子積累的財產，可能有一半以上在去世後要「充公」。這樣一來，很多富人寧願把財產的絕大部分投入慈善事業或轉贈給朋友，也不願意繳納高額的遺產稅。因為前者還可以圖個好名聲，而後者純粹是「公民應盡的義務」。以往國內一些媒體在報道中，往往把美國富人的慈善活動作為他們熱心公益、回饋社會的典型案例。其實，一些美國富人做慈善，除了公益方面的考慮，還有一個重要動機，就是為了逃避高額的遺產稅。正因為所謂「憲政民主」在今天的西方世界已遠遠背離了它的初衷，所以它的適用範圍越來越窄，常常被局限於幾年一度的投票大選上。在美國、法國等西方國家，現在即使是所謂總統大選，投票率也越來越低，以致候選人不得不通過電視傳媒等大眾娛樂工具，把自己打扮成「准娛樂明星」，以吸引眼球、招攬選票。美國著名媒體文化研究者和批評家尼爾·波茲曼在其名著《娛樂至死》一書中，對此有過生動描述和深刻揭露。我們的先賢孔子在談到察人問題時說過這樣一段話：「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意思是說，根據說話辦事的動機、過程及心態來考察一個人，他的本性又怎麼能隱藏得住呢？察人如此，考察一種制度模式更應秉持這一態度。對於西方「憲政民主」乃至廣義上的西方模式而言，不考察它維護西方資產階級利益的本質與初衷，不考察它的歷史流變與現實發展狀況，不考察西方國情與我國國情的差異，企圖將其簡單移植到當今中國的社會土壤中，會開出怎樣的花、結出怎樣的果、造成什麼樣的影響？在這個關係國家前途命運的大問題上，絕不可忘記了「橘化為枳」的古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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