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怎麼處理國際殺人案--國際刑警談江歌案

06-15

和國際刑警談江歌案

江歌的案子如今在網上有很多報道和評論。作為曾經在日生活多年的中國人，看到這樣一起同胞相殘的案件，只能說心中百感交集。

涉案的三個中國人，一個已經死去，一個受到死亡威脅的還活著，一個殺人的等待著判決。他鄉遇故知，本是我國人最欣喜的時刻。然而，在我們的國人中，如今已經有一些人習慣以最冷酷的方式對待自己的同胞——錯，是以最冷酷的方是對待所有人，而不以為恥。

我想替江歌說句話，但法律層面的真相還在霧裡，想了半天，我想這樣說是沒有錯的——她是這三個裡面我心目中傳統的中國人，無論他們平時的生活是什麼樣的，也無論他們的地位高下、倫理傾向，在關鍵時刻他們總是這樣去做的，又總是這樣結局。

另外兩位我就不評價了，我們可以很聰明地給人講晏子使楚的故事，說：「橘生淮南則為橘，生於淮北則為枳」，大家會對這個邏輯欣賞備至，加上幾句對日本人的諷刺，對沒事兒去日本幹嘛的諷刺，然後哈哈一笑，說不定幾年以後當悲哀不再，還會變成個段子。

可我們很清楚不是這麼回事兒。

生了病就得治，欺騙他人，欺騙自己，都是欺騙一個國家的未來。

遇到一個當國際刑警的朋友，問問他關於這個案子的看法。他說：

「這個案子……相對簡單。」

何為簡單呢？這案子以我的理解的確不能再簡單了，激情犯罪，清晰的犯罪邏輯和證據鏈，明顯的嫌疑人和責任屬性。在刑事工作的領域，似乎只剩下補齊文案，便可以上交檢察院了。正因為真的這樣簡單，我才覺得他的評價話裡有話——這位朋友是法醫出身的老刑警，警齡很長，而且惜語如金，他這麼說，必有特別的道理。

老馮是法醫出身，我找他聊案子多在這個方面，而一直沒有碰國際刑警這個話題。究其原因，他還是現職，我不能因為想找點兒獨家材料就讓朋友違反工作規定。

那麼，他說簡單，卻是相對的，什麼意思？

他的意思其實很明確，他是說，國際性的案件，處理起來沒有一個是簡單的，哪怕你看著非常簡單。

老馮主動給我講起了他作為國際刑警處理的第一個案件——對此，我事後覺得他是有意為之，我想，老馮是在借這個機會，讓我們真正了解一點國際犯罪和司法審判中的一些有價值的常識。

那是一個發生在匈牙利的案件。我國的一個留學生和一個北歐的女孩兒談戀愛，雙方曾經建立親密的關係，但因為價值觀取向不同，終於還是漸行漸遠。後來對方提出分手，這個留學生一怒之下便把對方殺害了，然後在對方警察機關有所動作之前便返回了中國。

基本可以斷定這孩子是屬於殺人後不知所措，才跑回國來的，倒並不是故意逃避。這是因為回國後不久，他的媽媽便帶著他自首了。

缺乏對人情世故的理解，又極端自我缺乏理智，在面對一些應該很容易處理的問題，或人生中常見的挫折時手足無措，一意孤行，最終引發危害社會的極端行為，這似乎是近年來我國青少年犯罪的一個突出特點。

雖然生理上早已成年，甚至在學業上早已超越自己的年齡，但卻極端缺乏自控、判斷和理智思考的能力（或極端自我為中心，無視他人感情與利益到冷酷），在正常情況下似乎應該屬於圖靈這些異類的問題，卻在今天我國的青少年中普遍存在，不能不說是今後教育和社會必須面對的一個問題。

匈牙利的案件如此，這次江歌的案件也如此，我們的街頭，這樣的案件也不少。

回到匈牙利的案件，殺人經過交代得很清楚，自己也認罪伏法，但公安機關對這個留學生的處理卻是取保候審。對殺人重案的嫌疑人採取如此態度是不是很不正常？你就不怕他乘機跑掉嗎？

這就是國際犯罪複雜性的體現了。

對司法機關來說，你自首，你說你殺了人，我這裡沒有任何證據證明你殺了人，法律是不能懲處你的。而案件發生在東歐，我們的警察既不會接到對方的報案，也沒有殺人的證據，所謂自首隻是一面之詞，在沒有取得對其自首內容進行證明的證據前，嫌疑人哪怕說破大天，警方也不應該採信。

如此，除了取保候審以外，還能做什麼？法律有法律的原則，在這裡便是體現。

按照正常的刑事原則，案件為屬地管理。也就是說，這個案子應該是東歐那個國家的警察該管的事情。

但這個嫌疑人本身不是匈牙利國籍，他在當地犯罪，又該如何處理呢？

這就是江歌案相對簡單的地方——儘管嫌疑人和被害人都不是當事國國籍，但案發所在地的警察依然可以按照當事國的法律處理這個案件，和處理本地居民的刑事案件沒什麼區別。

而老馮處理的那個留學生殺人案就不一樣了——嫌疑人回國了。

這時我國的國際刑警工作已經在一定範圍開展了，我們是不是可以說，既然他自首了，而且承認是在那邊殺人的，不是政治案件而是刑事案件，那就引渡給對方處理吧。

這是不可以的。

按照我國《引渡法》的規定（案發當時引渡法還在醞釀中，但處理原則也是一樣的），凡我國國籍者不受他國引渡。

也就是說，我們不能把一個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抓起來，送給一個外國刑事機構進行處理，這涉及到一國政府對其公民的管轄權問題。

這時唯一可做的，便是我方對此案異地立案，在我國進行審理，而這樣一來，案情的核實（比如當地是否真的死了這樣一個人）等，都要得到對方公檢法部門的協助。

歷史上的確有這樣的事情，兩個某國人在外國殺人，一個跑回本國，一個留在當地，於是兩個國家都對此案立案，並分別按照自己的法律進行審理，最後給以相應的判決。

這時候，便是輪到老馮他們出場了——他們要到匈牙利去作工作，核心問題，便是拿回犯罪證據。

這樣一個聽來順理成章的事情，對方卻合情合理地拒絕合作。

為什麼呢？

在寫下和老馮的交流之前，先說另外一個問題。有朋友給我打來電話，問以我所了解的情況，陳世峰如果被認定殺人罪成立，在日本會被判處死刑嗎？

答案可能是很多朋友不能接受的。

應該不會判死。

關於這個問題已經有很多熟悉日本法律的朋友曾經談過，其中主要談及的是能否確立其謀殺罪成立。其實，即便對陳確認是謀殺而不是激情犯罪，即便證明犯罪手段惡劣，民憤極大，推測也不會判處死刑。

這是因為在日本此前30年，還從未有因為謀殺一個人而被判處死刑的先例，其通常被判處的刑期是12至20年。被判處死刑的案例中，均為殺一人以上或給社會造成嚴重危害（比殺多人更為嚴重）的情況。

這是其司法慣例，並不會因某一案件或某一人群或社會輿論而有所改變。

▲ 2007年，英國女教師林賽在日本被殺，死前慘遭蹂躪和毆打達20小時之久，案犯市橋逃跑。此案引起日本社會各階層的憤怒（最終是日本普通人通過人肉搜索的手段發現其潛逃線索的），而日本警方也極為重視，在兩年中動用了十萬警力才最終結案，但其最終也只「從重」被判無期徒刑

所以，這一推論是從技術層面的分析。一個熱心的女孩子毫無理由地被殺害了，從我們中國人的法律和道德訴求上，是希望為她報仇的。也許分析的結果離我們期待的正義還有距離，但分析就是分析，我們應該有足夠的心理預期。

這是我覺得某些國家允許公民擁槍在當地具有合理性的原因——法律能夠維護的主要是秩序，你無法對它要求更多。

然而……一個中國人殺害另一個中國人的案件，難道不應該按照中國法律來審判嗎？很遺憾，在這種國際案件中，屬地管轄權是具有優先權的，只有當案發地的警方放棄了自己的管轄權，或案犯進入我方管轄範圍時，才有可能啟動我方的司法程序。

老馮到匈牙利處理這個案件，便是這種情況。案件發生後，受害者的母親聯繫中匈雙方，敦促儘快破案，追緝兇手，對其加以法律的制裁。經雙方協定，由於嫌疑人的國籍所在和拘押地所在，最終匈牙利同意由中方實施對這一案件的管轄。

這一決定，在經過一番波折之後，得到了受害人家屬的同意。

老馮因此飛赴國際刑警組織總部維也納，他的任務是與匈牙利方面進行證物移交，包括殺人用的水果刀、DNA檢材等，沒有這些，我國檢察機關無法對這一案件進行起訴。這也是我國第一次和這個國際刑警組織的創始國發生具體業務。

國際刑警組織的創始國是匈牙利？確切地說是奧匈帝國。1914年，國際刑警組織的前身，是在奧匈帝國皇帝約瑟夫（也就是茜茜公主的那位丈夫）的推動下建立的。約瑟夫提出創立這樣一個組織，來進行國際警務合作，解決歐洲的跨國犯罪問題。二戰期間該組織曾停止工作，到1946年重新提出再建這一組織，1952年基本完成架構，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在1985年正式成為國際刑警組織成員的。

關於這個組織存在一個誤區，總有人認為國際刑警的形象類似於詹姆斯·邦德，是職業冒險家。實際上大多數國際刑警的業務，其主要工作對象都是對方的司法機構而不是直接追捕案犯。所以，老馮工作的對象是匈牙利警方的外事國際合作部部長。

這一過程最初很不順利。對方要求於我方的文件極為苛刻，甚至讓人懷疑有沒有合作的誠意，讓老馮很不適應。

事後他才理解，這正是對方具有合作誠意的表現——一旦證物交給中方，萬一中方不了了之或未給予公平的審判，匈牙利方面也無法再對這個案件進行審判了。理論上這很容易引起受害者家屬或者輿論對他們的攻擊，因為輿論很難理智地接受司法機關沒有證物便無法工作的事實。所以，在移交物證前，他們必須把功課做足，預先把漏洞堵死。

最終老馮看明白了這其中的奧秘，於是針鋒相對地提出，如果你們再不提交物證，我方無法提起訴訟，只能將嫌疑人釋放，因為已經是超期羈押了。對方這才「被迫」交出了物證。

其實，整個過程中大家合作得十分融洽，並沒有誰強迫誰的問題，只是在工作程序上都必須完成必要的交代，我們也是在工作中逐步理解了處理跨國問題的複雜性和操作方法。

老馮對這個案件的處理過程頗為經典，或許以後我會專門找時間來寫一下它，便可以體會國際刑警是怎樣一個行當了。

因為物證的取得，這個案件最終在北京進行了審判。

結果如何呢？我問老馮。

老馮問了我一個問題——你有沒有注意到我講過，在同意中國方面進行這一案件的審理過程中，受害者家屬曾給我們造成了一番波折？

當然記得。

這是怎樣一種波折呢？

受害者的母親最初擔心我們不重視這個案件的偵破，曾發動了歐洲五國的社會團體與我方交涉，籲請我方全力破案。但當我們把犯罪嫌疑人已經自首，且有可能在中國對該案進行審理的時候，那位母親卻希望我們做出一個承諾，在滿足這個要求的條件下，她會簽字同意該案在中國進行審理。

她要求我們給一個「非死承諾」。

什麼？最初我聽到這個詞的時候，我以為自己聽錯了。

然而，老馮又重複了一遍——「非死承諾」。

女兒被殺了，母親卻要求不判兇手死刑，為什麼？顯然，這件事對於我們的警方來說，也是一件頗有些意外的事情，老馮對我講述這件事的時候，我覺得他甚至有了一點異樣的感情波動，這對於一個老刑警來說，是很不尋常的。

他說，那個媽媽說，按照他們國家的法律理念，是沒有死刑的。他們認為法律沒有剝奪一個人生命的權利。她希望中國方面在審判的時候能夠考慮這一點。

「她是含著淚對我們提出這個要求的。」老馮說，「她就是一個普通老百姓，也沒有什麼政治目的，就是堅持這個非死承諾。」

最終，殺人者確實沒有被判處死刑，這也是符合我國法律的一個判決——殺人者有自首情節，依律可以從輕。

我想，如果沒有江歌的案件——好吧，即便有江歌的案件，我不敢保證不會有人用「聖母」一類的辭彙評價那位母親。但是，對比一下這個案件中的殺人者和藏在門後面的那一位，什麼是高尚，誰會為自己的民族贏得尊敬，我想每個人心中都有桿秤。

那麼，有人會問，對於江歌案，你是覺得不應該去彙集簽名要求判死了？

我先告訴你老馮是什麼人。他是法醫出身，第一次出現場，遇到的便是一具腐屍。而他就抱著這具腐屍從地下井中走出來——他在那具腐屍的耳邊說了一句當時只有自己聽見的話：

「我是來給你報仇的。」

一個帶著這樣正義感進入司法之門的老刑警，信奉的便是正義之劍，以牙還牙，以眼還眼，殺人償命，欠債還錢。

他不會同意瑞典那位母親的理念，但會尊重她。

他被感動，是因為那個母親的善良，更因為她對自己信仰的堅持。

瑞典的那位母親堅持不判兇手死刑，是因為她信仰人的生命不應由法律來剝奪，這是她對信仰的堅持，我們彙集簽名要求判兇手死刑，是因為我們堅信惡行必當以同等償還，這是我們對信仰的堅持，我們的信仰不同，我們的本心一樣。

也許，在日本的司法體制下，某人不會被判死，但你千萬不要再回到這個國度，在這裡，我們依然有一種權利，叫做追加審判權，中國從來沒有放棄過！

你千萬別回來吧，每天夜裡，那個冤死的靈魂，都在這裡等你！

完

在我們的國人中，如今已經有一些人習慣以最冷酷的方式對待自己的同胞——錯，是以最冷酷的方是對待所有人，而不以為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