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溫陳寅恪，尋找丟失的恥感

重溫陳寅恪，尋找丟失的恥感

作者：黃波 文章來源：南方都市報

《陳寅恪的最後20年》（修訂版），陸鍵東著，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3年6月版，42 .00元。

終於等到了《陳寅恪的最後20年》的修訂再版。上世紀90年代，此書的一紙風行和隨此書而來的「陳寅恪熱」，的確是一個意味深長的文化現象。而若從內容上分析，和初版比較，修訂版除了因為當時一場官司不得不於相關處作一些必要處理之外，其他改動可以說幾乎微不足道。從這個角度，也許難免會讓人擔心：此書的初版本既然已經擁有了相當大的讀者群，如今將一個改動甚微的修訂版推出，是否還會吸引人們的注意？時移勢變，此書再版可還有豐富的蘊涵？有的。此書再版，適逢中國知識界之劇烈分化。重溫此書，今之讀者可以從陳寅恪那裡尋找一種近乎丟失的恥感。

《陳寅恪的最後20年》一書里，彌足珍貴的當然是作者費盡心力發掘的原始文獻，而其中最驚世駭俗者則是一份名為《對科學院的答覆》的檔案。1953年，中國科學院決定設立上古、中古、近代三個歷史研究所，擬請陳寅恪任中古所所長。陳氏弟子奉命南下邀請老師就任，陳寅恪開出了就任所長的條件，「允許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馬列主義，並不學習政治」，而且，「不止我一人要如此，我要全部的人都如此」。

真要感謝忠實記錄了這場談話的陳氏弟子，儘管他當日不可能意識到這份記錄在中國文化史上的意義。新文化運動中胡適曾經說過，發現一個古字和發現一顆彗星具有同等重要的價值，躺在塵垢里的《對科學院的答覆》，其光芒又如何呢？相信所有對中國1949年後的歷史稍稍熟悉者都會給出自己的答案。

也許有人會說，陳寅恪這裡的表態不過是其秉持「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一以貫之，無甚稀奇。此言不差，但為什麼在「滔滔者天下皆是」的環境中，如陳寅恪一般對自己體認之「道」堅守者寥寥無幾，而更多的知識分子，哪怕是那些著名的自由主義者卻常常輕易為外力所動搖和左右？

中國現代知識分子中有這樣一個人數雖少但不應忽視的群體，他們對中國文化懷抱著無限深情，強調中國文化本位，但另一方面，對以「民主」「自由」為基本符號的普世價值並不拒絕，在他們那裡，政治上的自由主義和文化上的保守主義是融為一體的。在這一群體中，陳寅恪、吳宓和著名植物學家胡先驌堪為代表。

1949年後，在一個與自己經驗完全陌生的時代里，面對新的主流話語和價值符號，除了唯利是圖的投機者，知識分子如何選擇真是一個難題。許紀霖分析過金岳霖這一個案，金岳霖等「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之所以心悅誠服地接受馬列主義，其中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1949年以前一直擔心中國被瓜分。正是這樣的『瓜分情結』，使得他在解放後認為共產黨解決了國家的獨立，所以國家有自由了，個人自由受點損失也就認了」。因此，金岳霖們在思想改造中意志上也許並非完全自願，但於理性層面，又往往是自覺的，他們覺得自己配不上一個全新的時代，應該洗心革面脫胎換骨。看來儘管是一個很大的彎子，儘管備嘗痛苦，但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畢竟還是轉過來了。與此相比較，文化保守主義者們卻固守自己的領地，這是為什麼？

不能不注意到，在文化保守主義者那裡，儒家理想人格的榜樣作用。何謂儒家理想人格，內涵和外延或許都十分模糊，但中國傳統知識分子又分明感受到了，它就活生生地存在於先賢的隻言片語中。「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君子謀道不謀食」，「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對陳寅恪們來說，先賢的片言隻語就彷彿是一種神示的力量，始終能讓他們從艱難竭蹶中倔強地昂起頭來。有時候他們可能顯得不通權變，甚至顢頇，但在傳統文化浸潤之下，其恥感卻是最深的。

吳宓贈陳寅恪詩曰：「飛揚頗恨人情薄，寥落終憐吾道孤」。恥感淪落，底線喪失，迂執如陳、吳二公者，又怎能不生「吾道孤」之嘆？昔日的大儒顧亭林在聖賢經義中最看重兩點，即「博學於文」、「行己有恥」。在任何一個時代里，知識分子如果準備扮演適當的角色，就不僅要「博學於文」，而且須「行己有恥」，這就是知識分子的兩重擔當。尋找丟失的恥感，不妨從重溫陳寅恪開始。而這一點正不妨看作《陳寅恪的最後20年》修訂再版的最大意義之所在。

為什麼最壞者當政

哈耶克在他那本批判極權主義的名著《通往奴役之路》里專門寫了一章，題目就叫「為什麼最壞者當政」。哈耶克寫道：「我們很有理由相信，在我們看來似乎是構成了現存的極權主義制度的最壞特點的那些東西，並不是偶然的副產品，而是極權主義遲早一定會產生的現象。著手計劃經濟生活的民主主義的政治家很快就會面臨這樣的選擇：是僭取獨裁權力，還是放棄他的計劃，而極權主義的獨裁者不久必定會在置一般的道德於不顧和遭受失敗之間作出選擇。正是因為這個緣故，那些無恥之徒和放蕩不羈之人，才在一個趨向極權主義的社會裡有更多的獲得成功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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