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6《十月》·思想者說|西川：唐詩的讀法（選讀3）

詩人/西川

唐詩的讀法（4—5）

文/西川

4

唐人的寫作現場。詩人之間的關係

1979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過一部薄薄的劇本，名為《望鄉詩——阿倍仲麻呂與唐代詩人》，作者為日本人依田義賢，譯者的名字忘記了。那時「文革」剛結束不久，國門也剛打開不久，中日友好是一個新鮮話題。借這一契機，日本遣唐留學生、後來成為唐朝高官的阿倍仲麻呂，在去世近一千二百年後忽然起死回生。我當時不是在上初三就是在上高一，在書店裡買到這本《望鄉詩》，同時也記住了李白一首不太有名的詩《哭晁卿衡》：

日本晁卿辭帝都，征帆一片繞蓬壺。

明月不歸沉碧海，白雲愁色滿蒼梧。

前面已經提到，「晁衡」是阿倍仲麻呂入唐後所取漢人名字。他在開元五年（717）十九歲時到達長安，入國子監學習，後來進士及第，到肅宗朝官至左散騎常侍兼安南都護、安南節度使。七十二歲逝於長安，被代宗皇帝追贈從二品潞州大都督。在長安，阿倍仲麻呂與王維、儲光羲、李白、趙曄等都有交往。天寶十一年末（752），已入唐三十七年的阿倍仲麻呂獲准隨日本遣唐使藤原清河歸國。玄宗皇帝特任命他為唐朝赴日本使節。詩人們則寫詩為他送別。阿倍仲麻呂答以《銜命還國作》一詩，詩寫得一般般：

銜命將辭國，非才忝侍臣。

天中戀明主，海外憶慈親。

伏奏違金闕，驂去玉津。

蓬萊鄉路遠，若木故園林。

西望懷恩日，東歸感義辰。

平生一寶劍，留贈結交人。

不料翌年傳來阿倍仲麻呂遇海難的消息。李白遂寫下《哭晁卿衡》詩。但阿倍仲麻呂在經歷了海上風暴、沉船、安南海盜、同伴幾乎全部遇難的情況下，居然倖存下來，於天寶十四年（755）六月，輾轉回到長安。然而不待他喘息平定，十一月安祿山反，玄宗幸蜀，阿倍仲麻呂隨駕。這也就是說，他親歷了馬嵬坡六軍不發、楊貴妃香消玉殞的歷史時刻。肅宗至德二年（757）阿倍仲麻呂隨駕玄宗歸返長安時年已六十有一。

《望鄉詩》本是阿倍仲麻呂海難後歸返長安時讀到李白《哭晁卿衡》後寫下的一首詩的題目。依田義賢以之作為劇本的名字。依田義賢設計了一個長安詩人們為阿倍仲麻呂送別的聚會場景，長安城裡的名流們都到場了。王維和李白都在，而且你一言我一語。很美好。不過，這卻是虛構的。作者大概並不了解，在長安，李白和王維的關係相當微妙。現在我們打開電腦瀏覽新聞網頁，會不時發現這個明星「手撕」那個明星，李白和王維雖不曾手撕過對方，但翻開他們的詩集，我們找不到這二人交集的痕迹。不錯，阿倍仲麻呂既是王維的朋友也是李白的朋友；不錯，孟浩然與王維、李白兩人都有交往；不錯，王維和李白都想贏得玄宗皇帝的妹妹玉真公主的好感（這種競爭真是很大的麻煩），但王、李之間似乎沒有往來。大概的情況是這樣的：安史之亂前，唐朝宮廷的詩歌趣味把握在王維手裡。而李白是外來人，野小子。就像17世紀受古典主義劇作家高乃依、莫里哀、布瓦洛等人影響，法王路易十四的宮廷不接受「野蠻的」莎士比亞一樣，大唐長安的主流詩歌趣味和宮廷詩歌趣味肯定對李白有所芥蒂；這時的王維一定不喜歡李白。兩個人甚至有可能相互厭煩，瞧不上。所以李白雖然得意，在賀知章的推舉和玉真公主的引薦下見到了皇帝和楊貴妃，可是他自己在詩里說：「時人見我恆殊調，聞余大言皆冷笑。」另外，李白《夢遊天姥吟留別》詩結尾處的道德名句「安能摧眉折腰事權貴」，一定有所指向，那麼他指向的是誰呢？不會是王維吧！或者還包括高力士！這首詩被收入《河嶽英靈集》。該書編者殷璠在詩集《敘》中交代所收人物作品「起甲寅（開元二年，714），終癸巳（天寶十二年，753）」，也就是說《夢遊天姥吟留別》（載《河嶽英靈集》本詩題《夢遊天姥山別東魯諸公》）作於安史之亂之前。李白在長安的日子不見得好過。其時與之密切來往的人，可能除了賀知章，再就是幾個同樣是外來人、同樣想在長安謀發展的青年詩人，還有書法家和詩人張旭等。王維一定不喜歡李白。李白的性格、才華成色和精神結構跟王維很不一樣。首先他們的信仰就有巨大差異。王維信佛教，其母親追隨北宗禪神秀。而李白雖是儒家的底色，但深受道教影響。陳寅恪說道教起源於濱海地區，因此李白寫「日月照耀金銀台」，全是海市蜃樓的景觀。他的想像力、思維方式，跟王維沒法分享。第二，李白這個人早年好任俠，喜縱橫術，據說曾經「手刃數人」。他在詩里說：「十步殺一人，千里不留行。」「三杯弄寶刀，殺人如剪草。」「笑盡一杯酒，殺人都市中。」——看來他關心殺人這件事。但也沒聽說他為「手刃數人」吃過官司。要麼是他跑得快，逃離了現場；要麼是他做生意的父親李客有錢，擺平了官司；要麼他是吹牛皮——他喜歡吹。李白後來在長安飛揚跋扈，喝起酒來一定是吆五喝六，這樣的人別說王維受不了，一般人都受不了。第三，李白的詩歌充滿音樂性，宛如語言的激流，這語言激流有時噴射成無意義言說，讓我們感受到生命的燦爛。太迷人了。而王維是千古韻士，蘭心蕙質，涵泳大雅。其早期詩歌亦有英豪之氣，邊塞詩也寫得好。他認出了陶淵明的不凡，但又把《桃花源記》改寫成了遊仙詩。對美術史感興趣的人一定知道，王維也是大畫家。這也就是說王維詩歌中包含了20世紀英國詩人T.S.艾略特所強調的視覺想像力。可惜做文學史的人不了解王維的繪畫，做美術史的人又只關心王維詩中與繪畫有關的部分。郭若虛《圖畫見聞志》卷五載有一首王維的自述詩：

當世謬詞客，前身應畫師。

不能舍餘習，偶被時人知。

日本聖福寺藏有一幅相傳是王維所畫的《輞川圖》，大阪市立美術館收藏的《伏生授經圖》據傳也是王維所作。從這兩幅很有可能是後人臨仿的圖畫判斷，王維心地精細，很是講究。黃庭堅謂「王摩詰自作《輞川圖》，筆墨可謂造微入妙」（明毛晉編《山谷題跋》卷之三）。而我在北京故宮武英殿拜觀過李白唯一的存世真跡《上陽台帖》：「山高水長，物象千萬，非有老筆，清壯何窮。十八日上陽台書。太白。」黃庭堅也見過李白手稿：「及觀其稿，書大類其詩，彌使人遠想慨然。白在開元、至德間，不以能書傳，今其行草殊不減古人，蓋所謂不煩繩削而自合者歟？」（《山谷題跋》卷之二》）僅從視覺上我們就能直接感覺到李白、王維截然不同的氣質。當時拜觀詩仙書跡，目驚心跳，直如登岱嶽，眺東海，太偉大了！一股子莽蕩蒼鬱之氣撲面而來。

一旦了解了一個時代詩人們之間的看不慣、較勁、矛盾、過結、冷眼、反目、蔑視、爭吵，這個時代就不再是死一般的鐵板一塊，就不再是詩選目錄里人名的安靜排列，這個時代就活轉過來，我們也就得以進入古人的當代。偉大的人物同處一個時代，這本身令人嚮往。但他們之間的關係也許並不和諧。這一點中外皆然：同處義大利文藝復興時代的達·芬奇和米開朗琪羅兩人就互相瞧不慣；20世紀美國大作家福克納和海明威之間也是如此。這種情況還不是「文人相輕」這個詞能夠簡單概括的。但文人之間如果不相輕，而是相互推重，相互提攜，那麼一個時代的文化風景就會被染以濃墨重彩。18世紀末、19世紀初德國歌德與席勒在魏瑪的合作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德國的浪漫主義文學（儘管兩人管自己的寫作叫「古典主義」）。在唐代，李白與杜甫的友誼也是千古佳話。杜甫詩《與李十二白同尋范十隱居》說他倆「醉眠秋共被，攜手日同行」。我們前面提到過的美國20世紀垮掉派詩人、同性戀者金斯伯格據此斷定李杜兩人有同性戀關係！——過了。杜甫寫有兩首《贈李白》，兩首《夢李白》，以及《冬日懷李白》《春日懷李白》《天末懷李白》等。他在《飲中八仙歌》中對李白的描述「李白斗酒詩百篇」「飛揚跋扈為誰雄」，為我們留下李白形象的第一手資料。李白橫行的才華和他所呈現的宇宙，一定讓杜甫吃驚、大開眼界，獲得精神的解放，使之看到了語言的可能、詩歌的可能、人的可能。我沒見古今任何人談到過李白對杜甫的影響，只常見抑李揚杜者的偏心。中唐元稹可能是較早比較李杜詩風與詩歌成就的人，他在《唐故工部員外郎杜君墓系銘並序》中說：

是時山東人李白亦以奇文取稱，時人謂之李杜。余觀其狀浪縱恣，擺去拘束，模寫物象，及樂府歌詩，誠亦差肩於子美矣。至若鋪陳終始，排比聲韻，大或千言，次猶數百，詞氣豪邁而風調清深，屬對律切而脫棄凡近，則李尚不能歷其藩翰，況堂奧乎！

這大概是後來宋人抑李揚杜的先聲。杜甫本人應該不會同意。現代詩人、學者聞一多在他那本有名的《唐詩雜論》中收有一篇名為《杜甫》的專論。在這篇文章中，聞一多認為杜甫一開始是被「仙人李白」所吸引，後來發現了李白仙人一面的「可笑」。聞一多在此是以杜甫為中心討論問題的。他可能一時忘記了李白比杜甫大十一歲，在杜甫對李白的看法中不可能不包括年齡的差異對杜甫的影響，他看李白一定是以綜合的眼光，而不會頭腦「清醒」到只仰慕仙人李白而對詩人李白無所感受。杜甫與李白的關係不同於李白與王維的關係：李白在當時雖然神話在身，但並不是王維那樣的可以左右宮廷趣味的詩歌權威。套用阿根廷作家博爾赫斯認為莎士比亞不是典型的英語作家、塞萬提斯不是典型的西班牙語作家、雨果不是典型的法語作家的說法：李白在生前並不是典型的唐代長安詩人。其實明代胡應麟在《詩藪》中早就說過類似的話：「超出唐人而不離唐人者，李也。」對王維而言，李白是一個挑戰者，但杜甫並不是李白的挑戰者。他們是同道。所以胡應麟緊接著剛才那句評論李白的話之後又說：「不盡唐調而兼得唐調者，杜也。」杜甫雖未與李白同時居長安，但他像李白一樣也是長安詩壇的外來者，所以兩人之間會有認同感。此外，杜甫認識李白時自己還不是「詩聖」，安史之亂還沒有爆發，杜甫還沒有成為真正的杜甫。杜甫是橫霸古今的大才，他一定知道李白是開拓性的詩人，他自己也是。殷璠言李白《蜀道難》「可謂奇之又奇，然自騷人以還，鮮有此體調也。」胡應麟《詩藪》言杜甫「凡所歌行，率皆即事名篇，無有依傍」。我在此斗膽猜測一下：杜甫如果不曾成為李白的朋友，那麼杜甫的創造力後來也許會以另一種風格呈現。一個強有力的人對另一個強有力的人的影響不一定履行大李白生出小李白的模式（世間有太多大齊白石生出的小齊白石混吃混喝），而很有可能是，接受影響的一方被面前這個龐然大物推向了另外的方向，最終成為他自己，成為另一個龐然大物。而這個最終成為了自己的人心裡明白，他是以他不同於影響施加者的成就向影響施加者或宇宙開啟者致敬。李白和杜甫，兩顆大星，運行軌道有所交匯，這是世界詩歌星空的奇觀，但兩個人其實又是不同的。聞一多甚至斷言：「兩人的性格根本是衝突的。」——可能話說得有點過分：兩人的性格雖然不同，但並不一定非要「衝突」。比較起來，杜甫是儒家，其詩歌根源於中原的正統氣象，與現實社會緊密聯結。如果說李白的想像力方式來自於海水、海市蜃樓，那麼杜甫的想像力方式則是來自於土地、土地上萬物的生長與凋零。前面我們說到，杜甫比李白年齡小約一輪。所以李白可以笑話、戲弄杜甫，而寬仁的、尚未成為杜甫的杜甫也不以為意。晚唐孟棨《本事詩》高逸第三載李白詩：

飯顆山頭逢杜甫，頭戴笠子日卓午。

借問因何太瘦生？總為從前作詩苦。

宋代計有功《唐詩紀事》卷第十八、《全唐詩》卷一八五亦載此詩。從這首信口而出的小詩我們可以感受到李杜之間關係的融洽，因為只有融洽的關係才能包納戲謔。當然另一方面我們在此也能感受出他們二人寫作方式和作品質地的不同：李白詩是音樂性的，而杜甫詩是建築性的。杜甫和李白的才華性質並不一樣，但兩個人的高度是一樣的。杜甫認出了李白，就像後來的元稹、韓愈認出了杜甫，杜牧、李商隱認出了韓愈。這首小詩不見於李白詩集，有人說這是好事者所為，是偽作，不過這至少是唐代的偽作。歐陽修《詩話》謂「太瘦生」三字「唐人語也」。我們藉此想像一下李杜的關係，至少中唐或晚唐人對李杜關係的猜想，也是有趣的。考慮到那時信息傳遞速度的緩慢，以及主流詩歌趣味尚未經過安史之亂的顛覆，所以，儘管杜甫在長安文壇也很活躍，已經寫下了一些重要的詩篇，但其名氣依然有限，不得入同時代的詩歌選本《河嶽英靈集》。這也就是說直到安史之亂前，杜甫的重要性還沒有完全展現出來；要等到他死後三十年他才被接受為頂天立地的人物。

杜甫的位置一旦確立，杜甫和李白一旦被經典化、坐標化為「李杜」，其後人就會被置於美國人哈羅德·布魯姆所說的「影響的焦慮」之中。安史之亂以後，唐朝那些對文化秩序不滿，並且自視不俗的文人們中間，一定有一些人在振振有詞地詆毀李杜，否則中唐韓愈不會寫下這樣的詩句以維護李杜：「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不知群兒愚，那用故謗傷。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韓愈認識李杜的偉大說明他自己也是偉大之人。而且他不認為本朝的前代偉人會妨礙自己的偉大，而且他正如蘇軾所說：「追逐李杜參翱翔。」他要努力加入李杜的行列。今天的文學史一般對唐代最偉大詩人的排序是李白、杜甫、白居易，或者再加上王維，但幾乎沒有人將韓愈納入這個序列。這大概是受了五四思維，尤其是周作人等將韓愈、古文八大家、桐城派古文、八股文等一鍋燴，且將這些「謬種」與六朝詩文對立起來的觀點的影響。但宋人不像周作人這樣看問題。宋人張戒在《歲寒堂詩話》卷上里將李白、杜甫和韓愈並列在一起。他認為這三人「才力俱不可及」。儘管他在三人中依然做出了排序，即杜甫、李白、韓愈，但他對韓愈算是仰視到脖子酸痛了。他說：

退之詩，大抵才氣有餘，故能擒能縱，顛倒崛奇，無施不可。放之則如長江大河，瀾翻洶湧，滾滾不窮；收之則藏形匿影，乍出乍沒，姿態橫生，變怪百出，可喜可愕，可畏可服也。

蘇軾的弟弟蘇轍甚至認為：「唐人詩當推韓杜。」（《歲寒堂詩話》卷上）——連李白都被排除在外了！這當屬相當極端的意見。不過這種看法也許其來有自。我在杜牧的集子里讀到一首名為《讀韓杜集》的詩：

杜詩韓集愁來讀，似倩麻姑癢處抓。

天外鳳凰誰得髓，無人解合續弦膠。

——為什麼是把這兩個人放一起讀？難道在杜牧所生活的晚唐就有「韓杜」的說法？清代葉燮《原詩·內篇》云：「唐詩為八代以來一大變，韓愈為唐詩之一大變，其力大，其思雄，崛起特為鼻祖。宋之蘇、梅、歐、蘇、王、黃皆欲為之發其端，可謂極盛。」令我們好奇的是，既然韓愈如此重要，與之同朝為官的元稹、白居易究竟怎樣看他。白居易可是《長恨歌》和《琵琶行》的作者，在當時也是文壇領袖，而且在老百姓中的知名度可能比韓愈還大。在白居易致元稹的書信中，他提到：「自長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鄉校、佛寺、逆旅、行舟之口，往往有題仆詩者；士庶、僧徒、孀婦、處女之口，每有詠仆詩者。」（《與元九書》）元稹則在《居易集》序中說：「予嘗於平水市中見村校諸童竟習歌詠，召而問之，皆對曰：『先生教我樂天微之詩。』」當然這些都是元白自己的說法，韓愈圈子裡的人——孟郊、張籍、皇甫湜等——若講起那個時代人們對詩歌的接受也許會另有側重。所以若說韓白兩人關係微妙，一點不會讓人驚訝。比較看來，韓愈是正宗儒家，不同於香山居士白居易。長慶二年（822）一場春雨過後，韓愈曾邀張籍、白居易等同游曲江。看來是被白居易婉拒了。韓愈於是寫下《同水部張員外曲江春遊寄白二十二舍人》：

漠漠輕陰晚自開，青天白日映樓台。

曲江水滿花千樹，有底忙時不肯來？

白居易那麼一個愛玩的人，也沒什麼要緊事，可就是沒去，遂作《酬韓侍郎張博士雨後游曲江見寄》：

小園新種紅櫻樹，閑繞花行便當游。

何必更隨鞍馬隊，沖泥踏雨曲江頭。

一般人的印象是韓愈、白居易兩人之間沒有往來之詩，其實是有的，但僅此一回。兩首詩均收在各自的集子里。白居易有虛無主義精神，能從虛無中獲得快意，看重人生的享受。他專門寫有一類被他自己稱作「閑適詩」的作品。在《草堂記》一文中，白居易說：「噫！凡人豐一屋，華一簣，而起居其間，尚不免有驕矜之態。今我為是物主，物至致知，各以類至，又安得不外適內合，體寧心恬哉？」與白居易相比，韓愈是一個焦慮得多的人。白居易、元稹都是老清新。雖然他們倆和韓愈都認出了杜甫，都從杜甫處有所獲得，但韓愈為現實考慮更要回歸中華道統，故倡「文以明道」（北宋周敦頤《通書·文辭》始用「文以載道」），讓今日無道可明，只好認「詩言志」為最高寫作綱領的人們覺得不舒服。韓愈的詩歌語言與白居易淺白的語言正好相反，是硬的，所謂「橫空盤硬語，妥帖力排奡」。他喜歡押仄韻、險韻。他的詩文多敘事，而凡是注重敘事的人都是致力於處理問題和當下的，可能也因此他以文為詩，而凡是以文為詩的人都是要給詩歌帶來解放的：陶淵明、華茲華斯、惠特曼。於是在某些詩篇中韓愈的語言重而笨，反倒不是一般的寫法，尤其不是後來晚唐詩人的一般寫法。詩人歐陽江河認為韓愈的詩里充滿物質性，我想這大概是因為韓愈的詩歌書寫是儒家的，而不是禪宗、道家的。我們到今天似乎已經忘記了還有一套儒家詩學的存在。而韓愈作為一個文人、一個詩人的重要性，白居易不可能一無所知。白居易的好友劉禹錫在《祭韓吏部文》中說韓愈：「手持文柄，高視寰海，三十餘年，聲名塞天。」韓愈在今天是一個沒有被充分估量的詩人，他本應該比他現在在一般唐詩選中所佔的比重更大。韓愈詩歌對今人來說有其特殊的意義，他提供了一種與喝過太多心靈雞湯的白領、小資、文藝青年、大學生、研究生們舒服接納的美文學相反的美學趣味。舉個例子，《八月十五夜贈張功曹》：

纖雲四卷天無河，清風吹空月舒波。

沙平水息聲影絕，一杯相屬君當歌。

君歌聲酸辭且苦，不能聽終淚如雨。

洞庭連天九疑高，蛟龍出沒猩鼯號。

十生九死到官所，幽居默默如藏逃。

下床畏蛇食畏葯，海氣濕蟄熏腥臊。

昨者州前捶大鼓，嗣皇繼聖登夔皋。

赦書一日行萬里，罪從大辟皆除死。

遷者追迴流者還，滌瑕盪垢清朝班。

州家申名使家抑，坎軻只得移荊蠻。

判司卑官不堪說，未免捶楚塵埃間。

同時輩流多上道，天路幽險難追攀。

君歌且休聽我歌，我歌今與君殊科：

一年明月今宵多，人生由命非由他，

有酒不飲奈明何？

像「赦書一日行萬里，罪從大辟皆除死」這樣對歷史事件的直接陳述，一般人會認為不宜入詩，因為它不夠「詩意」，既不是寓情於景，也不是含蓄表白，也不是激情燃燒，也不是妙趣獨得。像「下床畏蛇食畏葯，海氣濕蟄熏腥臊」這樣的詩句，在今人的詩歌里根本看不到，因為這裡表現出的詩歌趣味是反詩歌的，邪性，蠻橫，污濁，氣味不好，這麼寫詩的韓愈豈非病態！但韓愈可是宗師級的大文人，他比我們更懂得「斯文」的含義。李商隱《韓碑》詩說：「公之斯文若元氣。」韓愈以文字處理當下生活的涉險勇氣和雜食胃口深刻打擊著我們這周作人、林語堂、張中行化了的、晚明小品化了的、徐志摩化了的、以泰戈爾為名義的冰心化了的、張愛玲化了的文學趣味。韓愈要是活在今天，肯定會蔑視我們。這一閃念讓我不寒而慄。周作人以韓愈作為衛道士的代表，批判韓愈「載道」和「做作」，但當他如此貶損韓愈之時，他其實也是在貶損仰慕韓愈的杜牧、劉禹錫、李商隱、蘇軾、蘇轍等人。周作人這樣做有點像王維回身跳過安史之亂的大泥潭跑到中唐去罵韓愈。而一旦日本人到來，選擇與之合作的周作人的處境竟與曾出任安祿山偽職的王維略有相似；到這時，他才尷尬地意識到，韓愈對中華文化的意義不是他周作人可以撼得動的——這是順便說到的話。

初看，古代這些構成我們文學坐標的人物，他們都一個樣。我們有此感覺是因為古文死去了，不是我們的語境了。但你若真進到古人堆兒里去看看，你就會發現他們每個人之間的差別很大：每個人的稟賦、經歷、信仰、偏好、興奮點都不一樣。他們之間有辯駁，有爭吵，有對立，有互相瞧不上，當然也有和解，有傾慕，因為他們都是秉道持行之人。只有看到這一點時，古人才是活人。但自古漢語死掉以後，他們統一於他們的過去時，他們成了長相一致的人，都是書生，都是五七言律絕，或者排律、歌行，都押韻，都用典。但其實他們各自長得並不一樣。中國古人也千差萬別，像今人一樣，儘管他們的寫作是類型化的，是現代文明還沒有興起以前的寫作。

晚唐詩。李漁的說法。窩囊，彆扭的寫作

我討論了李白、杜甫和韓愈。我知道今人中會有人既不喜歡這幾個人，也不喜歡我討論他們的方式。而有趣的是，古人中亦有不快於我的工作、見解者。清代袁枚在其《隨園詩話》卷五中這樣說：「抱韓、杜以凌人，而粗腳笨手者，謂之權門托足。」——這是在罵我了，儘管我沒有要「凌人」的意思，而只是想把一些本該說清楚的事說清楚。大才子袁枚不懂的是，「粗腳笨手者」中不乏歷史開創者和文化開拓者，反倒是他那樣的性情中人、搞點小顛覆的精雕細刻之手，多屬吃文化現成飯者，他們具有充足的文化合法性，搞好了能成為半個「集大成者」。祝賀。但真正的集大成者則需要一個容納非法趣味的、強健的文化胃口和處理當代生活的能力。當然袁枚也沒有一味回護細弱的文化胃潰瘍們。他說：「仿王、孟以矜高，而半吞半吐者，謂之貧賤驕人。」聯繫到他所說的「詩貴淡雅」，看來他認為自己才是王、孟的真正繼承者。——沒想到在這裡我跟袁枚杠上了。但既然孟郊「謂言古猶今」，那麼這也就沒什麼。我討論韓、杜的方式，應該是袁枚所不了解的。抱歉，吾生也晚，且詩歌趣味與袁枚不同，我看中詩人的創造性，而這樣的創造性包含了詩人指涉歷史、對於活生生的、囂張的社會生活的吞吐能力，以及在此背景下呈現和構思自我的能力。在《隨園詩話》卷三中，袁枚透露，他的前輩，清初王士禛不僅不喜歡李、杜、韓，連白居易也在他的興趣之外。只是「因其名太高，未便詆毀」。袁枚對王士禛的評價是：「先生才本清雅，氣少排奡，為王、孟、韋、柳則有餘，為李、杜、韓、蘇則不足也。」（《隨園詩話》卷二）既然大才子王士禛才有不逮，那麼袁枚亦當有其盲瞽之處。袁枚露怯而自信地表示他對杜甫卓絕千古的《秋興八首》並不感冒：「余雅不喜杜少陵《秋興八首》，而世間耳食者往往讚歎，奉為標準。此八首不過一時興到語耳，非其至者也。」（《隨園詩話》卷七）似袁枚這等印象式批評，實無有對錯，個人才調、性情、財產、地位、社會生活環境、所居山水氣候、歷史時段使然也。袁枚在面對《秋興八首》時的露怯，表明他也才有不逮：他除了跟孔夫子叫板，收集下一堆怪力亂神的《子不語》作為茶餘飯後的談資，大膽教了幾個不上道的女弟子，成為文人雅士中婦女解放者的同路人，其實也沒寫出什麼了不得的東西。那就讓他鬧吧。對當代人平庸又自視不俗且好出語驚人的印象式批評，我也持這個態度。

我承認，在閱讀理會唐詩時我並非沒有盲點。我的盲點是晚唐詩。我並非不知道杜牧、李商隱、溫庭筠的大名，並非不能背誦他們的部分作品，我也讀過許渾、皮日休、陸龜蒙、聶夷中、杜荀鶴、羅隱、貫休和尚、韋莊、韓偓等人的作品。我也知道而且沒有按照今人的趣味來理解黃巢的「滿城盡帶黃金甲」。但我承認，我對晚唐詩缺乏理解，更談不上受其影響。我想我還沒有找到進入晚唐的正確途徑。因為缺少自己的發現，我在多數情況下就只能重複別人的見解。南宋陸遊在《花間集跋》中說：「詩至晚唐，氣格卑靡。」——我信。清人何文煥在《唐律消夏錄》的評語中說：「五律至中、晚，法脈漸荒，境界漸狹。徒知鍊句之工拙，遂忘構局之精深。」——我信。現代學者龍榆生在《中國韻文史》中說：「晚唐人詩，惟工律絕二體；不流於靡弱，即多凄厲之音，亦時代為之也。」——我也信。一般說來，晚唐詩歌的題材不外乎廢城荒殿、殘花敗景、夕陽冷雨、山林漁樵，乖桀人生，離愁別緒、傷心懷古。其情調，多哀傷凄美，韻味悠長，間有脂粉氣；其寫法，多從瑣細處著眼，多用典，對仗工細、講究語言的音樂修養，耽於遊戲文章。——這都是別人的說法，我姑且都接受。曾見有人借西方文學中象徵主義的視角討論李商隱，彷彿李商隱是法國波德萊爾、馬拉美、蘭波、維爾倫那幫人中的一個。我雖然覺得這種號稱學術、拿西方概念套中國的人與事的做法總有可疑之處，但也姑且就這麼接受了。在我讀到的對晚唐詩的看法中最有趣的看法來自明末清初的戲劇家李漁。他在《閑情偶寄·聲容部》中的「文藝」一節中說：

欲令女子學詩，必先使之多讀，多讀而能口不離詩，以之作話，則其詩意詩情，自能隨機觸露，而為天籟自鳴矣。至其聰明之所發，思路之由開，則全在所讀之詩之工拙。選詩與讀者，務在善迎其機。然則選者維何？曰：在平易尖穎四字。平易者，使之易明且易學；尖穎者，婦人之聰明，大約在纖巧一路，讀尖穎之詩如逢故我，則喜而願學，所謂迎其機也。所選之詩，莫妙於晚唐及宋人。初中盛三唐，皆所不取；至漢魏之詩，皆秘勿與見，見即阻塞機鋒，終身不敢學矣。此予邊見，高明者閱之，勢必啞然一笑。然予才淺識隘，僅足為女子之師，至高峻詞壇，則生平未到，無怪乎立論之卑也。

這段話令我心情大好！他所謂「所選之詩，莫妙於晚唐及宋人。初中盛三唐，皆所不取；至漢魏之詩，皆秘勿與見」著著實實是在與嚴滄浪「不做開元、天寶以下人物」的說法唱對台戲了，這裡透露出關乎傳統詩歌閱讀與批評的許多信息。對於今日晚唐詩的愛好者們，無論男女，李漁的這段高見一定會令他們哭笑不得。這裡，李漁雖然狡猾地自謙了一下，說自己「才淺識隘」，但我們能看出他給出他「獨到」觀點時的揚揚自得。他從戲劇家的角度看詩歌，以娛樂的、業餘的方式閱讀詩歌，果然不同凡響！他把晚唐詩與女子閱讀聯繫在一起，無意間既公開了一些晚唐詩本身的秘密，又順帶擠對了一下所有晚唐詩的愛好者們。此外，他如此憐惜、照顧「女子」的閱讀趣味，卻又是十足地站在男性中心論的立場上，從智力上輕視女子，這定為當今女性主義者們所不容。那麼，在李漁所說到的晚唐詩中包括杜牧、李商隱的作品嗎（包括溫庭筠、韓偓的作品倒可以理解）？「女子們」能夠接受杜牧和李商隱的彆扭和窩囊嗎？宋以降人們普遍推重李商隱為晚唐最重要的詩人，其作品隱晦、複雜、多用典、常傷悼、靡麗、雕麗、憂鬱、眷戀、「夕陽無限好」，這些品質的確代表了晚唐詩的一部分特色與內容，可是李商隱的傑出絕不僅限於此，至少絕不僅限於北宋初西昆體楊億、劉筠、錢惟演這一班人所理解的李商隱。而北宋末南宋初的韓駒、南宋楊萬里及「永嘉四靈」等為反對北宋上溯杜韓的、艱澀的江西詩派，都倡導返回晚唐詩（韓駒本是江西詩派，楊萬里本宗江西詩派），但看來也沒能再造出李商隱、杜牧，甚至許渾那樣的詩人。一般說來，凡不喜李、杜、韓的讀者和作者，都會欣賞晚唐詩。可是晚唐詩人們並不自認為與盛唐、中唐的詩人們處於敵對狀態，李商隱甚至部分地自杜甫而來，他的五言排律始終在向杜甫看齊。他早年對韓愈的詩文也曾下過一番功夫，否則他不會寫出《韓碑》這樣的「韓愈體」詩篇。這首詩在清代紀曉嵐看來「筆筆超拔，步步頓挫」。那麼究竟應該怎樣理解「夕陽無限好」的李商隱呢？況且，我們若以李商隱作為標準晚唐詩人的話，我們對於杜牧的詩歌、文章就會失明。《新唐書·杜牧傳》言：「牧剛直有奇節，不為齪齪小謹，敢論列大事，指陳病利尤切至。」我對晚唐詩雖然思考不多，感受不深，但晚唐詩里呈現出的一些值得關注和討論的問題我還是看到了。我們還是先從杜牧說起。他比李商隱大13歲。

2013年4月我曾赴揚州參加第一屆國際詩人瘦西湖虹橋修禊。在一個小碼頭上我看到一塊新立的石碑，上面鐫刻著毛澤東手書的杜牧詩《寄揚州韓綽判官》：

青山隱隱水迢迢，秋盡江南草未凋。

二十四橋明月夜，玉人何處教吹簫。

與李商隱相比，杜牧其實是一個明亮的人。這首盡人皆知的詩雖取時在夜晚，但一點也不晦暗。它應該是李漁願意拿給「女子」看的詩。但不知他會否在出示這首詩的同時也出示一下杜牧23歲時寫下的《阿房宮賦》：

六王畢，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覆壓三百餘里，隔離天日。驪山北構而西折，直走咸陽。二川溶溶，流入宮牆。五步一樓，十步一閣；廊腰縵回，檐牙高啄；各抱地勢，鉤心鬥角。盤盤焉，囷囷焉，蜂房水渦，矗不知其幾千萬落。長橋卧波，未云何龍？復道行空，不霽何虹？高低冥迷，不知西東。歌台暖響，春光融融；舞殿冷袖，風雨凄凄。一日之內，一宮之間，而氣候不齊。

只這《阿房宮賦》的第一段就令我略微困惑：杜牧究竟有幾個側面？在這裡，我們看到青年杜牧高強的空間想像力和歷史想像力以及精彩的敘述鋪陳能力（義大利當代作家卡爾維諾的《隱形城市》在空間虛構方面也不過如此），當然他的想像力肯定與他的閱讀有關。我在此強調他的想像力，是因為當代考古學者李毓芳教授帶領考古隊經過數年發掘後得出結論：秦代阿房宮根本就沒有建成。而杜牧想像出的阿房宮卻壯麗得如同海市蜃樓。但是，這依然不是杜牧豪宕之才與濟世關懷的全部。杜牧這個人，居然還是春秋孫武兵書的注者之一。翻閱《十一家注孫子》，我們會知道，在從三國曹操到宋代諸公的十一家注者當中，杜牧的注文最好，最有見地，最博學豐贍。作為詩人、書生的杜牧，雖無實戰經驗，卻當得起軍事學家的頭銜。《孫子·謀攻篇》中的大名言「知己知彼者，百戰不殆」杜牧注曰：

以我之政，料敵之政；以我之將，料敵之將；以我之眾，料敵之眾；以我之食，料敵之食；以我之地，料敵之地。校量已定，優劣短長皆先見之，然後起兵，故有百戰百勝也。

《孫子·虛實篇》曰：「能因敵變化而取勝者，謂之神。」杜牧注曰：

兵之勢，因敵乃見，勢不在我，故無常勢。如水之形，因地乃有，形不在水，故無常形。水因地之下，則可漂石；兵因敵之應，則可變化如神者也。

在落筆寫下這些闡發《孫子》的文字時，杜牧胸中一定藏著千軍萬馬、千岩萬壑。那麼這位杜牧與那個寫「二十四橋明月夜」的杜牧是什麼關係？是一個人嗎？既然是一個人，則此人真正是亦文亦武，亦剛亦柔了，那麼他的精神疆域究竟有多大？杜牧論文與常人不同，他竟以兵家之語論之。在《答庄充書》中他說：「凡為文以意為主，氣為輔，以辭彩、章句為之兵衛……四者高下圓折，步驟隨主所指，如鳥隨鳳，魚隨龍，師眾隨湯武，騰天潛泉，橫裂天下，無不如意。」這是典型的晚唐人的口氣嗎？他是生錯了時代嗎？按常理，一個深懷英雄抱負的人，若不能馳騁於時代，其英雄氣短、英雄無用武之地的窩囊之感得有多麼強烈！杜牧有時遊戲筆墨，而當此時刻，他會感到另一個杜牧在注視他嗎？他會心有不甘嗎？抱負不得伸展，仕路不暢，世事艱難，他本應向頹靡靠攏，但從他的詩文集看，他雖喜游宴逸樂，為人不拘小節，卻不曾倒向頹靡，那麼他的神經得有多粗壯。杜牧生活的時代，白居易、元稹的影響正如日中天，但在《唐故平盧軍節度巡官隴西李府君墓志銘》中，杜牧曾借李戡之口批評元白某些詩作「纖艷不逞，非庄士雅人，多為其所破壞」。白居易也趕上了牛李黨爭。從政治上說，杜牧與白居易同屬牛黨，但杜牧就是不喜白居易的浮薄。杜牧的遠祖杜預是西晉著名政治家和學者。曾祖杜希望為玄宗時邊塞名將，雅好文學。祖父杜佑，是中唐政治家、史學家，先後任德宗、順宗、憲宗三朝宰相，一生好學，博古通今，著有《通典》二百卷。父親杜從郁官至駕部員外郎。杜牧曾這樣形容自己的家族門第:「舊第開朱門，長安城中央。第中無一物，萬卷書滿堂。」這樣的家庭出身會令他傲視群倫，但他不幸生活在牛李黨爭的時代，左右不是人。人們一般把他劃入牛僧孺一黨，但他在李德裕為相之際也曾積極上書條陳政見，期望被採納。他曾歷任刺史，最後官至中書舍人，官運不算潦倒，但也稱不上得意。杜牧最終一定是懷著失望離去的。不過他的狀況還是比李商隱好些。而本來受知於令狐楚，應該屬於牛黨的李商隱偏偏娶了李黨官僚王茂元的女兒為妻，被令狐楚之子令狐綯厭憎，視之為背叛之徒，而李黨又以其祖尚浮華、不循禮法，因不予提拔，致其終身沉淪下僚，這讓李商隱感到窩囊得不行。名義上他和杜牧黨屬不同，但他曾以同道的口吻寫到杜牧：

高樓風雨感斯文，短翼差池不及群。

刻意傷春復傷別，人間唯有杜司勛。

這是李商隱的《杜司勛》一詩，他還寫有一首《贈司勛杜十三員外》。兩個人都是窩囊彆扭的天才。李商隱詩比杜牧詩密實，晦澀，除了性格不同、出身不同的原因，不知道這是否由於李商隱比杜牧更窩囊。

杜甫心苦，但並不窩囊，李白更不必說，韓愈也是，白居易也是。王維晚年雖然窩囊，但王維選擇不寫。孔、墨、老、管、庄、孟、荀、韓都不曾論及窩囊，《呂氏春秋》《淮南子》《論衡》也不曾論及；屈原鬱悶、悲愁、憤恨、絕望，但他浩浩蕩蕩地表達了出來。阮籍憂愁至極，時感被動不得以、如履薄冰，故避身酒瓮，但似乎也與窩囊無緣。而窩囊是鬱悶、憤恨、屈辱感表達不出來或表達不清楚或雖表達出來卻表達不盡。司馬遷《報任安書》雖觸及窩囊感受，但被一種悲烈的歷史意志所掩。一般說來，窩囊帶有世俗性，古人肯定免不了窩囊，但它見於文字表述，多為現代之事。從這個意義上說，杜牧、李商隱——尤其是李商隱——的窩囊感受應該接近於現代人，只不過他們的寫法是唐人的。凡人感到窩囊，必深切體會到個人的存在。因此李商隱得以在杜甫、韓愈之後將唐詩繼續推進。清初吳喬《圍爐詩話》卷三云：「於李、杜、韓後，能別開生路，自成一家者，惟李義山一人。」我曾見有人（例如蔣勛）說李商隱表達出了一個走向滅亡的唐朝，但我不認為李商隱能先知先覺地清楚認識到唐朝的歷史即將終結，儘管他看到了他那個時代宮廷、社會的種種問題。他肯定不具備一般是歷史馬後炮的大歷史洞見，他肯定也不曾認真研究過前人李淳風和袁天罡的《推背圖》（開個玩笑）。所以當他說「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時，他可能更多是從個人遭際出發寫下這樣的詩句。他多次寫到樂游原，不只是「夕陽無限好」這次。那裡看來是他常去的地方。他喜歡夕陽、夕曛、斜陽、殘陽、黃昏、薄暮、暮景、暮霞、暮鴉、晚、山晚，他反覆寫到這個時間段和這個時間段的景物，很難說這是他的歷史感使然。拔高他的歷史預測能力其實沒有必要。他的性格只是吻合了歷史的走向。李商隱的個人遭際會加重他性格中抑鬱、敏感的一面。他把自己歸入了由宋玉、賈誼、曹植、王粲等人組合成的抑鬱、敏感、惆悵的家族。這個家族的人往往短命，故李商隱說「古來才命兩相妨」。李商隱從他的抑鬱並且糾結的心緒里發展出一種獨特的處理當下的方法：他詩寫眼前景物，卻又總是拉出另一個時間點，要麼是未來某個時間點，要麼是被賦予了當下因素的某個過去的時間點；換句話說，他總是以古喻今，以今為古；他總是包納明天，又從明天看回今天。今天，對他來說，不是，或不總是今天。他的此刻，不僅是為此刻而存在，而是為將來的追憶、懷舊而存在；彷彿他的此刻不是現在時的而是過去時的或者過去進行時的（套用一下西方語法中的時態概念），或者將來現在時的或者將來現在進行時的（西方語法中沒有這兩種時態）；彷彿他的此現場總是通著彼現場（涉及時間轉換帶動的空間轉換）。這真絕了。他寫詩如下棋，走一步，看兩步。像他這樣敏感的人——我想到了林黛玉——一般總是，活著卻要想到人之將死，宴飲卻要想到席終人散，見春花怒放卻要想到春之將去。不必舉出偏僻的例子，李商隱那盡人皆知的詩句「何當共剪西窗燭？卻話巴山夜雨時」，已經很好地展示了他這種獨特的時間觀。前面我們說到，王維的時間是永恆的時間，杜甫的時間是個人時間、自然時間與歷史時間的融會，而李商隱發展出的是一種雙重時間：此刻與未來，此刻與往昔。他在詩中反反覆復地使用到「夢」「憶」這樣的字眼（就像李賀詩中喜歡用「老」「鬼」等字），我們姑舉含「憶」字的詩句為例——喜用「憶」字說明李商隱一天到晚心事重重：

此情可待成追憶（《錦瑟》）

憶把枯條撼雪時（《池邊》）

永憶江湖歸白髮（《安定城樓》）

卻憶短亭回首處（《韋蟾》）

琥珀初成憶舊松（《題僧壁》）

無限紅梨憶校書（《代秘書贈弘文館諸校書》）

帝城鍾曉憶西峰（《憶住一師》）

不許文君憶故夫（《寄蜀客》）

再到仙檐憶酒壚（《白雲夫舊居》）

幾對梧桐憶鳳凰（《丹丘》）

豈知孤鳳憶離鸞（《當句有對》）

每到城東憶范雲（《送王十三校書分司》）

不教斷腸憶同群（《失猿》）

只有襄王憶夢中（《過楚宮》）

憶得前年春（《房中曲》）

憶奉蓮花座（《奉寄安國大師兼簡子蒙》）

遂憶洛陽花（《病中聞河東公樂營置酒口占寄上》）

始看憶春風（《代貴公主》）

臨城憶雪霜（《即日》）

如何為相憶（《夜意》）

嶺外他年憶（《九月於東逢雪》）

謝朓真堪憶（《懷求古翁》）

夠了，太多了。如此使用甚至濫用「憶」字的人必是一個孤獨者（所謂「獨夜三更月，空庭一樹花」「求之流輩豈易得，行矣關山方獨吟」），不同於當今有愛有失落、無愁無憂戚的嘰嘰歪歪的詩作者和歌詞作者們：李商隱一定缺乏說話的對象，或有時他雖有明確的說話對象，但當他開口時，話卻說給了另一個影子一般的傾聽者，而對影子開口，他說出的話就成了幽幽的自言自語。李商隱是個情種（其《暮秋獨游曲江》詩的口吻甚至令人聯想到六世達賴喇嘛倉央嘉措），情種而沒有說話的對象，這得是多大的彆扭！於是他的自言自語不僅投向人影，還投向植物與花鳥魚蟲。他贈柳，憶梅，嘲櫻桃，寫到桃樹、石榴、牡丹、杏花、蓮花、雞、魚、燕、蜂、蝴蝶、蟬、老鼠、蝙蝠……他有一首詩居然叫作《蠅蝶雞麝鸞鳳等成篇》！在這首詩里他還寫到了玳瑁、琉璃。這應該是一個寓言的世界，但李商隱又不是在寫寓言。那他在寫什麼呢？他的蜂、蝶被賦予性的含義，但有人偏將他寫私情的詩解釋到一點私情也沒有。誰讓他寫了那麼多的《無題》詩！他還使用怪七怪八的典故（據宋人筆記《楊文公談苑》，李商隱作詩時總要查閱大量書本。書本亂攤在屋裡，人稱「獺祭魚」），他如此用典構成了他的晦澀，可是卻沒人以此稱讚他淵博！這是怎麼回事？當代人面對這樣的寫作真就沒招了，因為沒法命名，便想起了歐洲的波德萊爾、維爾倫、王爾德，遂稱之為象徵主義！象徵主義有頹靡的一面，李商隱恰好也有頹靡的一面，乃至色情的一面（「一夜芙蓉紅淚多」），那就定下來了，是「象徵主義」了！但李商隱可能比象徵主義諸詩人還要複雜。不知道李漁的「女子」們能不能接受這樣複雜的詩歌。

2016.2.9—5.10

6.29定稿於委內瑞拉加拉加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