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法中的生命和歷史

觀今人書法，常有躁意浮動紙面；觀古人之書，總有蘊藉沉潛其中。木心說「從前慢」，這一種生命的優雅底色，卻已經隨著古典社會形態的遠離而一去不返。誰也無法揪著自己的頭髮離開地面，誰也無法脫離時代的漩渦躲進孤島，只是，當我們面對一幅幅古人書法，內心裡總會泛起遙想，想知道揮灑出這一片或氣定神閑或龍飛鳳舞的人，究竟有著怎樣的生命底色，想知道他生活的時代又有著怎樣一種獨特氣息。

很幸運地讀到了白謙慎先生的《傅山的世界》，此書還有一個副題：「十七世紀中國書法的嬗變」。書的著眼點，自然是書法史意義上的重要課題，即清初碑學的興起。中國文字的最早字體，是篆類字體，秦代以前的文字（除秦隸外）可統稱為篆書。到了漢代，隸書取代篆書成為日常主要使用的文字。到了鍾繇和王羲之生活的魏晉時期，篆隸在日常書寫中基本被正、行、草三種字體所取代。隨著這些新字體的興起，篆隸變成了古字體。所謂碑學興起，傅山等清初書法家追溯的書法本源，就是篆隸這兩種比王羲之優雅的法書傳統更久遠的古代字體。這種古代字體多刊刻于山崖石碑，碑學之名由此而來。

在闡述碑學興起的原因時，白謙慎先生指出，清初「學術思想界的領袖人物為考證經史而提倡金石學，他們的好尚無疑促進了書法家們對古代金石書法的重視」。學者們對金石學的提倡必然伴隨著訪碑活動的頻繁，「清初學者最常造訪的大都是漢唐之間的石刻。而在北方諸省中，山東境內存有大量漢代和六朝的石刻；河南洛陽一帶富於北朝石刻，而陝西西安附近則保留了大量的唐碑。古代碑刻集中的地點，如泰山、孔子的故里曲阜、任城（今在山東濟寧），自然成為訪碑者的必到之地。」學者們訪碑，進而拓碑，拓本流傳出來，書法家們才有機會臨習碑文，如此，碑學的興起才有了實際的條件。

那麼清初的學者為何熱衷於訪碑活動呢？白謙慎先生認為，個中緣由，自然是明清之際的時代巨變。滿清異族入主中原，大量明代遺民不願仕清，但又無力反抗，訪舊時之碑，抒黍離之悲，成為他們自然而然的舉動。如書中所寫，顧炎武是清初這類遺民的典型。在1650年與1660年，顧炎武曾十多次拜謁南京與北京的明代皇陵，尤其是南京的孝陵（明太祖與馬皇后的陵寢）和北京的長陵（明成祖的陵墓）。1660年，當他第七次造訪孝陵時，寫下了《重謁孝陵》一詩：「舊識中官及老僧，相看多怪往來曾。問君何事三千里？春謁長陵秋孝陵。」如張炎在蒙古人攻佔南宋京城杭州後所寫「故國已是愁如許，撫殘碑，卻又傷今」，在顧炎武等明代遺民的詩中，讀碑與憑弔朝代興廢之間產生了不可分割的情感聯繫。

身為著名書法家，傅山身處明末清初這樣一個時代，自然會受到時代的影響，何況他本人，就拒不仕清，即便康熙皇帝為了拉攏漢族知識分子，設博學鴻儒特科考試，傅山推脫不過去了京城，最後還是在京城邊上託病，不參加考試。他最後的歲月，是在深山裡度過的。然而傅山自己可以不仕清，卻無法阻擋別人仕清，而傅山本人的生活甚至人身安全，很大程度上也有賴於仕清漢族官員的幫助。仕清漢族官員之所以願意幫助傅山這樣的遺民，很大程度上是為了彌補自己對前朝的道德愧疚。在賣字為生和與官員們的交往中，名重一時的傅山也不得不寫一些「應酬」之作。書法家本人的心路歷程和藝術變化，在作者的抽絲剝繭中變得清晰明了。

《傅山的世界》容納的信息，遠非這一篇區區小文所能轉述，書從晚明的社會形態開始寫起，從尚「奇」的晚明美學、古代經典權威的式微、文人篆刻對書法的影響等等方面娓娓道來，涉及了時代巨變前後社會、經濟、文化、審美等諸多方面的變遷。如書中所言，清初學者熱衷金石考據，是想正本清源，重塑道德文章，他們認為晚明社會市井娛樂之發達、對經典之隨意篡改，是明朝覆亡的重要原因，顧炎武就曾說「萬曆間，人多好改竄古書。人心之邪，風氣之變，自此而始」。與之同步，書法在晚明的奇特性和創造性也日漸收縮，直至碑學興起。如此，歷史、社會、文化、學術、藝術如漩渦轉動，一個書法家和他的作品，也在這大背景下呈現出了其緣何如此又必然如此的生命和藝術的密碼。

如此，一本講書法的書，也變成了一本我們了解明末清初文人風骨，了解那個時代歷史情境的極好讀本。其中文人之無奈與風骨，尤令人一唱三嘆。書中寫到，1671年，64歲的傅山攜孫子傅蓮蘇登泰山，謁孔府、孔林後，寫下《蓮蘇從登岱嶽，謁聖林歸，信手寫此教之》一詩，其中有句曰：「小書不屑讀，小文焉足營！凌雲顧八荒，浩氣琅天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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