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新城:哲學社會科學是有階級性的

——學習習近平《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的一點思考

  習近平2016年5月17日《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從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戰略高度,科學地闡述了繁榮發展哲學社會科學的極端重要性,論述了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哲學社會科學的指導思想、基本思路、根本要求和主要任務,是指導我國哲學社會科學工作的綱領性文件,為做好新時期哲學社會科學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動指南。

  一、哲學社會科學的研究對象決定了它具有階級性

  談到哲學社會科學工作,有一點必須明確:哲學社會科學是有階級性的,因而研究哲學社會科學的各項問題,必須堅持階級分析方法,堅持正確的階級立場,堅決同各種錯誤思潮作鬥爭。

  與自然科學不同,社會科學的各個學科(除了少數學科如語言學、邏輯學等外)是研究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關係的,而在階級社會裡,不同的階級、不同的社會集團具有不同的、甚至對立的利益。研究對象客觀地決定了哲學社會科學具有強烈的階級性。人們從事哲學社會科學的研究工作,總是從一定階級的利益出發,為一定階級服務的。不管研究者本身是否意識到這一點,他總是在一定階級的世界觀、方法論指導下進行科學研究的。自人類進入文明社會以來,所謂純客觀的、不偏不倚的哲學社會科學研究始終沒有存在過。正如魯迅先生所說的:「某一種人,一定只有這一種人的思想和眼光,不能越出他本階級之外。說起來,好像又在提倡什麼犯諱的階級了,然而事實是如此。」[1]

  這一點,連西方資產階級學者也是承認的。例如,經濟學家凱恩斯就公開說過:「在階級鬥爭中會發現,我是站在有教養的資產階級一邊的。」[2]經濟學的研究涉及人們的切身經濟利益,階級性尤為鮮明。凱恩斯公開承認,他是站在資產階級一邊來研究經濟問題,為資產階級服務的。

  諾貝爾經濟學獎金獲得者、美國經濟學家索洛說:

  「社會科學家和其他人一樣,也具有階級利益、意識形態傾向以及一切種類的價值判斷。但是,所有的社會科學的研究,和材料力學或化學分子結構的研究不同,都與上述(階級)利益、意識形態和價值判斷有關。不論社會科學家的意願如何,不論他是否覺察到這一切,甚至他力圖避免它們,他對研究主題的選擇,他提出的問題,他沒有提出的問題,他的分析框架,他使用的語言,很可能在某種程度上反映了他的(階級)利益、意識形態和價值判斷。」[3]

  他這個判斷是正確的,應該承認,在這個問題上,他比我國某些「馬克思主義者」要明白得多。

  在社會主義國家裡,我們從事哲學社會科學研究工作,必須自覺地意識到我們是替工人階級和廣大勞動人民說話的,是為他們的利益進行科學研究的;必須自覺地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而不能去追求什麼客觀上並不存在的「純客觀的」、「超越意識形態」的研究。

  然而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往往迴避哲學社會科學的階級性。在哲學社會科學界,「階級」兩個字成了禁忌的字眼,誰也不願意提起,更不用說階級鬥爭了。我們犯過以階級鬥爭為綱的錯誤,十一屆三中全會糾正了這個錯誤,提出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這是完全正確的。但一些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錯誤地汲取教訓,「矯枉過正」了,連階級也不敢提了。似乎階級、階級鬥爭不存在了,一切都是「和諧」了。有人甚至提出有兩個馬克思主義,一個是「和諧馬克思主義」,另一個是「鬥爭馬克思主義」。過去鬧革命,搞的是「鬥爭馬克思主義」,顯然已經過時了,不適用了;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尤其是改革開放時期,應該提倡「和諧馬克思主義」。誰要再講階級、階級鬥爭,就太不合時宜了。於是,報刊雜誌上見不到宣傳馬克思主義階級鬥爭理論的文章,誰要在文章里出現階級、階級鬥爭的字眼,編輯也必須把它刪去。這是極不正常的現象。在這種氛圍下,出現王偉光同志宣傳馬克思主義階級鬥爭理論和無產階級專政學說的文章遭到懷疑、圍攻和謾罵的現象,也就不奇怪了。

  應該看到,壟斷資產階級政治家、思想家對階級、階級鬥爭卻是十分敏感而清醒的。記得美國最後一任駐蘇大使馬特洛克曾經說過一句有名的話,如果蘇聯共產黨放棄階級鬥爭理論,那麼再講什麼馬克思主義,那也就無所謂了,那將是別樣社會裡的別樣的馬克思主義。這個「別樣的社會」是西方認可的社會,那當然就是資本主義社會;這個「別樣的馬克思主義」,是西方可以容忍和接受的馬克思主義,那當然是修正主義、民主社會主義了。所以,當他聽到戈爾巴喬夫在聯合國大會上宣布「全人類價值高於一切」,他就明確說,他感到放心了,從此美蘇之間不會有根本性的矛盾和衝突了。這清楚地說明了拋棄階級鬥爭理論、階級分析方法會導致什麼樣的嚴重後果。而這一點,我國某些社會科學工作者恰恰忘記了。

  在具有階級性的哲學社會科學領域,研究工作不講階級、階級觀點、階級分析,那是會走上邪路的。無數事實證明了這一點。

  二、哲學社會科學研究工作必須堅持階級分析方法

  既然哲學社會科學具有階級性,那麼從根本上說,在研究方法上必須堅持階級分析方法。

  馬克思恩格斯指出,自原始社會瓦解以來,迄今為止,人類社會的歷史都是階級鬥爭的歷史。在階級社會裡,社會的發展呈現出複雜紛繁而又不斷更換的現象,似乎混沌一片,無法把握。馬克思主義給我們指出了一條分析階級社會一切問題的指導性的線索,使得人們能在這種看來迷離撲朔的狀態中發現規律性,這條線索就是階級鬥爭理論。正如列寧所說的,馬克思的天才就在於他得出了全世界歷史提示的結論,並且徹底貫徹了這個結論,這個結論就是關於階級鬥爭的理論。階級鬥爭理論是了解和把握階級社會發展的關鍵。列寧指出:「必須牢牢把握住社會階級劃分的事實,階級統治形式改變的事實,把它作為基本的指導線索,並用這個觀點去分析一切社會問題,即經濟、政治、精神和宗教等等問題。」[4]馬克思主義者在談論階級社會的一切社會問題時,始終不能離開分析階級關係的正確立場,不能離開階級觀點和階級分析方法,因為「階級關係——這是一種根本的主要的東西」。不分析階級關係,沒有階級觀點和階級分析方法,「也就沒有馬克思主義。」[5]只要存在階級,列寧的這一論斷就不會過時。

  毛澤東也是這樣看的。《毛澤東選集》第一卷第一篇文章,就是用階級分析方法來解決革命的基本問題的。他說:「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而「我們要分辨真正的敵友,不可不將中國社會各階級的經濟地位及其對於革命的態度,作一個大概的分析。」[6]沒有階級觀點、階級分析方法,分不清敵我友,革命就不可能取得勝利。

  我們現在正在建設社會主義。在這種條件下,研究哲學社會科學的問題,還要不要運用階級分析方法呢?這就涉及另一個問題,即社會主義社會還存在不存在階級、階級鬥爭?如果還有,那麼我們分析各種重大問題就仍然需要堅持階級分析方法。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總結了我國的歷史經驗,指出在生產資料所有制社會主義改造完成、社會主義制度建立以後,一方面大規模的急風暴雨式的階級鬥爭已經過去,階級矛盾不再是社會的主要矛盾,在實際工作中,不能再以階級鬥爭為綱;另一方面,由於「由於國內的因素和國際的影響,階級鬥爭還將在一定範圍內長期存在,在某種條件下還有可能激化。」[7]因此,「既要反對把階級鬥爭擴大化的觀點,又要反對認為階級鬥爭已經熄滅的觀點。」[8]這是符合實際的科學論斷。兩方面一起講,才能全面反映社會主義社會的階級矛盾、階級鬥爭的狀況。

  習近平同志也是這樣分析的。他強調「必須堅持馬克思主義政治立場。馬克思主義政治立場,首先是階級立場,進行階級分析。有人說這已經落後於時代了,這種觀點是不對的。我們說階級鬥爭已經不再是我國社會主要矛盾,並不是說階級鬥爭在一定範圍內不存在了,在國際大範圍中也不存在了。改革開放以來,我們黨在這個問題上的認識一直是明確的。」[9]

  這個結論,是我們黨經過長期探索才得出來的,來之不易,應該倍加珍惜。在階級徹底消滅之前,我們必須始終堅持這一論斷,不能動搖。鄧小平指出:「社會主義社會中的階級鬥爭是一個客觀的存在,不應該縮小,也不應該誇大。實踐證明,無論縮小或者誇大兩者都要犯嚴重的錯誤。」[10]當前,理論界瀰漫著一種否定階級、階級鬥爭的氛圍,我們更應該重申這一科學的結論,理直氣壯地宣傳馬克思主義的階級鬥爭理論,堅持用馬克思主義的階級觀點和階級分析方法來觀察和分析有關的政治生活現象。

  2000年6月28日,江澤民同志在中央思想政治工作會議上指出:「我們糾正過去一度發生的『以階級鬥爭為綱』的錯誤是完全正確的。但是這不等於階級鬥爭已不存在了,只要階級鬥爭還在一定範圍內存在,我們就不能丟棄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和階級分析的觀點與方法。這種觀點與方法始終是我們觀察社會主義與各種敵對勢力鬥爭的複雜政治現象的一把鑰匙」。[11]這一論斷對分析當前國際國內一系列重大問題具有指導意義。

  既然階級觀點、階級分析方法是觀察複雜政治現象的「鑰匙」,我們就應該經常用這把「鑰匙」去開複雜政治現象的「鎖」。拋棄這把「鑰匙」,就看不到複雜現象的本質,搞不清楚事情的來龍去脈,也就提不出科學的對策。運用馬克思主義的階級觀點、階級分析方法來研究重大問題,應該成為哲學社會科學研究工作的常態,也是哲學社會科學研究工作取得成果的根本保證。

  三、哲學社會科學研究應該堅持正確的階級立場

  哲學社會科學是有階級性的,因此,研究哲學社會科學領域的問題只有站在正確的階級立場上,才能得出科學的結論。1942年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就提出這個問題。他說「立場問題。我們是站在無產階級和人民大眾的立場。對於共產黨員來說,也就是站在黨的立場,站在黨性和黨的政策的立場。」他說,在這個問題上,有人是「認識不正確或者認識不明確的」。他是就文藝說的,但對今天的哲學社會科學也完全適用。

  在哲學社會科學研究工作中,經常出現這樣的情況:同一個事情,不同的人的價值判斷和結論不一樣,甚至截然相反。越是重大問題,這種情況越明顯。舉蘇東劇變問題為例吧。蘇東劇變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上最大的事件,也是引起國際格局重大變化的歷史性事件。我國學術界對這一事件的判斷和評價存在原則性分歧,存在兩種完全對立觀點。一種觀點,認為這是歷史的進步現象,它衝破了斯大林模式的束縛,擺脫了「歷史的迷誤」,走上了「人類文明的正道」;另一種觀點認為,這是歷史的大倒退,一批國家從社會主義倒退到資本主義,世界政治地圖上一大片紅色抹去了,這是違反人類歷史發展規律的悲劇。一個說好得很,一個說糟得很。同一件事情,卻有兩種不同的、對立的價值判斷,這種現象只能用階級立場不一樣來解釋,別的理由怎麼也解釋不了。從壟斷資產階級看來,這當然是一件大好事,搞垮社會主義是他們夢寐以求的事情,居然不費一槍一彈就實現了,那個時刻他們彈冠相慶,歡呼「歷史到此終結」,這是可以理解的。我們站在無產階級立場上,站在社會主義立場上,必然對一批社會主義國家演變成為資本主義,感到痛心。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我國某些自稱是遵循「馬克思主義」的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卻與壟斷資產階級唱一個調子,譴責社會主義是歷史的迷誤,聲稱資本主義才是文明的正道,對蘇東劇變報之以歡呼。對他們不得不大喝一聲,「同志,你的立場站錯了」。立場錯了,一切皆錯。

  我們說哲學社會科學研究有一個階級立場的問題,同一事物,不同階級有不同的結論、不同的價值判斷,是不是說,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就沒有客觀的真理標準了?不是的。標準在於,它是不是符合社會發展規律。符合社會發展規律的判斷,是真理性的判斷,符合社會發展規律的結論,就是真理。當某個階級的利益與社會發展規律的要求相一致的時候,這個階級的代表就有可能把階級性與科學性、真理性統一起來。在資本主義上升時期,在反對封建貴族的鬥爭中,新興資產階級是具有革命性和進步性的,這時資產階級學者(例如古典經濟學家)能夠透過現象尋找內在的規律性聯繫,因而在一定範圍內實現了階級性與科學性的統一。但當資產階級取得政權、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矛盾上升為主要矛盾以後,資產階級學者的任務就不再是揭示社會發展的規律,而是為資本主義制度的合理性、永恆性進行辯護了,這時,階級性與科學性發生了衝突,資產階級學者(例如庸俗經濟學者)就堅持階級性而犧牲科學性。在當今歷史條件下,工人階級是最先進的階級,它代表了先進生產力發展的要求,代表了社會發展的未來。工人階級的利益從根本上說是與全人類的利益相一致的,無產階級只有解放全人類才能最終解放自己。反映工人階級根本利益的理論也就符合社會發展規律的要求,因此,站在工人階級立場上研究哲學社會科學,就能夠把階級性與科學性完美地統一在一起,能夠得出科學的、真理性的結論。

  對哲學社會科學來說,不僅對社會現象、歷史事件作出的價值判斷和結論具有階級的烙印,而且研究的主題的選擇,即提出什麼問題,不提什麼問題,也具有階級性。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哲學社會科學處於最活躍的時期。但是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研究什麼、不研究什麼,都代表了一定的階級利益。所有剝削階級,從自身利益出發,都會對某些問題感興趣,而竭力迴避對自己不利的問題。這就反映到哲學社會科學研究的選題上來。舉一個例子吧。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私營經濟得到了很大的發展。不可否認,私營企業主的第一桶金,來路往往不大光彩,許多人是靠偷稅漏稅、盜竊國有資產獲得的。這種犯罪行為理應得到懲處。某些代表暴發的私營企業主利益的「著名經濟學家」,這時適時地提出「赦免原罪」論,要求不追究第一桶金的來路。一時間「赦免原罪」的文章,鋪天蓋地,造成了一定的輿論氛圍。在這種輿論壓力下,有的地方政府公開下達文件,宣布「赦免原罪」,理由是要「保持社會穩定」。但與此同時,社會上出現了拖欠農民工工資的現象。幾千萬農民工進城幹了一年活,卻得不到工資,而這是他們養家糊口的要命錢。我國「著名經濟學家」對這個問題一點也不感興趣。我們沒有見到有哪位「著名經濟學家」發表過一篇文章,為農民工發出呼籲,討要應得的工資的。在這問題上,「著名經濟學家」一反類似「赦免原罪」那樣的積極態度,選擇了集體沉默。從資產階級的利益來看,這個問題的確不好表態:譴責拖欠農民工工資吧,顯然對資本家不利;反對及時發放工資吧,實在於理不通。於是只好不吭聲了。可見,選擇什麼研究課題,也是有階級傾向的。

  還有一個話語體系問題。語言本身是沒有階級性的,但是用來分析社會現象的、由一系列概念、範疇構成的、具有一定邏輯框架的話語體系,卻是具有明顯的階級性的。西方經濟學研究資本主義經濟,有它自己的一套話語體系,這套話語體系是為辯護資本主義制度服務的。我國正在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應有自己的概念、範疇,自己的分析問題的邏輯框架,那就是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的話語體系。把西方經濟學的話語體系生搬硬套地用來分析中國問題,是怎麼說也說不清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經濟問題的。現在的問題是,改革開放以來,西方經濟學泛濫,馬克思主義被邊緣化了,照搬西方經濟學的現象十分嚴重,馬克思主義的話語體系難覓蹤影。有的雜誌編輯公開宣布,用生產力、生產關係、經濟基礎、上層建築等概念來分析經濟問題,顯得水平不高,沒有學術味,不能刊用。只有用一大堆數學公式來演繹經濟問題,才有水平,才能刊用。西方經濟學的話語體系,在我國經濟學界佔了統治地位。一些經濟學家忘記了這些話語體系是為資產階級服務的,搬過來分析社會主義經濟問題是不管用的。

  立場問題,歸根結底是為什麼人的問題。哲學社會科學研究絕不是概念的堆砌,有的人喜歡杜撰一些新的概念,玩弄概念遊戲,說一些誰也聽不懂的話,顯得自己學問的深奧。這種盡說些空話的所謂「研究」,是一點意義也沒有的。我們研究哲學社會科學,首先要想一下,研究的問題對誰有意義,得出的結論對誰有利,說出的話誰愛聽,也就是為什麼人服務。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為什麼人的問題是哲學社會科學研究的根本性、原則性的問題。我國哲學社會科學為誰著書、為誰立說,是為少數人服務還是為絕大多數人服務,是必須搞清楚的問題。」「我國哲學社會科學要有所作為,就必須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研究導向。脫離了人民,哲學社會科學就不會有吸引力、感染力、影響力、生命力。」[12]他提出,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必須自覺地把個人學術追求同國家和民族發展緊緊聯繫在一起。這一點是我們研究哲學社會科學的人必須牢記的。

  四、哲學社會科學研究必須堅決抵制和批判錯誤思潮

  正因為哲學社會科學具有階級性,因此在哲學社會科學的各個領域都充滿著階級鬥爭。

  我們不能迴避這種鬥爭,而應該積極投入鬥爭。

  在生產資料所有制改造基本完成以後,毛澤東就及時地提出,意識形態領域仍然存在激烈的階級鬥爭。他說,「我國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之間在意識形態方面的誰勝誰負的鬥爭,還需要一個相當長的時間才能解決。」「如果對於這種形勢認識不足,或者根本不認識,那就要犯絕大的錯誤,就會忽視必要的思想鬥爭。」[13]這段話,過了半個世紀,今天聽起來仍感到振聾發聵。

  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意識形態領域的鬥爭越發激烈了。回顧改革開放30多年的歷史,我們可以發現,意識形態領域的基本態勢是敵攻我守,敵對勢力發起一波又一波的進攻,新自由主義、民主社會主義、憲政民主、「普世價值」、歷史虛無主義、「公民社會」等等輪番上陣,一股思潮剛剛得到批判、澄清,另一股思潮又來了,又需要批判、澄清。我們在意識形態領域窮於應付。這些思潮儘管詞藻不一樣,政治訴求卻高度統一,無非是要求取消共產黨的領導,推翻社會主義制度。我們同這些錯誤思潮的鬥爭的實質,仍是毛澤東所說的「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之間在意識形態方面的誰勝誰負的鬥爭」,這種鬥爭「還需要一個相當長的時間才能解決」。

  也許這一鬥爭比上世紀50年代更為激烈了,因為國際國內的環境變了。從國際上說,隨著蘇聯東歐國家的劇變,世界社會主義跌入低潮。在低潮的情況下,一方面,有的人懷疑馬克思主義還靈不靈、社會主義還有沒有前途,信念動搖了;另一方面,蘇東劇變以後,帝國主義把和平演變的矛頭主要指向中國,加緊對我國進行思想滲透,而我國對外開放政策的實施,打開了國門,西方各種資產階級思想觀點、理論湧進中國。各種情況湊在一起,一時間西方學說幾乎成為學術界的主流,馬克思主義被邊緣化了。從國內環境來說,改革開放以來,私有制經濟、尤其是私營經濟等資本主義性質的經濟得到了迅速發展,經濟基礎發生了很大變化。隨之而來的是意識形態領域態勢也發生了相應的變化,共產主義的理想信念淡薄了,資本主義思想擴張了,有的人包括一些黨員接受了資產階級思想,不相信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了。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這種狀況也是難以避免的,不以人們意志為轉移。對大多數人來說,在私有制基礎上的確很容易接受資產階級思想,很難產生共產主義思想。

  在這樣的國際國內環境下,意識形態領域必然發生激烈的鬥爭,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理想信念、已經建立的社會主義制度必然遭到嚴重的挑戰。如果不積極回應這種鬥爭,無產階級專政的政權就難以鞏固。思想戰線守不住,其他戰線也就崩潰了。思想亂了,必然導致政治動亂,敵對勢力就可以亂中奪取政權。蘇聯東歐國家的劇變,世界上所有的顏色革命,沒有一個不是先把意識形態搞亂,然而再製造動亂的。毛澤東說,凡是要奪取一個政權,總是要先製造輿論,做意識形態工作。革命的階級是這樣,反革命階級也是這樣。這是無數事實證明的真理。所以,習近平總書記一再強調意識形態工作的極端重要性。意識形態工作確實是關係到黨和國家前途命運的大事。

  哲學社會科學是意識形態重要組成部分,所有反馬克思主義的錯誤思潮都是披著學術外衣的。意識形態鬥爭大部分集中在哲學社會科學的各個領域中。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必須從捍衛黨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發,堅持宣傳馬克思主義、抵制和批判反馬克思主義,這是責無旁貸的事情。我們決不能見了錯誤思潮躲了走,充當愛惜羽毛的開明士紳。不批判錯誤思潮,是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的失職。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應該是戰士,寫的文章應該是投向敵對勢力的投槍、匕首。沒有戰鬥力的哲學社會科學工作是毫無用處的。馬克思主義是在批判中發展的,不同錯誤思潮作鬥爭,馬克思主義就停滯了、僵化了。

  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應該有陣地意識。實踐表明,在哲學社會科學領域,始終存在著誰來佔領陣地的問題。哲學社會科學的陣地,包括刊物、專著、課堂、講壇、網路等等,無產階級思想不去佔領,非無產階級思想必然去佔領;馬克思主義不去佔領,非馬克思主義、反馬克思主義必然去佔領。在這裡,不存在「真空」,不可能保持「中立」。在哲學社會科學的宣傳、研究工作中,缺乏「陣地意識」,不去主動佔領陣地,放棄必要的思想鬥爭,馬克思主義就會喪失指導地位。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從陣地的角度來看,大體上有三個地帶。第一個是「紅色地帶」,主要是由主流媒體和網上正面力量構成的,這是我們的主陣地。這個陣地一定要守住,絕不能丟了。第二個是「黑色地帶」,主要是由網上和社會上一些負面言論構成的,包括敵對勢力製造的輿論。這不是主流,但其影響不能低估。第三個是「灰色地帶」,處於「紅色地帶」和「黑色地帶」之間。對不同「地帶」要採取不同的策略。對「紅色地帶」,要鞏固和拓展,不斷擴大其社會影響;對「黑色地帶」,要勇於進入,像孫悟空鑽進鐵扇公主肚子里那樣斗,逐步推動其改變顏色;對「灰色地帶」,要大規模開展工作,加快使其轉化為「紅色地帶」,防止其向「黑色地帶」蛻變。

  馬克思主義與反馬克思主義的鬥爭是長期的,不可能畢其功於一役。應該對哲學社會科學領域佔領陣地的鬥爭的複雜性和持久性,有充分的思想準備。

  發展、繁榮哲學社會科學,是一項艱苦、複雜的工作。我們應該清醒地看到哲學社會科學的階級性,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從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具體國情出發,按照階級鬥爭的規律,不辜負黨的期望,努力把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做好。

  注釋:

  [1]魯迅:《二心集》,《魯迅全集》,第4卷,第205頁,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

  [2]凱恩斯:《勸說集》,第245頁,北京,商務印書館,1962年版。

  [3]索洛:《經濟學中的科學和意識形態》,載克倫道爾、埃考斯編:《當代經濟論文集》,第11頁,波士頓,利特爾.布朗公司,1972年版

  [4]《列寧選集》,第4卷,第30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版。

  [5]《列寧全集》,第41卷,第92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版。

  [6]《毛澤東選集》。第1卷,第3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7]《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第56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8]《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第56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9]習近平2014年2月17日在中央黨校的講話。

  [10]《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182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11]《江澤民文選》,第3卷,第83頁,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12]習近平:《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人民日報》2016年5月19日。

  [13]《毛澤東文集》,第7卷,第231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作者系中國人民大學教授、崑崙策研究院高級研究員;【原創】來源:崑崙策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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