龐中英：亞洲地區秩序的轉變與中國

　　摘要：地區秩序是一個經常使用但卻缺少定義的概念。本文探討了亞洲地區秩序的現狀和特徵，特彆強調以美國為中心的同盟體制和正在興起的亞洲地區主義實踐。快速發展的地區相互依存和發育中的各種亞洲地區安排以及中國、印度和日本等區域強國的崛起或者復興，推動著亞洲地區秩序的歷史性轉變。一方面，美國在竭力強化亞洲地區的「中心—輪輻」體系，另一方面，遲到的亞洲地區整合和地區主義正在幫助塑造著地區主義為基礎的地區秩序。從地區秩序轉型的角度，亞洲目前正處在關鍵的十字路口。有三種基本的地區秩序選擇：美國霸權秩序的強化、取代美國秩序的新強權秩序和地區主義為基礎的亞洲秩序。明顯地，未來導向的地區主義為基礎的亞洲秩序符合所有亞洲各國的利益。地區主義為基礎的秩序並不是為了挑戰美國的主導性，而是為了使亞洲地區秩序更加合法、合理和正常。中國作為崛起的大國，以地區主義為基礎制定其亞洲政策，將在亞洲地區秩序的轉變中發揮重要作用。

　　關鍵詞：亞洲地區秩序；美國為中心的霸權秩序；地區主義為基礎的秩序；中國的亞洲政策

　　秩序是人類行為（包括國際關係）的一種基本價值。地區秩序涉及外交、經濟、軍事、法律、社會等方面，是關於地區體系（地區國際體系）內處理國家之間互動的方法、規定、安排和體制。亞洲地區秩序正在變化之中。本文探討了亞洲地區秩序的現狀和特徵，亞洲地區秩序的轉變，地區主義在重新組織亞洲地區秩序中的意義，以及中國在亞洲地區轉變中的作用。

　　什麼是地區秩序？

　　國際關係學者往往致力於世界秩序或國際秩序的研究，但很少研究地區秩序。人們經常使用地區秩序的概念，卻並沒有給出確切的定義。特別是，在多數情況下，地區秩序被當作是國際秩序的一部分，或者是局限在地區體系（體制）的國際秩序。儘管如此，關於地區秩序，還是有一些理解。例如，有的人把地區秩序定義為「特定地區內的正式或者非正式安排，以規則來規範國家間為了追求單個國家或者集體目標而進行的互動」[1]。這個定義把地區性的規則或者安排當作地區秩序本身。根據魯傑（J. G. Ruggie）的定義，秩序意味著一種關係。國際秩序意味著參與國際體系的行為體之間的關係。「秩序描述的僅僅是一種結構上的關係—— 行為體之間相互結合的方式」[2]。

　　我認為，不能把地區秩序等同於地區範圍的國際秩序。由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地區化和地區主義的發展，更不能簡單地用國際秩序的思想來理解地區秩序與國際秩序之間的關係。

　　如果承認世界上存在著不同的地區體系，而且這些地區體系內部不斷發生著變化，例如經濟上的地區化和政治上的地區主義，那麼，地區秩序就可能與國際秩序有所不同。因為地區體系內部的國家互動的方法、方式、規定、安排、體制與國際體系內部的國家互動不應該劃等號。歐洲地區體系內部的互動的這些方面已經與國際體系的同樣方面越來越不同。顯示地區秩序已經不能簡單地看作是國際秩序在地區範圍的表現。

　　由於各種因素，地區體系內部的國家之間的互動是不斷變化的，相應地，地區秩序是變化中的。變化的基本因素，人們可能首先會想到國家力量在地區範圍的此消彼長，尤其是大國的興衰。20 世紀後半葉發生的地區化和地區主義則是地區體系內部變化的最重要因素。地區化和地區主義改變了國家之間在地區範圍內互動的秩序，產生和出現了一些只適用於地區範圍的新的國際制度。也就是說，在一般的國際制度（如均勢、國際法、外交、大國作用和戰爭）之外，又增加了地區範圍的有效多邊談判，形成複雜的地區安排和地區制度。

　　因此，地區秩序應該是介於國內秩序和國際秩序之間的第三種秩序，是地區體系的聯繫和結構方式、安排。在當代，地區秩序有各種表現形式，例如軍事上的同盟體系、由各種雙邊安排組成的多邊網路，甚至地區「經濟共同體」和地區「安全共同體」。

　　目前的亞洲地區秩序

　　任何地區體系都是獨特的，亞洲體系不同於歐洲體系。那麼，到底如何認識亞洲體系的秩序呢？

　　亞洲體系的構成十分複雜。長期以來，中國和印度是亞洲體系中兩個舉足輕重的大國，其人口、幅員等加在一起是亞洲的主體。兩國都奉行「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不與區域外的世界霸權國家正式結盟，但是，中國和印度都與區域外霸權國家—— 冷戰結束後是美國，保持著複雜的經濟、政治和安全關係(1)。中國和印度之外，是一系列差別很大但卻都屬於「中小國家」類別的亞洲國家。經濟上，日本是亞洲最大的國家。其他國土狹小的國家，如韓國和新加坡，在經濟上卻是重要國家。仔細分析亞洲的國家體系，讓許多民族主義者和亞洲主義者難以接受或者不願意麵對的一個最大現實是，「域外霸權」的美國居然是亞洲體系中佔據支配地位的最重要國家。一些亞洲國家和地區（美國的盟友日本、韓國，台灣地區，澳大利亞，許多東南亞國家以及一些原蘇聯集團的國家，在部分意義上包括最近的印度），把美國在亞洲的存在當作是解決亞洲體系內在不穩定性以及平衡大國崛起（主要是中國）的根本手段。這樣一個亞洲國家體系表現為以下幾個特徵：

　　首先，亞洲不正常地、不合理地以非亞洲國家的美國為中心。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美國在亞洲構築和鞏固了一個叫做「中心和輪輻」的體系（hub and spokes system）。這裡，美國是「中心」，而參與這個體系的亞洲國家則是「輪輻」。這是關於美國與亞洲關係的根深蒂固的主流看法(2)。美國分析者從來都是把美國當作是亞洲地區的一個主要國家，且事實上是位於真正的亞洲國家之上的國家。在美國人的關於亞洲問題的文獻中，沒有哪一個不是把美國放到任何一個亞洲國家之前的。這一點似乎無需多講，因為這似乎已習以為常或者視作當然。不過，由於直率地說「美國是亞洲國家」或者「亞太國家」難以為大多數亞洲人充分接受，美國人取而代之的說法是「美國（在亞洲）的存在」。總之，美國是亞洲地區的「域外霸權」，即「外來的支配力量」。

　　其次，亞洲地區秩序的一個顯著特徵是缺少「地區結構」化。正如美國戰略家布熱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 所指出的那樣，「東亞還尚未決定其地緣政治的未來：是如同20 世紀的上半期的歐洲，還是20 世紀下半期的歐洲？」。「一系列崛起的亞洲國家威脅著該地區的穩定。該地區缺少地區安全的任何約束性的合作結構」。「今日的亞洲各國處在一個不穩定的並且在很大程度上沒有結構化的地區環境（unstructured regionalcontext）中，其中之一是缺少如今在歐洲或者拉丁美洲那樣的政治、經濟和安全合作的多邊框架。所以，亞洲既是不斷興起的經濟成功，又是社會火山和政治危險。」[3](Ｐ107)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亞洲缺少處理各種問題和管理各種關係的地區結構的一個基本原因正是美國的存在和美國按照其私利干涉、亞洲地區國際關係。亞洲國家之間的橫向聯繫不夠，許多安全問題實際上要經過華盛頓，而不是在兩個首都之間直接聯繫。這一點如同非洲。非洲任何一個國家與其前宗主國的聯繫都比兩個非洲國家之間的聯繫要強得多。這種情況只是在最近才有所改變。

　　許多人都談到了亞洲不存在歐洲那樣的多邊機制和地區安排。在亞洲，在次地區層次，經濟上的地區合作和地區組織不斷發展，例如東盟，以及「東盟加中日韓」，但它們走向「地區經濟共同體」的前景不確定；安全上的次地區合作，例如上海合作組織，只是剛起步，不很成熟，它們走向「地區安全共同體」的前景也不明朗。至於一些非常鬆散的地區間合作對話，如「亞洲合作對話」（ACD），離真正的地區合作和地區組織還相當遙遠。

　　在亞洲的地區合作和地區組織過程中，冷戰後出現了兩個所謂「開放的」地區機制。亞太經濟合作組織（APEC）與美國有關，最早由澳大利亞推動，不包括歐洲聯盟；亞洲和歐洲會議（ASEM）與歐洲聯盟有關，不包括美國和澳大利亞。性質上，這兩個地區機制都屬於跨地區主義（trans- regionalism）或者地區間主義（inter- regionalism），即地區外的全球力量介入亞洲的地區化和地區主義進程。客觀上，正是亞太經濟合作組織和亞歐會議促進了真正具有亞洲性（Asian- ness）的地區合作意識。

　　第三，與「弱」的地區結構化相反的是亞洲民族主義的繼續勃興。幾乎所有的亞洲國家，包括世界經濟第二大國日本在內，都是典型的民族主義仍然在蓬勃發展的國家。在經濟發展的同時，亞洲的軍備競賽同步進行。從這個角度看，亞洲的發展似乎不是為了人類本身的安全、發展與和平，而是為了狹隘的各自民族尊嚴和國家利益，潛藏著國家之間大衝突的可能。國家之間武裝衝突的可能性一直存在。而在歐洲，國家之間的戰爭屬於過去。亞洲之外的不少現實主義取向的戰略觀察家把亞洲比之為19 世紀的歐洲，這個隱喻並不為過(3)。

　　亞洲的大國結構正在形成，美國、日本、印度和中國，甚至俄羅斯構成這個結構的主體。中國、印度和日本是3 個正在快速崛起或者重新崛起的大國。亞洲內外，許多人的時間和精力用來研究這種21 世紀的大國崛起及其後果。對於地區和國際社會來說，這3 大國的雄心本身構成了巨大的挑戰。中印是否崛起，國際上基本上沒有太大的分歧。這可以從許多方面衡量之。例如經濟規模，中國成為製造業的「世界工廠」，而印度則成為知識和服務業（尤其是美國為基地的知識和金融產業）的重要替代生產基地。日本也是崛起的大國。許多人並沒有把日本崛起與中國和印度崛起相提並論。尤其是不少只關注中國和印度的人士，對日本的崛起相當忽視。「在亞洲其實有兩個正在崛起的國家。一個是中國，另外一個是日本。」，「美國『鼓勵』日本的崛起。」[4]其實，冷戰後，日本即提出要成為「普通國家」或者「正常國家」，後來這個建議很快成了日本的國家戰略和政策。「正常國家」意味著不僅是經濟大國，而且是政治大國，甚至是軍事大國。

　　這裡值得強調的是日本大國化的持續。「日本問題」是一個歷史性、長期性、未來性的問題。受到20 世紀在歐洲存在的「德國問題」（the Germanproblem）的啟發，筆者使用「日本問題」的概念。在東亞的地區政治中，1945 年前，日本一直是決定東亞地區和平和戰爭的關鍵因素。1945 年後，儘管日本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但直到今天，中國和朝鮮半島兩國都合理擔心日本可能再走「軍國主義」的暴力道路。二戰後，分別面對「德國問題」和「日本問題」的歐洲和亞洲，採取了不同的解決問題的方式。眾所周知，法國提出歐洲整合思想，「舒曼計劃」是困擾歐洲的戰爭問題的解決方案。德國（當時的西德）積極回應法國，法德聯合，歐洲整合啟動。從歐洲煤鋼共同體、《羅馬條約》、歐洲經濟共同體、共同貨幣歐元，一直到今天正在進行的政治一體化，歐洲範圍內的傳統戰爭與和平問題徹底解決(4)。除了戰犯問題，「日本問題」解決主要是單邊方式而非多邊的。美國佔領日本並強使日本解散財閥、土地改革、制定《和平憲法》和實行民主改革(5)。由於冷戰和朝鮮戰爭的爆發，美國決定利用日本的力量對付共產主義擴張，對日本的改造中斷，使亞洲和世界面對的「日本問題」並沒有獲得徹底解決。日本在1945年後的相當長時期，一心只發展經濟，而暫時不問（國際或者地區）政治，實際上成功地起到了迴避實質政治問題的作用。冷戰剛結束，日本就迫不及待地提出「正常國家」的目標，增加軍事力量、試圖修改其《和平憲法》，更加廣泛地介入國際維護和平和締造和平行動，作為美國的盟國重新使用武力，捲入戰爭行動中，以及試圖成為改革後的聯合國安全理事會常任理事國。在這種情況下，「日本問題」再次現實地浮現在亞洲和世界上。

　　第四，亞洲目前的地區秩序的一個特點是發展。發展是各國最重要的日程。研究亞洲的地區秩序，必須從發展的角度看問題。發展是亞洲地區秩序演變的一個關鍵因素。自20 世紀70 年代以來的亞洲發展，基本上是在民族國家框架下單一的、各自為政的發展。從東北亞到東南亞，如今是南亞，出現了一系列發展型國家（developmentalstates）。發展的「奇蹟」和「故事」到處都是。但是，這樣的發展加劇了對資源、市場的競爭和爭奪，產生了一系列新的跨國問題、地區問題。目前亞洲國際對話中談論的跨國「非傳統安全」問題（non- traditional security issues），除了全球化因素，主要就是這種發展的結果。沒有地區協調的發展必然導致發展的競爭和衝突。國家發展的差距導致了新的地區不平衡，一些國家擔心另一些國家的發展。

　　在發展主導下的亞洲，出現了一些嚴重的問題：（1）重視經濟發展，忽視社會發展，經濟增長在許多地方沒有帶來相應的社會進步。（2）以自然資源開發為基礎的發展對生態環境構成巨大的壓力。亞洲生態環境普遍惡化，發展的可持續性成為嚴重問題。（3）國家內部和國家之間的發展嚴重不平衡。日本一國的國民生產總值相當於亞洲其他國家的總和。亞洲一些人口較少的經濟體的經濟規模甚至超過一些人口大國的經濟規模。在許多亞洲國家的內部，發展不平衡是十分普遍的。中國沿海和內地的發展不平衡；印度從事高科技「外包」業務（outsourcing）的地區和依賴傳統農業的地區差別很大。

　　第五，大國關係（包括雙邊關係和三角關係），尤其是中美關係一直充滿不確定性和風險。美國把中國既當作夥伴（經濟）又當作對手甚至敵人（戰略和安全）。中國意識到與美國關係的重要性，力圖與美國維持一種建設性的合作關係，避免與美國正面衝突。值得注意的是，冷戰結束後，一些雙邊大國關係得到實質性的改善，如中印關係，而一些雙邊關係則出現了惡化的趨勢。中印俄、中印日、中俄日等「三角關係」也在發展中。而美國則普遍介入這些亞洲的雙邊關係和三角關係中。

　　亞洲地區秩序的演化與未來有的美國學者認為，亞洲地區秩序正在演化，一個多特徵和多層次的地區體系（mulitexturedand multilayered regional system） 正在亞洲出現：美國領導的聯盟體系、制度（機制）化的規範性共同體、前所未有的美中合作和複雜的地區相互依存。中國的崛起對亞洲地區秩序的未來意義重大[5](P95- 99)。

　　不管如何看待亞洲地區秩序目前和今後可能的變化，以下兩大問題將決定亞洲地區秩序的演化：

　　美國主導的「中心和輪輻」體系的全局強化和局部弱化。

　　亞洲國家主導的類似於世界其他地區那樣的地區整合（regional integration）運動的發展。

　　從冷戰結束到現在，尤其是進入21 世紀以後，上述美國為中心的亞洲秩序得到進一步強化。無論從美國方面還是日本方面看，冷戰後，美日同盟的加強是公認的事實和趨勢。美日同盟的加強就是美國中心的亞洲秩序的強化。美日關係正在上升為與「美英關係」同等重要的地位，日本成為美國在「遠東」的「英國」(6)。

　　與此同時，該「中心和輪輻」體系也出現了局部弱化的趨勢。其主要原因有：（1） 一些美國的「輪輻」國家（如日本和韓國，尤其是韓國）向美國要求更多的自主性和平等性。美國不得不重新調整這樣的雙邊同盟體系。（2）不屬於美國的「中心和輪輻」體系的中國對亞洲國家的影響越來越大。不管是競爭關係還是互補關係，中國和亞洲國家之間的經濟關係都在加深。總體看，中國的發展為多數亞洲國家的發展提供了另一種機會，中國亞洲關係是互補為主的「雙贏」關係。中國—東南亞關係、中國—韓國關係就是最好的例子。眾所周知，目標為地區整合（一體化）的亞洲合作起步比較晚，仍然處在初期發展階段，但是卻已經成為越來越多的亞洲國家對外政策議程中的大事之一。例如，東盟發起的、得到中國、日本和韓國支持的東亞「10+3」進程在貿易、金融、貨幣合作方面取得了一些進展。第一次「東亞高峰會議」將在2005 年12 月在馬來西亞舉行。除了參加東盟組織的「東亞」整合，韓國主張建立「東北亞共同體」，成為東北亞的中心國家。即使擔心中國主導亞洲合作進程的日本，也在主張「東亞共同體」，只是日本官方的「東亞共同體」概念與東盟主導國家、中國的「東亞共同體」概念存在重要的差別。日本的「東亞共同體」概念是跨地區性質的，缺少新意，完全與目前的美日同盟一致。亞洲各個次地區合作機制之間正在開展橫向聯繫、對話和合作。

　　明顯地，區域整合構成與美國中心秩序不同的另一種地區秩序選擇。如上所述，強大的美國霸權秩序的存在是亞洲地區整合的阻礙因素。但是，這個進程由於各種因素的作用，正在加快，從而不僅客觀上構成對原有霸權秩序的某種挑戰，而且有可能像歐洲聯盟那樣，經過長期的發展，塑造出一種新的亞洲地區秩序。

　　美國中心的亞洲秩序存在著一些不合理性和不正當性：

　　「輪輻」國家是美國在亞洲的「代理國家」（client states），在政治上和安全上實際上依附於美國[6]。按照「輪輻中心」體系學者的普遍觀點，「代理國家」認定美國的存在對它們是有利的。

　　亞洲國家自己不能決定和平、繁榮和秩序的命運，而交由美國決定亞洲的前途。這本身是舊的殖民主義、帝國主義和西方國家支配非西方國家的繼續。這種秩序的中心是美國而非亞洲，而美國處理亞洲事務是按照它自身而非亞洲的利益和原則進行的。美國實際上通過「中心和輪輻」體制在亞洲維持「帝國」秩序，亞洲處於從屬的地位(7)。

　　這種秩序太看重霸權國家的力量，單純從國家的角度考慮國際關係，嚴重忽略了非國家的各種社會因素，尤其是把亞洲複雜的地區進程簡單化，沒有考慮一系列的非國家行為體的作用。

　　這種美國秩序在解決問題（如所謂維持亞洲的「平衡」），也製造了新的問題。這些問題主要是亞洲國家之間的關係不是取決於它們之間的互動，而是取決於美國的戰略和政策。

　　過分依賴美國霸權的亞洲體系可能阻礙亞洲國家之間的和解和合作。長期以來，美國利用亞洲國家之間和亞洲國家內部的矛盾、糾紛和衝突謀求維持其霸權統治。

　　 「中心輪輻」體系的不斷完善鼓勵了美國的「帝國」夢想和霸權行經，使美國與不屬於這個體系的國家的關係緊張。美國的輪輻國家與非美國的輪輻國家之間的關係加深，導致前者在美國與非美國的輪輻國家的衝突情況下必然深陷「兩難困境」。

　　過去半個世紀的歷史表明，美國霸權秩序並沒有有助於解決非傳統安全問題以及諸如日本與亞洲鄰國的關係問題。這顯示了美國秩序的局限性。

　　在亞洲地區整合問題上，美國採取了如下根本態度：堅決反對「排斥美國」的地區合作進程。例如，美國反對馬來西亞在20 世紀90 年代初提出的「東亞經濟集團」；如今則擔心沒有美國的2005 年「東亞峰會」。

　　當然，在以美國為中心的地區秩序和地區主義的地區秩序之外，還有另一種地區秩序。即亞洲新崛起的某個大國取代美國的霸權角色。從現實主義理論和歐洲的歷史經驗看，似乎存在這樣的霸權交替邏輯。一些美國人正是按照這樣的邏輯擔心和指責中國，認為中國將取代美國成為或者恢復為亞洲的中心國家，中美之間為此必然爆發大的衝突。在亞洲，除了這種理論上的假設和政策上的預防外，並沒有發生崛起大國取代美國霸權的事實和趨勢。

　　如上所述，本文的觀點是，對美國為中心的亞洲秩序的最大挑戰並不是中國的崛起，而是亞洲地區整合。

　　中國與亞洲地區秩序

　　大國與國際秩序的關係一直是國際關係研究的一個重要問題(8)。大國與地區秩序的關係則更是一個重要的問題。把中國「納入」地區秩序一直是包括美國在內的許多國家的一個願望和目標。如今，中國已經全面「進入」亞洲。中國在亞洲各種地區多邊安排中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然而，中國並不是以承認、接受和加入現存亞洲地區秩序的方式成為亞洲秩序的一部分的。中國進入亞洲地區秩序是通過自己的方式的：（1）沒有挑戰霸權秩序，反而與霸權國家形成了經濟和安全上的複雜關係，並承認美國霸權在客觀上對亞洲地區秩序穩定的良性意義，但是，同時，中國指出這種地區秩序中存在的問題。在政治上和軍事上，以美國為中心的亞洲地區舊秩序一直把中國當作排斥、遏制和防範的對象，是引發中美對抗的物質基礎。（2）經濟上成為這個地區的重要部分，通過自身的經濟改革、開放和增長為亞洲國家提供了重要性越來越大的大市場。中國與亞洲具有越來越多的共同利益。（3）幾乎與所有的亞洲國家建立起正常的外交、政治、經濟、軍事和文化關係。（4）推動亞洲的多邊主義和地區主義機制的深入發展。（5）強調亞洲面對的來自全球化和地區化的非傳統挑戰，主張通過合作解決共同問題。

　　一些美國人把中國當作是美國秩序的現實和可能挑戰者。但有的美國人卻把中國定義為一個維持現狀的國家[5]。中國已被亞洲鄰國看作是一個「現狀強權」（status quo power），不再是經典現實主義中所謂的「修正主義國家」（revisionist）[7]。在這種觀點看來，「中國已經把她自己容納到美國的主導中」[8]。經濟上，中國越來越融入世界。中國需要在某種程度上接受美國的這種霸權秩序[9]。

　　筆者認為，謀求地區霸權或者取代美國成為亞洲的新霸權，不是中國的戰略和政策，所以，中國不是亞洲現存秩序的挑戰者。中國一直批評美國為中心的地區秩序的不合理性和不公正性，以及美日同盟對中國和平發展的遏制和防範，中國並不希望看到這種地區秩序的維持和繼續，所以，中國也非亞洲地區秩序的維持現狀者。那麼，中國的作用到底是什麼？本文把中國在亞洲秩序中的角色定義為：地區整合性質的亞洲秩序的推動者和領導者之一。

　　中國當然不可能簡單地承認、接受和加入「美國的秩序」（American order）。在政治上，這樣的選擇不存在正當性。不能讓世界上多數人接受一種少數人建立的秩序。中國的人口是美國的4-5 倍，亞洲人口是美國的10 倍。讓中國人和亞洲人以美國為中心，這本身與美國人主張的「民主」概念是背道而馳的。我們只能接受「全球秩序」和「地區秩序」，而不是「某國或者某國人的秩序」。中國也沒有一些「親美」的亞洲國家和美國擔心的那樣在亞洲尋求霸權，而是制定和貫徹了一種事實上的地區主義對外政策。從20 世紀90 年代後期，在經歷了對多邊主義的短暫懷疑和擔心階段後，中國很快接受、學習、歡迎和推動多邊主義。中國成為亞洲地區合作的堅定支持者和促進者。沒有中國的這個新角色，就不會有上面提到的亞洲地區秩序的轉變。

　　中國崛起並獲得其國際權力是一回事，中國如何運用這些國際權力是另一回事。對亞洲和亞洲之外的世界來說，與其說中國崛起重要，倒不如說，崛起的中國的戰略選擇和政策更重要。中國保持「和平的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和平地」與亞洲建立新的關係，推動亞洲地區整合，本身就是對那些認為中國可能與美國或者日本或者印度等在亞洲爭奪影響的最好反駁。

　　亞洲地區整合也不是回到以中國為中心的古代亞洲秩序，而是亞洲國家之間為了共同和平和共同利益，經過平等談判建立起來的框架、安排和體制。亞洲地區整合有助於亞洲國家集體面對全球化的挑戰，提高亞洲各國在全球政治和全球經濟中的地位。客觀上講，亞洲的一體化整合有助於早日使亞洲地區秩序正常化和合理化，實現亞洲的地區秩序以亞洲為中心的合理回歸(9)。中國推動地區秩序變革的主要方式是促進地區主義的發展。地區主義是管理和規範地區範圍的複雜相互聯繫、相互依存，建立新的地區秩序的最好政治途徑。

　　中國追求與亞洲地區更加緊密地相互依存，遵守共同地區規範，追求共同利益的目標。制度化的亞洲體系中的中國，即「亞洲的中國」會使中國與地區體系更加密切地相互影響和相互依存。中國將受到新的地區秩序的規範。亞洲因此不會成為「中國的亞洲」。

　　中國應該更進一步公開自己的地區主義意圖。如同法國當年以歐洲聯合解決「德國問題」一樣，中國應該明確說明，地區主義是解決各種亞洲國際關係問題的最根本、最能為各方接受的方式。地區主義進程使崛起的中國首先受到亞洲地區的規範，而地區主義進程則可能使日本與亞洲的歷史問題，日本重新武裝再次主導亞洲的問題得到解決。

　　東盟在促進東亞合作中的領導作用應該得到充分尊重和支持，但東盟的作用畢竟是有限的。為此，亞洲大國有必要承擔地區合作的實際領導責任。中國應該成為亞洲地區一體化的支柱國家之一。

　　結束語

　　為了亞洲的持久和平，為了解決亞洲發展中的問題，嚴重缺少地區結構化的亞洲非常需要新的地區秩序和地區體制。它不應該是舊的地區秩序和地區體制的簡單繼續，也不是大國霸權的交替，而應該是謀求地區整合的地區主義秩序。新的亞洲秩序主要不是排斥「非本地區國家」美國的產物，而是亞洲國家之間為解決自身的地區問題而結成的利益共同體和命運共同體。

　　美國為中心的霸權秩序是目前亞洲的現實。美國學者設想的或者美國戰略人士擔心的幾個大國構成的亞洲「多極均勢（mutlipolar balance ofpower），甚至中美兩極均勢（bipolar balance ofpower），大體上不會出現。解決亞洲問題的可行的、根本的、有效的方式不是延續和強化美國秩序，而是亞洲內部的整合。根據目前的發展勢頭，亞洲地區合作將幾乎在困難中發展。在可預見的未來，在亞洲地區層次，難以出現歐洲那樣的多元共同體，但在亞洲各個次地區層次，更深入的多邊共同體卻正在發展。目前的「東盟」和「東亞共同體」、中亞和南亞地區合作、東北亞合作等次區域合作將繼續在實踐中探索有效的合作方式。亞洲日益成為由整合化的次地區組成的地區整合網路（the web of sub- regional integration），為未來的「亞洲共同體」奠定基礎。因為美日同盟的限制，日本難以真正成為東亞地區整合的基本力量，但日本不會反對地區整合，日本也不會冒在地區整合中被邊緣化的風險。印度正在以各種方式介入東亞和中亞的地區整合進程，超越「次大陸」在亞洲發揮更廣泛的作用已經是不可避免的。

　　美國主導的、權力政治性質的亞洲秩序與亞洲多邊主導的、規範政治性質的亞洲秩序如何較量，是兼容還是衝突，將是未來亞洲地區政治和「跨太平洋關係」的首要問題。

　　中國已經通過自身的努力和亞洲國家的接納全面融入地區秩序。中國的復興以及中國追求新的與亞洲關係的方式和目標，是亞洲地區秩序轉變的焦點性、基本性因素。通過推動亞洲多邊主義和地區主義，中國在塑造以地區整合為目標的亞洲地區秩序中可以發揮重大作用。

　　注釋：

　　(1)"域外霸權"這個說法來自卡萊歐(David P.Calleo)的《歐洲的未來》一書.他在形容美國在歐洲的作用時,用了這個說法.見卡萊歐:《歐洲的未來》,馮紹雷等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8頁.

　　(2)筆者沒有看到關於美國在亞洲的"中心和輪輻"體系的更系統文字.這個概念的起源更是沒有考察.在美國現實主義者的亞洲事務學者和記者中,這個術語得到普遍使用.據說,"中心和輪輻"體系的最早發明者是俾斯麥,在同盟理論中,關於"部分一致的同盟"(overlapping alliances),就是借鑒了俾斯麥的"中心和輪輻"觀點.Josef Joffe是這個觀點的主張者，見G. John Ikenberry (ed.), America Unrivaled: The Future of the Balance of Power (Cornell Studies in Security Affair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2。澳大利亞昆士蘭大學William Tow 教授有論文「US Bilateral Security Alliances in the Asia- Pacific: Moving Beyond 』Hub and Spokes』」, Australasian Political Studies Association Conference, University of Tasmania, Hobart, 29 September- 1 October, 2003.

　　(3)例如布熱津斯基在其新著《大選擇》中就是這樣認為的,"在某些方面,今日的亞洲令人不安地想起1914年前的歐洲.這並不是說該地區註定要重演歐洲的自我毀滅的悲劇.也許亞洲將避免重蹈歐洲的覆轍,處理其內部權力對抗.但是,需要指出的是,該地區是亞穩定的--在突發性衝擊下可能導致毀滅性的連鎖反應的一種穩定狀態".See Zbigniew Brzezinski, The Choice: Global Dominance or Global Leadership, Basic Books, 2004, p. 107.

　　(4)Initially, plans for European co-operation grew out of the new relationship between France and the Federal Republic.France, three times the victim of German aggression, sought to contain Germany and to secure the market for French agricultural produce. Germany sought both political rehabilitation and a wider market for German manufactured goods.Since then successive German chancellors have vied with their French counterparts to promote often divergent visions of European unity. This option explores the history of German engagement in Europe since from the 1950s to the present.It examines the evolution of Franco-German relations and their implications for European integration. 有關"德國問題"的文獻可參見:P Alter, The German Question and Europe (2000).

　　(5)今天許多人談論美國通過佔領而改造國家的模式,計有德國模式、日本模式、阿富汗模式和伊拉克模式等.

　　(6)儘管美日不存在"文化上的接近",但"特殊的美英關係應該成為美日關係的樣板"的主張已經轉變為美國現在的對外政策.2000年10月,美國超黨派安全問題專家小組發表關於美日同盟的報告,即奈和阿米蒂奇報告(The2000 Nye/Armitage Report),主張變日本為美國在亞洲的"英國".

　　(7)關於美國是否是帝國,伊拉克戰爭後,美國學者再次對此展開爭論.爭論的結果是,一些人歡呼美國的新帝國計劃,認為這是人類在21世紀最後和最好的希望,而另一些人則反對美國重新成為帝國,因為這將成為世界擔心和世界問題的根源.見,G.John Ikenberry,"Illusions of Empire:Defining the New American Order",Foreign Affairs,March/April 2004.

　　(8)如赫德利·布爾的《無政府社會:世界政治秩序研究》的第9章專門研究這個問題.見該書中譯本,張小明譯,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3年.

　　(9)一些美國人把一些中國人主張的"亞洲人的亞洲"秩序說成是中國版本的"門羅主義".這是完全錯誤的,不值得反駁.美國完全是為了維持自己在亞洲的首要地位,而對中國妄加指責.亞洲存在著與中國並駕齊驅的大國,加上美國,亞洲國家體系十分複雜,與當年"門羅主義"在拉美的情況非常不同.中國即使真的有意在亞洲搞新的"門羅主義",也是絕對行不通的.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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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David Kerr."When regions become poles: Europe and Asia debate regional order and strategic change",Conference on China and Asian Regionalism, Shanghai, January7-8, 2005.

　　[3]Zbigniew Brzezinski.The Choice: Global Dominance or Global Leadership[M]. Basic Books, 2004.

　　[4]徐琳.美日關係與亞洲整合:日本將"重回亞洲"[EB/OL].華盛頓觀察周刊,2005/06/15,(21).http:∥www.washingtonobserver. org/infocus-sinous-061505 CN 133.cfm.[5]David Shambaugh. China Engages Asia: Reshaping the Regional Order[J].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9, No. 3(Winter 2004/05).

　　[6]G. John Ikenberry. Illusions of Empire: Defining the New American Order[J]. Foreign Affairs, March/April 2004.

　　[7]徐琳.再辯中國在亞洲的戰略角色[EB/OL].華盛頓觀察周刊 , 2005/06/15, (21).http:∥www.washingtonobserver. org/infocus-sinous-061505CN133.cfm

　　[8]G. John Ikenberry. Illusions of Empire: Defining the New American Order" [J]. Foreign Affairs, March/April 2004.

　　[9]G. John Ikenberry and Michael Mastanduno (eds).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nd the Asia-Pacific, NY: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