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認知

2011年年末至2012年5月，圍繞著「認知」這一關鍵詞，我開始了一系列隨筆的寫作，算是做了一個比較完整的閱讀總結。在這個過程中我讀到不少好書，《認知神經科學》就是其中翹楚。這本書由「認知神經科學之父」邁克爾·加扎尼加（Michael Gazzaniga）領銜編撰，是從生理、心理的角度了解認知科學的基礎著作。最近一二十年，認知神經科學的知識更新相當迅速，其他認知科學的進展正處在追趕的狀態中。比如這本書的第三版，內容就與1998年的第一版存在很大的差異。

現在看起來，與加扎尼加相比，神經生理學家約翰·埃克爾斯（John C.Eccles）在《腦的進化》一書中的見解顯得有些陳舊，畢竟他在上世紀90年代就已去世。不過，這位諾貝爾生理醫學獎的得主與哲學家卡爾·波普爾良好的合作關係值得所有追求真理的人效仿——至少它提醒人們，在自然科學與「人的科學」之間沒有天然的界限，不應人為地挖掘鴻溝，劃地自囿。以神經生理學與認知心理學為例，倒回去40年，它們基本上還是甚少交叉的兩門學科，而今天新興的認知神經科學把兩者的力量結合起來，極大地促進了人類對自身的認識。內容較新，也較通俗的是《進化的大腦》。這本書的特別之處在於，它強調了大腦非常重要的特性——可塑性。因為作者戴維·J.林登（David J.Linden）就是對神經元可塑性有專門研究的神經科學家。

心理學家丹尼爾·卡尼曼（Daniel Kahnema）是認知科學領域中另一位縱橫捭闔之士。他將心理學的成果運用於對人的決策的分析，從而深刻地改變了經濟學的面貌，並與其他學者一起開創了「行為經濟學」這一交叉學科。《思考，快與慢》一書可謂卡尼曼畢生學術的普及版，藉此我得以重溫了他在不確定狀況下人的決策方面的諸多成就。

不過，卡尼曼的主要成就不在認知的普遍規律，而在特殊機制。尤其是那些導致人類行為偏離「理性」的各種直覺。與之類似，心理學家查布里斯（Christopher Chabris）等人合著的《看不見的大猩猩》寫的也是這方面的內容。然而，心理學家吉仁澤（Gerd Gigerenzer）卻對卡尼曼等人的觀點有嚴肅的批評。他在《簡捷啟發式》、《適應性思維》等書中提出，過度強調直覺所造成的錯誤和偏差，無益於我們正確理解「理性」——既然那些直覺沒有導致人類在演化之路上萬劫不復，那麼說明認知模式在整體上仍然是合理而可靠的。再說了，我們有能力、有必要修正人類的認知模式嗎？他的答案是否定的。

心理學家保羅·艾克曼（Paul Ekman）對情感的研究也為我理解人類認知提供了新視角。他在《情緒的解析》里提出，情感是大腦中先天存在的「自動評估體系群」。換句話說，情感也是人類認知模式中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對此，神經科學家安東尼奧·達馬西奧（Antonio R Damasio）的著作《尋找斯賓諾莎》也有頗有啟發性的論述。至於它在人類社會活動中的重要作用，社會學家喬納森·特納（Jonathan H.Turner ）在《情感社會學》里有所論述。

近兩年的閱讀讓我明白，人腦並非一個神創的、單一的以及固化的思維器官。但是，要深刻地領會和運用這一觀念並不那麼容易。例如，大腦會因應外部環境的變化而出現生理的、器質的改變，這種可塑性的觀念目前看來還顯得太新穎了。儘管我們都知道，極度驚嚇可能造成精神分裂，這就是大腦可塑性的一個極端例證。然而很少有人理解，大腦可塑性具有普遍的社會意義。諾伯特·埃利亞斯（Norbert Elias）是最早意識到這一點的社會學家。他的巨著《文明的進程》自不必說，文集《論文明、權力與知識》也相當耐讀，其他幾本作品都堪稱瑰寶。比如他的遺著《莫扎特的成敗》，就不是一部單純的人物傳記，而是一段關涉個人身體與社會環境相互衝突、相互塑造的精彩案例。

與可塑性緊密相關的，大腦還具有兩大特性，一是適應性，二是競爭性。很大程度上，人類的意識（consciousness）——認知科學家更喜歡代之以「覺知」（awareness），既是因應環境長期演化的產物，也是大腦內部各種認知活動互相競爭的結果。為了理解大腦的這幾大特性，生物學家馮·貝塔朗菲（Ludwig Von Bertalanffy）的《一般系統論》、心理學家約翰·霍蘭（John H.Holland）的《隱秩序》、傑羅姆·布魯納（Jerome S. Bruner）的《故事的形成》都值得一讀。

一旦理解了大腦的這些特性，再去讀《恐懼的政治》、《恐懼的哲學》、《中世紀的思維》等社會學科的書籍就容易了許多，體察人類觀念與行動的內在關係時我也自覺透徹了不少。當我讀過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的近著《政治秩序的起源》，體會就更深一層。福山把他對政治秩序的理解建基於「人的科學」之上，這一構想我十分贊同。也許，有人會將此斥為淺薄，或者庸俗。但是，淺顯與正確並不矛盾。反之，戕害人類的，往往是深刻的謬誤。比如社會人類學家艾倫·麥克法蘭（Alan Macfarlane）寫給17歲外孫女的書信集《給莉莉的信》就做到了既淺顯又正確。

正如福山的構思，人類意識是我的考察對象，但不是我的思考核心。我了解大腦、認知、意識等事物，是為了理解習慣、規則、制度和秩序。更進一步講，是為了理解人類的行為與目的，現狀與未來。當年，經濟學家哈耶克（F.A.Hayek）試圖在生理學和心理學的基礎上建構他的自發社會秩序學說，故而1952年有《感覺的秩序》一書。可惜那時候認知科學諸領域均未成型，不然哈耶克可能對他的理論會有不少修正。起碼，像約翰·塞爾（John R.Searle）這樣深諳認知科學精要的哲學家可以助他一臂之力。尤其是《社會實在的建構》很有說服力。作者： 西閃（書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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