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師饒宗頤:潮州首富公子少年退學、19歲受聘中大、戰亂曾顛沛流離
今天(2018年2月6日)凌晨
國學大師饒宗頤去世
享年101歲
饒宗頤,1917年出生於廣東潮安。幼承家學的饒宗頤,研究範圍極廣博,涵蓋上古史、甲骨學、經學、宗教學、史學、敦煌學等十三大門類。其書畫作品更是清逸飄灑,自成一家。他曾說「做學問就是求真、求是和求正,做人也是這樣。
饒宗頤與季羨林並稱「南饒北季」;他長期潛心於學術研究,曾在香港大學和香港中文大學任教。2013年被授予「世界中國學貢獻獎」。
2008年,時年91歲的饒宗頤(右)和時年97歲的季羨林握手,民間常有「北季南饒」的說法。丁和 攝
2017年8月9日,饒宗頤先生迎來了百歲華誕,一向清心甘泊的他仍精神矍鑠,堅持每天讀書、繪畫、寫字。「辛苦待舂鋤」,正是饒先生一生筆耕不輟的寫照。
少年退學求學
14歲那年,完成潮州城南小學的學業不久,剛上中學的饒宗頤作出一個頗具勇氣的決定——退學。
出身於廣東潮州一個儒商之家的他,自幼便開始誦讀經史、文賦、詩詞。名字饒宗頤,源於父親希望他能師法宋五子之首周敦頤。
據悉,他的家族富甲一方,家學淵源更是深厚,父親饒鍔在家鄉建起了潮州最大的藏書樓「天嘯樓」。
「天嘯樓」藏書數萬冊,天資聰穎的少年饒宗頤徜徉其間,盡享閱讀之樂趣。兩位伯父喜好收藏,存有眾多碑帖、拓本及畫作,更為他習書作畫創設了有利條件。
少年時期的廣泛涉獵,為他奠定了堅實的學養基礎。1932年,父親因病溘然長逝。饒宗頤開始繼承他父親遺志,續編其尚未完成的《潮州藝文志》。自此,潮學研究與饒宗頤結下不解之緣。
饒宗頤曾在《我的家學經歷》里自述:「我家以前開有四家錢莊,在潮州是首富,按理似乎可以造就出一個玩物喪志的公子哥兒,但命里註定我要去做學問,我終於成了一個學者。我小時候十分『孤獨』,母親在我二歲時因病去世,父親一直生活在沉悶之中,但他對我的影響很大。我有五個基礎來自家學,一是家裡訓練我寫詩、填詞,還有寫駢文、散文;二是寫字畫畫;三是目錄學;四是儒、釋、道;五是乾嘉學派的治學方法。」
19歲受聘中山大學
饒宗頤是中山大學的傑出校友,與中山大學有著長達80載的學術因緣。
1935年,饒先生19歲時,應中山大學鄒魯校長之邀,受聘擔任中山大學廣東通志館專志藝文纂修。
抗日戰爭爆發後,年輕的饒宗頤在中山大學出版了《潮州藝文志》,填補了潮州藝文領域系統的著作實錄的空白,成為研究潮州歷代文獻的里程碑式著作。
1939年,在中大中文系教授詹安泰舉薦下,饒宗頤被聘為中山大學研究員。當時廣州已為日軍佔領,中山大學被迫遷往雲南澄江,饒宗頤決心前往雲南,不料途中染上瘧疾,滯留香港。
不久,香港接著淪陷,他又回到潮州,後來到了廣西無錫國專。一直到抗戰勝利,饒宗頤才回到廣東擔任省文獻委員會委員,編廣東的地方志,主要是編潮州志。
「我的學問是中山大學濡染出來的」
1979年後,饒先生多次重返中山大學,並受聘為中山大學中華文化研究中心名譽主任和中大首任榮譽教授。饒宗頤先生還一直擔任著在中山大學創刊的學術期刊《華學》的主編。
饒先生一直關心中山大學的發展,中大校園不少建築都留下了他的墨寶,比如永芳堂、陳寅恪故居匾額,以及豐盛堂內手書「芙蕖自潔、蘭若自芳」、為中山大學八十周年校慶題寫「嶺學輝光,開來繼往」。
中山大學陳寅恪故居。
2014年11月3日,中山大學將「陳寅恪獎」頒給饒宗頤先生,當時饒先生謙遜地說:「我的學問是中山大學濡染出來的,中山大學對我的一生都有影響。」
饒宗頤。
2015年4月2日,「中山大學饒宗頤研究院」掛牌成立,期頤之齡的饒宗頤教授專程自香港蒞臨廣州增城,出席揭幕典禮。出席典禮的粵港兩地專家、學者並藉此機會慶賀國學泰斗饒宗頤教授百歲華誕,原廣東省委書記吳南生撰寫巨幅壽聯:「遐齡方百歲,六合同慶春。」
香港潛心治學
香港是饒宗頤的福地。
1949年初,為了編寫《潮州志》,饒宗頤赴香港查找資料。其間,因儒商方繼仁先生挽留,饒宗頤留居香港,潛心學術研究,直至1979年9月。
在此期間,饒宗頤的研究視角得以進一步拓寬,亦有更多的機會與世界各地的學者開展交流。前往日本考證甲骨文,赴印度研究梵文,遠渡重洋去法國研究敦煌學……每到一處,饒宗頤都致力於開拓學術研究的新天地。
香港成就了饒宗頤,在這裡,他逐漸成為一名「百科全書式」學者,蜚聲國際。
饒宗頤講述:
「1949年前,因為戰亂,社會環境不穩定,我曾顛沛流離,很艱苦。所以,做學術研究,有個安定的環境很重要。新中國成立後,香港與歷史上建安時代的『荊州』相似,都為學術發展創造了相對安寧的條件,香港是個避風港,有這麼幾年的安定,很重要。
「而且香港是個開放而自由的港口城市,對學術研究者非常包容,當年香港大學中文系主任林仰山,不拘一格邀請我赴港大任教,港大給了我一份薪水,讓我做自己喜歡做的事,我的研究平台變得非常開闊,我有很多機會與各地學者交流,還可以到世界各地考察學習。」
2013年12月,香港大學將新成立的校內最崇高的學術榮銜———「桂冠學人」,頒給首位獲獎人——饒宗頤教授。
關於中國的「新經學」之夢
1978年,饒宗頤在香港退休。此時,改革開放之風開始吹拂中國大地。
闊別內地30年後,1979年9月,饒宗頤應中山大學之邀,赴廣州參加中國古文字研究會第二屆學術年會,此後與內地學者交流漸頻。
翌年,在曾憲通教授等人的陪同下,歷時3個月踏訪了14個省市,參觀了33座博物館,接觸到了大量的考古文物資料。每行一處,皆有著述。此後,饒宗頤的身影開始頻繁出現在內地學術活動之中。
饒宗頤精習法語、日語、德語、英語、印度語、伊拉克語6國語言文字。通諳外語,為他提供了打開異域文化之門的鑰匙,他自如穿行於不同文化之間,博採眾長。統計饒宗頤的創作時間可發現,他退休後發表的文章遠超於退休之前。
饒宗頤說,在他心裡,始終常存著一個關於中國的「新經學」之夢。「我們不要辜負地下的寶物和考古學家的恩惠。」他堅信,二十一世紀將是中國踏上「文藝復興」的時代。
饒宗頤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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