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維迎：大使館裡的中英關係

　　2012年7月24日下午，中國企業傢俱樂部代表團成員剛從劍橋風塵僕僕到了倫敦，就馬不停蹄地去中國駐英使館參加劉曉明大使的招待晚宴。晚宴上，經劉大使的介紹，我們得知駐英使館是近代中國在外國建立的第一個使館，現在的大使館所在地也就是中國在海外最早的資產。這第一個使館的建立也是一個偶然因素導致的。據說，1875年英國傳教士馬嘉理在雲南被當地人殺害，英國政府除了要求清政府賠款外，還要求派大臣來倫敦向英國女王當面道歉，清政府出於面子考慮，決定派郭嵩燾以成立領事館的名義順便「道歉」，因為他向來以懂洋務著稱。次年郭嵩燾來到英國，成為首任出使英國欽差大臣，之後又兼出使法國欽差大臣。現在大使館的所在地仍然是當年郭嵩燾從英國政府處租來的，租期是999年，剛剛過去136年。使館二樓還擺放著郭嵩燾當年帶來的玉石鑲的屏風，據說是使館的鎮館之寶。

　　在駐英期間，郭嵩燾參觀了各地的工廠、學校和政府機構，深感震撼，發出「西洋政教、製造，無不出於學」的驚呼。他把使英途中的所見所聞寫成《使西紀程》，向清政府大力介紹外國先進的管理概念和政治措施，建議清政府效仿，改革中國的體制。但上任不過兩年，因與保守的副使劉錫鴻發生衝突，後來又受到翰林院編修何金壽的彈劾，指責其「有二心於英國，想對英國稱臣」，郭嵩燾憤然辭職，1879年與繼任公使曾紀澤辦理完交接事務後，黯然回國，稱病回籍。

　　劉曉明大使講的中國駐英使館的故事使我不由想到中英關係史上更早的故事。

　　1792年，英國國王喬治三世以向乾隆皇帝祝壽為名，派馬戛爾尼勛爵率團訪問中國，目的是與清政府進行外交談判，擴展英國對中國的貿易和交流。英國當然希望獲取一些特權，因為當時的中國，通商仍然是一種特權，沒有政府的允許不行。

　　經過近10個月的旅程，馬戛爾尼終於來到了中國。1793年9月8日，馬戛爾尼使團一行到達乾隆皇帝的熱河行宮。雖然在覲見乾隆帝之前，曾因覲見禮儀問題雙方發生爭執，但乾隆帝對第一個英國朝貢使團因為仰慕他的天朝並前來恭賀他的壽辰，還是感到非常欣慰，馬戛爾尼一行受到殷勤的接待。隨後，馬戛爾尼以英王陛下的名義呈交了一份照會，並要和珅轉呈乾隆帝。照會要求派使臣駐北京並擴大通商；要求將貿易擴展到寧波、舟山和天津；准許英商像以前俄商一樣，在北京設立商館；將舟山附近一處海島讓給英人居住和收存貨物；在黃埔附近的長洲島建築一所醫院，供水手療養等。對這些要求，乾隆帝在給英王的兩道敕諭中一一駁回。他認為英王派使臣駐京既屬無益，且與清朝體制不符。他把允許西方各國來華貿易說成是「天朝」的一種，『恩惠』因為「天朝無所不有」，根本用不著與他國交易。馬戛爾尼在北京及承德待了一個半月的時間，一無所獲，被「優雅」地打發走了。

　　從國際法的標準看，英國當年提出的這些要求即使不能說全盡合理，也不能說很過分。至少，英國人想在北京設個辦事處，想擴大貿易區，沒有什麼過分吧？

　　人們通常認為，歷史是不能假設的。但如果不做假設，我們很難理解歷史。

　　近代中國的歷史總是與英國分不開。事實上，中國近代史從1840年中英鴉片戰爭開始，已是一個公認的標準。1997年中國從英國手中收回香港的主權，被認為是雪洗了中國的百年恥辱。但設想一下：如果清朝政府當年能以平等的主權國而非「藩屬」對待英國，認真研究一下馬戛爾尼的要求，與其談判達成一個對等的協議，同意英國在北京設立辦事處，開放幾個口岸，同時也要求在倫敦設立一個中國辦事處(而不是等到1876年)，鼓勵中國商人去英國做生意，鴉片戰爭也許根本不會發生，之後的中國歷史乃至世界的歷史就可能完全不同了。

　　我們經常把當時的西方國家稱作「列強」，既指他們的強大，也指他們是強盜。確實，中國的大門就是被這些「強盜」用「堅船利炮」打開的。但就我理解，這些列強最初來到中國還是希望按照市場的邏輯從事商貿和交流，並沒有想用強盜的邏輯征服中國。如果當時中國的當權者能理解市場的邏輯，順應全球化的大趨勢，主動開放門戶，改革體制，再有一個合適的外交戰略，中國不僅不需要割地賠款，而且完全有希望與列強平起平坐，如日本經歷所顯示的那樣。但我們拒絕了市場的邏輯，最後被強盜的邏輯征服了。由此，我們有了現在所知道的這200年的中國歷史。

　　回顧歷史，目的是啟發我們更理性地思考未來。強盜邏輯的思維方式有助於激發我們的愛國熱情，但只有市場邏輯的思維方式才有助於全人類的幸福！

　　（2012年7月28日寫於訪英途中，作者系中國企業傢俱樂部顧問、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經濟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