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禪的興起與禪僧生活方式有關

文字禪的興起與禪僧生活方式有關

禪宗文字禪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唐代,但是它形成與公案之學相聯繫的穩定形式,成為頗具影響力的禪學潮流,則是從北宋開始。

在禪宗歷史上,文字禪所引發的論爭激烈、持久,超過其他任何一種成體系的禪學思潮。支持者認為它有助於明心見性,有助於修行解脫;反對者則認為它與佛心祖意隔膜,徒增煩惱障礙。總的說來,沒有文字禪的興起和發展,也就沒有禪宗在宋代的巨變,也就使禪僧失去了與士大夫溝通的重要渠道。

一、文字禪的產生原因

所謂「文字禪」,是指通過學習和研究禪宗經典而把握禪理的禪學形式。它以通過語言文字習禪、教禪,通過語言文字衡量迷悟和得道深淺為特徵。作為宋代文字禪的主導方面,它的產生和發展始終與運用公案結合在一起。公案受到禪宗界的重視,並且逐步成為教禪和學禪的基本資料,又是與中唐開始的禪僧生活方式和修行方式的變革相聯繫的。

當馬祖道一(709~788)和石頭希遷(700~790)分別在江西、湖南建立禪宗兩大中心基地的時候,或因經濟困難,或因尋訪名師,或因建立聯繫,禪僧們往往到處流動。因此,禪宗界逐漸興起「行腳參禪」之風。生活方式的改變隨即引起修行方式的改變,修習禪法已經不再僅僅是個人的靜坐默究,對禪境的體驗也不再僅僅限於修習者個人不可言傳的感受,逐漸演變成師徒之間或師友之間的相互討論、啟迪和勘驗。行腳參禪的僧人每到一處叢林,往往與拜訪的禪師相互問答,若言語不契則離開,到別的地方另找禪師;若彼此言語默契,相互理解、認可,便住下來。師徒之間或師友之間的這種交流禪學見解和體驗的相互酬對,實際上也就是教禪和學禪的過程。

禪學問答使用的是一種特殊的語言,被稱為「機語」,多是一些含蓄、隱晦或答非所問的語句。有時雙方見面並不說話,而是用推、打、踏、喝等方式表示。諸如此類的參禪方式和手段,統稱為「機鋒棒喝」。機鋒棒喝的盛行與禪僧生活方式和修行方式的變化有直接關係,然而,禪僧們之所以採用這種禪學方式,則與禪宗的基本理論密切相關。慧能南宗認為,自心佛性是超言離相的,即不能用邏輯思維完全把握,不能用語言文字確切描述。對禪境的體驗,對自心佛性的證悟,只能靠自己的親身實踐。因此,行機鋒施棒喝,只不過要表達本質上無法表達的東西,只不過要啟發禪者去自證自悟。

到了唐末五代,機鋒棒喝在禪林達到了鼎盛時期,這種原本是為修行悟道、解脫成佛而推出的一種方便施設或權宜手段,逐漸成為明心見性的重要途徑。禪師們的此類禪學言行,經過輾轉流傳而被弟子們記錄下來,稱為「語錄」、「入道機緣」。其中一些著名禪師的言行獨具特色,還被專門提出來,作為判定是非、衡量迷悟的準則,被稱為「公案」。

到了北宋初年,不僅禪僧把語錄作為教禪和習禪的重要資料,士大夫也格外予以重視,這一點從楊億裁定《景德傳燈錄》所確定的原則上就可以看出來。他認為,《燈錄》應該以記載歷代禪師啟悟學人的機語為主,應該不同於僧傳。「自非啟投針之玄趣,馳激電之迅機,開示妙明之真心,祖述苦空之深理,即何以契傳燈之喻,施刮膜之功?若乃但述感應之徵符,專敘參游之轍跡,此已標於僧史,亦奚取於禪詮?」(楊億:《景德傳燈錄序》,《大正藏》卷五一)

經過這樣修改了的《燈錄》,由於刪去了禪僧史傳的大部,變成了主要是禪師的語錄集錦,從而失去了歷史感;壓縮了禪宗的信仰和神異,著重於機鋒禪理,削弱了禪宗的宗教性;對禪語加強文字潤色,顯得文采飛揚,失去了它們在下層流傳中的淳樸。正是這樣的禪宗新典籍,既成為禪僧教禪和學禪的教材,又最大程度地適應士大夫的口味,逐漸有取代傳統佛教經典的趨勢。

最早把「公案」一詞引入禪門的是唐末僧人黃檗希運。它原本指官府判決是非的案例,禪宗借用它來專指前代祖師的言行範例。為了適應教禪和學禪的需要,禪師們開創了研究公案的多種形式。總的說來,對待語錄公案的不同態度、不同認識以及由此產生的不同研究方法,在宋代形成了不同的禪學形式。所謂「文字禪」,只是其中的一種。宋代文字禪發展的一個突出特點,就是其主流始終與公案研究緊密結合在一起。

與唐末五代相比,兩宋社會相對穩定,王朝的宗教政策比較寬鬆,佛教的寺院經濟由此得到平穩發展。這就為禪宗的領袖人物走出農耕山林,進住通都大邑或名山勝地的大寺院創造了條件;為他們放下鋤頭,拿起筆桿提供了可能。文字禪的發展,正是禪師們在研究舊經典的基礎上創造新經典的過程。宋代是產生禪宗典籍的黃金時期,其數量之龐大、種類之齊全,不僅超過唐五代,而且也為後代所不及。在兩宋社會的大背景下,山林曠野的質樸禪風在禪宗主流階層身上逐漸消退,都市書齋的浮華禪風卻日益濃重。這不僅在佛教內部為文字禪的發展奠定了群眾基礎,也成為吸引士人的新禪風。

宋代士大夫「喜禪」,是促動文字禪興盛的強大社會力量。宋王朝出於削弱和分散官僚權力的考慮,機構設置臃腫膨脹,人浮於事,加上任用和罷黜隨意,提拔的多,需要安置的更多,從而造成了歷史上少見的在職加賦閑的官僚階層。而官場變換,宦海沉浮,都促使士大夫從禪中尋找精神寄託。士大夫經世多作兩手準備,幾乎成了兩宋文武官僚的共性。宋人羅大經說:「士豈能長守山林,長親蓑笠?但居市朝軒冕時,要使山林蓑笠之念不忘,乃為勝耳。……荊公(王安石)拜相之日,題詩壁間曰:霜松雪竹鐘山寺,投老歸歟寄此生。……山谷(黃庭堅)云:佩玉而心若枯木,立朝而意在東山。」(《鶴林玉露》丙編卷五)

在當時,士大夫精神上退隱的最好去處,莫過於禪了。另外,宋代士人一般從科舉入仕,文化修養良好,鑽研和創造禪宗典籍對他們有特殊的吸引力。許多重要語錄、燈錄的編定和修改,都有士大夫的參與。宋代士人樂於為名僧語錄作序,猶如唐代文人樂於為禪師高僧撰寫碑銘一樣。在兩宋時期,文人們支持文字禪的力度,要遠遠大於他們支持其他禪法的力度。

二、文字禪的理論依據

禪宗從產生之日起,就帶有鮮明的個性特徵,它貶抑傳統經典,輕蔑文字語言,摒棄知性思維,強調直觀體驗。如果說菩提達摩的「藉教悟宗」(《續高僧傳·菩提達摩傳》,《大正藏》卷五十)把文字經典作為證悟的手段,那麼,慧能的「本性自有般若之智,自用智慧觀照,不假文字」(敦煌本《壇經》第28節),就有著改變菩提達摩初衷的傾向,確定了禪宗對待文字語言態度的基調。根據《祖堂集》記載,懷讓(677~744)去見慧能,慧能劈頭就問:「什麼物與摩來?」懷讓回答:「說似一物即不中」(《祖堂集》卷三)。此句答語很有影響,說明禪僧普遍認可了語言對於描述禪境體驗的局限性。但是,這種語言的局限性在唐末五代曾一度被絕對化,出現了呵佛罵祖、非經毀教的極端言行。很顯然,文字禪的發展絕對不能建立在這樣的理論基礎上。

在宋代禪宗史上,從不同角度論證文字禪合理性的人很多,包括為推動文字禪發展做出巨大貢獻的善昭、重顯和克勤,都有這方面的言論。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善昭和慧洪。

按照善昭的說法,古代禪師的言行是「隨機利物」,學者因之而「各人解悟」。所以,禪師以文字語言示禪,學徒通過文字語言解悟,文字語言成了禪可「示」可「悟」的中介。參究古人語錄公案,等於悟解禪的真諦,故亦名「參玄」。這種從古人語錄上把握禪理的主張,同沙門義學從三藏經論中把握佛理的作法,沒有什麼原則區別,都是把言教看成是第一位的。然而,善昭特別把禪學與義學進行了區別:

夫參玄大士,與義學不同,頓開一性之門,直出萬機之路;心明則言垂展示,智達則語必投機;了萬法於一言,截眾流於四海。

毫無疑問,默照禪與看話禪在修行方法、指導思想等方面存在許多差別,但是它們在強調修禪的心理體驗方面,則是完全一致的,儘管它們要求體驗的具體禪境有不同。與文字禪相比較,這兩種禪法注重直觀體驗的「證悟」,即注重宗教的心理體驗;文字禪則注重知性思維的「解悟」,即注重通過學習經典而達到的認識轉變。實際上,作為整體的禪學,這兩個方面是相互補充的,拋棄任何一個方面,或者用一方取代另一方,都失之偏頗,既不利於禪僧的個人修行,也有礙於佛教的降發展。當時許多有影響的禪師都認識到了這一點,力倡默照禪和看話禪的正覺與宗杲也不例外。

作者:魏道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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