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瓶梅中的哲學意味

我們在批判明代理學對人的正當生活欲求無情遏制時，不能把人的縱慾行為說成是積極的、進步的、合理的，否則，就等於是從理論到實踐上否定了我們自己作為人的價值。強調個性的解放，褒揚愛情自由和婚姻幸福，不能等同於頌揚娼妓和一夫多妻行為以及違反自然規律和社會倫理的行為。否則，悖論的價值觀不僅毫無意義，而且會使新的文學和新的文明陷入到一個新的否定怪圈之中，難以作出合理的解釋，不利於人自身合乎規律的發展。　　道德觀是社會倫理意識，實際上是人生觀、價值觀的體現。人生觀、價值觀又取決於人的行為的根本指導思想的世界觀或者說哲學觀。社會的道德說教不僅要依靠一定的社會倫理準則，而且更要以哲學思想作為基礎。　　《金瓶梅詞話》成書時間約為嘉靖末年至萬曆初年。故事所寫的空間乃為當時商業經濟和市民階層最為發展的中國東部運河一帶。故事所反映的現實，或者說道德說教所批判的對象，是十分活躍的商鎮河埠中的商人市民階層構成的商業小社會反傳統道德的觀念、行為，說明當時在商品經濟迅速發展的地區，傳統的倫理道德體系受到了極大的衝擊，而新的能夠規範人們行為倫理道德體系還沒有建樹起來。從目前研究的成果來看，《金瓶梅詞話》中說教的道德標準的構成主要是作為大眾行為準則的明代理學中若干訓條和融道、佛二教善惡觀、因果報應等為內容的民間宗教意識以及民眾的生活經驗。作者的這種選擇，自有自己的哲學基礎。　　一是儒家的中庸之道，中和節慾觀，寡慾以養心。　　從《金瓶梅詞話》的道德說教主旨看，西門慶、潘金蓮這類人都壞在人慾上，而且是過分的貪慾。「富與貴，人之所慕也，鮮有不至於淫者；哀與怨，人之所惡也，鮮有不至於傷者。」「譬如房中之事，人皆好之，人皆惡之。人非堯舜聖賢，鮮不為所耽。」但應是「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欣欣子序)不可似「金蓮以奸死，瓶兒以孽死，春梅以淫死」，「奉勸世人，勿為西門之後車可也。」(東吳弄珠客序)這正是《中庸》中所謂的「中和」節慾觀的具體運用:「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儒家不同意禁慾。「食色，性也。」「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但強調用倫理規範來約束人的男女關係及其各種欲求，同時又使這種約束作為一種修養來促進人的道德的完善。「養心莫善於寡慾。其為人也寡慾，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其為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孟子·盡心下》)寡慾存善，多欲失善，養心在於存養善性，當要寡慾。　　二是道家的「道法自然」，寡慾以保身、養生、養親、盡年。　　對於人的種種慾望持什麼態度，在先秦諸子中已有不同的看法。《老子》提倡「無知無欲」，原因不複雜，「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是以聖人為腹不為目，故去彼取此。」(十二章)所以「不上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盜；不見可欲，使心不亂。聖人治: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常使民無知無欲。」(三章)老子這種愚民不知以達到無欲的哲學，是過於理智了，大概在當時「雞犬相聞，老死不相往來」的現實中就行不通，到後來經濟發展了，社會進步了，就更行不通了。但是其中說到物慾的緣起和節慾在社會倫理中的意義以及「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二十五章)的終歸自然的思想卻是啟發了其他的哲學家，並極大地影響了後人。《金瓶梅詞話》中也就有了不少「寬性寬懷過幾年，人死人生在眼前；隨高隨下隨緣過，或長或短莫埋怨；自有自無休嘆息，家貧家富總由天；平生衣祿隨緣度，一日清閑一日仙。」之類的說教。(第49回)　　與老子同，莊子主張寡慾，主張回歸自然；與老子不同，莊子把寡慾同貴生、養生結合起來。莊子追求他的「逍遙遊」，期待的是有涯之生命獲得無涯之逍遙。但他同時也深知「以有涯隨無涯，殆已」，所以講求保身、全生、養親、盡年(《莊子·養生主第三》)。莊子認為人生有涯，實質上是肯定人的自然屬性，所以其保身、全生、養親、盡年論的就是自然之身的保養，這與儒家寡慾以獲得道德的完善不同。「夫富者，若身疾作，多積財而不得盡用，其為形也亦外也。夫貴者，夜以繼日，思慮善否，其為形也亦疏矣……今俗之所為與其所樂，吾又未知樂之果樂邪？果不樂邪？」(《至樂第十八》)輕欲重生，止欲而貴生。莊子的這些思想，對後人的影響非常大，《金瓶梅詞話》的作者也不例外。生命的內涵是什麼？後來者有不同的看法，追求生命的自由逍遙當然大有人在，把貴生髮展成為養生，甚至發展成為養生之術的也大有人在，但對廣大民眾來說，主要還是健康保命。《金瓶梅詞話》的《四季詞》宣揚的就是寡慾養生的境界，而書中不少的說教是重在尋求健康保命的目標上。　　三是楊朱一派適(節)欲順生觀。　　楊朱之學認為人慾與人的生命存亡密切相關，有關觀點主要保存在《呂氏春秋》的《貴生》、《重己》、《情慾》等篇中。「凡生之長也，順之也。使生不順者，欲也。故聖人必先適欲。」(重己)「適欲」就是「節慾」。「聖人深慮天下，莫貴於生。夫耳目鼻口，生之役也。耳雖欲聲，目雖欲色，鼻雖欲芳香，口雖欲滋味，害於生則止。」「所謂全生者，六欲皆得其宜也。」(貴生)「天生人而使有貪有欲，欲有情，情有節。聖人修節以止欲，故不過行其情也。故耳之欲五聲，目之欲五色，口之欲五味，情也。此三者，貴賤愚智賢不肖，欲之若一。雖神農黃帝，其與桀紂同。聖人之所以異者，得其情也。由貴生動，則得其情矣。不由貴生動，則失其情矣。此二者，死生存亡之本也。」(情慾)這裡認為貪心與欲情也是人天生的，無論是誰，要生存，就要節制自己天生就有的這種貪心和欲情。聖人修節止欲得到的就是不過節之情，於是得以生存；而未能得生存者是因為不能修節止欲，失去了不過節之情，也就是放縱了自己的欲。「俗主虧情，故每動為亡敗。耳不可贍，目不可厭，口不可滿，身盡府種，筋骨沈滯，血脈壅塞，九竅寥寥，曲失其宜。雖有彭祖，猶不能為也。」(情慾)人慾與人之生存的利害關係，解釋了作為自然的人與自然規律之間的關係，合乎自然之理，也易為人們所接受。所以，也成為後來包括中醫診治預防由貪慾而引起的疾病在內的各種說法的思想基礎。(孫思邈《千金寶要》卷六有:「快情縱慾，極意房中，稍至年長，腎氣虛竭，百病滋生。」孫思邈《備急千金要方》卷二七《養性序》有:「恣其情慾，則命同朝露也。」)《金瓶梅詞話》在說教中勸人們節慾的指導思想當然與此有關。　　這就是《金瓶梅詞話》道德說教的哲學基礎，了解中國傳統哲學的人也都知道，這些哲學基礎又是中國哲學的傳統命題。

金瓶梅哲學意味的反思

　　《金瓶梅詞話》不是一部哲學著作，但其道德說教以中國哲學的傳統命題作為自己的基礎。《金瓶梅詞話》的道德說教目的不僅在於維繫或彌補或重建被經濟社會衝擊了的傳統的倫理道德體系，而且還在於關注人，關注人自身的命運。所以，這部作品才會具有超越時空的美學魅力和哲學內涵。　　一是處理生命與慾望之間關係的合理性。　　《金瓶梅詞話》的作者面對著的世界不僅是一個由於理性壓抑而扭曲了人性的現實，更是一個由於經濟發展而膨脹了的慾望發泄的現實，傳統的倫理秩序受到了衝擊，傳統的道德規範也失去了曾有過的約束人心人行的力量。所以作者總是強調生命和慾望之間關係的辯證說法，反貪酒貪色貪財使氣以節慾，節慾以保身，以達到生命與慾望的和諧。　　無論是誰，都不可能生就一副可以承受任何慾望摧殘的金剛之身，人的肉體的形成、成長、死亡，是自然的規律。人不僅生命有涯，而且肉體的承受力也有限。人的慾望是意識活動，不僅無涯，而且會不斷膨脹。以有涯、有限的自然生命之體去抗爭無涯、無限的慾望追求，必然導致肉體的崩潰。若要阻止這種崩潰，就必須把無涯、無限的慾望追求限制為有涯、有限的慾望實現。節慾、寡慾的意義正在於此。生命與慾望之間關係的合理性，就是合乎自然規律性。《金瓶梅詞話》在敷演第一號人物西門慶的一生時所從事的道德說教，正是要說明這麼一種人生觀、價值觀。批西門慶毒害人命，占人妻女，腐蝕官吏，得財枉法，還是屬於表層次的道德批判，深層次的批判在於他對自身的自毀，他那難以抑制的縱慾在破壞社會倫理的同時，也在消耗他自己。他要求胡僧給他那百十粒春藥丸如同他以肉體生命為賭注的籌碼，以縱慾來消耗自己生命的賭博，每一次都是失敗的，用去一粒春藥，就是失去一個籌碼，最後必然葯盡命喪。作者為了強調這一點，對西門慶臨死時的慘狀作了突出的渲染。我們應該客觀地肯定這種死對生命與慾望關係作出的合理的解釋。因為這種解釋在「封建社會」和「封建社會」前前後後，在西門慶、東門慶、南門慶、北門慶身上都是合乎事物的普遍規律性因而具有積極意義。　　二是肯定人與自然之間關係的和諧性。　　人與自然之間關係和諧地發展，是人類社會永恆的哲學命題。人與自然的和諧，不僅是人與動物世界、植物世界，與山地河流、海洋極地之間符合自然規律的共生共存，也是社會的人與自然的人、慾望的人與肉體的人之間合乎規律的生存與發展。人本身就有自然屬性，人就是自然中的一員，人應該通過自己的理智控制自己超越自然之體的承受限度的欲求行為，實現良好的健康生存。尤其是在一種束縛人的自由發展、完全扼殺人的自然欲求的時代行將結束，而新的倫理道德尚未成熟之時，人的慾望在財富與權力的支持下，必定會無忌無憚地噴湧出來，人與自然和諧的命題就更為重要，肯定人的生活欲求與自然生命的和諧就具有了現實的意義。四百年前的明代社會，不可能有我們今天這樣對人與自然和諧發展深刻的認識，但是《金瓶梅詞話》道德說教提出來的問題和對人們的告誡，正是在闡釋自然的人與社會的人之間應有的和諧關係，儘管書中的節慾觀帶有濃厚的傳統道德色彩，但節慾並不是禁慾，道德說教不等於扼殺人的天性。我們不否認明清時期以官方理學為武器的道德說教對人的生存與發展的束縛，具有壓抑人性解放和個性發展的弊病，但是針對一個在金錢、權力和肉慾的支配下人可以失去理性的時代，不能把人應有的自我約束和社會應有的理性都看做是封建的枷鎖。　　強調享受生活的權利，是現代觀念，以此觀念去批判中世紀西方的禁欲主義和東方的以維繫天命綱常為目的的明代禁慾理學是對的、進步的。但即使在現代社會，享受生活的權利也並不等於無節制的縱慾。恰恰相反，享受生活更重在對生命的珍重。因此，我們在批判明代理學對人的正當生活欲求無情遏制時，不能把人的縱慾行為說成是積極的、進步的、合理的，否則，就等於是從理論到實踐上否定了我們自己作為人的價值。強調個性的解放，褒揚愛情自由和婚姻幸福，不能等同於頌揚娼妓和一夫多妻行為以及違反自然規律和社會倫理的行為。否則，悖論的價值觀不僅毫無意義，而且會使新的文學和新的文明陷入到一個新的否定怪圈之中，難以作出合理的解釋，不利於人自身合乎規律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