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書法經典 (6--10)

中國書法經典：六、三家門下轉輪來

青藤雪個遠凡胎，

老缶衰年別有才。

我欲九原為走狗，

三家門下轉輪來。

——齊白石

此詩的音韻基本和諧，沒有過多的驚人之處。然則，自己要作走狗，就不同凡響了。讓我們產生了一探究竟的慾望。齊白石向來不會對人客氣，據黃永玉先生說，周恩來到齊白石家裡看望他，他還大模大樣，人都走了他還不知道是誰來看他。畢加索見了他的畫冊，也還連連稱道。我看過他的書法集子，上面有許多拒絕畫畫的啟事和索要潤格類的條子。出言不遜，有時候近似惱火，見了他的不會客氣。那些啟事和條子像是鋒利的鋼鋸在木頭上穿梭，更似新磨的刨子在木板上舞動，不時捲起刨花，我們外行人看上去也會覺得這師傅技藝高超。他的這首小詩，像沒有考證他接待大人物的具體情景一樣，我沒有對原始出處作過考訂。但很顯然，這是首頂禮膜拜的詩。與齊白石的一貫作風截然相反，他會如此地拜倒在別人腳下而不惜自稱走狗，那麼，他崇拜的人該是多麼了不得呢！

老人白石給人的印象總是個老人，似乎從來也沒有年輕過。我們上口就得稱呼他為白石老人，一個受人尊敬的畫家。這個老人很可愛，可愛處在於他的真純，這真純又至老不衰，到了牙齒大規模脫落以後還會直勾勾看漂亮女人而不諱言女人的漂亮惹人喜歡。看他的蝦，就感嘆，他是怎麼畫出來的呢！其實，他的書法也是機杼自出，通乎法而放言自家，一派生機。難怪這個沒有受過正規教育的畫家那麼受國內外愛戴，眾口一詞給予那麼高的評價。

他會膜拜誰？

一、長堤路滑生愁絕——徐渭（公元1521-1593）

徐渭字文長，號天池道人，青藤道士等等，浙江紹興人。可見，齊白石的所謂青藤就是他了。與晚明書法四家董其昌、邢侗、張瑞圖、米萬鐘的活動年代屬於同一時期。在他仙逝前後，書法大家黃道周、倪元璐、王鐸先後出生。

因徐渭創作了雜劇《四聲猿》和大量書法，成就了不朽的名聲。齊白石之所以崇拜徐渭，多半在於徐渭創寫意花鳥畫。就影響而言，他當然首先是畫家。可是，他自稱：「吾書第一，詩二文三畫四。」以書法自詡，放在諸多成就的第一位。

各種版本的書法書籍中，選取他的行草書《七言律詩》居多，就是詩首「春園細雨暮泱泱」那幅書法。這幅作品一片狼藉，像是天公發狠，將一把韭菜擲落於荒郊野外，永遠也不會再有人理睬它，總之，根本不是我們通常理解的書法。《中國草書經典》一書，獨具慧眼，收入了他的《春風剪雨宵成雪》的一部分，這是草書長卷。和《春園》比起來，就和諧多了。韻律如交響樂，起伏壯觀。大部分字跡可以辨認，點畫清晰。可仍舊是行列不明顯，草、行也不嚴格，書學所謂的「雨加雪」。書法不在常規，一看就知道，寫字這人肯定也不正常。袁宏道稱他：「不論書法而論書神。誠八法之散聖，字林之俠客也。」

這話從何說起呢！

有明一代，書法成就斐然。初期有宋克、宋璲、宋廣為三宋說，論成就宋克最大。接著，二沈的出現成就了書風婉麗的台閣體，這功勞要歸於沈度、沈粲兄弟中的哥哥沈度了。著名的永樂大鐘洋洋25萬字，像是一時間完成的一樣規矩諧和。筆筆自足，字字自足，行行自足，整篇均勻筆畫卻變化不大，且沒有強烈的個性，猶如印刷品。在印刷術尚沒有那麼發達的古代，這的確讓人曾經驚嘆過。雖然《明史·文苑傳》稱「度書以婉麗勝，粲書以遒逸勝」，可是，失卻個性與性情，失卻了更多的文化內涵，難以包容書法該有的蘊藉，僅僅外在美，讓人生出甜膩的感覺，也就不希奇了。對書壇的影響是久遠的，也是惡劣的。

到吳門三家之祝允明、文徵明、王寵的出現，才有意識打破台閣體的藩籬。然則，打破歸打破，卻仍然留有餘緒，這在晚明諸家中亦然，執牛耳者董其昌尤其精到。直到徐渭的出現，人們意識到，他真的是卓然鶴立了。

說了一大圈兒，其實，徐渭壓根兒就沒有想在書畫上有什麼造就。

這有點開玩笑的味道，歷史往往與我們開大玩笑。

像中國古代所有負有使命感的知識分子一樣，徐渭也經歷了艱苦的寒窗生涯。「渭少嗜讀書，志頗閎博」。從20歲至41歲，八次應科舉考試，均名落孫山。想那徐渭，「六歲受《大學》，日誦千言，九歲成文，便能發衍章句。」何以八次趕考，痴心不改，所為何來？建功立業，成就不朽的功名。那功名是什麼，官宦乎？偉業乎？這孔老夫子，這立身、立功、立業的教導還真是永遠的規範。科舉考試，能中舉的畢竟是少數，像如今的博士一樣，並不普遍。

我常常想，這紹興人是否都這樣倔強，不達到目的決不罷休，蔡元培、魯迅、秋瑾……

輔佐君王這條路看來是走不通了，38歲時，機遇來了。有時候機遇也是災難，就看你怎麼處置了。人生有很多的十字路口，在那緊要關頭，走錯一步，貽害終生，走對了，就會將你的才能揮灑，從而獲得生機。

浙江巡撫胡宗憲肩負一項重大的任務，現在叫作抗日，明朝叫作抗倭。這倭寇與日寇同樣的兇殘，不得不予以重視。徐渭當時為幕僚，及近于軍師的角色。徐渭之策劃，使得胡宗憲屢建奇功。

天有不測風雲，胡宗憲因事下獄。徐渭縱然有偉業之志，建功之策，卻沒有狡詐之術。以他的為人，他不會投奔更得勢的權要。倔強的性格終於導致精神分裂以至發狂，他在精神分裂的痊癒與發作間苦苦掙扎了20餘年。在苦苦的掙扎中，書畫創作安慰了他早已經受傷的心靈，安撫他度過痛苦的生活，成了支撐他活下去的理由。

我設想，假如他不去趕考八次，假如他不去胡宗憲那裡當幕僚，從年輕的時候起就寄情於書畫，會不會成為一代宗師呢？到底說，人有沒有註定的命運呢？假如終究是假如，假如是那樣，也未必有今天的徐渭。晚年的徐渭，在山水間遊盪，浪跡於齊魯燕趙，他的傑作都是在這時期產生的。

書法這東西太消磨人，太費時間；由於構成書法的對象太簡單，也因此學起來太複雜。太容易看出優劣來，也太不容易分出高下來。用的時間可以很短，寫一幅字頃刻而就，寫好一件偉大的作品可能要用一生的全部經歷。這樣就會明白，為什麼有人追求一生，卻從來也沒有入門過。為什麼達到筆筆自足，字字自足，整篇卻不能自足。正如木偶，鼻子、眼睛、嘴巴等五官選擇最好的，再配以無可挑剔的臉龐和飄飄之發的髮髻，仍舊是木偶。其舞動之節拍，其騷人之情態，終歸是缺乏血肉和個性。

看徐渭的《春風剪雨》，你才會明白，什麼叫作解放你手中的筆，什麼叫作個性，什麼叫作筆墨情懷。「點畫信手煩推求」，蘇東坡真是體會到家了。書法由點畫構成，就那麼簡單。可是，它的複雜在於要融入更多的文化內涵，融入更多的人生體驗。據說妓女盛行的年代，有嗑瓜籽技藝超群的，一個瓜籽扔進嘴裡，嘎蹦一聲，就會將籽米射到客人嘴裡，並不沾自家的嘴，完全靠氣流。技藝高超，又有什麼意義呢？也只是技藝而已。

「工夫在詩外」，這耳邊常常縈繞的辭彙被人們誤解了。說到底，琴棋之類，哪怕是更多的輔助門類，終究不是產生大作品的必備科目。李白也好，杜甫也好，當然不是靠著平仄，靠著韻律寫出偉大傑出作品的，也決不是因為他們的詩外的輔助所能成就。而生命的質量，才是出大作的詩外之工夫。生命體驗的豐厚，會激發內在的創造力，這前提是具備內在的創造力才可以激發。否則，今天坐龍椅，明日階下囚，再輔以窮困潦倒舉家食粥，也是白搭。

精神分裂導致誤殺妻子，徐渭因而住了七年監獄。出獄之後，已經是53歲的年紀了，才開始真正意義上的書畫創作，直至73歲卒年。他把每幅作品都看成是自己的孩子，甚至就是他自己。不到萬不得已，他不會賣字畫，不像現在的書畫家，以賣而自譽而為榮。

徐渭的書法，枝葉紛披，完全不顧及很多的書法技法的禁忌。巨壁壓頂的氣勢，暴風驟雨的氣息，狂放恣肆的氣概，實在是常人難以為繼，難以駕馭。鄭板橋花五十金購得徐渭石榴一枝，刻閑章一枚云：青藤門下走狗。齊白石云：恨不生三百年前，為「青藤磨墨理紙」。徐渭自己有詩云：「春雨（風）剪雨宵成雪，長堤路滑生愁絕。」情景赫然，誰能說不是他人生體驗的寫照呢！

一生的不幸造就了徐渭，據說當道權貴求一字而不可得。他在忿忿不平中度過了晚年凄慘而痛苦的時光，寄情於筆墨，在書畫中尋找解脫。題《螃蟹》詩說：「稻熟江村蟹正肥，雙螯如戟挺青泥。若教紙上翻身看，應見團團董卓臍。」董卓曾經一度成為東漢末年的實際統治者，他可以廢立皇帝，甚至殺戮皇帝。將螃蟹比喻奸暴的董卓，是徐渭的高超的想像力。在他彌留之際，已經知道此生「南腔北調人歸去，東倒西歪屋竅冥」的悲慘結局，可他怎麼也不會想到，他的卓絕的創造力，會在幾百年後「言自公」了，大師級的人物那麼崇拜他。

徐渭曾經作《畸譜》，自敘一生的經歷。在他的家鄉紹興有很多關於他的民間故事，說他聰明過人；也有惡作劇和猥褻的故事，作弄人、放蕩、風流。家鄉的人們胸懷是寬廣的。儘管這些民間故事對他的形象有所損傷，可是流傳這些故事，不是在臭擺他，而是在傳誦他。

他的性格是癲狂的，他的瘋癲在日常生活中時刻都要發作。據說他多次自殺，自有一聯云：樂難頓段，得樂時零碎樂些；苦無盡頭，遇苦處休言苦極。

誤殺妻子被友人所救，出獄以後住在恩人張元忭家附近，以報恩德，但張以禮法來要求他，久之，心不樂，竟大言：「吾殺人當死，頸一茹刃爾，今乃碎磔吾肉。」遂病又發，不辭而別。

他在胡宗憲處也曾經代作賀嚴閣老生日啟，歌頌嚴嵩「施澤久而國脈延，積德深而天心悅」 ，其實他在政治上是個糊塗蟲，並不是個明辨是非的「良臣」。他的人格是有重大缺陷的，是不可饒恕的。

若說徐渭這人，當他的朋友，他不會領情，你會覺得很難受；當他的同僚，你會受到無端的傷害；當他的家人，隨時都有斃命的危險。若是和他生活在同一個時代，你就離他遠點吧。我們所能做的，就是欣賞他的藝術，那些奇特的、散發一種涌動力的絕世傑作吧！

二、無聊笑哭漫流傳——朱耷（1626-1705）

字如其人是誰先提出來的，已經難以考訂。由此演化了字不如其人，或者不一定如其人，則是可以考訂的。持論者可以舉例說明，找到立論的根據。比如秦檜、比如蔡京，再比如趙佶。奸臣者如秦檜，殺了民族英雄岳飛，奸相蔡京本來可以進入宋書法四大家的，也被蔡襄所取代。如宋徽宗所創之瘦金體，影響久遠。可是，他是個亡國之君，不受人愛戴。

凡事皆有例外，說工夫在詩外，馬上就有例證否定他。但是，例外不等於真理。奸相昏君的確可以將字寫得「不惡」，賢輔明主的字也不一定就可以進入書法狀態。實際上，像理解「工夫在詩外」就是輔以琴棋書畫一樣片面膚淺。「字如其人」說的是書法與書法家的生活軌跡緊密相連，與他的遭際以及社會影響難以剝離，與他的性格難以大相徑庭，與他的審美追求保持了良好的呼應。

徐渭是這樣，朱耷也是這樣。

山陰布衣徐渭宏志旦旦，要立功立身，這也屬正常，所謂將相本無種，明朝到我家。百姓總是懷有美好，或者出人頭地的願望。徐渭的遭際，是人生的十字路口，在選擇上的慌張，帶來的是難以自主，難以把握命運。不是你做得好不好，與個人作為並沒有太大的關係，就有了諸多遭際。往往是個人的遭遇帶來的觸動，作用於事物，更有切膚之痛。然則，在改朝換代之際，就不僅僅是十字路口那麼簡單了。實際上，那根本不是人生的十字路口，而是峭壁懸崖。

崇禎十七年，李自成攻克北京，崇禎皇帝自縊煤山；次年四月，滿清兵破揚州，屠城三日。雖然一年前馬士英擁立朱由崧在南京稱帝，而今倉促逃命，無可逆轉的是一個王朝結束了，換了另一個王朝統治了。

倪元璐在得知崇禎已經自縊的消息後，在自己的家鄉浙江上虞自殺；大書法家王鐸的另一個朋友兼同事黃道周破指以鮮血寫下「綱常萬古，節義千秋，天地知我，家人無憂」十六大字，從容就義。錢謙益、王鐸則率文武百官投降了。有人給王鐸出道道，他無法隱逸山林，因為他官大，也太出名。如果不失節而有點氣節的話，如果他晚節可保的話，如果他活得像個人的話，就一條道可走，面對懸崖峭壁——跳下去。

公元1644年，進入了留髮不留頭的時期，朱耷18歲。

對於廣大民眾來說，用電影蒙太奇的手法，我們將鏡頭切到清朝末年，當民國軍隊割豬尾巴辮子的時候，也有寧可留辮子不留頭的。歷史就是這樣，你說荒唐也好，你說感情也罷，就會上演很多的悖論。

現在，寧可留髮也不留頭，堅決不剃髮，堅決不留辮子的民眾很快就發現，是政府換了，改朝換代了。國家並沒有到外國去，這新來的政府不是倭寇。

於百姓來說，國家與政府的概念不那麼界限分明，民眾不是靠概念生活的。正德、萬曆以後，國家滿目瘡痍，到了崇禎年代，不斷的內訌終至國力衰弱。戰爭給民眾造成的驚恐，造成的家破人亡，造成的民不聊生，讓人早已經膩歪了。祈望和平，祈望安定的社會生活，這當然是最廣大國民的意願。順治、康熙朝，國家安定下來，國民已經徹底承認這個政府了，已經成為大清的國民了。然則，朱姓氏的皇親國戚，遺老遺少，仍然不能接受皇權旁落。反清復明，將國家從愛新覺羅氏手中奪將回來讓它重新姓朱，仍然是朱氏家族的夢想。

朱耷本是大明朝寧王朱權的後裔，籍貫在江西南昌。

當明王朝的喪鐘緩緩敲響的時候，當龍旗飄蕩散發著示威的意味的時候，當國民已經剃髮留辮子的時候，有個不到二十歲的青年，也剃了發，但是，他沒有留辮子，而是剃度了，當了和尚，他就是我們的主人公朱耷。

對於尚未進入社會的一介書生，在改朝換代之際，他不會有什麼作為。但是，明王朝的覆沒之痛，卻伴隨他的一生。由於祖父和父親都對詩文繪畫有所造就，他耳濡目染，也將自己的情懷寄託於此。

他從來也沒有給滿清權貴畫過一草一花，而民眾所要，則有求必應。

要說利用漢字寄寓憤懣，其巧妙，構思費神，莫過於朱耷了。看他的號吧：雪個，個山，一個山，個山驢，人屋，良月等。篇首的小詩中的青藤是徐渭，第二位雪個就是朱耷了。但是，他的號最著名的莫過於「八大山人」了，那號如雷貫耳。

八大山人——這的確是個響亮的號。

《清史稿·朱耷傳》說：其書畫題款「八大」二字每連綴，「山人」二字亦然，類「哭」類「笑」，意蓋有在。

面對現實，哭笑不得，還是又哭又笑。正德、萬曆也好，崇禎也罷，哪個皇帝是有出息有作為的皇帝呢？可是，就算是這樣，那也是朱家的天下，江山也是朱家的江山，所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為這樣的皇帝祭奠，為這樣的皇帝堅守著氣節，堅守著節操，終歸有多少價值呢？然而，他所受的教育告訴他，他必須這樣，不然的話，他就是趙孟頫了，就會永遠遭受世代有氣節的人們指責了。

在八大山人的書法作品中，有一幅作品簽有個「龜」字形的字，據說可以翻譯成「三月十九日」，那是崇禎皇帝在煤山自縊的日子。

還有一幅書法作品，附著在八大山人之後又有個奇怪的「一個山」圖形，被人們稱之為「履形印」。普遍認為，這個山指的是明朝的山，明朝的江山。我仔細看過，覺得那其實是個顛倒日月順序的「明」字，來自於篆書的啟發。用心之良苦，真是無以復言。

他就這麼玩著，又哭又笑地玩著。看著世人，看著權貴，看著新的勾心鬥角，看著新的爭權奪利，我猜想，他心裡一定在說：傻×！我玩我的，就是不理睬你們。

如果僅僅是這樣，齊白石也不會那麼尊崇他，他在書畫史上的地位也不會那麼高。說到底，這種表達心中的不平伎倆，還屬於雕蟲小技。他必定在書畫上有過人之處，過人之舉，獨到的創造，與人不同之處，才會給人以啟迪，給人以懷戀。

八大山人有一幅書法是《禹王碑文》，通篇筆畫變化不大。一般說來，書法技法講究血肉骨氣筋等等，通俗說，筆畫變化是最為要緊的。然則，這幅書法令人驚詫，它幾乎失去了書法所有該講究的規則。像是現在的簽字筆所書，淡墨不說，筆畫粗細圓如鋼絲，看上去結體還有點彆扭。就我個人的興趣而言，我並不喜歡這樣的書法。但是，八大山人在書法史上的地位，讓我不得不再行觀摩。於是，我見了他的行書佳作《程頤動》以及《西洲春薄醉》，真是應了「運筆盡於精熟，規矩寄於胸襟」的話。我則想，如果僅僅是這樣，還不能使他流傳千古，隨著時間的演進而名氣越來越大。因為運筆精熟者隨處可見，那寫字匠們比誰都有功夫；規矩寄於胸襟也並不多難，有點成就的當代書家也不缺乏。到底是什麼原因讓八大山人赫赫有名，而地位遠比那寫五體皆善的書家地位顯要呢？

黃庭堅有詩云：「世人盡學蘭亭面，欲換凡骨無金丹。誰知洛下楊瘋子，下筆便到烏絲闌。」這楊瘋子，就是五代時期的楊凝式，詩中所讚揚的就是著名法書《韭花帖》，而「善移部位」是楊凝式書法結體的最大創舉。八大山人的字，幾乎無視書法的觀念。「以欹反正」普遍認可，並成為美學規範。他求欹並達到「不穩」，才是創舉，「既知險絕，復歸平正」的千古金丹也不予理睬。其實，他是太懂得書法的法了，才敢於辭法。正如要辭去總統職務，或者其它職務，先決條件是你得有那個可辭的職務，否則，豈不是笑話。

步入八大山人的藝術堂奧，你就會覺得到了青山綠水之間。翠微環繞，山之頂有佛寺。遊仙尋異者寥寥，或者獨自在其間。沒有法的喧鬧，沒有規矩的呼喚，只有信步任由之。超然出塵之感籠罩在周圍，切莫喧嘩，細語也無，將那塵世的浮土抖擻乾淨，內心的濁氣在吐納間清除乾淨，一片清虛之間了悟了，竟忘卻了俗世的一三五七九。

他還是他的心態，我玩我的，就是不理睬你們。我寫我的，誰願意一輩子被「法」所困厄，你就在牢籠里呆著吧！八大山人是書法「不穩」的濫觴，而繼承這衣缽者，就是後來的沈曾植。王伯敏在說到八大山人的畫時說：「徐渭奔放而能收，八大嚴整而能放；他的用墨……乾擦而能滋潤明潔。」

八大山人的內心是矛盾的，他用哭笑來界定他的境況。他以書畫，以他的禿筆，出色地平定內心的矛盾。他以書法的不穩，達到了整體的穩實。留給後人的，是不俗的遊離與散淡，還有那些獨創的藝術，世人豈能不懷戀呢！

三、獨立一鷗飢看天——吳昌碩（1844-1927）

不肖說，齊白石崇拜的第三位人物老缶就是吳昌碩了。

最初吳昌碩給我的印象，才華橫溢、古怪、思路詫異、執著、蕭灑。這印象多半來自他的書作與律詩，有一少半來自他的名字。吳昌碩就很好記憶，也讓人生出一些模糊的感想。他原名吳俊、俊卿。吳昌碩是他的字，到了晚年才以字行

在古代諸多的書法家中，我最喜歡他的書法。就因為一看就喜歡，所以才搜集有關他的所有信息和資料，當然包括他的各種版本的集子。我在杭州的一條文化街上，見了他的一幅高仿。就是「少時狂被酒，玩月西湖邊」那首詩。問了價錢，也還有千八百，只好拍照。也有朋友知道我喜歡吳昌碩的書法，見了也購來送給我。《二十世紀書法經典·吳昌碩卷》，是他的專集，已經翻得破爛不堪了。我在上面看見了他的照片，原來是個其貌不揚的人，不夠偉岸、不夠魁梧、不夠瀟洒，就是普普通通的小老頭，一個再普通不過的人。惟有天庭飽滿，地額方圓，兩目迷霧一般，讓人覺得這人的腦子裡蘊藏著極其豐富的礦藏。

吳昌碩與徐渭不一樣，與朱耷也大相徑庭。他不像徐渭那樣，有那麼強烈的輔佐君王的慾望，有那樣激烈的人生。他也不像朱耷那樣，從貴族富裕豪華的生活中一下就跌落到民間。他壓根就是百姓，一個不太普通的百姓。

父親吳辛甲中過舉人，名取知縣，但不為官，在耕讀吟詠和篆刻中度日，家境雖然不富裕，也還給了少年的吳昌碩一個比較安定的生活。吳昌碩的篆刻就有了童子功，磨石奏刀，一生也沒有懈怠過。

天有不測風雲，在吳昌碩17歲那年，本已聘妻，尚未大婚，清軍尾隨太平軍殺將而來，一家人在喪亂中被衝散。他有一幅書法作品，自作詩一首云：「庚申骨肉飄零歡，辛亥乾坤慟哭過……」在79歲那年，依然還對他的遭際銘刻在心。

隻身流亡的吳昌碩孤苦伶仃，長期靠野果、山藥、樹皮充饑，由於缺乏食鹽，渾身浮腫。這次的兵禍，安吉縣鄣吳村四千餘口，只剩下二十五人。他的母親和未婚妻先後病故，哥哥和弟弟先後病歿，幼妹死於飢謹。吳家十一口人，就剩下他和父親了。他和父親開荒種地，勉強度日。日子是清苦的，生活是艱難的。即使是這樣，他的饑渴其實已經不僅僅是物質生活了。不僅僅是物質的短缺，衣食無著。吳昌碩更需要儲備知識，以道的精神對待技藝，激發他的創造力。

難怪他署名「大聾」的一幅畫作里，有他自己的題款，詩云：「葉葉草色春風前，渡頭老屋圍雞田，牛羊鼓腹犬高卧，獨立一鷗飢看天。」

這是怎麼樣的一隻鷗呢——照詩的直接解釋，首先得有草色與春風，薄田幾畝或者幾分；然後，牛啊、羊的各有姿態；這就可以畫那所謂的「鷗」了。錯！這樣理解吳昌碩你就會大錯特錯。

面對這樣的一幅作品，我在丁亥年良月端詳了良久。沒有青草與春風，沒有田野的阡陌交通更沒有一寸土地；沒有壯牛也沒有瘦牛，羊毛也見不到，高卧的家犬只能靠想像。背景是一片空白，單腳獨立，站著一隻鷗。鷗的中心地帶，白色的空間與周圍形成了對比。頭下有三個黑點，換個角度看，就是一張大白臉，瞪著黑洞洞的兩隻眼睛。

孤苦伶仃的一隻鷗——蓬頭垢面嗎？不是。因為鷗的垢面是覓食，蓬頭是發情。素麵的，頭部是整潔的。然而，它的羽毛則是昏黑的一片，獨立在近似灰白背景的幕布之下，我們就體味到了一種特別的味道——對於人群來說，人類社會的背景是巨大的，不可知的命運是廣闊的。人人都像天涯孤旅，你想結伴而行，你就得在沒有路標的背景下尋找你的坐標。

好在它一隻腳著地，喙是縮回來的，讓人生出的感覺是它要覓食，它要行走。

這顯然不是一幅以家庭境遇為題材的寫實主義作品，而是他一生經歷的大寫意。

肉體的飢謹會使人難以忍受，知識的飢謹則會使人愚昧。二十九歲與施酒夫人結婚以後，便正式開始了他尋師訪友的遊歷遊學生涯。他是幸運的，遊學生涯中，他先後認識了許多名家大家，亦師亦友——吳大澂、愈樾、任伯年這三家對他的影響最大。在《中國書法博物館》那套書里，收錄了愈樾的《隸書屏》，書法厚重，隸書全不類常人，自家的面目極其特別。愈樾是浙江德清人，曾在道光三十年任編修，在咸豐年間任河南學政。同治六年到杭州「詁經精舍」，在此講學達三十年之久，是一位訓詁學大師。吳大澂的官職比愈樾要大得多，並且是一位文武兼備的奇才。他的學問並不在愈樾之下，只是從事的門類不盡相同而已。他們的共同點，都不是以書法為要義的。換句話說，沒有拿書法當回事。逾越最為傾心的是訓詁學，吳大澂研究金（石）文，金文書法「變爛漫為整飭，化班駁為光潔」，書法的書卷氣撲面而來。

徐渭、趙之謙同為紹興人，他們的同鄉任伯年與吳昌碩的友誼最為深厚。

吳昌碩52歲那年，任伯年辭世，他作輓聯云：「北苑千秋人，漢石隋泥同不朽；西風兩行淚，水痕墨氣失知音。」心況傷甚，友誼再難續緣。36歲認識任伯年，當時還不敢拿出畫作。在任伯年的鼓勵下，勉強一畫，任伯年就說，將來他的畫名要大震。任伯年給他多次作過肖像畫，《飢看天圖》、《蕉陰納涼圖》、《酸寒蔚像》等。

生計依然是吳昌碩不得不面臨的問題，總得活下去。他的仕途慾望從來也沒有強烈過，可是，要活命，這也不是從來就不動心的事。一次在鄉紳的鼓勵下考秀才，39歲時，經友人推薦，為縣丞小吏。他自作詩云：「胡為二十載，常被飢來驅。」《飢看天圖》說的就是他當時的景況，老師兼朋友畫像的這種同情與詩歌的自嘲，真是「解嘲還得拜先生了」。中間還有一段故事：51歲時，中日甲午戰爭爆發，他像徐渭一樣，也曾經抗日，與吳大澂在山海關抵禦日寇。56歲經人推舉，任江蘇安東知縣，不善於應酬的吳昌碩在給百姓打了一口井之後，便辭職而去，僅僅一個月。應了10年前任伯年給他所作《酸寒尉像》的情景，其形象慘淡，幾分無奈，幾分寒酸，幾分凄苦。絕意仕途，也是在這一時期，那真的是徹底了。

古來稀之年，吳昌碩生活上的「飢看天」才終於結束，住在了上海吉慶里923號。他在晚年曾經有一幅國畫《籃菊圖》，題款詩云：「籬畔黃花摘未稀，一筐盛露勝瓊琚。何時煮得霜螯熟，對酒無煩讀漢書。」

求知的饑渴至老不衰，才是他成為一代大師的先決因素。

這當是他一生所津津樂道的事情，也是他要求的境界。

從小時候起，他就對技藝格外的用功。然而他沒有成為一個書匠，沒有成為一個刻字的師傅，沒有成為一個酸腐的詩人，沒有僅僅成為一個靠賣畫為生的藝人。他在書法界，尤其是他的獵碣文，幾乎是現代難以逾越的峰顛，名列「現代書法十大家」之首；他的篆刻，是古往今來最有表現力的美學風範；他不以詩人名世，然則，他一生從小到老都在推敲詩句。他的所有繪畫題款和書法作品的詩歌，無一例外都是他自己創作，就我們目力所見，還沒有發現抄錄別人的作品。他的繪畫，與徐渭一樣，比他的書法名氣還大。詩、書、畫、篆刻，稱之為四絕。

吳昌碩有幅畫名為《觀景圖》，乃是他八十所作。照常理說，這時候的吳昌碩已經名滿天下，東瀛名家多次造訪，還派弟子學習。他已經可以自開師派，可是，他那種「飢看天」的精神依然如故。這幅畫自題款云：「老缶吳昌碩學石濤癸亥冬年八十一。」已經「大聾」的吳昌碩還在學習鑽研繪畫的一種氣勢，造就一種「神力」。齊白石題詞說：「見畫而知下拜者，萬人中不過一二耳……此老今年八十一矣，此幅猶題字學石濤。」

齊白石見識的確超乎常人——何謂「老缶衰年別有才」呢？他看到了吳昌碩大器晚成的經典之作，無可遏止的佩服。不錯，繪畫如此，書法也不例外。在吳昌碩的書法中，70歲以後的作品，下筆更加猛力，彷彿鐵戟磨沙。

因此，我考察了吳昌碩早期的書法作品，想知道他衰年成功的源流。早期作品一般署名吳俊，俊卿，苦鐵等等，也有署名昌碩的。後期——成熟期的作品，一般都會署名「安吉吳昌碩」，並且還要書寫年歲與年款。

其實，吳昌碩早期書法作品，已經顯露出不俗的書法形態。只是結構還比較散亂、也還有失勢的狀態。內斂的功夫較之後期作品，顯然不夠整飭。個人的風格還不明顯，難以有較大的衝擊力。然而，他的不俗，他的可塑性是顯而易見的。俗與不俗，是成為書法家還是書匠的內在潛質中的根本條件。

他是怎樣從一個書法愛好者到一個大師的呢？或許，天下第四行書——《怡園會琴記》透漏了他成為一代大師的信息。

這是他寫得比較規矩的一幅書法作品，行書，幾乎無錯厄。

我曾經寫過《經典的魅力》一文，對王羲之的《蘭亭敘》、顏真卿的《祭侄稿》、蘇軾的《黃州寒食詩》作過描述。這三部作品，或者說三幅法書，之所以成為經典，都有幾個共同的要素。書法要有獨創性，個人風格明顯；書法有意味，給人以蘊藉；文化內涵豐富，技近於道。

經典法書之所以是經典，我想，除了書法的標誌性準則外，作為法書，它的展擴力也是不容忽視的。除了上述三大行書作品外，還有很多例子。毫無疑問，它們還具備美文的要素。比如《書譜》，後人不僅僅要臨摹書法，還對內容津津樂道，成為認識書法的法寶。書法的文字內容與法書相映成輝。

《怡園會琴記》就具備這些所有的要素，他的書法之美，個人風格之明顯，書法本身的豐富，在中國書法史上，都是不可多得的。文章記錄的是西泠印社一段佳話，說是「葉君璋伯會琴於茲，列敘時賢，得四十有八……同聲相應，千里逢迎，殆亘古未有。」會琴「豈惟是拂絲操縵，能各奏雲而哉。所謂聲依永律，和聲者集數十家之長，以證一心之得，即吾之心得。」

在經歷了漫長的摸索，在吸收了諸如徐渭、朱耷等等大家之所長，證了他的一家心得，才有了衰年的吳昌碩，一代大師。

書法創作向來要經歷一個過程——我無心，沒有認識；到我有心，心到手不到；乃至心到手到——心不到手到，這個過程是漫長的。到了心手兩忘，一派渾成，就是出神入化了。

難怪齊白石這樣頌揚三家，原是不俗。

中國書法經典：七、池魚思故淵

一代巨匠趙孟頫

本文為《中國書法經典》的第七篇修訂稿，將由百花文藝出版社出版。

一

公元1279年3月19日，對於欲罷不能的趙宋王朝來說，是個世界末日般的日子。慘烈的新會崖門海戰使得宋元兩朝之間辦理了交接手續；元軍以其兇猛的攻勢擊潰了由兩千多艘戰艦組成的南宋護駕軍，迫使丞相陸秀夫背負少帝投海自盡。據史料記載：後宮諸臣，從死者甚眾，海上浮屍者十餘萬人。

那場海戰，無論對於歷史學家，還是政治家乃至文學家，都不能輕鬆地一筆帶過；更何況是當事者，宋、元兩朝的文武百官，皇室親族。是的，當元帝國獎賞有功將領舉杯歡宴的時候，當蒙元貴族以各種方式舉行歷史性大典的時候，卻還有另一群人，沮喪地躲在各地，心懷忐忑，在等待不測的命運像魔鬼一樣降臨。這就是歷史，就是人類親手創造的歷史。人民史也好，英雄史也罷，總歸產生了兩群相互對立、相互轉換命運的人。無論如何，歷史又翻開了新的一頁，趙宋王朝覆亡了，蒙元帝國的太陽升起在這塊被血浸透了的土地上空。時間老人悄悄地走了七年，即公元1286年，有二三十人的一隊人馬，離開江南魚米之鄉，朝元大都北京方向緩緩而行。看上去，這群人和普通官員的出使與歸朝並沒有太大的區別，他們一定是普通的穿戴，有如百姓一樣普通的情緒。然而，這的確不是一群普通的官員，他們中的一個人，不單與老百姓不一樣，也與其中任何一個人都不一樣，這個人就是趙孟頫。

趙孟頫（公元1252-1322年），字子昂，號松雪道人，浙江吳興人。宋太祖第四子秦王德芳之後，宋太祖十一世孫。幼聰敏，讀書過目成誦，為文操筆立就。十四歲，用父蔭補官，試中吏部銓法，調真州司戶參軍。宋亡，家居，益自力於學。

徐復觀在其《中國藝術精神》中說：「趙松雪當宋亡的時候，還是二十多歲的青年。從餘蔭下曹，身當夷狄巨變，恢復既無可言，他唯一可走的路，便是入山歸隱。」徐復觀說得不錯，應該說，身為元統治者政敵的後裔，歸隱山林，自是一條保全性命和名聲的路子，即所謂「閑吟淵明詩，靜學右軍字。」然而，不幸的是，趙孟頫早歲為才名所累，行台御史程鉅夫奉詔搜訪江南遺逸，得二十餘人，以趙孟頫為首選。

中國書法文化史上最有爭議的人物，莫過於趙孟頫。

實在說，趙孟頫的確是一位大書法家。據元史記載：「孟頫所著，有《尚書注》；有《琴原》、《樂原》……詩文清邃奇逸，讀之使人有飄飄出塵之想，篆、籀、分、隸、真、行、草書，無不冠絕古今，遂以書名天下。天竺有僧，數萬里來求其書歸，國中寶之。其畫山水、木石、花竹、人馬、尤精緻。前史官楊載稱孟頫之才頗為書畫所掩，知其書畫者不知其文章，知其文章者不知其經濟之學。」近人馬宗霍也說：「元之有趙吳興，亦猶晉之右軍，唐之魯公，皆所謂主壇坫者。」將趙孟頫一下子提到了元代的峰巔地位。

貶刺者認為，趙孟頫以大宋皇室而仕元，大節有失，「遂大薄其為人，痛惡其書淺俗」，這是清代著名書法家傅山說的。他還說，「作字先作人，人奇字自古。綱常叛周孔，筆墨不可補。」「學問不正，遂流輕靈一流。」李東陽云：「至對元世祖曰，往事已非那可說，且將忠直報皇元。則掃地盡矣，其畫為人所題者有曰，前代王孫今閣老，只畫天閑八尺龍。有曰，兩岸青山多少地，豈無十畝種瓜田。至江心正好看明月，卻抱琵琶過別船，則亦幾乎罵矣。」

趙孟頫除了歸隱山林，或者出仕外，是否還有其他的路可供選擇，他還有沒有過正常生活的可能性。因了他有王孫的身份，他的抉擇已非富貴與貧賤的問題了。傅山貶刺趙孟頫，當然是有資格的。康熙十七年，清廷開博學鴻詞科。此時的情形與程鉅夫下江南搜尋遺逸差不多，也是改朝換代的當口。地方官迫使傅山赴京應試，傅山稱疾不從。官吏竟命人舁其床而行。至京，見午門，淚涔涔下，抵死不應試。

初看上去，趙孟頫被選中，與傅山被看中，都在改朝換代之際，都是前朝遺留下來的名人，沒什麼不同。其實，這裡有大不相同，趙孟頫是天生的元朝「政敵」，而傅山不是。

士可殺不可辱！

這是中國古代有氣節的知識分子特有的人文精神。當我們吟唱「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時候，當我們重讀「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昆倉」的時候，不能不為烈士的豪氣而動容。

歷史的遭遇、事件、人物總有相似之處，而決非有絕對的相同。

「紈絝不餓死，儒冠多誤身。」老杜在經歷了一系列的人事滄桑之後，悟出了這樣一個道理。無論是李白，還是蔡邕，他們於社會，更多的是「儒冠」精神，而非紈絝習氣。趙孟頫的心底，趙孟頫的修養，亦非紈絝子弟所能修鍊出來的。因此，無論他自己怎樣選擇，歸隱山林也好，仕元也罷，還是拒絕「搜尋」，最終的結果都會以「儒冠」誤身，而不能正常的像平常人一樣生活。從文化的角度、人生的角度來看趙孟頫仕元，對於他，無論如何是一次生與死的選擇，這種選擇的局限性很大，應該說，他別無選擇。

這讓我想起另一件表面看來與趙孟頫不相類比的事件，但，在我看來，從「文化精神」上去分析，是一脈相通的。事件發生在民國時期：韓復榘主豫時河南大學生罷課、鬧風潮。韓復榘傳見校長，這位校長略為爭辯，韓大怒，讓校長跪下。河南大學校長動用了那句話：「士可殺不可辱！」韓復榘便道：「我殺你！」

韓復榘乃軍閥習氣頗濃的人，你以為他真不敢當著眾人的面「成全」了你呢？人們深知其厲害，有兩人強拉校長跪下，才免一死。梁實秋先生在轉述這個事件的時候，沒有詳細描述那位校長跪下以後的情形，只說到「才免一死」就戛然而止了，卻恰恰給我們留下了想像的空間。那位校長並非不明白「士可殺不可辱」的真正含義，也並非不明白跪下便是被侮辱了，但他還是跪下了。

趙孟頫當時與其他二三十人上路了，在他上路之前，是否說過不上路的話，或者稱疾不從，史無記載。雖然沒有強拉他的動作，程鉅夫卻有「強拉」他的上方寶劍，因為他不是自發地來搜尋逸民的，而是奉詔行事。這時強拉並沒有減弱陣勢，因為趙孟頫與生俱來的「政敵」身份是不容許他有違於奉旨的「欽差大臣」之命的。

二

如果不是大宋王朝遭到滅頂之災從此一去不復返，也許，趙孟頫會在平緩的升遷中實現他的夢想，以一個王孫的身份度過他安然平靜的一生。因為，沒有任何資料顯示趙孟頫性格中有不宜在宦海中生存的佐證，比如過分剛烈、倔犟，比如「阿斗」式的無能無知又無主心骨。或許，他也不會在書畫藝術上煥發那麼燦爛的光輝，因為自從大宋以降，各體書法都已達到峰巔，超越峰巔已經極其困難，宋代蘇東坡、黃庭堅、米南宮、蔡君謨四大家雖然天分極高，卻也無力跨越頂峰。更何況宋末出現的種種政治危機、經濟危機在阻礙文化的發展。

然而，改朝換代的巨浪將趙孟頫打入水中，又從水中捲起。驚魂未定的年輕的趙孟頫，並非「至江心正好看明月」，因為大宋的天早已毀滅，大宋的江心早已成了死水。隨之而來的是蒙元王朝那條巨輪在退潮之後的水面隱隱地前行。趙孟頫被動地、幾乎是別無選擇地上了那條「別船」，卻並沒有抱著大宋的琵琶。

我非王孫，又未經歷過改朝換代，無法真切體味趙孟頫上了「別船」的真實感受。所有的評判于思想的抒發全部來自於史料乃至文藝論著，甚至是主觀臆測。

據《元史》記載：孟頫才氣英邁，神采煥發，如神仙中人。世祖頗之喜，使坐右丞葉李上。或言孟頫宋室子，不宜使近左右，帝不聽。時方立尚書省，命孟頫草詔頒天下，帝覽之，喜曰：「得朕心之所欲言者矣。」

看來，趙孟頫深得元世祖忽必烈賞識，然而，他畢竟是大宋宗室。在《元史》的《趙孟頫傳》中不止一次出現這樣的信號：或言孟頫宋宗室子，不宜使近左右；帝初欲大用孟頫，議者難之。

實際上，滿朝文武，沒有誰能忘了趙孟頫的出身，也就是「政敵」的身份。趙孟頫之所以被後人譏貶，除了仕元的事實之外，還有其「言論」可為把炳。忽必烈曾讓其賦詩譏評在宋為狀元、位至丞相的留夢炎，趙孟頫詩云：「往事已非那可說，且將忠直報皇元。」這幾乎是表忠心了。

難道趙孟頫真的那麼無恥嗎？未必！

什麼事都有個前因後果。忽必烈對趙孟頫等的「寵愛」，其實不過是想豢養而已。不必真會替他咬人，只要能當好擺設就行了。忽必烈也常常拿「身份」來刺激他們。他說：「留夢炎曾經中過狀元，是宋朝廷的丞相，賈似道誤國罔上，他只能苟且偷安，從來沒有採取過挽救措施……留夢炎是你父親的朋友，你不便直言不諱的指斥他的過錯，你寫一首詩諷刺他吧！」

看到這兒的時候，我渾身起了一層雞皮疙瘩，雖然是三伏天，卻感到皮膚上有一層冷氣疾速爬行。這讓我想起了電影《屈原》中讓奴隸們（或壯士）互相鬥殺取樂的場面。儘管他們相互間可以是朋友，也必須讓對方倒在血泊之中，不然的話，統治者就無樂趣可言。

「往事已非那可說，且將忠直報皇元」，就是在這種情形之下的奉命之作。比起用鐵器將朋友殺死，應該說，這個忠心也算是夠「文明」的了。如果有一天忽必烈高興了，或者悶了，真的讓趙孟頫將其父輩的老朋友留夢炎殺死，我想，趙孟頫未必下得了手。

大概趙孟頫知道後人將對他的仕元做出譏評，或許，是他真的總在一種矛盾的狀態下無可奈何地生存。上有飛鳥，下有潛魚，還有活下來的逸民們，不都在元朝的統治下活著嗎？幹嘛單獨指責我呢！他曾有感秋詩五首，能說明他的內心深處的苦楚。其四曰：

下有沉潛魚，上有冥飛禽。

先民莫不逸，我獨懷苦辛。

「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兮，雨雪菲菲，」莫名的惆悵與感傷的情緒，伴隨著趙孟頫，宛如他的影子，揮之不去。而「我是敵人」的情結，深植在他的心底，他得面對所有的刺痛，承受來自往昔的、將來的、現時的所有的精神重負。

有一次，忽必烈問趙孟頫，說你是太祖的孫子，還是太宗的孫子。舊事重提，提醒他，你是誰。忽必烈說：「太祖的事迹我很了解的，他的行為大多是可取的。」趙孟頫是感覺到長期留在皇上身邊被人忌恨，還是怕「傷疤」隨時被人揭開而心痛呢！史料臆斷是前者，我認為是後者，或許兩者兼而有之。那次談話以後，趙孟頫調補外任。

大德元年（1297年），遷汾州，未上；遷秦州尹，未上；1319年，得諸南歸；帝遣使賜衣幣，趨之還朝；以疾不果行。

趙孟頫一直在想方設法躲避政治的漩渦，企圖逃離政治的浪端。我是敵人——在他一生的政治生涯中貫穿始終。但是，他的躲避與逃離不是強硬的，而是以用心工作為主要表現方式，小心翼翼地躲避，這從他的《謚文》一段話可以得到證實。他是這樣概括仕途情形的：

議法刑曹，一去深文之弊。條事政府，屢犯權臣之威。佐郡治，則平反役卒之冤，興學校，則獎勵勤苦之士。官登一品，名高四海，而處之恬然若寒素。

他對新政的態度，當然不是像傅山那樣采對敵對的態度，以「抵死不應試」而站在敵對的立場上。他的「敵」的概念是單方面的，隱蔽在內心的，他以「我是敵人」來完成他的立場而不是以蒙元為敵。趙孟頫戰戰兢兢，如履薄冰。作為宋室王孫，親身經歷了國家的淪亡，江山易色。宋朝末年，倉皇南渡的大宋君臣，偏安一隅，歌舞作樂，趙孟頫無力無為。那時他不過是個十幾歲的孩子。「北來風俗猶存古，南渡衣冠不及前」，「人間俯仰成今古，何待他年始惘然」。趙孟頫詩篇雖然夠不上壯烈，卻也讓人迴腸盪氣，那喟嘆，讓人感到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

三

明代何良俊在評書時說：「宋時惟蔡中惠、米南宮用晉法，亦只是具體而微。至元時有趙集賢出，始盡右軍之妙，而得晉人之正脈。故世之評其書者，以為上下五百年，縱橫一萬里，舉無此書。」針對類似有關對趙孟頫的評價，傅山發起猛烈攻擊。他云：「然又須知趙都是用心於王右軍者，只緣學問不正，遂流軟美一途。」對此，他解釋說：「貧道二十歲左右，於先世所傳晉唐楷書法，無所不臨，而不能略肖。偶得趙子昂、香光詩墨跡，愛其圓轉流麗，遂臨之，不數過，而遂亂真。此無他，即如人學正人君子，只覺觚稜難近，降而與匪人游，神情不覺日親日密，百無爾我者然也。行大薄其為人，痛惡其書淺俗……」傅山將趙孟頫的人格直接與君子對立起來，是儒家正統觀念的集中體現。他的意思是，晉唐的楷書法，無論怎樣下功夫，卻不能略肖。而學趙子昂，幾下子就能達到亂真的地步。這幾句話，不但把趙子昂的書法貶得一文不值，還對其人格以痛打落水狗的姿態，毫不留情地進行了攻擊。

對於傅山其人，我是十分敬重的。如果時日可待，我會專文加以述說，其書法，也大有可取之處。數年前曾見過當代吳連城先生《傅山及其書論》，知道傅山的身世，感嘆萬端。那是一位義士，鐵骨錚錚。由此，我曾寫過《傅山及其美學思想》一小文，發在八十年代的《廣西僑報》上，但是，當我通覽了書學史，考察了上至兩漢，下至晚清的書法家乃至書法文化的背景之後，我不得不說，傅山對趙孟頫的氣憤導致了他對趙孟頫書法的偏見。從而，也引發了我對趙孟頫其人、其書、其說的全面考察。雖然未必是五百年中僅此一個，卻也不

得不說，趙孟頫在書法上的造詣，在趙宋至滿清（北宋960年至清亡1909年）一千多年的時間裡，可以稱之為一代巨匠。。

趙孟頫的仕元，當然不能讓人敬仰。與顏真卿的壯烈犧牲相比，與文天祥、譚嗣同英勇就義相比，都是軟弱無力的。與傅山救助其師長袁繼咸、抵死不應清廷之試相比，也顯得不夠氣宇軒昂。然而，不是誰都能當烈士的，也不是人人都可以稱之為義士的。我在此文中，既不是想給趙孟頫翻案，也不想給趙孟頫立傳。我只想從中揭示一個問題——中國古代知識分子背負的是什麼。中國傳統文化中，究竟有多少正面效應和負面效應。我在考察了蔡邕與顏真卿之後，我明白了許多許多，也許，我不該這麼早地動手，將筆墨匆忙地指向趙孟頫。也許，以我的才力，知識，還無法準確地把握趙孟頫這麼一個複雜的人物。然而，當我讀了《元史》有關趙孟頫的資料之後，特別是瀏覽了一些詩作之後，我就不能「移情別戀」了。胸悶，氣短，渾身難受，有一種莫名其妙的感受，不儘早地將關於他的斷想寫出來，恐怕我難以干其他的事情。正是在這樣的情形之下，我重新打開書本，重新再讀趙孟頫的詩作，企圖在他的詩中，了解這個人的內心世界。

在山為遠志，出山為小草。古語已云然，見事苦不早。平生獨往願，丘壑守懷抱。

圖書時自娛，野性期自保。誰令墮塵網，宛轉受纏繞。昔為水上鷗，今為籠中鳥。

哀鳴誰復顧，毛羽日摧槁。向非親有贈，蔬食常不飽。病妻抱弱子，遠去萬里道。

骨肉生別離，丘隴誰為掃？愁深無一語，日斷南雲杳。慟哭悲風來，如何訴穹昊？

如果說趙孟頫在元為官時時刻刻以「我是敵人」而小心從事的話，那麼，他一旦閑下來，撫今追昔，「我是罪人」便是他內心深處刺得心痛的情結。對於趙孟頫來說，以往，怎能說啊！將來，不堪想像。不管是以往還是將來，都來自於現實——

做為詩人的趙孟頫，當然不是一流的。他的詩大都有「來歷」，用典過多，造成了創造力的不足。「在山為志遠，出山為小草」兩句，來自東晉謝安出仕的典故，更出自「處則為遠志，出則為小草」的詩句。但是，遠志與小草確乎生動準確地道明了趙孟頫初仕元的境況，讓人想到遠與小的區別，志與草的不相稱。「守山」與「出山」在一念之間，上了任才明白，「見事苦不早」，也讓人感受到陶淵明「誤入塵網中，一去三十年」的凄傷感嘆。所不同的是，趙孟頫仕的是敵朝。

我是罪人——趙孟頫時時刻刻在內心深處這麼說。

孤燈空月夜，是什麼滋味兒。春天，當蟄伏的小動物鳴叫之時，趙孟頫\n在此起彼伏的春風中能否感受到大地的復甦；夏天，溽熱的氣浪擁進卧房的時候，他能否感受到季節在變幻；秋天，秋蟲咻咻，他能否感受到收穫的殷實。我想，他不會，季節的變化於趙孟頫的內心深處會是一個樣。病妻抱著「弱子」，那病，那弱，有可能並非僅僅指的是肉體，更有可能指的是精神，是境況，是狀況。

在寫蔡邕那篇文章的時候，我曾發問，畢竟是政治誤了蔡邕，還是蔡邕誤了政治。是的，蔡邕在書法上乃至文章音樂等方面表現出來的天才，獨步漢代。但是，他政治上的幼稚，在他白髮蒼蒼的時候還如當初，令人扼腕。趙孟頫不同，他不是幼稚可笑的。然而，卻陷進去了。「誰令墮塵網，宛轉守纏繞」，則是他自己也無法解釋的。因為，他並沒有想在趙宋滅亡之後出仕，他只想讀陶淵明詩，練王羲之的字。但他沒有反抗，就上了別船，而那船，是擊沉了大宋王朝的敵船。

我是罪人——

痛悔、凄楚，內心深處的痛楚難以訴說。

趙孟頫「名高四海」，卻一生貧困。雖然沒有像顏真卿那樣，常常靠乞米來維持生活，卻也在「寒素」之中度日，蔬食常常靠親友饋贈。據《元史》記載：帝聞孟頫素貧，賜鈔五千錠；俄賜鈔五百錠；孟頫嘗累月不至宮中，帝問左右，皆言其年老畏寒，敕御府賜貂鼠裘。趙孟頫為官之窮，看來是出了名的。朋友親戚看不過去，皇上也看不過去了。可見，趙孟頫為官，並未富起來。也說明，他並非貪圖富貴。樂不思蜀是盡人皆知的故事。趙孟頫並非阿斗，趙宋王朝的覆亡對於趙孟頫來說，是切膚之痛，那傷痛是難以化解的。他在難以化解的切膚之痛中又仕了元朝，內心的刺痛與切膚之痛遙相互應。一個偉大的藝術家的宿命，矛盾、精神的痛苦，往往會加深他們的藝術成就。在講究雄性精神的中國，一切來自多方面的壓迫，也必須由直立行走的仁人志士來承受。

多少年之後，當趙孟頫來到西子湖畔，在岳飛墓前憑弔時，由於他儒雅的性格，未能如其後傅山那樣拒仕所造成的無法挽救的局面，並且造成的內心矛盾與精神苦痛，使他面對英雄，卻終於忍不住了。那是一首撫今追昔的輓歌，那是一首複雜的內心表露。一腔幽怨，百世難解之恨，追悔、怪罪。大宋王朝亡國之責該由誰來承擔？江山易色的切膚之痛，上別船的精神之痛，這些苦果都由儒士趙子昂吞咽——

鄂王墳上草離離，秋日荒涼石獸危。

南渡君臣輕社稷，中原父老望旌旗。

英雄已死嗟何及，天下中分遂不支。

莫向西湖歌此曲，水光山色不勝悲。

四

在體現中國古代文化精神方面，士大夫由兩條光明大道可走，走起來是那麼的理直氣壯，氣吞山河。齊家治國平天下——隱逸山林漁歌唱晚。

我當然不否認「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精神追求與社會實踐給社會帶來的正面效應，也對道家文化精神予以足夠的尊重。然而，不是哪一個士大夫都能夠治國平天下的，也不是誰都有條件隱逸山林不幹活只讀書賦詩而可以生存的。

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

趙孟頫也必須在兩條光明大道面前努力地上軌。如果僅僅是那樣的選擇，於趙孟頫來說，也並非難事。然而，無論怎樣，他都不可能使自已成為正德君子，或者隱士。

如果說「我是罪人」是他閑暇下來的一種自我譴責，那麼，「我是敵人」則是他一生對自己的精神壓迫。「我是敵人」為主線，「我是罪人」為副線，構成了趙孟頫精神的兩大脈絡。「我是敵人」的精神壓迫，使他對「自由」的要求日異強烈起來，對自然的皈依，對隱逸山林的渴望，是他不能忘懷的。

「昔為水上鷗，今如籠中鳥」便是他在蒙元王朝那隻豢養他的籠中吟唱的一首哀歌，即沒有行吟詩人的悠然自得與放浪形骸，也沒有身懷抱負要求天公重料擻的氣派，甚至連大志難酬的怨言也沒有。剩下的，只是飛出籠子，歸於普通。他在中國士大夫中，其要求降到了最低點—

平生山林道，獨往乃所達。

池魚思故淵，檻獸念舊藪。

「池魚」、「檻獸」的自喻對於趙孟頫來說，對於官登一品的人來說，是不能再行自我貶損了。「池魚」、「檻獸」與「故淵」、「舊藪」相對應，其要求，僅僅是恢復一種狀態而已。自喻的自我貶損，要求是那麼可憐。我們又能有什麼感想呢？可憐，小得可憐的一點願望，也得不到實現，那麼，生活中的一切，於他還有沒有意義呢？

徐復觀先生曾經說：「輕責人以不死，實為不恕。」是的，我們今天去看古代知識分子的行為，應該給予更多的理解。宋亡之際，他才二十幾歲。實際上與當時普通知識分子，並沒有太大的區別。其他人仕元，似乎並沒有「大節有虧」之論，只是因了他是過氣的王孫，才有大節失與不失的問題。趙孟頫對籠中鳥是有切身感受的，也是因為他的切身感受，對籠中的無可奈何，才導致他對山林、對自由、對當個普通人的非同尋常的渴望。

一個大藝術家，往往有其深刻的矛盾性。正是由於種種自身的矛盾，給藝術家的創造力補充了添加劑。正是由於現實生活與精神嚮往所構成的深刻的矛盾，使趙孟頫煥發了藝術創造力。一方面借書畫以安慰靈魂的不安而寄託於藝術，這兩方面的動力合為一股，在深刻的矛盾之中挖掘了創作潛力。從而，使他在書畫兩個方面取得了極大的成就。自宋代以後，包括宋代，我們已經絕望了，對楷書的前途感到絕望。歐陽詢、顏真卿、柳公權三家，分別以歐體、顏體、柳體楷書稱善。那座山峰高聳入雲，讓我們看不到頂端的瑰麗之所望，更看不到顏真卿們從山的那一面是怎樣登頂的。一直到元代趙孟頫的楷書的出現，在三體中又增加了趙體，終結了楷書以姓氏冠名「體」而固定下來，在以後歷朝歷代漫長的時間裡，時至如今，儘管可以自稱誰誰為其姓氏之書體，只是自我安慰罷了，楷書以書家姓氏冠名為「體」，再也沒有被公認過。

自從傅青主「遂大薄其為人，痛惡其書淺俗」的宣言發布天下，趙孟頫就成了「俗書」的代表，就成了人品不高的代表，就成了人人都可以鄙薄其人進而鄙薄其書的口實。新近學者也出來起鬨，說趙孟頫的書法是如何的「甜膩」，讓人如何受不了。其實，在改朝換代之際，不要說全國的老百姓都要在新的政權之下維持生計，就是高官如歐陽詢者等一大批隋朝元老，也在唐朝為官，卻沒有生出這等是非。而趙孟頫除了「仕元」之外，並無行政的惡行，更無其人狡詐、兇殘、貪污、欺壓百姓的惡的記錄。那麼，他為什麼被傅青主等所鄙視。我想，這首要的原因則在於趙孟頫是宋宗室，與其他人的身份大不一樣；還有個大家都不願意挑明了的因由，則是我們大漢民族的自大，是容不得少數民族統治的。傅山也面臨著與趙孟頫同樣的境況，他就沒有接受滿族「高官厚祿」的威逼利誘。他以他的行動實踐了他的理論，他有資格評判趙孟頫。似乎更多的以起鬨為「學者」資本的人，並沒有多少資格批判這所謂的「甜膩」，也並不構成其書「俗」而藐視其人的理論依據。

傅青主批評趙孟頫，顯然失控。然而，我們沒有話說，無法跟他理論。因為那些話從他嘴裡說出來，以他的社會實踐與藝術實踐為前提，讓人可信，以致於我們後代人只要說趙孟頫，就無法迴避傅山。傅山的品格是讓人敬仰的，這不僅僅表現他的社會實踐上的傲骨，他在失控以後，往往也能夠平靜下來，於是他還告訴我們：薄其人，遂惡其書，「近細觀之，亦未可厚非……潤秀圓轉，尚屬正脈。蓋自《蘭亭》內稍變而至此，與時高下，亦由氣運，不獨文章然也。」這話帶著情緒，在薄其人惡其書的情況下，還能夠冷靜地說這番話，也足見傅山分析問題在糾纏一個側面的同時，還從另一個方面看到了趙孟頫書法的「正脈」，而「稍變」的「變」字，指出了趙孟頫求變的實質走向。

根據王獻之《玉版十三行》補寫的小楷《洛神賦》全文，是趙孟頫的代表作品。通篇雅緻多彩，風神峻拔。舒展開放，筆畫粗細變化很大，卻又是渾然天成。結體寬博，神采怡然，盡天下之美，無甜膩之氣，即使是王獻之全文，想來也不過如此。而他的章草《千字文》、《急就章》，為章草這個已經作古的書體，注如了新的血液，又是書法史上無人可以比擬的。楷書《帝師膽巴經》、行書《趵突泉》等等書作，他的不為人們第一注視的繪畫，淹沒在他的書法繪畫里為人不能曉暢的自我反省的詩作等等，構成了一位千古巨匠，不僅僅是傅山，自從諸體皆能的趙孟頫出現，到現在為止，達到他藝術成就的，可能還沒有出現。在書法上，是有元一代領風騷者，在繪畫方面，成為元四大家之首。

名高四海——趙孟頫知道他自己的地位，並不用蓋棺就有論定。然而，當夜幕悄悄降臨的時候，當生命的時鐘指向盡頭的時候，當為他打造棺材的木匠叮叮噹噹響起錘聲的時候，世界於趙孟頫又是什麼樣呢？回首往事——每個人都有這一時刻，在臨死前對人生有個看法。但不是人人都有總結自己的機會的，他在垂老之年，他在人生的盡頭，拄著拐杖，在秋風掃落葉的曠野，或者棲身的小院，吟唱他的最後的哀歌：「齒豁頭童六十三，一生事事總堪憐。惟餘筆研情猶在，留與人間做笑談。」趙孟頫啊趙孟頫！你留給人間的一切，恁「笑談」二字可以了得。

趙孟頫的一生，在政治舞台上是極其平靜的，並未經歷腥風血雨。然而，他的內心又是極其孤寂的，雖為翰林學士承旨、榮祿大夫，官居從一品，貴傾朝野，但以宋室後裔而入元為官，依然受擺布而不得施展抱負，常因自慚而心情鬱悶，故潛心於書畫以自遣。那痛楚隱隱發作，他靠書畫的精美製作，平息那滾動的情緒，慰藉傷痛發作的內心世界。與他相知的書法家鮮於樞，二人多有唱和，互為抬舉，都說對方的書法為本朝第一。考察起來，有元書法，二人是佔了冠亞軍了。

晚年的趙孟頫，更為孤寂，有兩個人是他生命最後的精神支柱——妻子管道昇和中鋒和上（非和尚，作者注）。妻子管道昇是歷史上著名的女性書畫家，與趙孟頫結婚的時候，已經將近三十歲。據說趙孟頫想學蘇東坡，也要納妾。管道昇即填《我儂詞》云：「你儂我儂，忒煞情多；情多處，熱似火；把一塊泥，捻一個你，塑一個我。將咱兩個一齊打破，用水調和；再捻一個你，再塑一個我。我泥中有你，你泥中有我：我與你生同一個衾，死同一個槨。」是真有其事，還是後人看到他們夫妻的美滿無比而牽強，則無關宏旨了。

夫妻，這冤家，這伴侶，這陰陽的搭配，是萬難的事情。真正和諧的，在這個世界上，最為難找了。官到「民主」國家的總統，也還伺機來溫情。到錢鍾書與楊絳先生默契的境界，不免讓人嫉妒。趙孟頫與管道昇，更為貼己。女性於書法，在古代幾乎是更難的事情。女子無才便是德什麼的經書之語，困擾著女性的造就，拿得起針線比拿的起毛筆更讓人誇讚。然則，女性一旦拿起毛筆，則會有男人不到的境界。那一番柔情似水的流露，那一番外柔內剛的表達，那一番不為功名利祿所動的淡定，是在官場商海里摸爬滾打的男人所無法抒發的。

趙孟頫既然已經上了賊船，如何下得來。管道昇告訴他：「人生貴極是王侯，浮名浮利不自由。爭得似，一扁舟，吟風弄月歸去休！」近得黑龍江美術出版社《趙孟頫作品集》，內收錄趙孟頫給中鋒和上數封信札。其一云：「中鋒和上吾師侍者，孟頫歸自吳門，得所惠字，審道體安隱，深慰下情。」

經數次請求聖恩，以妻子病甚得以放假，時在公元1319年，即延祐六年。四月准送夫人南歸。五月中旬，途經山東臨清，管道升病逝於舟中。在給中鋒和上的信中，深為悲痛：「孟頫得旨南還，何圖病妻道卒，哀痛之極，不知無生。酷暑長途三千里，護柩來歸，與死為臨，年過耳順，罹此荼毒。唯吾師慈悲，必當哀憐，蒙遣以中致，名香之奠。但老妻無恙時，曾有普度之願。吾師亦已允許，以資超度。」

《與中鋒大和上書》真切記錄了老年趙孟頫的喪妻之痛，「老妻之助整三十年……老妻之亡，傷悼痛切……」濃烈的情感，強過口雞三號的感念，讓人難以忍讀。三年後，趙孟頫也去世，兩人合葬於湖州德清縣東衡山南麓。 中國書法經典：八、這一曲變奏誰人和弦

——王鐸與「三狂人」之榮辱

王鐸是個書法天才，是帖學孕育出來的少數大天才之一。他曾經是傲骨錚錚的漢子，在大明王朝叱詫風雲——與皇帝論是非，險些丟掉性命。他也曾與黃道周、倪元璐一起，被朝野稱之為「三狂人」而聲名朗朗。他和黃、倪都酷愛書法，都取得了令世人刮目相看的成績——若僅僅論說書法，不但黃、倪二人望塵莫及，即使在整個大明帝國幾百年的歷史，也難有人可以比肩，在整個中國書法史上，都是不可多得的天才，是里程碑式的人物。

然而，在人生最後的關頭，老猿突兀，以至千古難斷，時在崇禎十七年六月初。以馬士英為首輔，王鐸為次輔，成了王鐸仕宦的最高點，也隱約間埋下了悲劇的伏筆。他雖然猶豫再三，還是接受了這個職位，無疑是個不幸的抉擇。這一次，他真的走到了人生的盡頭。隨時都有可能崩塌的大明王朝如同小舟入海，而王鐸在這條四處漏水的破船上，擔當了副駕駛的角色。這也罷了，就在大明王朝這條船即將沉沒的緊要關頭，他的選擇讓人感到意外。而這意外，使得他身後竟是灰暗無比。他沒有將他的聲名保持到彌留之際，在即將蓋棺論定的時候，冥冥之中哼出了令人難以唱和的紊亂之調，偏離了他用生命奠基的主旋律。

這一曲變奏，誰人和弦呢？

一

公元1645年，「大明」弘光元年，清順治二年，干支乙酉，屬雞。五月十五日，這本來是個極其祥瑞的日子，中國人喜歡五，因為它是半個整數，有數理上的吉祥徵兆。也可以這樣認為，「五」這個數字，可以誘發內在的大順成為現實。

表面看上去，國家機器的傾覆似乎偶然，其實卻孕育著必然。弘光元年的吉祥日期，不但沒有誘發大順成為現實，反而成了他們末日的見證。其悲慘之狀難以盡述，四天前——

「帝既出，宮門大開，內外鼎沸，宮女雜走。百姓亂擁入宮，搶掠御用物件，內庫銀絹……皆被劫罄盡……男女出城者如蟻……」

四天後，即五月十五日，江南正是百花開放，萬木蔥綠的好時節。天氣不冷也不熱，讓人完全可以享受大自然的恩賜。然而，人為的動亂沒有給人以享受，自然界的一片生機反而成了葬送百姓福祉的墓地。豫親王多鐸率領在揚州屠城十日的清兵進入南京城，身為次輔的王鐸與禮部尚書錢謙益率文武百官納降。將他一生的英名釘在了恥辱柱上成為惡名，為後世所不恥。

歷來有喜歡王鐸書法的，當了解了王鐸的那最後的作為，可能罷手，離王鐸遠去，改宗別的書家。日人到中國來，欲搞慶祝活動或建立王鐸紀念館，仁人志士覺得他們不懷好意，有為漢奸樹碑立傳之嫌疑，於是不與之合作。

王鐸家鄉的後世人們，說起王鐸還有點曖昧。康熙年間重修的《孟津縣誌》，幾乎不願意提及他，記載其親屬，凡是涉及王鐸的地方，都用空白來代替。乾隆時期修《清史列傳》，愛新覺羅·弘曆御旨史臣說：「本朝定鼎之初，率先投順，陟列卿，大節有虧，實不齒於人類。」

王鐸歸王鐸，我倒覺得，弘曆有點作秀的味道，幾分做作，幾分嬌柔。定鼎的時候，為什麼不將那一百多投順的大臣都殺了。如果弘曆是開國之君，他會在很短的時間裡聖諭如此嗎？現在天下太平了，這些個所謂的貳臣們已經遠去，他倒會表現自己的正昌與正義。不過，我們倒另有感觸，氣節還是得要的。不管你當叛徒，還是納降，或者是歸順，或者是附逆，或者是被招安，那你就得有所準備，以「貳臣」的代價當磨道之驢，卸了磨總免不了被一殺。

在中國書學史上，帖學孕育出來的書法家不少，傑出的書法家並不是太多。王鐸的意義在於帖學——傑出——典型。從書學的走向，藝術的可能性等等方面提供了可以解剖的例證。可是，我不滿足這些，我更關注產生這結果的動因，或者說，我關注的是歷代傑出的書法家們的人生歷程。從這些歷程中，推及於人類，推及於人類的藝術活動與人生的關係。

書法這門古老的藝術，其實在唐代已經完成了它的最高形式。換句話說，「篆、隸、行、揩、草」五體書法都已經形成了高峰。無可否認，先秦的大篆以及李斯、李陽冰的小篆成了篆書的規範；豐富多彩的漢隸面目，不由得讓後世學者難以逾越；以王羲之為代表的行書，為後世提供了學習的永遠典範，王羲之也因此成了無冕之王；經唐初歐、虞、諸、薛到顏真卿、柳公權，將楷書推向峰巔；又漢代草書大盛，草聖張芝所留墨跡難以尋覓，張旭、懷素以其更具衝擊力的狂草彌補了這一缺憾。面對這五座峰巔，何人敢大言不慚地說，可以在珠穆朗瑪峰上再起峰巔呢！

中國書法截止於唐，已經完成了古典書法藝術的終結，從宋朝開始，書法這門藝術就該壽終正寢了！這樣說未免傷害所有以漢字為藝術對象的志士仁人，國民也難以接受。書法是中國人的圖騰，像這個國度一樣，有書聖，也有書民。書法的文化根子扎得太深，它的人文基礎太廣泛，在毛筆失去了實用功能以後還能生存。以至於我們誰也難以對它視而不見，我們都曾經與它耳鬢廝磨。高峰儘管是高峰，我們後世的君王和子民，祠奉那些高峰就是了。我們依然在高峰面前攀登，像《西西佛的神話》一樣，登頂不可能還要攀登；我們還要在關公面前耍大刀，我們可以花樣翻新；依然在魯班面前做木匠活，我們現在可以使用檀香木做。書法的生命力還在延續，於是，有了新的形態，有了新的出路，有了新的面貌，有了新的意趣，有了更多的摸索與探索。王鐸無疑是這些探索者中的佼佼者，一個書法天才誕生了，他的創造力是不容忽視的。

二

王鐸（公元1592-1652年），字覺斯，河南孟津人。他出生的1592年，這年也可以稱之為明神宗萬曆二十年。在黃仁宇先生那部極其著名的史學著作《萬曆十五年》里，我們對萬曆皇帝明了不誤。一個活生生的皇帝擺在了我們面前，一個在位四十七年的皇帝長期無所作為，一個整天想著與自己的大臣作對的皇帝，一個對愛情專心的皇帝。

這樣的人如果當老百姓，又安於清貧，未必不是好人。可是，當皇帝有皇帝的職責，要對國家負責任。一個對國家不負責任的皇帝，他再善良或者再無害於旁人，他仍舊不是好皇帝。其實，在萬曆之前，更為荒唐的是萬曆的叔祖正德皇帝。他御宇天下不到兩年，就搬出了紫禁城。他搬出紫禁城目的極其坦白，就是不再受宮廷禮儀的束縛，自由地干他自己要乾的事情。朝廷正常值日的大臣常常找不到他，朝政當然荒疏。他把新建的住宅稱之為「豹房」，終日淫樂。剩餘的時間便是快樂的軍事訓練，像小軍官一樣訓練小隊人馬。這小隊人馬由他信任的太監和精選的小股軍隊組成，也分為兩軍，互相攻擊。忙於練兵的皇帝終於有了檢閱自己實力的機會，正好有少數民族犯邊，他親自率領兵馬出征。侵邊的軍隊並非大規模進攻，只是騷擾而已，由於大臣反對他作為皇帝御駕親征，他就將自己任命為大將軍。文官反對儘管反對，他還是一去四個月音信全無。送去的奏摺像扔進了大海，基本沒有御批。

萬曆之所以敢棄朝政於不顧，這位叔祖的榜樣肯定給他幫了忙。

生在這個時代，當然是大不幸。對於王鐸這樣一個天才來說，概言生不逢時，他無法選擇地出生在了一個急劇衰落的時代。國家的政治、社會大環境如此，家庭的小環境也屬惡劣。他的父親有薄田十三畝，要養活八個孩子。一日兩粥也不能持續，母親常常以菜充饑。她告戒子女：「子勿忘我餅盡腹飢時，女勿忘我珥鬻幣時。」

清貧力學，夢寐之望仕進之路。「余少年貧，衣食為艱，鮮有掖者……不求人憐。」這是何等的骨氣，倔犟的性格讓他獨立。不求人憐是不容易做到的，讓人可憐見的，無論男女，才不會遭人嫉妒與嫉恨。14歲才開始正式讀書的王鐸，在上學那年就臨摹懷仁和尚集王羲之字《聖教序》；18歲就讀山西蒲州的河東書院。同鄉喬允升不無感嘆道：「孟津中之富家子弟，但有吃穿而傲視鄉里，只王家長子王鐸勤奮好學。」也由於這位同鄉的襄助，王鐸幸運地度過了萬曆四十四年的河南大饑荒。

公元1622年的春天，住在京城報國寺的王鐸參加了高考，殿試名列三甲第58名，賜同進士出身，時年31歲。連科及第的王鐸，這時候真是「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盡長安花」了。連科及第已經是莫大的榮耀，好事情到來的時候，想棄絕也是萬難。從諸多的進士中，經考試，被選入翰林。朝政「非進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內閣，南北尚書非翰林不任」的政策，阻擋了很多人，而王鐸是幸運的，也是具備了條件的。久困山林的王鐸一步登天了——進入中央政府的夢想成為了現實，他可以和皇帝接觸並進言治理國家的大計了。

王鐸的運氣太好了，他在那麼多出類拔萃的人當中，更為出類拔萃。他的幸運不止一端，遇到了兩個好同事，即福建人黃道周，浙江人倪元璐。這兩位也是書法大家，在明末的書壇屈指可數。日後馬宗霍說：「然黃石齋之崖岸，倪鴻寶之蕭逸，王覺斯之騰挪，明之後勁，終當數此數公。」黃石齋即黃道周，倪鴻寶當然就是倪元璐了，而我們的主人公王覺斯，還用贅言嗎？

三

幸運總是伴隨著危機，那危機不是王鐸的作為所能左右。在他初涉政壇的歲月里，政治危機並沒有讓他退縮。王鐸與黃道周、倪元璐成為知己，與其說是因為都有酷愛書法之初衷，不如說他們作為人的品質更相近、政治立場的趨同。也由此，在明天啟之初，被時人稱之為「三棵樹」、「三狂人」。

政治危機主要是在東林黨與肅寧文盲、太監魏忠賢之間展開的。

如果我們要儘快進入我們要了解的時代，最好看這樣的一幅對聯：

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

此幅對聯為東林書院的辦院宗旨，「講習之餘，往往諷議朝政，裁量人物」，其言論被稱為清議。朝野各種政治代表人物、東南城市勢力、某些地方實力派等，一時都聚集在以東林書院為中心的東林派周圍。讀書聲與風聲，都是東林學子所入耳的。然則，終究是國家的事情才是他們終極關注的焦點。修復東林書院，時在萬曆三十二年，隨著萬曆皇帝在四十七年駕崩，東林黨越發活躍，與閹黨鬥爭亦趨於白熱化。椐資料介紹——

「天啟時期，宦官魏忠賢專政，形成明代勢力最大的閹黨集團，齊楚浙諸黨爭相依附之，對東林黨人實行血腥鎮壓。」在這一時期，「加東林以惡名，並列黨人榜於全國，每榜少則百人，多至五百餘人，凡列名者，生者削籍，死者追奪，朝中善類為之一空。魏忠賢還指使黨羽製造《東林點將錄》，將著名的東林黨人分別加以《水滸》一百零八將綽號，企圖將其一網打盡。」

鄒元標在天啟初年還京，與馮從吾一起創辦了首善書院，相當於是東林書院的北京分院。當時有記載說：「首善書院，明天啟二年建，在宣武門內，為總憲鄒公元標、馮公從吾講學之所……紳衿有志於學者，環而靜聽，或間出問難，無不暢其懷來。一時轉相傳說，咸知顧名義，重廉恥，士風為之稍變。」黃宗羲《明儒學案·顧憲成》說：「故會中亦多裁量人物，訾議國政。亦冀執政者聞而葯之也。天下君子以清議歸於東林，廟堂亦有畏忌。」參加東林議政的很多是進士翰林，在中央和地方有盤根錯節的勢力，他們的輿論構成一股民間政治力量。

「三狂人」之名重一時，在於他們政治上清楚，立場堅定。在豺狼當道的惡劣政治環境中，不與專權者合作，堅持公道與正義，身在其中，有時候就很難做到。在我們的經歷中，有大環境的，也有小環境的，這樣的例子在所有人的周圍盤桓纏繞，太多、太多，多到讓我們不願意再舉例理睬它。

魏忠賢之厲害，可以將東林黨剿滅，一個呼風喚雨的角色。在他為宦官樹碑立傳修《三朝要典》的時候，王鐸職務所在，難以推卻。可是，他還是辭去了編纂的工作，不與閹黨為伍。這是個危險的舉動，要做好被害的準備。這又是何等的勇氣，又是何等倔強。這年他35歲，在35歲這年，他的傲骨，他的正直的舉動，他的作為，被記入民族的史冊，顯得熠熠生輝。也在這年，袁崇煥破清軍於寧遠，王鐸作詩《丙寅寧遠捷》以致賀，國家的利益高於自己的煩悶。

歷史往往不那麼公平，當巨石從山頂滑落的時候，再難阻擋。崇禎皇帝朱由檢就被歷史推到了這個位置上，他要阻擋明王朝這塊石頭滾滾滑落。

崇禎生活檢點，勤於政務，在明朝永樂以後的歷代皇帝中所僅見。他憂心國事，苦撐危局，事必躬親，勵精圖治，宵衣旰食，一心想做「中興之主」。椐說他的膳食簡單，能度日即可；衣著樸素，能上朝就不再挑剔。

似乎正義到來了——已經於天啟年末自殺的魏忠賢，在正月受到碟屍，費盡心思所編纂的《三朝要典》被燒毀。這是崇禎皇帝上任之初的作為，他真的想挽狂瀾於即倒，真的想阻擋明王朝那塊從山頂滑落的巨石，讓危局得以安然，朝綱整肅，威嚴聳立在這個世界之上。讓危卵成為固若金湯，讓急待整修的殘垣斷壁恢復往日的輝煌。讓大明江山振興，成為歷史的榜樣。

何謂歷史的不公平？崇禎元年，也就是朱由檢即位的第二年，清軍大舉進攻。在內地，連歲荒歉，官吏苟虐，饑民紛紛起義，李自成稱闖王。關於農民起義，毋庸費舌，中學的歷史教科書上說的已經夠多了。如果說農民起義乃是官逼民反，那麼，滿清那血盆大口已經張了好多世紀了。入主中原的情結使得這個民族驍勇善戰，他們終於找到了機會。過去那個肉食動物般食物鏈頂端的東方之雄師，現在已經是病貓了。

楊嗣昌這個名字是我們所熟悉的，因為他像秦檜一樣是名人。他們的出名，都與他們的作為大有關係，面對血盆大口，他們主張與野獸商量一下，看能不能不吃我們。翻譯成史學家的話，叫作「議和」。王鐸的同事、好友黃道周，在崇禎皇帝詔對之際，以一個勇士般的精神，予以批駁。歷史上這種抗爭都遭到了不正義的懲罰，黃道周也無例外的被貶官。

戰與和的論爭還在繼續。

武死戰，文死諫，是古代正義之士所崇仰的信條。

僅僅十九天之後，王鐸繼之，再次上疏 「言邊不可撫」。楊嗣昌奏摺一道，上書皇帝，要求給予王鐸「廷杖」的處罰，廷杖，在《萬曆十五年》中有詳細的描述。這刑罰與其說是打人，不如說是死刑，逃出「廷杖」懲罰能活著的人，也在其後的歲月里生不如死。王鐸又是何等的正義，膽量，勇敢，這些表現英雄的辭彙就儘管應用吧，一點也不過分。

消息一出，王鐸一家人惶惶不可終日，王鐸鎮定自若。好在崇禎皇帝沒有聽楊嗣昌的， 「上亦不加罪焉」，王鐸幸運地逃過一劫。事隔數日，經筵秋講，這等所謂的經筵，實際上就是在皇帝面前念自己的政治論文。他說：「白骨滿野，敲骨吸髓……驅民為賊，天下大亂，致太平無日。」

這個論文受到了皇帝的怒斥，王鐸時年47歲，干支戊寅，虎年，即崇禎十一年，距離崇禎在煤山上吊還有六年。

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不妙，此後的王鐸，開始了他苦難的歲月。

四

公元1640年，崇禎十三年，干支庚辰，屬龍，九月王鐸受命南京禮部尚書。上任途中，農民起義聲勢浩大，王鐸不得不帶領全家開始流浪，漂泊於河北、湖北、江蘇一帶。其實，從這時候起，他已經脫離了朝政。49歲開始了他極其苦難的生活。此前，十一年，兩個幼女先後夭折。此後十四年，老父病故，四個月後老母仙逝。屋漏偏逢連陰雨，十五年，結髮35年的妻子病故於江蘇桃源一隻小舟之中。葬妻已經成為奢侈，胡亂埋於草地。客死他鄉，屍骨難以返里。在這種折磨之中，王鐸依然能堅持活著，已經是大不易的事情了。然則，老天爺並沒有放過他，翌年，三妹和幼子、三子死於逃難途中。

王鐸真正體會到什麼叫作國破家亡了，國家千瘡百孔，親人一個一個相繼死去。他在巨大的悲痛中還沒有倒下去，似乎是有一股神奇的力量在支撐著他。到底是什麼力量，使得他能夠繼續他的生命，是人類的求生本能，還是別的，斷難猜測。有人說藝術源於人生的苦悶，還舉出了王羲之的《蘭亭序》、顏真卿的《祭侄稿》、蘇軾的《寒食詩》為例子。不錯，這三部法書都是人生的諸多不得意所成就，而王鐸，在這個時期，書法活動也頻繁。雖然到不了每日必寫的程度，卻有長篇巨制流傳至今。比如，崇禎十五年的《贈張抱一行書詩卷》、《贈張抱一草書詩卷》，都是獨一無二的法書作品。

在懷慶期間，似乎他的日子有所好轉，多虧了張抱一的贊助。這時候，他與小福王朱由菘有來往，還有能力照顧福王的生活，這給本來流浪的王鐸日後的命運埋下了伏筆。這個伏筆改寫了書法史，也改寫了歷史，更給我們留下了許多的思考。而此時，他若是繼續流浪下去，或者像他的所有親人一樣死去，那麼，的確，一個受人永遠敬佩的偉大書法家就成了。他的家鄉會有個莊嚴的紀念館，隆重的，又是虔誠的。像蘭亭之紀念王羲之，像湄州之以蘇軾為榮。因為他於書法史太重要了，幾乎是出現了奇蹟。在所有書體已經高峰聳然而立之後，他提供了書法另一境界的可能。可是，親人相繼去世，他還活著。這讓我們想起了一句電影台詞：死去的已經死了，我們還得活下去。

公元1644年，明崇禎十七年，三月，回天乏力的庄烈帝朱由檢，亦即我們通常說的崇禎皇帝，在煤山，現在叫景山，史書記載叫作萬歲山，自縊身亡。自殺前，他寫下遺書——「御書於襟」：我德薄藐小，上天來懲罰我。「朕死無面目見祖宗，自去冠冕，以發覆面。任賊分裂，無傷百姓一人。」

無論他過去多麼無能，又怎樣的缺乏治理國家的能力，又是怎樣的小肚雞腸，又貶謫黃道周等一系列的忠臣，又是怎樣的打擊了魏忠賢等宦官再度寵信另一批閹黨，他再有缺點，再有錯誤，這個死，真也動人心魄。讓我們不得不承認，他還是有高貴血統的，死得像個男人，死得像個皇帝。比起樂不思蜀的阿斗，比起以書畫著稱、獨創瘦金體的宋徽宗趙佶，比起晉愍帝的苟活，怎麼不讓人肅然起敬呢？

歷史在這裡停頓，或者說，我們在看這些文字的時候，不得不喘口氣。

這是重重的一筆，讓愛新覺羅氏也不得不給予這個頭號的敵人以皇帝之禮厚葬之。

倪元璐（公元1592-1644年），與王鐸是同科進士。崇禎皇帝在煤山上吊的消息傳到浙江上虞，史書記載：「元璐整衣冠拜闕，大書几上」，曰：「死吾分也，勿以衣衾斂。暴我屍，聊志吾痛。」「遂向南坐，取帛自縊而死」。倪元璐也上吊了，追隨那個他並不讚賞的皇帝到九泉之下而去了。如果真的有魂靈，他肯定還會在黃泉路上與皇帝討論朝政，爭辯是非，黃道周給他撰寫墓志銘。而「至性奇情，無愧純孝」，則是黃道周在他生前對他的評價。那評價來自皇帝升黃道周官爵的時候，他的辭疏「七不如」所云。

黃道周（公元1585-1646年），這是個敢跟皇帝吵架的人，是個從來就不怕殺頭的人。似乎他總是頂撞皇上，在他的字典上就沒有害怕那兩個字。

一次皇帝召對於平台，本來有很多大臣，可是，弄起來就成了皇帝與黃道周的對話了。話不投機，皇帝已經怒了，他還不依不饒。他說，我今天要不和陛下說清楚，就是臣子我辜負了陛下；如果陛下今天殺了我，那毛病就是你的了。皇帝說你一生的學問，到這裡為止成了謬論了，快滾蛋吧！

黃道周起來又跪下說：「臣敢將忠佞二字剖析言之。夫人在君父前，獨立敢言為佞，豈在君父前讒諂面諛為忠耶？忠佞不分，邪正淆矣，何以致治？」

「你是非不分，忠奸不辨，怎麼能治理國家呢？」這話說得像是在辱罵。

楊嗣昌在旁邊起鬨觥火道：「太過分啦！太過分啦！放肆！放肆！」

其後，黃道周終於遭貶謫於江西，後來還一度入獄。

崇禎駕崩之後，黃道周其實尚在南方，為保駕南明小朝廷，竟親自徵兵，企圖光復大明。在婺源與清軍交戰時被俘，押解至南京。

面對死亡，才是對一個人的終極考驗。參透了死，才會有生命的質量。不用說，黃道周是不會投降的。在給他專門預備的單間牢房裡——現在叫作小號兒，他在做他要做的事情。他有許多書畫應酬，不能因為自己的死而食言。在小號里，他完成了答應給別人的書畫創作。接下來，他還給自己撰寫墓志銘。這讓我們馬上想起唐代大書法家顏真卿，在李希烈給他挖的墓地里，他面對死亡，自撰墓志銘以伸其志。誰能說倡導氣節，倡導風化沒有用呢？作為人的品質，除了自身之外，一個民族的精神，終究是可以傳承的。

黃道周臨刑前破指血書：「綱常萬古，節義千秋，天地知我，家人勿憂」十六字，泰然赴刑。走到「東華門，坐不起」，說：「此與高皇帝陵寢近，可死矣！」

黃道周岸然赴刑，其形象光彩照人，給我們後來人以強烈的震撼，時間停頓了，這是公元1646年，順治三年三月，一個讓我們久久駐足的時間……

王鐸不在現場，他已經於前一年的閏六月抵至杭州。

五

我們還是將畫面切回到公元1644年。明崇禎十七年，五月十一日，這是個再普通不過的日子。因為有了馬士英等擁立監國數天的小福王朱由崧稱帝，這個日子就不那麼普通了。這個轟動全國的舉動，讓還沒有從亡國的噩夢中醒來的明朝遺老遺少們又看到了一絲曙光，儘管那根本不是曙光，只不過是大明朝轟然倒塌的結束曲的餘音而已，卻仍舊顯得那麼鄭重其事。

朱由崧稱監國的時候，念及王鐸的救助之恩，已經推舉王鐸為東閣大學士。而王鐸這時候正在蘇、杭一帶，也就是說，他還沒有與朱由崧重逢，東閣大學士的頭銜已經塵埃落定。當初，王鐸怎麼也不會想到，朱由崧會成為皇帝。現在，他成了皇帝的臣子，他從恩人成了紅人，真是「人還未到，已聞其聲」了。

歷史就是這樣，你不要預支情節，不要過早地論斷是福還是禍。

公元1644年，詔以明年為弘光元年，崇禎十七年還在繼續，似乎可以證明，大明朝仍然是合法政府，帝國的機器還在運轉，因為一切的官職官位的來由，都可以在幾百年的祖制中找到根據。在此年度，與崇禎十七年並行的，還有兩個年號，一個是李自成大順的永昌元年，另一個是大清順治元年。

崇禎十七年六月初，天氣極其炎熱，人們的情緒變得焦躁起來。儘管夜間偶爾有風刮來，溽熱的空氣卻沒有什麼改善。王鐸也在這時候正式進入內閣，以馬士英為首輔，王鐸為次輔。在明朝，似乎輔政之職位極其顯赫，也的確是大權在握。馬士英之任首輔，當然是擁立之功，自不待言；而王鐸之坐次輔的交椅，多少讓人覺得有點兀然。可見，當時在懷州，王鐸對朱由崧的襄助，很可能是生死攸關，絕非生活幫助那麼簡單。

從朱由崧正式即位到出走，可以算是一周年。在這一年的時間裡，在南京苟延殘喘的南明王朝都幹了些什麼呢？這已經不那麼重要了，而作為次輔的王鐸又有什麼作為呢？

早在王鐸進入中央政府之初，就曾經與當時陰險狡詐的首輔溫體仁不和，不得不改到南京任職。現在，他作為次輔，又在南京了。此情此景，他是不能夠達到內心平和了。不得不想當初，不得不觸景生情。就在他任次輔的時候，他做的一件大事情，就是擬旨削了溫體仁贈謚及官蔭。

很顯然，在南京苟延殘喘的南明政權，不能夠勵精圖治，不能夠面臨當前的大敵。既是在大敵當前，也無能力面對而重整旗鼓。眼看日薄西山，落日的徵兆歷歷在目，末日即將到來。所謂的朝廷，不過是安慰噩夢醒來那驚悸的心緒而已。他們還有相當的工夫在這裡內訌，以為這還是鼎盛時期。大規模的內訌是關於「擬定北部降賊大臣的罪名」，表面看上去是敵我分明，其實是堅定了北部已降大臣的「降」的決心。這不僅僅對北部大臣是一個錯誤，對南明政權內部，再次哄然，波瀾再次涌動。王鐸對北部已到南京的大臣是保護態度，與他持一樣態度的被削籍，王鐸則再次受到特別的禮遇而免遭大禍

南明弘光元年三月一日，距離朱由崧從南京出走的五月十日還有兩月余，有從杭州來的一個人，自稱是「太子」。因為「真偽」之爭，從而引發了一場規模巨大的內訌，一度鬧到了兵諫的程度。王鐸「主偽」派佔了上風，將「太子」關進了監獄。

五月十日，朱由崧跑了，馬士英也跟著跑了。

看來，朱由崧對王鐸，只是感謝而已，絕非那麼看中。與馬士英比起來，他的地位是微不足道的。儘管當時馬士英擁立福王朱由崧的目是險惡的，要控制這個不那麼爭氣的皇帝，可是，在緊要關頭，朱由崧還是帶走了馬士英，將王鐸留在了南京。救命之恩大，還是擁立之功大，當然是當官的事情比命大了。皇帝也罷，官吏也罷，莫不如此。

留下，等於是送死，就是留給敵人，讓敵人殺了算了。

話雖直露，理卻不蒼白。

你是死是活，就看造化了。

如果王鐸在流浪的許多年裡像他的親人一樣死去，他仍然可以是個受人景仰的傑出書法家；如果他跟著朱由崧一起逃走，像朱由崧一樣在混亂中被殺死，他依然可以保持他的晚節，是赫赫有名的書法家；如果在清兵入城被亂軍誤殺，他也是耿耿一名士，作為書法家也是節義千秋。可是，這些如果都沒有發生，所發生的，是在朱由崧逃走後，內訌的傳統還在繼續。沒有來得及逃走的散兵游勇與憤怒百姓一起，將「太子」從監獄裡救出來，皇袍加身，齊呼「萬歲」。將本來已經換上了百姓的衣服，準備逃走的王鐸捆綁，遊街示眾，毆打與辱罵，鬚髮被打光，慘不忍睹。這憤怒多半來自於朝廷的潰敗倒塌，將這些沒有來得及逃走的人交給了敵人。這情緒這憤怒程度，難以遏制。

六

「三狂人」之倪元璐死了，黃道周死了，而王鐸還活著。

他為什麼還活著，是貪生怕死之徒嗎？這樣說可能會有歷史的偏差。在數次重大的歷史關頭，他都在抗爭，為了信條，他不惜丟掉作為一介書生，一個普通的農民的孩子已經得到的顯赫位置。

王鐸之降清是叛徒嗎？顯然不是。這與吳三桂反戈一擊，與王精衛之投敵，與許許多多的叛徒內奸相比，他都不是，他是接受了滿清。他與百姓一樣接受了滿清嗎？不是，因為百姓不掌握朝政，朝政在皇帝與大臣手中。

他不是個老奸巨滑之徒，狡黠詭詐、反覆無常的梟雄與他無緣。他不是個壞蛋，在歷史上，他從來不曾坑害朋友與同事；不諂媚，不世俗，不是個賣身投靠之徒；對皇帝也不俯首帖耳，他有自己的政治主張。一生的英名，就因為比黃道周多活了幾年，一切都完蛋了。

這是怎樣的悲哀呢？

當王鐸以老邁的身軀，遲疑再三，來到了他熟悉的北京，眼前的景物還是原先的景物，這座城市依然在運轉。改朝換代了——他由一介書生而發跡，曾經一度叱吒風雲。他走過大街小巷，來到曾經的立身之地，也是精神寄託的地方，有什麼感想呢？他不能不想到當年的風光，也不得不正視現實的尷尬、憂傷、無奈、羞辱與悲憤。

雖然他的官職一路盤升，除次輔外，一如在明廷。可是，他卻迷醉於酒色之中，有病也不治療。「吾自知壽命不長」，「萬事無如杯在手，百年幾見月當頭」，自我如此的鞭撻，也不能讓後世的人們對他這一曲變奏給予和弦。

讓王鐸感到，他再多活一天，也是不能為時勢所允許的了。更多的不是來自外界的允與不允，而是他內心的自我不允許。他不想再活下去，又沒有倪元璐卷帛自盡的勇氣。他可能更盼望清廷殺了他，可他又沒有黃道周幸運，能在法場上還那麼瀟洒地選擇自己斷頭台的位置。他自我上刑，戴上沉重的枷鎖，遊盪在朝野。唯一忠實陪伴他的，就是書法了。他生命的最後幾年間，留下了大量的墨跡。

考訂他有著錄的260餘件法書存世作品，就會知道，他在發現書法於他是難以分割之後，他就對此耿耿於懷。他要求自己，要留給世人「好書數行」，實在是有意傳世。「寂寥深山，獨坐無人；老猿一叫，陡然一驚」，這又何嘗不是藝術傑作給人的驚絕之感呢？

他的為數眾多的書法作品，還不包括散見於私人收藏。從著錄年代看，幾乎是伴隨他的一生。他痴迷在書藝之中，「余於書……沉心驅智，割情斷欲，直思彼室奧。恨古人不見我，故飲食夢寐以之。」

這是他在書法上的野心，與古人相提並論，也還不滿意。另一方面，他又對自己不那麼有信心。這是古來有成就的藝術家共同的心態——對自己的創作永遠不滿意（假如一個人沾沾自喜於自己，十分欣賞自己，怎麼看怎麼順眼，覺得自己就是那完美無缺，這個人的藝術水準一定不會有多高）。他也不是總在鄙薄自己，在鄙薄自己中完成一件又一件垃圾。一個偉大的藝術家，他有自信，自信的程度是常人難以想像的。可是，他還有另一面，就是永遠對自己不滿意。在自信與不滿意的矛盾中，創作出傑出的經典之作。這就是藝術家特有的內心世界，是常人難以理解的。

王鐸的行草書，字體開放，內斂功夫頗深，重要在在於，蒼渾的狀態與《蘭亭序》美妙絕倫正好相反。在王羲之那座峰巔面前，終於聳立起一片高原，那高原上長滿了奇花異草，還有讓世人陡然一驚的老猿一叫。他的草書，自從有所謂「一筆書」以後，從來沒有繁榮過，不過是偶爾有一行半行的，王鐸的「一筆書」，連綿整行，往往是整幅作品一氣貫之，氣勢如虹。無論行書還是草書，高軸高到歷史上難以尋覓，長卷長到常人難以為繼。

王鐸就是在這樣的矛盾中，忘卻了世界上的一切——甚至是那最後的苟活所要產生的惡劣後果，而那後果是無法挽回的。

我想，對於王鐸政治歷程，對於他最後的苟活，隨他去吧！我們像德國人擁抱海德格爾的哲學一樣，擁抱王鐸的書法吧！那畢竟是我們藝術寶庫中獨立難得的珍品，是書法藝術的高端之作。 中國書法經典：九、無名者的里程碑

——廟堂三碑與金石之氣

在中國書法史上，讓我關注的法書很多，讓我無從下手的很少。對那些劃時代的法書，對那些里程碑式的書家，花點工夫是值得的。他們的法書，精美絕倫，他們的人生，曲折多變。所謂無從下手，就是不知道怎麼才能說得有道理，又有所發現。我所作的史學文化散文主要特徵就是體裁的敘事性，由敘事而轉入我所要表達的理論框架，不是理論的論述與論證。而關於書法史學文化散文，則是從書家所處的歷史背景出發，發掘書家內在的動力來源。由此開掘去，再看法書。這樣，就找到了王羲之所以成為書聖並出現《蘭亭序》、顏真卿所以成為一代宗師並奮筆疾書《祭侄稿》的原因所在。

很顯然，這篇小文要關注的，是無名者的法書。而這些法書，又是中國書法史上的里程碑。這所謂的里程碑，比王羲之，比顏真卿，比趙孟頫更重要。

還有比書聖，比宗師，比巨匠更重要的書法家嗎？

當然有，這些書家沒有留下名字，但是，他們卻留下了大量的金石作品。這些金石作品中，隸書就更為重要。因為隸書的出現，改寫了歷史，而這個轉折，觸及到了古文字與現代文字的分野。可以這麼說，因為隸書的出現，使得中國文字的演進有了決定性進展。

然而，碑石留下書丹者名字的極其少見，而被歷代書學史家比較一致認可的代表性作品，無一例外地沒有書丹者的名字，即沒有名款。

這下可就難了。

一

著名的書法家于右任先生有一副楹聯云：「書存金石氣，室有蕙蘭香。」于右任先生酷愛碑石，據說當時與友人約定，發現魏碑歸他所有，發現唐碑歸友人。洛陽鐵門鎮千唐志齋，就保存了大量的唐碑。而于右任先生也從魏碑中找到了創作的源泉，書法存金石之氣。

天下的碑刻林林總總，約略說有西安碑林、遼寧博物館碑林、曲阜碑林、千唐志碑林比較著名。《三希堂法帖》專門為保存法書而刻石，並非「碑學」意義上的碑。其它地方也存在大量的碑刻，比如雲南曲靖的兩塊「爨碑」、山西太原晉祠的「晉祠銘」、河北邯鄲的「摩崖石刻」，泰山刻石，岱廟碑刻等等，也很重要。

既然提到金石之氣，不妨先籠統地說說「金」。

如果打算以書法作為藝術的生命體現，也就是說，決意要當書法家，我認為，下手不免狠一點，從金文下手，歷代大書法家莫不如此。看一個書法家有沒有造化，其實一眼便知，看他的書法有沒有金石書法的筆力和內斂之氣。

金文——狹義地說，就是鑄或者刻在金屬器物上的文字。金文概言經歷草創發展、成熟、繁榮三個時期。一般來說，前期的書法味道更為濃厚，更接近書寫的狀態，也就更具有書丹者的個性特徵。而到了繁榮期，削去了稜角，漸漸隱蔽了個性，接近了印刷品的整飭一律。從甲骨文脫落出來的金文，具有強烈的個性色彩。

隸書無疑也經歷了草創發展、成熟、繁榮的三個階段。

然而，所不同的是，它標誌著漢文字開始走向了一個嶄新的階段——今文字終於出現了。而這個「今」是相對古文字而言的。說得通俗一些，古文字如甲骨文、鍾鼎文的大小篆書得有專門的知識，或者專業水平，才能念得通順，而隸書不用，認得漢字的人，就認得隸書體文字。這就是隸書的意義，也是中國文字發展史上的里程碑。

二

隸書不但在文字發展史上有那麼重大的意義，於書法來說，漢隸也是隸書的高端之作。漢隸在文字發展史和書法史上，都是重重的一筆。漢亡後，隸書無疑也象一個王朝的強弩之末，漸漸地衰敗。以隸書為創作對象的書法家很多，成為宗師的沒有，成為巨匠的沒有，成為「隸聖」的也沒有。《宣和書譜》中隸書只著錄了一個人——韓擇木，讓人不得不問個為什麼，到底是哪個地方出了問題。

我們先放下這個疑問，來看「廟堂三碑」。

「廟堂三碑」是書法中隸書體的代表作。當然，《張遷碑》也很被推崇，但是，他的存放地方在岱廟，不在孔廟，也就不在三碑的統籌之中了。還有很多碑刻也相當的著名，給書法帶來了諸多的驚喜，比如《鮮於璜碑》、《曹全碑》、《華山碑》等等，難以盡述。因為出土地點和其它因素，亦不在「廟堂三碑」的範疇之中。

所謂「廟堂三碑」，即：《乙瑛碑》、《禮器碑》、《史晨碑》。

這三碑全在曲阜，即孔廟、孔林、孔府的三孔處。為了看這三塊碑石，我還跟導遊小姐惱怒了一頓。本來，大家進了孔廟的大門，我就說我就先去漢碑碑林，免得因為我個人的愛好而耽誤大家的時間。她說一會兒要從那裡經過，不必專門看。可是，到了孔林，我也沒有見碑林，說早過去了，我就惱了。匆忙回去，補了這一看。

其實，看不看有什麼關係呢！在我們現在印刷品這麼發達的時代，材料比現場更清楚。這從看《爨龍顏碑》已經有了經驗，到了現場，什麼也看不到。光線模糊，字跡斑駁，還有剝落等現象。有早年的拓本，字數要全得多。我在「爨龍顏碑」的大門外，現場買了一本早年的拓本，果然字跡清楚，也有釋文。拿著那現代化的印刷品，吃了定心丸般安寧了，又何苦跑這麼遠來看一塊黑糊糊的石頭呢？

在去曲阜之前，我做了功課。

《說文解字·誄碑》說：「自後漢以來，碑碣雲起。」

《乙瑛碑》刻於永興三年（公元153年），漢桓帝元嘉三年，改元永興。歲在癸巳，屬蛇。「天下大亂……殆始於桓靈二帝」這樣嘆謂，在《三國演義》里不絕於耳，而「禁錮善類，寵信宦官」的指斥充溢在字裡行間。《乙瑛碑》即立石在這個時期，是漢碑的代表作，體勢方正，骨肉均勻，波磔分明。

清代王澍說：「隸法以漢為極，每碑各出一奇，莫有同者。」這說法不錯，漢桓帝永壽二年（公元156年）刻立的《禮器碑》風格又大變，四面都有刻字。王澍對這塊碑刻更是稱讚不已：「古人作字無不始於瘦勁……得古書之元……書中無上神品。」

《史晨碑》分為前後兩碑，分別刻石於東漢建寧元年和建寧二年。被書法史學家譽為最具典雅風範的書法，字距與行距較大。嚴整而寬鬆，渾圓含蓄，真氣內斂，望之有神聖不可侵犯之感。

當我到了曲阜，到了漢隸碑林，那是不一樣的感受。碑文當然也是黑糊糊的，字跡較之兩爨碑卻清晰了許多，光線也算明暢。心情好——這失而復得般的一看，終究是和不看不一樣的。在我們攻讀史籍的過程中，無疑是要盡量多地掌握史料，獲取更多的歷史信息，發現焦點，為我們的所作奠定基礎。然而，這史籍終究得靠我們今天激活，否則，便是書袋到掉書袋，即或成為文章，也缺乏血肉和脈搏。

齊魯文化不僅僅是齊魯人的文化，它已經成為中華民族歷史、哲學、文學乃至藝術的母本。孔孟之道雖然經歷了種種磨難，雖然在一個時期受到批判，雖然它不一定是我們今天的人們所要必須遵循的行為準則，但是，它對中國人行為、精神的影響，不是簡單的批判和接受所能人為了結的。

在這樣的文化氛圍中，誕生了這麼多的碑刻，也就不奇怪了。我一遍遍地看，看那些精美的文字，看那些近兩千年的古代遺存。想我們的古人，在操作這石塊的時候，在往石塊上書丹的時候，在書丹的文字上叮叮噹噹刻石的時候，一定沒有想到，這些碑刻，將中國文字今文最後的定型，雕刻在了史冊上。也將隸書書法藝術的鼎盛面貌永久地留在人間。他們用不大的空間，贏得了悠遠的時間，那悠遠，幾乎是難以估算的。

院子里有一座小亭子，號稱石人亭，據說是漢代的。質樸，絕不華麗，甚至造型有點幼稚。這是個意外的驚喜，我在這意外的驚喜面前站立良久，由此想到了書法，想到了雍容華貴的最高狀態，想到了雍容華貴也是從質樸、幼稚而來。

碑林里沒有遊人，可見，喜歡這裡的人不多。我和同行兩個人，在院子里，就顯得極其突出。周圍兩面都是平房，房子里就是那些碑石——各種風格，應有盡有，而廟堂三碑，就埋沒在那眾多的碑刻之中。若不是金石學家將它們突出地介紹給讀者，憑我的肉眼凡胎，無論如何我是不能將它們列入到的重點瞻仰的名單之中。

毫無疑問，「廟堂三碑」是這些碑刻中的佼佼者，是最為規整，最能體現漢隸最高水平的法書作品。我一直在追問，一直在探討。作為臨摹和繼承，是從這所謂的最高——即繁榮時期的作品開始，還是找到形成最高水準的源更得體呢？換言之，是從《蘭亭序》下手，還是從王羲之那些「紙條」式的函札往返進行揣摩呢？

望著石人亭，久久不舍離開。我似乎看到了質樸的工匠，在雕刻他們心中的漢代人，他們熟悉的人物，他們嚮往的人物狀態。我站在那裡，心緒由心跳加快，慢慢平靜下來，心情也歸於質樸，甚至是幼稚。

三

專門論述碑刻，不是小文的初衷。如果要了解碑刻的源流乃至全貌，莫過於康有為的《廣藝舟雙楫》或曰《書鏡》。魏碑也是碑刻家族不可或缺的另一個大宅門，還有許多許多，不是如此的小文所能承載。 「廟堂三碑」幾乎代表著隸書書法的最高成就，它們是那樣的風格迥異，表現著書丹者的才華和個性。都是隸書，又都在一個文化氛圍之內，人文環境也沒有差異，就是如此的不同。

再有風格的不同和差異，相同的地方還是有的，那就是代表了隸書繁盛時期的最具規模的書法狀態。整飭——規整，書法的法則嚴密，分行布局有一定格式。所謂波磔這個隸書的標誌更為明顯，沒有波磔就不稱其為隸書。燕不雙飛等等規範，也成了法典。

隸書是個消失了帝王的王朝，讓我們難以理解，為什麼沒有留下書家的名字。在這樣一個歷史的轉折時期，今文出現了。如果說金文由於鑄造，由於毛筆還沒有出現，它的書寫工具還是利器的話，那麼，可以斷定，隸書一定是毛筆書寫的產物。

整飭，精美絕倫，是隸書的特徵嗎？顯然還不夠。作為一門藝術，它要實現藝術這個詞的話，還有更為重要的標誌，就是藝術的自覺。雖然碑刻也是實用為前提，但是，到了漢代，從總體上說，形成了藝術的自覺。這所謂的藝術的自覺，就是不為實用目的的書法創作。也是這個時期，出現了書法理論。如蔡邕，如趙壹等等。

隸書是怎樣產生的呢？《宣和書譜》的《隸書敘論》說，有個人叫作程邈，因為得罪了秦始皇，住在雲陽監獄。秦始皇兼并六國，統一天下，讓李斯將大篆改為小篆，其目的是厚今薄古。讓程邈作隸書，深思十年，完成了三千字，獻給了秦始皇。皇帝很高興，讓程邈當了御史。因為隸書不能作為官方文件通用的文字，只能在徒隸中流行，所以叫作隸書。

這是個不可靠的記載，《宣和書譜》自己馬上也否定了這樣的說法。說從臨淄的古墓發現了隸書，是齊太公六世孫胡公的棺材。這胡公，早於秦始皇四百年。

一種字體的出現，讓一個人來完成，幾乎是不可能的。新的字體要得到廣泛的應用，必定要經過長時間的歸納，發展，定型。如果靠一個人來完成，那麼，就等於誰也不認識的天書，將天書推廣到民眾手中，是件做不到的事情。比如密電碼，就只能是訓練有素的人掌握，即使明碼，也不是民眾要掌握的事情。李斯之創製小篆，還是在篆書的基礎之上，「書同文字」，將大家已經使用的文字，經過輸理，歸納，找出契合點，才會獲得普遍的使用。

四

隸書有大師，以「廟堂三碑」為代表的繁榮時期的法書，那些無名者，他們鑄就了歷史的豐碑，就是隸書的大師。而隸書在繁榮以後，也就是說在漢碑以後，出現大師的可能性就極其少了。我曾經說過，站在大師的肩膀上，未必就能夠站得比大師高，你有可能摔下來，弄得頭破血流，頭昏腦脹，一輩子找不到北。

我在本地的一個古玩市場，看過一位民間隸書書法家，不到20歲。他現場作業，隸書寫得相當整飭，字如棗般大小。如果沒有看他現場操作，你會認為那是印刷品。太規矩美觀了，沒有一絲一毫的筆跡，沒有賊毫，沒有牽絲縈帶，沒有飛白，有的就是整潔美觀。三平尺一幅，要價16元，成交價12元，後來我看到，6塊錢也賣了。

無疑，漢碑是書法史的里程碑，也是漢代無名書法家的里程碑。他們用繁盛時期的隸書，給我們留下了隸書書法藝術的頂級作品。正如唐楷鼎盛時期過後，再難出現第二個顏真卿一樣，漢隸鼎盛之後的中國書壇，並未出現不二的隸書大師，這是為什麼？我以為，是來路不一樣。

漢隸那些書丹者，那些無名的書法家，不是在整飭的漢隸基礎上發展起來的。清代以金石著稱於世，尤其抑帖揚碑的大將如阮元、康有為者，名頭大，氣魄大，研究得不放過秋毫。以這樣高瞻遠矚，又細緻入微的理論為導向，出一定的成績再所難免。然而，仍然沒有巨匠，沒有宗師，也沒有出現公認的法書所謂「無上神品」。

古隸書在戰國時期已經有了雛形，被人們稱之為《高奴權》等銘文，已經具備隸書的特點。《包山楚簡》雖然還是半篆半隸，卻已經不是篆書，而是朝著隸書的營地大步邁進了。簡牘墨跡的出土，給我們提供了這樣的版本，自然、美麗的初始隸書是多麼的讓人欣喜。如果漢隸「廟堂三碑」，是成熟如老者的威嚴，那麼，那些帶有隸書味道的簡牘，便是呀呀學語的孩童。它們不威嚴，卻天真，自然去了雕飾，可親可愛。《合陰陽木簡》、《武威儀禮漢簡》、《居延帛書》的出土，更讓人驚喜，似乎是那些呀呀學語的孩童，已經說話了，隸書的「蠶頭燕尾」初露形狀。

不錯，東漢的隸書是整飭的，它們整飭來自於不整飭。如果我們從整飭的漢碑如「廟堂三碑」出發，再行整飭的話，出現如印刷品一樣的隸書來就不奇怪了。吳昌碩先生悟性、天分極高，選擇了石鼓文，他的隸書，也是挑選不那麼整飭、隸書味道不那麼大的法書臨摹。就是他臨摹的《曹全碑》，也大不類似。

如果要在隸書上有作為，「廟堂三碑」就瞻仰吧！簡牘、帛書中更有深刻的書法內涵。在那些無名者的身上，能夠體味到個性的張揚和原始的創造力，在這個基礎上，再行整飭。而不是誇張地模仿，擴大那些原始書法最為薄弱的筆法和意態。中國書法經典：十、居高聲自遠 非是藉秋風

——孫過庭的《書譜》

一

公元684年，唐帝國嗣聖元年，歲在甲申，屬猴。這年的九月，徐敬業起兵揚州，討伐武則天。有一篇檄文天下著名，即駱賓王《為徐敬業討武曌檄》。文中說，「偽臨朝武氏者，性非和順……入門見嫉，蛾眉不肯讓人；掩袖工讒，狐媚偏能惑主……豺狼成性，殺姊屠兄，弒君鴆母，人神共嫉，天地之所不容！猶復包藏禍心，窺竊神器。君之愛子，幽禁於別宮。賊之宗盟，委之以重任……一抔之土未乾，六尺之孤何托！」此文收錄在《古文觀止》中，為歷代學子所必讀，是篇美文。連武則天自己看了罵她的文章，還大加讚賞。

這武氏可不是楚國的鄭袖所能比擬，即調集三十萬大軍，不到兩個月，就將徐敬業消滅。翌年，武侯垂拱元年，豢養的面首於白馬寺的馮小寶，為非作歹；下年，復臨朝稱制置銅匭受密奏，任用酷吏來俊臣等，一時間，朝野置身白色恐慌之中，臣僚朝不保夕。

即以當時的情景，要麼加入武氏陣營而為非作歹，要麼如徐敬業者，殺身成仁。可是，也還有另一條路可走，所謂置身事外，潔身以作，完成自己能夠完成的事業。我想，孫過庭就是這樣的一介書生。他無意捲入武氏集團的血腥之中，也無力起兵做殊死的角斗。他能夠做的，就是著書立說。於是，武后垂拱三年，《書譜》完成。

與《討武曌檄》相比，《書譜》不在之下，甚至是「檄文」遠遠不及。其文采飛揚，內容充裕，字字珠璣。其論，一經發布，就流傳了一千多年，至今仍然是書家所難以逾越的典範。我想，這篇《書譜》沒有「檄文」知名度高，一則是文章比較長，在古代類似的文獻中，三四千字已經是鴻篇巨製了，各種版本的文選就難以選擇這麼長的文章；二則，專業性特彆強，是一篇集書法史學、書法美學大成之作，一般讀者就難以深切理解其內容。更為珍奇的是，他又是墨本真跡，這在書法史學上幾乎是絕無僅有的。書法理論多如牛毛，保存下原跡的很少。而其書又是草書，率真而不失矩度，草法齊備，又有極高的書法藝術價值。雖然《蘭亭序》書文並茂，不是原作不說，內容並不涉及書法理論。無論書法藝術，還是其理論，影響了一代又一代的書家。對孫過庭《書譜》的草書藝術，雖然也有星點的異議，那幾乎被人們所忽略。于右任、康里夔夔受其影響是明顯的，其他草書家，沒有染指《書譜》的，也很難找到。無怪乎宋高宗為其所傾倒，讚歎說：「《書譜》匪特文詞華美，且草法兼備。」《書譜》，紙本，高27·2厘米，長898·24厘米，現藏台北故宮博物院。

我們現在來享受這頓大餐。

二

孫過庭（約為公元648—703年），字虔禮，吳郡人。

在享受大餐之前，我們得先收拾桌子，將桌子上那些有礙觀瞻的東西先行解決，再就坐，不然，我們會受到干擾。其實就兩件事情，一件是，關於孫過庭是哪裡人。其籍貫有二說：據竇蒙《述書賦注》說，孫過庭字虔禮，富陽人，官至右衛胄曹參軍；另據張懷瓘《書斷》說：孫虔禮字過庭，陳留人，官至率府錄事參軍。孫過庭到底是哪裡人，其實對於我們這樣的非考據文章並不重要。但是，如果他們所言根本不是一個人，就有可能鬧出笑話。當代書畫鑒賞專家徐邦達先生的《歷代書畫家傳記考辨》就有一篇文章，是專門討論孫過庭籍貫的。他認為竇蒙說的孫過庭字虔禮，和張懷瓘說的孫虔禮字過庭，根本就不是一個人，而是兩個人。這樣的古代兩大書論名家，總會有一個鬧笑話了。我對此有個粗線條的理解，那就是：我要討論的是寫過劃時代的書學文獻《書譜》的吳郡孫過庭。是陳留還是富陽人，讓這兩地人去爭吧！

我手中所據，為河南美術出版社《書譜譯註》本。此版本根據台灣故宮博物院墨跡本影印，又據宋刻本補齊「漢末伯英」下缺的166字和「心不厭精」下缺30字，以反白形制標出，且印製精良。對於印刷品來說，已經是盡善盡美了。手持這樣的一本書，心情好起來。那些粗製濫造的書籍，錯訛百出，著實貽誤後人。想那所謂的孫過庭籍貫問題，恐怕也是古代粗製濫造的印製品所導致。

另一件事，關於《書譜》本身。因為此文開篇即明確說《書譜上》，文末又有「今撰為六篇，分成兩卷，第其工用，名曰《書譜》」的說法，人們就自然想到《書譜下》哪裡去了，更有人根據《宣和書譜》記載，認為這僅存的文字，是序言。而近人朱建平先生認為現存的《書譜》，就是全部，並將全文分為序言、二卷六篇。我更傾向這個說法，因為按照古代人為文要旨，刪繁就簡，扼要簡捷，如果論述性文章要作成萬言甚或幾萬言，幾乎是不可能的事情。比如歐陽詢編著的《藝文類聚》，也有序言，雖然是給皇帝看的，也就幾百字而已。故此，僅僅是序言說，是現代人作序動輒就幾萬字的嘮叨，以己之心而度古人之腹。以我粗陋的想法，孫過庭行文的高度概括，《書譜》寫成現在的內容，再往下寫，幾乎就沒有內容了。這樣，我們就可以心安理得地來討論了，欣賞吳郡孫過庭寫的《書譜》了。

三

漢魏書家之眾，可謂人才濟濟，是書法的盛宴。漢代大儒蔡邕及其女兒蔡文姬，都以書法名世。而崔爰、杜度等一系列人物，也是響噹噹的大書家。到了曹魏時代，書風為之一振，大家也不少。而以書法為朝代展風流的晉代，書家就更難以數計了。在浩瀚的書法長河中，孫過庭慧眼不迷，很準確地選出了最具代表性、成就最高的書法家——以隸書為驚奇而成為楷書鼻祖的曹魏鍾繇、有草聖之稱的東漢張芝、被稱之為書聖的東晉王羲之和他的兒子王獻之。

孫過庭開宗明義，「要說自古以來善於書法的人，漢魏時期莫過於鍾繇和張芝，可以稱得上絕倫，晉代王羲之、王獻之父子精妙。」把他們四位書法大家放在一起，可以說是精美絕倫了。一般說來，歷代大的書法評論家都有一個共同的毛病，就是厚古薄今。因為古代書法家的作品，保存著大量的古樸信息。而評論家的所謂「今人」，畢竟要有新的探索，在探索的過程中，也不都是成功的。新的書體、狀態的書法一經問世，就有可能遭到多方的責難。是繼承還是創新，是書壇歷來喋喋不休的話題。其實，不單單書壇，文壇也莫不如此。

評論書法的人說：「彼之四賢，古今特絕，而今不逮古，古質今妍。」站在孫過庭的時代看這個問題，就會發現他的觀點的前衛性，或者說是前瞻性。他認為，由質樸到華美，是隨著時代的變遷而發生著變化。他也用了相當形象的比喻來說明這個問題，何必捨棄華麗的宮殿而去追求洞穴，捨棄精美的寶車而坐原始的沒有輻條的車子呢！

按照孔子「十有五而志於學」的說法可以知道，孫過庭十五歲就開始學習書法，體味鍾繇和張芝的成就，汲取王羲之、王獻之父子書法的規範。在漫長的書法學習過程中，他究竟體味到了什麼，這是極其重要的事情，也是我們關注《書譜》的根本原因。

可以想見，躲避複雜的社會矛盾，在簡陋的書齋里，面對那麼多古代書跡，乃至論說書法的文獻，清和日麗之時節，賞心會意於書，自有一番別人難以體味到的境界。書法創作的環境和準備狀態——

神怡務閑——精神狀態安逸閑靜；

感惠徇知——酬答知己以感人恩澤；

時和氣潤——節令與心情都很潤澤；

紙墨相發——紙張與筆墨都相宜；

偶然欲書——想寫書法的興趣盎然。

這樣，才能創作出優秀的作品。假如神不守舍，違反自己的創作意圖，氣候反常乾燥，又精神倦怠而紙筆低劣，為著銀兩或者巴結官宦，想寫出優秀的作品，那就是妄想了。

書法這東西，向來講究「永」字八法，依我說，就四畫——橫豎撇捺，至於點折等等，全由四筆派生而來。這麼簡單的東西，要弄成複雜化，非有特殊才能不可。我們常常看到，有的人終日追究書法，下筆不是顏柳，就是歐趙，工夫之高超，自不待言，然而，終其一生，不過就是字匠；還有相反的想像，上手便是故作歪瓜裂棗狀，美言曰童趣，以板橋後學相依偎，一生都在胡亂塗鴉。這實在是識見高下，而導致其結果的書品優劣。孫過庭說：「至如初學分布，但求平正；既知平正，務追險絕，既能險絕，復歸平正。初謂未及，中則過之，後乃通會，通會之際，人書俱老。」

書法家——不獨書家，識見是第一位的，可以眼高手低，手低可以假以時日的磨礪；萬不可眼低，如果眼低，手是永遠不會高了，那是俗到骨子裡的，永遠也找不到北而無可救藥了。即使萬錠墨水庫全黑，將湖筆全部使禿，也無濟於事。

環境好，興緻勃勃，眼高了，就一定能創作出好作品？那還要動真格的。粗分起來，中國書法真行隸草篆五體，各有不同。若是再粗分，其實就是真草兩種，隸書楷書篆書，都是一筆一畫的，行草可以細分，也可以混雜。我們注意到了，孫過庭不說這五體，而是說篆、隸、草、章四體，不能不說見識過人。因為本文不是專門討論這個問題的，故此不展開論述。我會心地說，他這樣的選擇，是深有意味的。

在說到真、草書體的時候，孫過庭又顯示出了他的高奧之處：「真以點畫為形質，使轉為情性；草以點畫為情性，使轉為形質。草乖使轉，不能成字。」構成楷書的「元素」是點畫，運筆提按及節點誇張；而構成草書的「原素」則是使轉，還包括絞轉。體現個人性情和個性的，是真草兩者間的性質構成原本的互用。

孫過庭不滿意於「發啟童蒙」的筆畫教導，也不滿意於「文鄙理疏」的「詭辭異說」，將書法的用筆歸納為：執使轉用。「執謂深淺長短之類是也；使謂縱橫牽掣之類是也；轉謂鉤環盤紆之類是也；用謂點畫向背之類是也。」

四

古今書論，類多妄言。古代書論妄言，大多弄得神經兮兮；而今妄言，則多半出在門戶狹隘之見，無端的鼓吹，動輒以大師、巨匠相稱，言者隨便一說，被吹者也不臉紅，自不必與之討論。

古代書論妄言者，多為解釋不了古代天才的抒發，或者鼓勵後學，編造了一些故事。比如說蔡邕到嵩山學習書法，這本來沒有什麼問題，嵩山上有碑銘。說他在山上發現了一本手寫稿，「八角垂芒」，就讓人覺得，這個故事是編造的了。還一則故事說鍾繇曾經與中山靖王劉勝上抱犢山學書十年，我沒有考證劉勝與鍾繇的生卒年，就鍾繇而言，上山學習十年書法，就難說了。《書譜》在這方面所做的工作，顯然高明多了。

曹丕云：聞夫家有南威之容，乃可論於淑媛；有龍泉之利，然後議於斷割。

這話什麼意思？往書法套用說，說白了就是好的論者，必須是好的實踐者。一個好的書法理論家，必須是好的書法家，才有資格論說東西。但是，孫過庭卻透出了這樣的信息：「語過其分，實累樞機。」最早主張書法評論的獨立性。

雖則如此，如果僅僅是書論本身，《書譜》亦難成為書學史上的獨一份，因為張懷瓘、劉熙載、康有為等的書論，體系更為龐大，資料更為完備。對於孫過庭的書藝，也有一字萬同之譏。他對自己的字頗為自負，後人公論，也沒有辜負了這偉大的藝術。孫過庭的書法，已經成為字間不相連署，字字獨立式草書無法逾越的典範。儘管後人也以「閭閻」的出身譏諷他，而《書譜》是書、論雙絕的劇跡，似無爭議。

《書譜》書乞的公元687年，是為武后垂拱三年。是年，封皇子隆基為楚王。劉煒之拜相，劉宰相就對人說，「既然已經廢昏立明，不如還政於皇帝取消臨朝稱制」，武則天知道後，將他賜死。又突厥擾山西，在黃花堆戰敗退走漠北，再無別的大事。縱然山東、關內饑荒嚴重，並沒有影響武則天步步逼近帝位，那「宴席」終歸有散的一天，為下一個王朝所取代。而《書譜》的作者孫過庭，建立了書法美學的王國，則延至今日，依然無人有顛覆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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