約翰·密爾與英國東印度公司
約翰·密爾與英國東印度公司
《浙江學刊》2015年3月
耿兆銳
約翰·密爾（舊譯為約翰·穆勒，以下簡稱為密爾）是英國著名哲學家、經濟學家、作家，十九世紀變革時代傑出的古典自由主義思想家、政治評論家。作為一位邏輯學家和倫理學家，也始終受到人們的關注。國內學界更多關注於密爾的自由主義、功利主義主義以及政治經濟學等思想，對於他與英國東印度公司（以下簡稱為東印度公司或公司）之間的關係研究較少。
其實，密爾人生最美好的時光都與東印度公司密不可分，他全部職業生涯的３５年都是在東印度公司度過的。密爾在東印度公司倫敦總部的東印度大廈工作，主要職責是起草英國政府與殖民地印度之間的公文急件，後期隨著職位躍升，他一度制定和決策了殖民地印度的相關政策。下面，將從梳理密爾父親結緣東印度公司入手，來探討他少為認知的一面。
密爾的父親詹姆斯·密爾（以下簡稱為老密爾）是蘇格蘭著名歷史學家、經濟學家、心理學家和哲學家，他與大衛·李嘉圖一起成為古典經濟學的奠基人。因為是傑里米·邊沁的好友，這使得老密爾也成為功利主義的重要代表。
老密爾的《英屬印度史》１８１７年以三卷本的形式出版，並立即獲得了巨大成功。這部作品已成為這一專業領域的權威著作，老密爾寫作這部書的目的，「主要是試圖對印度社會作一個哲學的分析，並評估它在『眾多文明』中的位置。毫無疑問，他的一個主要目的是消除他所認為的對東方專制主義的愚蠢讚美，而這恰是啟蒙運動早期思想家的標誌」。
該書詳細描述了東印度公司和英國攫取印度殖民地的歷程，儘管老密爾非常反感東印度公司的商業特權，對東印度公司的管理條例也進行了許多猛烈抨擊。但總的來說，他認為，還沒有哪個政府像東印度公司那樣盡其所能地對其印度臣民表示善意。③換言之，英國人統治印度肯定要好於印度人統治他們自己。
作為長子，密爾眼裡父親的成名作是，「對我教育貢獻很大的一本書是父親的《英屬印度史》。我現在可以看出其中的不足之處，但我仍然認為，即使它不是人類寫過的最有指導意義的歷史書，也是一本對一個思想正在形成中的人最為有益的書」。密爾畢生對於父親這部書推崇有加（儘管也曾經指出其中的某些瑕疵），讚譽父親是「第一個把理性之光投射到印度社會的歷史學家」。
這部巨著最切實的好處是改變了老密爾本人及其家族的命運。南亞史專家埃里克·斯托克斯說，《英屬印度史》的出版，「促成老密爾和他兒子（約翰·密爾）在１８１９年後的就業，並在東印度大廈牢牢穩固了功利主義在印度事務中的影響」。⑥如果沒有這部著作，或許就可能沒有東印度公司的任職，他的家庭將繼續處於貧困狀態，這一職位給予他以及其家庭以經濟保障。的確是這樣，無論是老密爾還是密爾都不用再費力尋找其他工作，有了來自東印度公司穩定豐厚的報酬，使他們在接下來的五十年成功保持在一個舒適的水平。
由於《英屬印度史》出版引起的轟動，老密爾成功獲得了東印度公司董事會的信任，儘管他在該書中也批評過東印度公司。１８１９年，他被任命為東印度大廈通訊部檢察官助理，主要負責起草發往印度的公文函件，以供東印度公司高層作決策參考。
憑著出色的才華，老密爾迅速晉陞為這個重要部門的負責人，「一個實際上的印度副國務卿」。１８３６年，老密爾去世。密爾在其《自傳》中這樣評價父親，「鑒於他的巨作《英屬印度史》的主題，他是健全治國之策的創始人，這只是他一生中較小的功績之一」。這部書最終成為選拔印度公務員的教科書。１８５９年（該書出版四十多年後），約翰·布萊特在英國議會下院說：「如果新任印度總督對印度一無所知或知之甚少。我敢說，當他接到任命時，他閉門研究的肯定是詹姆斯·密爾先生《英屬印度史》的第一卷。」作為東印度公司的反對者，布萊特能說出這樣的話來，也從側面證明了該書的影響力。不過，由於老密爾從未到過印度，也沒有與任何一個印度人交談過，他的寫作僅僅是依靠文件材料和檔案記錄來完成。因此，這一事實遭致著名經濟學家阿瑪迪亞的嚴厲批評。
必須要說的是，父親在這部書中對印度的相關論述，對密爾產生的影響是深遠的。的確，密爾從《英屬印度史》中得到了一個關於如何看待非西方民族的偏頗觀點。
比如，老密爾拒絕在印度（他在英國國內卻大力主張）實行代議制，因為印度人民所處的文明階段和道德政治局勢，使得印度還不具備代議民主制的土壤。因為，每個國家在文明發展的階梯上都有與之相對應的位置，所以不同文明發展階段的國家與民族，最好的統治形式是不同的，因此，最好的政府形式未必是最適合的。印度文明在所有文明中處於最低水平。任何按照工業、藝術和文化的屬性，印度擁有一個野蠻民族的主要標誌。印度人都是人類種族中最受奴役的部分。一個簡單的比較開明的獨裁政府形式（即東印度公司對印度的殖民統治），通過歐洲人的榮譽感與歐洲的智慧，是現在適合殖民地印度管理的唯一形式。
對於印度人的民族性格，老密爾的描述是：他們的奴性和怯懦的靈魂，以及如何在一個有吸引力之下、惑人的外表存在著一個普遍的欺騙和背信棄義的傾向。印度人是不誠實的，這成為西方人對印度人乃至對整個東方人長久以來的偏見。印度文化的這些弱點使得印度人是消極的、揮霍無度的、被壓迫的、無組織的和容易遭到外來的侵略。此外，老密爾還把印度文化與大部分中東和遠東文化相提並論。他把印度教徒描述為，與中國人、波斯人和阿拉伯人的文明狀態相差無幾的一個文明狀態。
簡言之，較高文明的標杆就是歐洲的文明，印度是不開化野蠻的，中國則是停滯的專制帝國，整個東方社會處於不文明的狀態。這些觀點對於日後密爾的整個思想體系，影響深遠。六十年後，密爾在其代表作《論自由》中，也幾乎用驚人的相同口吻來討論野蠻的印度人。為此，威廉·托馬斯分析原因說：「由於這本支配著密爾童年時代的著作（指《英屬印度史》）是一部關於一個落後民族的征服史，密爾成年時期的職業便註定要參與對這個民族的管理。這種關係可以解釋密爾對落後和進步社會狀態的先入之見，這種見解在密爾的全部政治問題論述和大部分思考中打下了深深的印記。」
此外，密爾的弟弟喬治·密爾，１８４４年進入東印度大廈，在１８５８年因健康原因離開。另一個弟弟詹姆斯·邊沁·密爾曾在印度作為一名公務員服務了三十年，應當說他比任何其他家庭成員更近距離地觀察了印度這個國家，但是喬治·密爾和詹姆斯·邊沁·密爾都沒有達到他們父親和長兄所擁有的重要職位。由此可見密爾家族與印度的淵源之深，非同一般。
好員工密爾的《自傳》告訴我們，他有著不平凡的人生經歷。幼年早慧，沒有進過學堂，全靠父親老密爾指導和自學成才，社會洞察力和學識遠超同齡人。應當說，父親對密爾的影響幾乎是全面性的，從個人教育，職業選擇到學術研究領域，我們都可以看到父親的身影。國外有學者曾評價說，老密爾是密爾性格形成時期對他影響最大的人物。
密爾在其《自傳》開篇就明確寫道，他是《英屬印度史》作者詹姆斯·密爾的長子。正如邁克爾·萊文的分析：「一個作家可以有很多種選擇，來向他的讀者做自我介紹。比如可以按照信仰、民族、種族、職業或社會階層的標準。」密爾刻意選擇把自己歸類為他父親的附屬物，可見其父的影響之深。
也正是由於父親的緣故，密爾註定要與東印度公司產生某種聯繫。父親開始寫《英屬印度史》是在密爾出生的那一年，所以，某種程度上可以說，密爾是與父親的這部書一同成長。從《英屬印度史》中，密爾形成了對印度文化的早期印象或者說第一印象。多年後，密爾仍然熱情不減地回憶這部書對他所形成的影響：「從這本優秀的作品中我汲取了許多新的思想；它對印度的社會與文明以及對英國的制度與管理條例的評判和專題論述，賦予我的思想以指導、推動和鼓勵的作用，使我很早就熟悉這些道理，對我以後的進步大有裨益。」
在父親的安排下，１８２３年，未成年的密爾在東印度公司印度通訊檢查官辦公室謀到一個職位。這種安排打亂了密爾的未來人生設想。因為，密爾的理想是做律師、競選議員、做個政治家，把哲學家抽象的理論付諸社會實踐。父親的這一舉動，使得密爾不得不在從東印度公司退休之後才有機會進入英國議會。更為重要的是，在東印度公司就職意味著密爾一直會處於父親的羽翼庇護之下，這恐怕是密爾極不樂意的。
其實，父親的安排也有自己的考慮。老密爾認為在東印度公司就職可以比其它職業得到更豐厚的薪水，穩定的生活可以讓兒子從容不迫，有更多人生抉擇的資本。密爾生活的時代，到殖民地經商或到東印度公司任職幾乎成了生財之道的同義語。「如果一個來自富裕家庭的年輕人想賺錢，他可以經營海外貿易，或成為一個律師。如果他想冒險，則有東印度公司」。可以想見，老密爾早年的家境貧寒以及自己在倫敦捉襟見肘的生活經歷，在兒子職業選擇上起了決定性的作用。因此，到東印度公司當職員可能是一個較好的選擇。
若干年後，密爾在《自傳》中頗有感觸的談到父親為他謀職一事，「對於任何有資格取得文學或思想較高成就的人來說，為報刊撰稿絕不是長久的生計來源，不僅因為這種生計手段的不穩定性，尤其是如果作家有良知，他只會為自己的見解而不會為他人的見解而寫作；而且因為以寫作為生的作家的作品本身就不值得存在，也絕不是作家傾注心血的作品。作為塑造未來思想家的作品，必須花費很多的時間來完成，即使作品寫完了，一般來說也要花很長的時間才會引人注意而出名，因而不能指望此為生存手段。那些以寫作為生的人不得不依賴單調乏味的寫作，或最好的也是依賴於寫些通俗的作品；當要做自己中意的事情時，他們只能從必要的時間中節省出一點時間，但通常這點時間都少於公職的閑暇時間，而又使我們身心疲憊不堪」。
密爾的這段回憶是極其耐人尋味的。一般而論，衣食無憂方可做出大學問。中西方歷史上不乏做大學問的曠世奇才，但他們為了生計或趨炎附勢，成為御用文人，或乾脆做起了刀筆小吏。那些敢於直言己見的學者大多窮困潦倒一生，直到過世多年後他們的思想遺產才逐漸被世人所認識。不難想像，如果沒有父親當年的抉擇，我們可能不會見到後來敢於毫無保留地闡述己見的密爾。密爾在一系列社會問題上的見解甚至遠遠超過了他所生活的那個時代。正是由於有了東印度公司的穩定工作和豐厚薪水，密爾從政願望最終得以實現。１８６６年，他被選為議員，任職兩年。任期內，他為改革法案與勞動階級的利益做出過貢獻，並且積极參与政治與社會改革工作。
進入東印度公司後，密爾從最底層職員做起，天資聰穎加之父親的刻意栽培，仕途一路順風，１８５６年，晉陞為檢查官。這是年薪兩千英鎊（當時是一筆巨款）的高級職位，在頭銜上僅次於公司的最高統治者，負責監督除陸軍、海軍和財政之外的所有與印度殖民政府的事宜。
東印度公司的工作為密爾觀察社會提供了一個很好的平台，在《自傳》中，密爾寫道：「使我通過自身的觀察學會處理實際公務的必要條件，這個機會對於我作為那時見解和制度的理論改革者有相當大的價值」。
的確，密爾從１８２３年的懵懂少年到１８５８年東印度公司行政權被取締，人生最美好的３５年，也是全部工作生涯都奉獻給了東印度公司。東印度公司的經歷完善了他的思想體系，他的著作中也經常以印度為例，來論證他的觀點。而他的印度觀、東方觀、殖民觀等思想都能發現其父親的烙印。比如，密爾認為印度處於文明發展的較低階段，東印度公司的殖民統治給印度人民帶來更多的善；東印度公司的統治比所有印度人自己的政府要好的多。
密爾只做了兩年的東印度通訊檢查官，或許他希望在這個職位多待幾年就可以晉陞為東印度公司的最高層，但遙遠印度發生的一切，使他的夢想落空。
１８５７年，印度民族大起義爆發，東印度公司成為眾矢之的，作為替罪羊，面臨著被英國政府取締的危險。作為東印度公司高級官員，密爾當仁不讓地被推舉為公司辯護人，向英國議會提交請願書，並為此寫下了很多小冊子。密爾認為這是他作為東印度公司高級職員恪盡職責的一部分。而所有這些大動作的目的也只有一個，那就是強烈反對英國政府取代東印度公司在印度的殖民統治。
臨危受命的密爾，採取兩線反擊策略：一方面，他積極向英國議會提交所謂東印度公司請願書；另一方面，他熱心向廣大國民散發代表公司立場的小冊子，為公司作無罪辯護。有證據顯示，從當時的情況來看，密爾是在被迫擔負一項不可能完成的任務，為一個氣數已盡的東印度公司撰寫墓志銘。密爾對公司的忠誠由來已久，早在他做《威斯敏斯特評論》編輯時，就曾經拒絕過一項提議，理由是那個提議對東印度公司使用了過於苛刻的語氣。
如前所述，密爾為東印度公司作無罪辯護，請願的主要內容有：
首先，殖民地印度實行的管理體制有很多優點，不應貿然改變。《請願書》提到，東印度公司在印度的統治機制（即雙重政府體系）相比英國政府直接統治印度有更多好處。在密爾看來，理想的專制政府是一個包含自身制衡機制的政府：現在東印度公司在印度的政府就是獨特的公司和英國議會的雙重政府。英國政府和東印度公司的制衡機制，可以保護印度人民免遭英國國內政治的反覆無常，而且這種雙重政府機制也可作為權力過度集中的剎車器，同時確保印度事務處於專家之手和相對無私的官僚體制下。雙重政府體制另一個優點是掩蓋英國政府參與印度殖民事務的行為。假設英國政府接管印度，那麼上訴的可能性直接地從印度請願者被傳達到英國首都倫敦，這將增加隨之而來的地方官員威望和權威的下降。說白了，東印度公司作為傀儡和遮羞布在前台，而英國政府在後面實際操縱和獲利，雙方不要打破這種默契。
其次，《請願書》對東印度公司在印度殖民官員的形象進行了過分美化。高貴、正義和自我犧牲的英國官員成為英國文學中一個反覆出現的比喻。印度政府的這些英國殖民官員被假定能夠指揮印度人民憑藉意志的力量和他們樹立的榜樣。密爾把東印度公司視為是這種美德宣傳的最好機構，它能夠更多地了解印度社會，其官員沒有被英國政壇的惡習與英國家庭生活的舒適所污染。密爾把公司官員偶像化為恬淡寡慾的人，具有自我犧牲精神、勇敢和盡忠職守等堅忍品質。密爾對東印度公司殖民統治印度不遺餘力的辯護，從其言語中暴露出明顯偏見的跡象，而公司殖民官員被理想化甚至偶像化，被描繪成對狹隘英國政治和黨派陰謀有某種免疫力的特殊群體。例如，他聲稱，東印度公司殖民官員候選人通常與英國有影響力的階級沒有來往，他們置身於議會政治鬥爭之外。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在密爾眼裡完美的東印度公司殖民統治機構，被馬克思描述為，「在亞洲專制基礎上所栽培起來的歐洲專制」，比印度神廟中可怕的神怪還要可怕！
歷史的真相是：公司在印度的職員多為貪得無厭之徒，他們在印度肆意掠奪、橫徵暴斂、積聚了大量錢財。更有甚者，有些軍官為一己之私，竟不惜以發動兵變相威脅。自十八世紀末以來，讓子女到東印度公司工作成了英國許多中產階級一個額外收入來源。另外，公司的殖民地官員也從未遠離英國政壇。因為公司職員在印度發財後回到英國，形成了一個印度利益集團，當時有個專門的英語單詞來諷刺這些人———「那波布」，意思是英屬印度回來後發財的富翁。這些人用從印度掠奪來的不義之財置房購地、賄選議員，使得英國政府對東印度公司的政策受到錯綜複雜利益的多方牽制，「那波布」的不端行為加劇了英國國內政治的腐敗，在英國可謂臭名昭著。
其實，密爾對公司職員的劣跡惡名也有耳聞，他後來承認，公司在印度職員的橫行跋扈，「在像印度這樣的國家的人民中，權力機關盡最大努力也不足以有效地保護弱勢群體去與強勢群體對抗，而歐洲殖民者是強勢群體中最強的。他們認為附屬國的人民只是他們腳下的泥土，政府永遠做不到抑制它的那些年輕的沒有經驗的文職人員和軍官們的這種情緒，這就是英國人在印度的情形」。不幸的是，或許密爾最後還是說服了自己，即這些醜聞只是東印度公司統治印度的例外。無論如何，為東印度公司辯護的《請願書》幾乎不是進行自我反省的最佳場合。即便反省，首要的前提是保住公司不被英國政府取締。
最後，在《請願書》中密爾警告英國政府，如果殖民地印度現有的雙重政府體制被取締，英國政府直接統治印度不會取得成功，相反將帶來嚴重後果。「英國人民不是通過試圖去直接統治像印度這樣的國家，而是通過向它提供好的統治者來履行他們對印度的責任。並且他們給予印度的統治者不會比英國內閣大臣差到哪兒去，一個試圖通過自己行政部門的分支機構去統治一個遙遠的、居住著不同人民的附屬國的自由國家（印度），將幾乎不可避免地要遭到失敗。唯一有幾乎獲得相當成功的模式是通過一個具有相對長久性質的，經過授權的代表團體（東印度公司）進行統治，對於容易變更的國家行政部門只給予審查權和否決權。這樣的統治團體確實在印度存在過，但是我擔心印度和英國都會因為廢除這一中介（東印度公司）統治手段的短視政策而受到嚴重的懲罰」。加之，如果英國政府直接接管印度，必然伴隨大批英國軍隊湧入南亞次大陸，不可避免導致印度人民的警覺和恐慌，那樣的話，英國在印度的地位將變得岌岌可危。
儘管密爾絞盡腦汁、處心積慮地為東印度公司辯護，文采斐然的請願書還甚至被格雷勛爵讚譽為他曾經閱讀過的最有能力的政府文件。當然格雷的溢美之詞或許更多是為了對處於失意狀態下的密爾的一種尊重吧。但所有這些工作都未能打動英國政客們的「鐵石心腸」，１８５８年８月英國議會通過《印度政府改進法案》。印度變為直轄殖民地，東印度公司在印度百年殖民統治終結。為表彰密爾多年來對東印度公司孜孜不倦的熱情，尤其在為公司辯護的最後歲月里的傑出表現，公司董事專門授予他一份特殊的禮物———五百基尼。密爾離開東印度大廈，拒絕了印度新理事會提供的職位和同事贈送給他銀墨水瓶架，他表示永遠不會再次在英屬印度國內政府尋求或擁有一官半職。他的理由是：「因為我一生中對東印度公司的貢獻已經足夠大了……新制度下的印度政府的狀況使我預料到參與其政只會給我帶來煩惱和浪費精力。」
面對朝夕相處為之工作了三十五年的東印度公司行將成為歷史，密爾感嘆道：「公司的命運就是提出由一個文明國家（英國）統治一個半野蠻附屬國（印度）的真正理論，並且在完成這項工作之後，就終結了自己（公司）。在兩代或三代之後，如果這種經過深思熟慮得來的成果會成為我們在印度統治所剩下的唯一果實，那麼這將是一筆獨特的財富。」的確，密爾對自己的公司工作生涯還是蠻眷戀的，「我現在不知道還能找到什麼能維持生計的職業，而且能比我這份職業更適合一個沒有依靠卻又總是渴望從二十四個小時中抽出部分時間用於個人的知識追求的人」。儘管多少有些傷感情緒，但是密爾還是很樂意在領取豐厚補償金後卸甲歸田。自此，他很少再談起東印度公司和殖民地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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