啟蒙者許多時候也會「蒙啟」

近來，嚴復成為媒體熱議的焦點。事實上，被譽為晚清「西學第一人」的嚴復，其思想、政治遺產，最亟需的，不是盲目繼承，而是清醒反思。學術上，嚴復扭曲作者本意翻譯《天演論》，鼓吹錯誤的救亡思想嚴復一生事業中，以譯作《天演論》最為知名。此書譯自英國博物學家赫胥黎的名作《進化論和倫理學》，但並不是一部好的譯作，其中夾帶了太多嚴復的私貨。5萬餘字的譯文中，30條案語，佔了約1.7萬字。①以至於這本宣稱譯自赫胥黎的著作，完全背離了作者原意。這種翻譯模式，也與嚴復自己所倡導的翻譯三原則——「信、達、雅」——格格不入。嚴復所加的這些案語，與赫胥黎的原意大相徑庭。在赫胥黎看來，自然界沒有道德法則，弱肉強食、適者生存；而人類社會具有高於動物的「天性」，在道德律的約束下，是能夠相親相愛、互助互敬的。換句話說，只有「自然達爾文主義」，沒有「社會達爾文主義」。但嚴復卻在按語里大肆吹捧「社會達爾文主義」，認為人類社會也一樣是「物競天擇，適者生存」，完全忽視了道德法則。②嚴復吹捧「社會達爾文主義」，雖然迎合了甲午慘敗後國人救亡圖存的迫切心理，但實際上走的卻是一條歧路。「社會達爾文主義」的核心理念，是承認「弱肉強食」乃人類社會基本規律，20世紀臭名昭著的「種族主義」、「納粹主義」，其思想背景里，都有「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影子。以美國1882年的《排華法案》為例，即不難窺見「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危害——為通過《排華法案》，美國參眾兩院成立的調查委員會先後聽取了一百多名證人關於中國移民問題的意見，這些意見被彙集成一部長達1200多頁的報告書。在報告書里，當年美國的精英階層，普遍以「社會達爾文主義」為理論依據，將華人視作必須掃地出門的對象。譬如A·B·Stout醫生認為：為保持我們種族的純潔和優越性，必須立法禁止中國移民，「一切寬大自由的法律都是專為採用這些法律的種族制定的。不讓劣等種族享受這些法律，並不是壓迫。我們同歐洲人通婚，那隻不過是繁殖我們自己的高加索類型；我們同東亞人混合，那就是在創造退化的混兒。」再如，James·P·Dameron律師認為：中國人腦容量太小，無法建立一個文明的自由政體，「所以還是讓他們留在原來的地方為好，這是因為他們與白種人相比是一種劣等種族」。③就功利的角度而言，強勢民族吹捧「社會達爾文主義」，自然有美化其對外掠奪行為的好處；至於弱勢民族吹捧「社會達爾文主義」，除了在精神上用「弱肉強食」刺激國人外，並不能起到任何改善自身境況的作用；而在更多的時候，對「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吹捧，適足以令弱勢民族喪失生存的信心。梁啟超就曾是一個因之喪失了信心而痛苦掙扎的典型案例：一方面，梁深受嚴復的影響，高度認同「社會達爾文主義」；另一方面，身為弱勢民族的一員，梁又不願意承認本種族劣於其他強勢種族。所以，梁不斷哀嘆「只有歐洲人有資格被稱作『歷史的人種』，「條頓人實今世史上獨一無二之主人翁也。」其主持的《時務報》，則一再刊譯來自日本「社會達爾文主義」學者的論文，宣傳「凡人筋骨肥大，其腦必小。……人身極高而腦極靈者甚罕見」的觀點，冀圖通過嘲笑俄國人「不知文明為何物」，以尋回些微自信。

嚴復譯《天演論》《天演論》自1897年問世後，十餘年間就發行了30多個版本，以致在相當長的時間裡，「社會達爾文主義」橫行中國知識界。有學者曾如此總結道：「嚴復一直拿天演論的各種觀念來推動中國的改革運動，作為他提倡中國改革運動的理論根據，強化他的理論基礎。後來梁啟超也強調達爾文的進化論。孫中山也是一個達爾文主義的信仰者，他以達爾文主義作為他革命理論的根據。近代中國一直到三0年代的魯迅、胡適等人都深受影響。胡適是非常有代表|生的，他提倡文學革命，是典型的達爾文主義者。顧頡剛著作《古史辨》，也受達爾文的影響；魯迅則表現出對中國文化的批判，很多深刻的看法都受達爾文的影響。」④所幸的是，在1920年前後，以孫中山為代表的一批知識分子，終於漸漸掙脫了嚴復所灌輸的「社會達爾文主義」的束縛。在《建國方略》中，孫中山反省道：「人類初出之時，亦與禽獸無異；再經幾許萬年之進化，而始長成人性。而人類之進化，於是乎起源。此期之進化原則，則與物種之進化原則不同；物種以競爭為原則，人類則以互助為原則。社會國家者，互助之體也，道德仁義者，互助之用也。」政治上，嚴復曾反對「興民權」，反對「共和制」，倡導回歸儒學學術以外，在政治觀點上，嚴復也難稱清醒。嚴復曾留學英國，親身體驗過當日西方政治體制的優越性，也認可這種優越性，但始終堅持認為中國的現狀，並不適宜效仿西方。此種理念，辛亥之前，嚴復已有過明確的表達。1895年3月，嚴復在天津《直報》上刊文《辟韓》，闡述其變革理念。嚴氏在文章中明白表示：自秦朝以來歷代之君，全是竊國大盜，其國乃「竊之於民」；民乃國之「真主」，故竊國者必對其「弱而愚之」，使其不能覺察自身的「真主」身份；國家乃「民之公產」，王侯將相乃民眾的「公僕隸」。如此言論公諸報端，在當日可謂驚世駭俗。但文至中途，嚴復卻筆鋒一轉，說道：當下並不能走興民權、抑君權的改革路徑，理由是：「其時未至，其俗未成，其民不足以自治」。意即：「興民權」雖好，但民眾開化程度不夠，現在還不能搞。⑤進入民國，嚴復的政治立場依舊，「終覺共和國體，非吾種所宜」。在好友莫理循的信中，嚴復認為，「按目前狀況，中國是不適宜於有一個像美利堅共和國那樣完全不同的、新形式的政府的。中國人民的氣質和環境將需要至少三十年的變異和同化，才能使他們適合於建立共和國。」⑥仍然認為民眾開化程度不夠，共和雖好還不能搞。除了民眾開化程度不夠之外，嚴復堅持上述政治立場，還有另一個理由，即根據其深信不疑的「社會達爾文主義」，嚴復構築出了一條人類社會政治體制的「必然進化路徑」——「始奴虜之於主人，繼之以專制之君上，又繼之以有限之君權，又繼之以立憲之政柄」——嚴復認為，若不能按部就班走完上述「進化路徑」的每個環節，跳躍式發展，是要造成巨大災難的。⑦如此，也就不難理解，作為「開眼看世界」的人物，嚴復晚年何以卻在大力倡導儒學，認為「中國目前危難，全由人心之非，而異一線命根，仍是數千年來先王教化之澤」「覺彼族(西方國家)三百年之進化，只做到利己殺人寡廉鮮恥八個字，回觀孔孟之道，真量同天地，澤被寰區。」概而言之，嚴復在晚清翻譯西方著作，自有其啟蒙價值，然介紹其啟蒙價值的著作已汗牛充棟，反思其「啟蒙」本身所存在的「蒙啟」的另一面者，卻仍甚為罕見，實在是一件憾事。這種反思的缺失，難免會使得今日對嚴復思想、政治遺產的繼承，出現不必要的偏離。

嚴復墓，位於福州郊區注釋：①李萍：《斯賓塞與赫胥黎之間:<天演論>中的嚴復》，《江西社會科學》，2013年第9期；②陳友良：《理性化的思考與啟蒙——嚴復思想體系初探》，福建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02年；③諶旭彬：《社會達爾文主義扭曲中國轉型之路》，騰訊歷史《轉型中國》欄目第19期；④白雲濤：《社會達爾文主義的輸入及其對近代中國社會的影響》，《北京師範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1990年第4期；《郭正昭先生訪問記錄》，收錄於《南港學風 郭廷以和中研院近史所的故事》，九州出版社，2013；⑤嚴復：《辟韓》，收錄於《中國近代思想史論》，天津社科院出版社2003，P258；⑥《致熊純如書》（十一），《嚴復集》第3冊，中華書局1986年，第611頁；⑦嚴復曾就民國政治的「跳躍式發展」嘲笑道：「今何意當此二十世紀之初，吾中國由專制之法，越憲政法君而直成於民主，猗歟盛哉!人間何世，老朽乃幸須臾無死，及見此德化之成也。」⑧《與熊純如書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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