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國從清朝末年開始建立現代大學到今天已經整整一百年了。目前中國的教育界，科技界十分關心中國的大學與學術如何能進入世界前列，並成為世界一流。但是，中國大學進入世界一流的行列，並不單單是一個學術問題。筆者認為這是一個教育傳統的問題，同時也是思維方式的問題，甚至是歷史文化的問題。本文通過對中國現代大學的歷史回顧，探討中國大學在世界的位置與未來走向。 民國時代的大學 - 中國現代大學的稚型 首先需要指出的是，在民國之前的所謂中國「大學」 ，比如北宋年間公元976年在湖南創辦的嶽麓書院，與我們今天所言的「大學」 無論在定義和形式上都有本質的不同 [1, 2]。我們今天所講的「大學」 是「現代大學」 的簡稱。現代大學定義為那些基於紐曼模型 (Newman Model) [3]與洪堡模型 (Humboldt Model) [4]，自19世紀中葉，在歐洲古典大學的基礎上建立發展起來的大學。目前西方世界的主流普通大學都建立於這兩個模型。由於這兩個模型源於歐洲的英國牛津大學(紐曼)和德國柏林大學(洪堡) ，所以實質上現代大學即西方大學。在這種定義上，我們很容易聯繫到所謂的「現代科學」 和「現代醫學」 這兩個名詞。從純粹的定義出發，我們完全可以定義「西方科學」 為「現代科學；」 定義「西方醫學」 為「現代醫學。」 從名詞的選擇上，也許因人而異。但是在本文中我們僅僅對現代大學的淵源和本質感興趣，而不刻意尋找「現代」 與「西方」 在定義上的區別。 事實上中國從80年代才開始建立真正意義上的現代研究型大學。當然，我們無法否定民國年間我們的前輩們為創建現代大學所付出的努力。但是，當時的大學，規模很小。無論是師生人數，教學資金，還是研究設備都非常有限。民國時代的大學主要以本科教學為主，因為還沒有設立博士和碩士學位制度。民國時代，中國開始創辦區別於古典學堂的現代大學。這些學校的基本理念是基於19世紀英國牛津大學的紐曼模型，注重啟蒙教育 (Liberal Education) 與人文修養 (Character building) 。當時的辦學人物大多留學歐美。而這些著名教育界人士又大多具有文科背景。曆數北京大學民國時期的校長們，幾乎每位都來自人文學科。比如： 章士釗,1909 - 1911，留學英國阿伯丁大學法律系，未獲學位，1911年回國
蔣夢麟,19012-1917，留學哥倫比亞大學，教育學博士，1917年回國 胡適,1914-1917，留學哥倫比亞大學哲學系，學位不詳， 1917年回國 嚴復,1877-1879，留學英國普茨茅斯大學(普通本科)，學位不詳，1879年回國 蔡元培,1907-1911，留學德國萊比錫大學(心理學)，學位不詳，1911年回國 湯用彤,1919-1922，留學哈佛大學哲學系，哲學碩士，1922年回國 從以上北京大學各任校長的留學經歷可以看出，他們在歐美的時間並不是很長。其中蔣夢麟最長，共5年時間。他們大多數在畢業之後便立即回國。並且得到國家的重用。章士釗回國之後任北京農業大學校長，司法部長。胡適任駐美國大使。 當時的中國，正經歷「五四」 的洗禮。中國無論是社會政治，還是學術教育，以至文化藝術都在學習，效仿西方。比如「共和政體，」 「科學與民主，」 「現代教育，」 等等。有些極端的意識甚至推崇「脫亞入歐」 的口號。在效仿西方文化方面，李叔同引進許多西方音樂，並且改編，注詞，使其成為「中國音樂，」 是最為典型，而且十分生動的範例。他的工作對今天中國的現代音樂仍然起到了奠基性的作用。 在高等教育界，許多回國留學生很自然的帶有以西方最新意識拯救中國的願望。北京大學民國時期的那些校長們就是這些留學生中間的嬌嬌者。他們帶著自己的理想：「科學救國，」 「教育救國，」 試圖在中國建立現代的教育體系。在那個時代，蔡元培們在中國嘗試建立現代大學。但是由於種種歷史條件的限制，以及中國多年的戰亂，他們的理想並沒有得到全面的實現。 可以認為，蔡元培時代，中國的教育還局限於對西方高等教育的領會和模仿。並沒有能力提出自己獨到的見解和對現代大學基本模型的發展。蔡元培的教育思想主要來自紐曼模型和洪堡模型, 比如：「思想自由，兼容並包」 來自洪堡的「學術獨立」 的理念。而他提倡的「使被教者傳布普通之知識，陶鑄文明之人格；」 「教育者，養成人格之事業也，」 「養成共和國民健全之人格，」是典型的紐曼教育思想。紐曼教育思想的核心：大學為社會培養優秀公民。 民國時代的中國明顯重文輕理，無論從政府官員還是大學校長，以至社會名流，幾乎清一色的人文學者。其中包括國學，藝術，法律，教育，哲學，歷史等方面，從而形成了一種「中國學者」 的特色。這也許是前清甚至是古典中國的遺風。因為民國以前的中國根本沒有理工科高等教育，所以也沒有現代科學研究的學術傳統。蔡元培很可能在德國留學期間接觸到當時十分流行的洪堡大學理念。從而他強調科學研究的重要性。他指出大學學生應該以研究學術為天職。並建議在北大創辦研究所。但是。由於當時的中國還沒有研究生院和碩士，博士制度，這種本科生進行研究的建議一定遇到關鍵性的困難。
首先，按照紐曼模型，大學本科僅僅在於傳授已知的知識，而不在於創造和探索新的知識。紐曼甚至極端地認為，學術研究應該與本科教學嚴然分開。那些以探索為主要興趣的學者應該離開校園。只是到了洪堡時代，他才將知識的傳授與學術研究統一起來。不過，這種教學與研究的統一是針對教授和學者而言。洪堡模型發展到今天，通俗的解釋就是，作為一個大學教授，即要教學，也要做科研。而兩者之間有十分密切的關係。只有在探索中傳授知識，才會更有意義。 蔡元培時代僅僅有本科教育。雖然他鼓勵學生參與學術研究，但這會是十分困難的。因為本科生並沒有學術研究的基本訓練。他們不具備科學研究的基本資格和條件(研究生學位)。 另外，當時中國的所謂文人學者與今天的現代學者 (包括社會科學) 有很多根本的區別。那時的人文學者帶有十分濃厚的古典思維習慣和傳統「做學問」 方式。他們所從事的「研究」 在今天看來還不能被完全定義為現代意義上的「學術活動。」 他們大多以著書和在報刊雜誌上發表文章為主要「學術活動。」 首先，許多報刊和雜誌都不是學術刊物。比如，當時最為著名<<新青年>>發表胡適的「文學改良謅議」 一文並不是學術文章。<<新青年>>也不是學術刊物。我們知道，學術研究必須是對最新問題的探索，批判，研究，和在此基礎上的創造。當時中國的大學剛剛開始接觸現代學術研究。 基於以上分析，筆者認為，民國時期的大學基本上是一種在紐曼模型基礎上建立的現代大學稚型。雖然辦學者希望建立學術研究，但是限於當時社會的歷史條件，以及學者的傳統思維，中國還沒有能力建立所謂的洪堡研究型大學。因此，當時的高等教育主要側重於本科教學，而並沒有明顯的學術研究活動。比如，民國時代的大學幾乎很少在世界學術期刊上發表論文。而中國自己建立的學術期刊也十分有限。也正是由於這種學術傳統，當時大學所重視的是對已知知識掌握。那時的大學更為推崇「知識淵博」 和「學富五車。」但是對於如何質疑已知，探索未知，創造新知識沒有敏感的意識和深刻的理解。這種傳統甚至遺留至今。中國的學生對已知非常熟悉，但是缺乏質疑已知，勇於提問的習慣。20世紀的中國十分推崇「知識就是力量」 的名言。這種差別，來自中國和西方不同的近代思想歷史。 儘管如此，蔡元培們那種獻身理想的精神和為國報效的激情是十分可貴的。他們為中國建立現代大學做了最初始的嘗試和奠基性的工作。 自蔡元培1917年上任北大校長到今天，中國對於現代大學的嘗試已經走過近一個世紀。那麼，如果我們自問：今天中國的大學是否是真正的現代大學？我們的辦學理念是像蔡元培那樣基於紐曼和洪堡模型，還是在探索一條屬於自己的道路？中國的高等教育應該向哪個方向發展？種種這些問題，都需要我們今天的學者和教育人士回答。 中國現代大學 我們首先需要回答的問題是：我們是在把中國的大學辦成歐美式的現代大學嗎？如果回答是肯定的，那麼我們離歐美式的現代大學有什麼本質的差別？為什麼我們會有這種差別？ 如果回答是否定的，那麼我們需要辦一個什麼樣的大學？我們的辦學理念是什麼？中國傳統的教育理念還適合於現代中國和未來中國嗎？ 從最近20年的中國大學發展觀察，我們的確在按照歐美大學的模式辦學。但是，歐美各個大學都在過去的一百年中按照自己的風格發展了紐曼和洪堡模型。比如芝加哥大學在保持「大學的本質」 上由為突出。很多學者指出，今天的世界，如果還有「大學」 存在，那隻能是芝加哥大學。言外之意，許多大學已經偏離了紐曼和洪堡的原本模型。比如，
1。大學在急劇的擴大 2。社會對大學的深度影響 3。學術的政治化傾向 4。政府的干涉 5。大學龐大的官僚機構 6。工業導向科研 7。媒體對大學的歪曲 8。過分的追求學術成果 9。學術道德的腐敗現象 芝加哥大學執著地保持「大學」 的特點，在理念上抗拒現實社會的影響，以最純粹的學術和教育體現大學的真正意義。芝加哥大學為了保持自己「大學的本色」甚至拒絕建立工學院。芝加哥大學百年來推崇和堅持自己的理念： 學術獨立，教研統一，培育知性，自由思考，思想批判，強調個性，探尋思索，熱衷質疑，挑戰權威，關愛人類。
但是，對於中國的現代大學，可謂歷盡艱辛。從蔡元培時代的初創時期 (1917-1937)，到戰火紛飛的歲月(1937-1949) 。從五十年代效仿前蘇聯建立專業院校和院系調正，到文化革命 (1966) ，中國現代大學的建立幾經磨難。因此，在八十年代建立學位制度之前，中國的大學基本上是以本科教育為主。而這種本科教育在50年代之後完全背離了紐曼模型，而採納了前蘇聯的教育理念：大學主要為國家利益服務；其一為國家重點項目的研發基地，其二為國家需要培養專門技術人才。這種由國家導向的高等教育一直延續至今。所以，如果為中國現代大學標定時間分界，20世紀前五十年效仿歐美，以紐曼教育理念建立西方現代大學。20世紀後五十年以前蘇聯高教思想取代歐美紐曼型大學，建立以國家利益為中心的高等教育和國家科研基地。52年院系調整時把許多紐曼型大學併入國立大學，從而實行改革。例如當時的燕京大學併入北京大學；上海的震旦大學併入復旦大學。 因此，在真正意義上中國以洪堡模型為基礎建立研究型大學不過20年的歷史。而自1950年之後，中國再沒有恢復紐曼型大學。那麼，在這20年中，中國是在何種程度上，方式上建立現代研究型大學的呢。筆者認為，主要還是從形式上，制度上，管理上模仿西方大學。比如： 學位制度： 學士，碩士，博士； 管理制度： 學院，系，研究所，中心； 系統形式： 所有大學體系的職稱和名詞基本來自於西方大學。 比如：校長(President)，院長(Dean), 系主任(Department Chair), 教學大綱(Syllabus), 實驗室(Laboratory), 研究中心(Research Center), 研究項目(Research program), 研究經費(Research grant), 等等。這些名詞和概念在古典中國都不存在。因而，可以認為，中國基本上是以西方大學為模型進行效仿和學習。不過有些大學更偏向歐洲大學，比如德國，以資深教授帶數名年輕教師組成研究組。而有些則欣賞美國系統，以單一青年教授為小組進行研究。在評審職稱，項目評估，課程設置，學位答辯, 科研項目等眾多方面幾乎與歐美大學無異。需要指出的是，中國著名大學的經費已經相當客觀。至此，我們可以認為，中國在短短20年迅速的完成了現代大學的基礎建設。 通過以上分析，我們發現，通過20年的努力 (或者可以說是一百年的努力) ，今天中國的大學，尤其那些著名大學，已經在規模，管理，形式，等方面初具規模。事實上，中國著名大學在校園和實驗室建設，經費水平，部分科研能力上已經達到世界水平。但是這種評估機制還是建立在數量上和形式上的，比如實驗面積，科研資助，設備水平，文章檔次。筆者認為，中國的著名大學很快會在文章數量，研究水平，科研資助方面達到目前許多世界主流大學的水平。但是，我們無法定義，在指標上達到同等水平的大學就一定是現代大學。 那麼，中國的大學與西方現代大學的本質區別在哪裡呢？筆者作出以下幾個方面的對比分析： 西方大學的歷史傳統 在完成大學基礎建設之後，中國大學，尤其著名大學最為感興趣的就是如何建立世界一流大學。在這些著名大學裡，有面積最大的校園，最充足的經費，最先進的設備，最寬大的實驗室，最聰明的研究者。但是，我們必須承認，我們的大學與世界一流大學畢竟有相當的差距。這種差距不僅僅是在學術上，因為中國已經有許多一流學者。而這種差距主要表現在理念上，意識上，文化上。
中國近代歷史，與西方社會最為關鍵的差別在於沒有科學傳統與思想啟蒙運動。正是由於沒有經歷過這兩個思想上根本性的變革，中國在思維方法，高等教育，科學研究等方面都與西方社會存在十分明顯的區別。而這種文化上的差異深刻地反映在大學理念里。 十分有趣的是，在教育形式上，古代中國與希臘時代有些相似的地方。春秋後期的魯國人孔丘 (公元前551年) 與希臘學者蘇格拉底 (公元前469年) 幾乎是同時期的人。對於孔丘，素有「弟子三千」 的之稱。而蘇格拉底培育出像柏拉圖這樣的偉大哲人。雖然，他們的時代距離今天兩千多年，但是他們的教育傳統卻十分相似。都是各自為師，而周圍有一群崇拜者和追隨者(學生) 。正是由於當時十分自由的思想環境，即便是早期文明，已經誕生了許多偉大的哲理。但是，那時的教育，學習，研究還是十分個體的，分散的，沒有嚴格組織的。 但是，公元3世紀以後，基督教不斷地擴大，在羅馬社會形成巨大的影響。由於基督教的出現，使得羅馬文化不斷背離古希臘的價值觀。公元4世紀羅馬帝國將基督教合法化，並立為國教。基督教的誕生和發展對西方文化產生了十分深遠的影響，成為今天西方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之一。西方文化的許多重要發展都與基督教和教堂息息相關。比如：音樂，倫理，哲學，教育，藝術，文學，工程，設計，建築。事實上，西方的學術研究，大學教育，甚至科學，都來自於宗教體系。 學術傳統 最早的西方大學，都是中世紀時期由天主教會建立的。大學的主要活動，除了研究神學，還學習語言，修辭，音樂，數學，天文，哲學，等等。今天十分著名的牛津大學，劍橋大學，巴黎大學都是中世紀時代建立起來的教會大學。中世紀的大學主要培養神職人員。許多大學訓練出來的學者專門從事神學學術研究。美國的哈佛大學在19世紀末期之前也僅僅是培養神職人員的大學。所以，西方大學的歷史，就是神學的歷史，教會的歷史，同時也是教育的歷史和學術的歷史。 西方大學有著上千年悠久的基督教傳統。這種傳統很容易從大學的早期建築上體現出來。劍橋大學那些古老的學院在中世紀就是神學的經院和學術研究的聖地。雖然現代科學是從17世紀以後才開始的，但是「學術研究「在西方社會自希臘時期就開始了。而十分嚴謹的，系統性的，學院式的學術活動是基督教經典傳統。教會建立的那些經院就是大學的前身。在3世紀左右建立基督教之後，神學不僅統治了政治，思想，社會，而且主導了人類的知識系統。世間所有認知, 無論是人類起源，還是自然萬物都來自聖經。今天，對於知識的認可來自學術界的科學研究活動。但是人類早期許多知識的的建立是通過教會和政府的權威。例如，康斯坦丁大帝在公元4世紀時就僱傭過許多宗教學者參與解讀，翻譯，篩選古代神學材料，並在此基礎上撰寫，彙編聖經的部分內容。這種整理神學資料的工作是當時典型的「學術活動。」 自基督教在3世紀建立之後，所有社會承認的知識就來自於聖經了。這些知識對人間萬物無所不包，是致上的，唯一的權威。但是，由於所謂的「舊約」 是用希伯萊文，而「新約」 是用希臘文寫的。所以，歷史中很多學術工作是把它們翻譯成為拉丁文，英文，和通用語言。在翻譯的過程中，譯者會按照僱傭者的旨意把原作進行圖解和發揮，於是形成了形形色色的版本。由於各自對原作的解釋不同，就出現了不同的學派和教派。這種對聖經，同時也是對「知識」 的考證，圖解，判斷，推理，發揮構成歷史上學術工作的一個十分主要的部分。由於聖經之浩瀚，歷史之悠久(公元前一千多年前就出現了) ，再加上教會和政府的極度重視，圍繞聖經所進行的學術工作十分可觀。不僅建立了許多經院，大學，而且培養了許多訓練有素的學者。他們精通語言，修辭，文法，以至數學，天文，哲學，藝術，和希臘經典。在一千多年的歷史長河中，由於這種學術活動，形成了西方歷史獨特的學術傳統。 這種學術傳統具有方法嚴謹，研究系統，模式規範，邏輯清晰，推理求證，重視證據，學術集中(大學與經院)，等西方研究的特點。即便在今天，也可以從現代學術中體現出來。今天的學者從事研究時，已經十分熟悉現代學術的規範，方法，理念。但是這些學術方式並不是在近代才產生的，它經歷過人類社會漫長的演變。而它的源頭就是神學研究。 質疑的傳統 也正是由於神學研究的傳統，培養了許多優秀的學者。他們對探索自然充滿好奇，同時又掌握嚴謹的研究方法。在專心研究神學的過程中，他們越發無法滿足聖經對自然的解釋，比如「地心說。」 於是，很自然，出現了像哥白尼這樣偉大的學者。哥白尼就是神學經院里訓練有素的學者和神甫。於是，好奇使得他走出聖經的光環。哥白尼時代(1473-1543) ，世界已經經歷的「文藝復興」 的洗禮。人們重溫希臘經典，質疑基督說教，開始尋找思想的新空間。但是，哥白尼所面臨的不僅僅是「地心說」 的正確與錯誤，而是一個更為巨大的命題：什麼是知識的基礎。很多人都認為哥白尼挑戰了教會。其實他在發現「日心說」 時猶豫了很久，因為「知識的權威是誰」的基本問題還沒有得到解決。為了這個問題，哥白尼整整等了十年才發表他的發現。
在哥白尼之前，真理的權威，知識的權威毫無疑問的屬於聖經，屬於教會，屬於基督。沒有任何人可以挑戰這一點。事實上，哥白尼本人也沒有在真正的意義上質疑教會。他僅僅是在自己的研究中發現了「日心說，」 而只是從事實出發宣布了自己的發現。他即沒有反對上帝，也沒有抗拒教會，只是在另外一個真理面前表現了極大的困惑和不安。 真正從思維上挑戰聖經真理的就是哥白尼之後，17世紀的偉大哲學家，數學家笛卡爾 [5]。這位不太安分守己，喜好週遊世界的法律學畢業生，由於受到荷蘭哲學家皮克曼啟蒙性的引導而開始對數學和哲學發生極大的興趣。筆者認為，笛卡爾最大的貢獻是質疑了傳統的知識系統：什麼才可能成為知識 (真理)。在他之前，知識全部來自聖經，即所謂的「聖經真理」 (Biblical Truth) 。由於聖經的形成是基於對長達上千年流傳的神學文獻書稿進行整理，翻譯，解釋，甚至發揮，因而帶有極強的各人因素，文化影響，歷史演變，政府控制。而17世紀時的聖經已經基本形成完整的系統而為教會和社會廣泛的接受。所有人類的知識都來自聖經。可是人們發現，真實的世界與聖經有明顯的差別。於是，尋找新的認知方法成為17世紀社會思想的焦點。而笛卡爾就是在這個關鍵的歷史時刻提出了自己偉大的學說：「質疑說」 (Skepticism) 。他認為客觀真理是與每個人的感覺，看法，意識無關的。只有通過對自然的觀察之後 (每個人觀察的結果可能不一樣) ，進行現象分析和邏輯推理，才有可能得到推論和證實。而這種推論又必須經過反覆質疑才有可能是結論，而成為知識的一部分。一旦成為知識便不可毀滅。所以，聖經真理不是唯一的真理，因為還有另外一種方法可以得到真理：數學。 在古典中國, 沒有科學的傳統。因而在學術方面的傳統，以考證，注釋，解譯，整理，彙編為主。很少有劇烈的挑戰和質疑。對於古典學說，大多以解釋和考證為主要學術活動。比如，對於孔子的哲學，歷史上與今天的學術成果基本上是對孔子的解譯，試圖更為深刻的認識他的思想。在學術行為上，這一點十分類似西方歷史上對於神學的研究。比如對於聖經資料，歷代學者經過上千年的考證，注釋，翻譯，整理，才彙編成為今天的<聖經>。在學術活動中，聖經里的章節，理念，觀點都是神的旨意，具有絕對的權威，是無法質疑的。 對於孔子也是如此，孔子的思想是中國哲學的核心。學者們只能著譯，不能質疑，即便是今天。雖然在歷史上，尤其是<五四>時期出現過反孔的浪潮，但是那種運動主要是為了接受西方理念而簡單的從口號上，情緒化的反孔，而並沒有從思想上深刻的批判，並在觀點上標新立異。所以，筆者認為，<五四>時期的反孔僅僅具有時代上的進步意義，但是沒有太多思想上的學術價值。然而笛卡爾不僅譏諷了基督，而且從思想上批判了宗教。更為重要的是，他提出了新的理念，改變了人類的思維方式，是一盞歷史上的思想明燈。 前面提到，中國傳統教育界幾乎清一色文人學者，而沒有很多人經歷過科學訓練和思想洗禮。他們在思想上受到中國傳統意識的深刻影響。所以，他們創辦的中國大學傳統與西方現代大學在學術研究的理念上也存在很多差別。中國的大學在傳統上更加強調「知識」 以及對知識的理解。上世紀50年代，中國社會十分推崇「知識就是力量」 這句培根的名言。在這種口號下，大學教育鼓勵，推崇單方向的求知，學習，演算，和熟練的技巧。但是現代大學，尤其現代研究型大學更為重視思考，想像，和創造。而創造的前提一定是「提問」 和「質疑。」 因此，西方大學在教學上的一個核心理念就是如何啟發學生們「提出問題。」 芝加哥大學認為，大學應該培育學生「提出最難回答的問題」 的能力。老師和學生將一起尋找問題的答案。因為，對於很多問題，老師並沒有解答。所以大學並不僅僅是教學已知，而且是探索未知的地方。 研究型大學最為重要的價值之一在於對知識的貢獻。而產生新知識的學術行為就是一種創造活動。學術成果里必須含有許多豐富的，原創的，有意義的，有價值的知識。這成為對所有學術活動的唯一判據。博士論文定義為：「Significant contribution to knowledge.」 換句話說，如果一個論文沒有對知識的重要貢獻是不能通過的。 現代科學傳統 笛卡爾的挑戰是歷史性的，他的質疑是前所未有的，他的認知哲學是現代科學的奠基。從此，人類在思維上走上不歸之路。就在笛卡爾之後僅僅幾十年，就出現了現代物理的鼻祖伽利略。在伽利略之後又出現了牛頓和達爾文。至此，西方世界的科學研究一發而不可收拾。更為重要的是，由於笛卡爾的思想，動搖了教會的權威；由於伽利略的工作，導致了現代科學的誕生。 我們知道，現代科學是在近代誕生的。現代科學研究的一個主要標誌是科學學會的誕生。1660年英國首次成立了倫敦皇家學會 (Royal Society of London) 。不久，法國巴黎組建了巴黎科學院 (Paris academy of Sciences) 。之後，類似的學術團體如雨後春筍，相繼在歐洲各地建立起來。這種學術團體的形成標誌著現代學術研究的開始。而在此之前，許多探索工作都是個體，獨立的，方法不規範的。因此，以學術單位為基地，以科學學會為活動範圍，從事研究工作是現代科學的一個十分基本的，重要的特徵。今天的學術活動必須依附學術研究單位。而完全個體的學術研究很難得到承認。 現代科學的核心就是基於科學的理念，通過統一，規範，系統，嚴謹的方法研究自然與社會。正是因為科學學會的建立，才有可能建立統一的，規範的，系統的，科學的研究方法。這種現代科學的方式根本性的區別於世界上所有其它的認知方法和途徑。比如神學的，預言的，玄學的，易經的，感應的，等等。任何科學知識的獲取必須通過嚴格的科學方法。其它方法得到的知識，即便是可行的，有用的也不屬於科學的範疇，而不被科學界接受。
現代大學的另外一個特徵就是僅僅以科學方法研究世界，包括自然和社會。世界上存在許多思想，理念，方法，但是對於現代大學，只有一種理念和方法：科學。大學所探尋的僅僅是科學真理；大學所創造的也僅僅是科學知識。大學的研究者們必須歸屬當代科學學會，參加學術會議，並且在學術界認可的學術雜誌發表論文。除此之外，沒有任何其它可能的方式。這種以科學的思維區別與社會上其它任何團體的特徵是現代大學至高無上的標誌。大學的學者們無論來自何種文化，宗教和信仰，都必需在校園從事科學活動，而不能把非科學的東西帶入課堂。對於中國傳統社會的理念和方法，比如感應術，算命，玄學，預言，都必須杜絕於校園之外。但是，完全可以用科學的方法研究這些社會現象和宗教歷史。比如美國大學設立神學，歷史，宗教等方面的學術研究。這與信仰完全是兩回事。 思想啟蒙運動傳統 近代中國與西歐在歷史進程上另一個本質的區別，就是自文藝復興之後最為重要的思想變革：思想啟蒙運動 [6]。笛卡爾的哲學思想歷史性地動搖了社會思維和教會統治。伴隨現代科學的誕生，宗教社會開始分化而形成了所謂的「世俗社會。」 當笛卡爾第一個向權威吹響了挑戰的號角之後，許多學者開始從認知上提出新的思維模型。其中包括法國人伏爾泰，蘇格蘭人休謨，德國人康德，尼采。這些思想家從哲學的角度出發，以學術的方式，深刻地批判教會。這些學者大多諳熟數學，因而懂得假設，邏輯，推理，結論等學術方法。他們以科學為武器，非常雄辯地指出宗教的荒唐，神學的非理性，教會的愚昧，以及聖經對人類思想的禁固和腐蝕。他們以自己獨特的幽默,譏諷教會和迷信。我們來看看他們的名言： 伏爾泰： Theological religion is the source of all imaginable follies and disorders; it is the mother of fanaticism and civil discord; it is the enemy of mankind. Christianity is the most ridiculous, the most absurd and bloody religion that has ever infected the world. The truths of religion are never so well understood as by those who have lost the power of reasoning. Doubt is not a pleasant condition, but certainty is a ridiculous one. 休謨: Is God willing to prevent evil, but not able? Then is he important. Is he able, but not willing? Then is he malevolent. Is he both able and willing? Whence then is evil?
Generally speaking, the errors in religion are dangerous; those in philosophy only ridiculous. 尼采: Do not let yourself be deceived: great intellects are skeptical. God is a thought - it makes all the straight crooked, and all that stand reel. 「Faith」 means the will to avoid knowing what is true. 西方啟蒙思想家的特點是：他們都具備良好的學術訓練和修養；不僅掌握語言，修辭，歷史，和藝術的豐富知識，而且有深厚的數學和邏輯功底。他們的學術行為具有理性，邏輯，推理，分析，證據等科學研究的內涵和特點。因此，他們的批判非常致命。他們在分析和批判的基礎上建立了獨立的思想體系。值得指出的是，啟蒙思想家的工作具有極強的學術性。所以，他們的思想被世界學術界接受，成為經典知識。比如，尼採的存在主義成為影響人類當代思維的哲學基礎之一。 思想啟蒙運動的偉大不僅僅在於挑戰教會，而在於提出了革命性的思維理念。從而在根本上導致人類在思想上的進步。人們從教會走出來，形成了所謂的「世俗社會。」 而啟蒙思想家便成為世俗社會的領路人。這種思想革命直接影響了大學的理念。於是，十九世紀的大學同時發生了根本性的變革。大學教育開始擺脫教會的控制和基督教育而轉型為普通高等教育。許多大學，包括美國哈佛大學開始增加非宗教人文課程與科學課程。在辦學理念上，也從培養神職人員轉向普通人文教育(Liberal Arts Education) 。而這種轉型的理論依據，就是紐曼模型。十九世紀下葉，由於洪堡柏林大學的建立，西方大學紛紛效仿，從而導致十九世紀末期的「美國大學運動。」 美國南加州大學，Johns Hopkins 大學派人到德國學習柏林大學的「研究型大學」 模式。很快，世界研究型大學如雨後春筍，在20世紀遍布西方各國。 由於思想啟蒙運動，西方世界不僅產生了世俗社會，更為重要的是在十九世紀末期形成了「知識分子」 的群體。而大學為培養知識分子提供了教育的基礎和活動的場所。知識分子的出現，給大學教育賦予了更有價值的目的和內容。 學術獨立的傳統 我們知道，西方大學淵源於教會大學。大學的教學與學術完全被教會控制。如果教會與政府是合為一體的，那麼大學也受到政府的制約。在這樣的環境下，學術是不可能獨立的。雖然今天的西方大學擺脫了宗教和政府的控制，但是由於經費的要求，又必須依賴於政府和工業界的資助，從而產生了由政府和工業界導向的大學研究。但是工業界與大學在理念上格格不入。因此，過多的介入工業研發，會侵蝕大學的本質。另外，由於當今世界媒體的發達，社會思潮不斷進入校園，使得大學的原本理念發生變異。比如，商業理念，市場意識，職業競爭，等等，都與大學發生根本性的衝突。
所以，即便是今天的現代大學，也都從不同的程度發展了紐曼和洪堡堡模型，而建立了各自在21世紀的新理念。比如，有的大學強調教育市場，而把管理機制與招生就業緊密聯繫起來，從而獲得競爭力。還有些教育界人士認為，二十一世紀的大學必須運用企業的運作機制。比如經濟核算，工作量評估等等。但是在高等教育的理念上並沒有本質的變化。在眾多的大學中，芝加哥大學是少數保持「原本大學模型」的著名大學之一。但是無論世界如何變化，西方大學都在儘力保持大學的獨立和學術的獨立，因為這是高等教育的命脈和認同。如果校園等同於社會和企業，大學就會失去自己的意義和生命。 普通教育的傳統 中世紀的神學就是人類探索宇宙的全部學問。這種學問，由教會的學者通過自己的學術活動獲得，並通過教會認可，接受，建立，從而具有絕對的權威性，是任何人都無法質疑的。這種知識再通過神父與牧師傳授人間。這種循環規則便奠定了學術的兩個重要方面：學術研究與神學教育，即古典大學的兩大重要活動。需要指出的是，中世紀的社會，每一個人都是基督教徒。因為教堂就是傳授神學知識的地方，所以這種教育十分普遍。由此，大學的學術活動與社會普及教育關係非常緊密。 這一點與中國的傳統有關鍵的不同。中國的「大學，」 比如嶽麓書院，是人數極少，遠離社會，學者和學生獨立活動的地方。在古代中國的教育傳統中，尤其在對應於中世紀的時代 (嶽麓書院時期在西方是中世紀) ，根本沒有普通教育的概念。正好相反，統治者甚至刻意的把知識控制在極為少數人手中。有學者指出，南宋時期，中國統治者甚至僱用專職人員，刻意地制定十分繁複的文字，使得普及教育更為困難，以便更好的統治。所以，普通大學教育的意識在西方世界已經十分久遠。而中國即便在今天，仍然推崇「精英教育。」 大學的目的是為社會培養優秀公民。其次才是訓練工程技術人員的職業性目的。現代大學，尤其公立大學是建立於民眾稅收基礎上的。這是現代文明社會的基礎。這種普通教育的理念不是憑空而生，它來自於許多西方社會的歷史傳統，比如教會大學，現代科學，啟蒙運動，民主自由，學術獨立，等等。正是因為西方歷史經歷了漫長的中世紀，政教合一，基督統治，思想禁固，人們才要求有新式的現代大學。這種大學不為任何集團服務，不傳授某一種知識，不限於一種思想，沒有宗教的控制。大學僅僅為社會提供一種廣泛的，普通的，沒有等級限制的，人人享有的高等教育。或者說，現代大學是一種大眾教育，啟蒙教育，綜合教育，專業教育。 中國的教育傳統恰恰沒有普通教育。古典中國的教育屬於個體的，師徒的，甚至是江湖幫派的。比如，民國之前的中國是所謂的私塾教育，而且僅僅是初級教育。科目十分單一，往往一個老師許多學生，不可能在具體專業科目上提供高水平教育。古代科舉制度也同樣引導了一種個體化的學習形式。這種個體式的教育與中國的藝術傳統相關。古典式的藝術訓練，比如京劇，繪畫，樂器，都是單一形式的師傅帶徒弟。這種教育不可能給予學生一種泛普的，綜合的教育。而這種教育大多為職業性很強的訓練。 由於這種傳統，即便今天中國的大學校園仍然帶有某些舊式的習俗。比如學生中師哥與師妹的稱謂，語言中的江湖氣息，學術中的門戶之見，甚至意識里的非科學思想，理念中的等級觀念等等。所有這些都是與真正現代大學理念背道而馳的。另外，無論是媒體還是大學，都公開向社會宣稱：高等教育，尤其名牌大學是為了培養精英人才。中國大學的「精英教育」 本身就是違反現代大學普通教育理念的。現代大學並不向社會保證要培養出林肯，羅素，牛頓，沙士比亞式的人物，雖然他們很多畢業於大學。精英教育的思想與中國傳統等級觀念直接相關。這種十分落後的意識與現代教育理念格格不入。我們應該記住，中國著名大學都是公立學校，是建立於公民稅收基礎之上的。在美國，即便是私立的哈佛大學，也是面向社會，而不會宣稱自己僅僅是為精英而設立的。 現代大學的另一個目的是思想啟蒙 (Liberal Education) 。它的含義十分清楚：把一個人從任何思想禁固中解放出來，從而真正的成為一個「個人」 (An individual) 。大學教育不僅僅傳授已知的技術知識，培養職業人員，而是通過高等教育使得每一個人都可以「自由的思維，」 而不受其它思想的控制。這是一種批判性思考的能力，對於世間事物，每個受過高等教育的人都能獨立地思考，並且通過分析得到自己的結論。更為重要的是，他必須明白，每一個人都有保持自己論點的權力。個性理念與個人意識在西方現代大學教育中深刻的體現在課堂，師生，教學等等方面。受過高等教育的人有十分強烈的自我意識，那就是不僅能夠獨立思考，而且尊重他人的結論，儘管與自己的相異。由於這種思考的能力，受過高等教育的人會十分冷靜的面對社會和自己，而不至於狂熱和極端。所以，大學為社會，通過高等教育，提供冷靜思考的基礎。 紐曼在他的「The Idea of a University」 里直言不諱的說，大學應該是培養」 英國紳士「的地方，一語點出現代西方大學的內涵：人文修養和知性培育。紐曼認為，如果一個人沒有受過高等教育，那麼這個人無論是思維和行為都是雜亂無章的。大學就是教育學生如何思考和行為的地方。至於思考，即獨立的，批判的思考。至於行為，特指談吐與舉止。每一個受過高等教育的人都應該溫文爾雅，知書達理，談吐瀟洒，做派儒雅，情趣廣泛，意識進步，風趣幽默，個性鮮明，道德高尚。現代大學的學生都會具有以上的特點。現代大學希望培養這些所謂的「Renaissance Man。」 事實上職業訓練也是現代大學的重要部分。因為只有在大學才可能提供更為高深的專業教育，尤其在理工科。通過十分嚴謹的學習和實習，學生可以掌握職業中所要求的知識和訓練。但是，中國大學過於偏重專業和職業訓練。這種教育不僅僅反映在大學，而且十分嚴重的體現在中小學教育中。這種現象已經眾所周知。如果不能調整這種教育上的偏差，也很難從真正意義上建立現代大學。 我們必須清楚，教育不僅僅反應在成績上和學位上。一個人可以學習過許許多多的高深課程，而且門門都是100分，獲得學士，碩士，博士。但是這絕對不能證明他受過良好的教育。筆者認為這是中國大學與現代大學的主要差別之處。 大學的真正意義：思維標記 大學的目的之一是為每一個人在思維和行為上雕塑特定標記，以示區別他類。舉一個例子：對於工科的大學生，比如材料科學專業的學生，要求學習很多基礎理論課程，比如衍射理論，統計熱力學，擴散理論，等等。這些理論知識在大學生畢業之後可能一輩子也不會用到。很多學生會問，為什麼要學習這些理論課，我將來也不準備做學術研究。回答很簡單：用這些理論來標記你的思維。試想，如果你畢業之後進入公司做研發。如果需要你做一項熱處理實驗，那裡的技術員有十年經驗，肯定勝於大學畢業生。那麼，如果大學的目的僅僅在於培養技術，在實際工作中體現不出大學教育的意義。但是，有一點，一個沒有上過大學的技術員永遠也沒有能力像一個大學生那樣思考，因為他沒有衍射理論和統計物理的概念。 這種思維上的訓練就是一種獨特的標記。高等教育可以賦予大腦邏輯，推理，論證等複雜的能力。這就好像是一種思維的標記，這種標記遠遠重要於學位的標記。正是由於這種標記，大學生就與沒有上過大學的人清楚的區分開來。這種區分的意義並不在於社會中的競爭與實用，也不在於一個人在社會上那種世俗的地位。它僅僅用來標誌我們思維的不同，不同的複雜程度，不同的潛力，不同的想像力和創造力。這就是大學真正的意義。沒有經過這種訓練的人是無法像我們這樣思考的。這種思考的能力和標記是大學給予我們最為珍貴的禮物。我們在創建現代大學時必須認識到這種大學的意義。 參考文獻 1． 時東陸，」 大學教育的目的，」 <<科學>>2006，58（3）：29， <<科學>>2006，58（4）：33。 2． 時東陸，「什麼是博士學位，」 <科學>2007，59（4）：8 3． Newman, John Henry Cardinal. The Idea of a University. Garden City, NY: Image Books. [1852] 1959. 4． Elsina Stubb, Wilhelm Von Humboldt"s Philosophy of Language, Its Sources and Influence, Edwin Mellen Press, 2002 5。 Sorrell, Tom (1987). Descart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ISBN 0-19-287636-8. 6. Bronner, Stephen Eric. Interpreting the Enlightenment: Metaphysics, Critique, and Politics, 2004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