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牘考古】羅見今：簡牘研究中年代學問題芻議
【英文標題】THE PROBLEM CONCERNING DATES IN THE STUDY OF WOODEN SLIPS
【作者簡介】羅見今，1942年生，內蒙古師大科學史研究所所長、教授、西北大學兼職博士生導師。(郵編：010022)
【內容提要】 簡牘是中國文明史上一個歷史階段書寫文字的主要載體，保存了兩千年前後真實的信息，形成了那個時代的百科全書，研究中需要聯合攻關。本文概述簡牘出土的情況，討論簡牘按年代學的科學分類與年代考證的問題，提出了歷簡至少應分為7類，即紀年簡、 歷譜簡、干支簡、年號缺字簡、朔閏特異簡和其它(八節伏臘等);同時，概略介紹了我們建立簡牘朔閏干支資料庫的嘗試，以及應用曆法知識和數學方法對幾類非紀年簡近300枚作出考釋的情況。
Wooden slips were the main carrier of characterwriting in a period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civilization.They preserved true information of 2000 years ago. Thereforethey were an encyclopaedia of that time, and must be studiedby joint efforts. This paper gives a brief account of theexcavation of the wooden slips, discusses the classificationof them according to their dates, and the determination ofthe dates, suggesting that these slips faLL into sevencategories, i.e. annals slips, calendar slips, Heavenly Stemsand Earthly Branches slips, slips with words missing from thedates, special slips recording the first day of the lunarmonth and the leap year, and others. It also teLLs of ourattempt to establish the data bank of the records of thefirst day of the lunar month, the leap year, the HeavenlyStems and the Earthly Branches, and of the explanations madeabout nearly 3000 pieces of nonannals slips by means ofknowledge of calendar and mathematics.
【關 鍵 詞】古籍整理/簡牘研究/考古學/年代學/分類學the sifting of ancient books the study of wOOden slipsarchaeology chronology taxology
簡牘的發現與研究概況
簡牘是中國文明史上一個歷史階段書寫文字的主要載體，風行秦漢，上溯至戰國，下延及魏晉，保存了兩千年前後真實的信息，具有極高的史學和科學價值，為國之瑰寶。上古典籍流傳至今，要經過簡牘書寫的階段，所以古籍的整理在兩千年前或者更早業已存在，而今日所見的古籍不少均為當年的簡牘。因此，我們的古籍整理工作亦包括簡牘研究，是順理成章的事。
簡牘的發現和整理歷來是學界重視、世人關注的問題。據歷史記載，漢代至北宋間，重大或引人注目的發現有十數起。例如《史記》卷一百二十一《儒林列傳》記述秦時博士、濟南人伏生保存古籍的經過：「秦時焚書，伏生壁藏之。其後兵大起，流亡;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即以教於齊、魯之間，學者由是頗能言《尚書》。」〔1〕所藏其實就是竹簡書，即今文《尚書》。 再如《漢書》卷五十三《景十三王·河間獻王德傳》講河間獻王德「修學好古，實事求是。從民得善書，必為好寫與之，留其真，加金帛賜以招之」。這說明在西漢，官府就已重視收藏、整理竹簡書。「獻王所得書皆古文先秦舊書，《周官》、《尚書》、《禮》、《禮記》、《孟子》、《老子》之屬，皆經傳說記，七十子之徒所論」〔2〕。又如， 《漢書》卷三十《藝文志》記錄：「《古文尚書》者，出孔子壁中。武帝末，魯恭王壞孔子宅，欲以廣其宮，而得《古文尚書》及《禮祀》、《論語》、《孝經》凡數十篇，皆古字也。」〔3〕這次發現共29篇，整理者是孔子後人孔 安國。
特別應提到的是西晉時《汲冢書》的出土。《晉書》卷五十一《束皙傳》稱：「初，太康二年(公元281年)， 汲郡人不準盜發魏襄王墓……得竹書數十車……大凡七十五篇，七篇簡書折壞，不識名題……初發冢者燒策照取寶物，及官收之，多燼簡斷札，文既殘缺，不復銓次。武帝以其書付秘書校綴次第，尋考指歸，而以今文寫之。皙在著作，得觀竹書，隨類分釋，皆有義證。遷尚書郎。」〔4 〕文中的秘書和束皙是這次出土文物的整理者和研究者。著名的《竹書紀年》即為此時重見天日。《汲冢書》出土簡策數量大，對後世產生了重要影響。
到本世紀，簡牘的發掘與研究開始應用科學方法。世紀初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Mark Aurel Stein,1862～1943 )在甘肅疏勒河流域發掘出漢代文書一千餘件，即「敦煌漢簡」， 由法國漢學家沙畹(EdouardChavaNNes,1865～1918)和他的學生馬伯樂(Henri Maspero,1883 ～1945)、羅振玉(1866～1940)、王國維(1877～1927)首開現代簡牘研究之先河。有關的材料可在《流沙墜簡》〔5〕、 《疏勒河流域出土漢簡》〔6〕等書中看到。但因當時政FU腐敗，國力衰弱， 此批簡牘被盜運他國，迄今國人莫能釋懷。
1930～1931年中瑞西北科學考察團瑞典考古學家貝格曼(Folke Begman)等人在今內蒙古西部額濟納河流域綿延幾百公里的漢代障隧遺 址中發掘出簡牘一萬餘件，即聞名世界的「居延漢簡」，由我國學者馬衡、劉復、賀昌群、余遜、勞幹等人進行整理研究。後因日寇侵華，這批國寶幾經周折，不得不轉運至美國國會圖書館地下室避難〔7〕，現存台灣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簡牘的遭遇留下了時代的烙印。這批簡牘的照片釋文有居延漢簡《考釋》〔8〕、《甲編》〔9〕、《甲乙編》〔10〕及《釋文合校》〔11〕等，論文專著不下數百種。
1949年以來半個世紀的考古發掘中，簡牘蘊藏被接連發現。戰國楚簡有湖南長沙(1951、1953、1954年共153枚)，河南信陽(1957 年229枚)，湖北江陵(1965，1973年共229枚)、隨縣(1978年曾侯乙墓200多枚)。秦簡有湖北雲夢(1975年睡虎地1157枚，1989年龍崗235枚)。關於楚地出土簡牘的詳況，有專文論及〔12〕〔13〕。漢簡出土更多。甘肅武威(1959、1981年磨嘴子共505枚，1972年92枚)、 甘谷(1971年23枚)、酒泉(1977年91枚)、敦煌(1979年馬圈灣1217枚， 1981年70多枚)、天水(1986年放馬灘480餘枚)及搜集散簡數百枚。甘肅出土漢簡的詳況，亦有多文論及〔12〕〔14〕〔15〕。
1972～1974年間，在今內蒙古額濟納旗達來胡布鎮南24公里的破城子(漢張掖郡居延都尉所轄甲渠候官遺址)、其南甲渠塞第四隧和金塔縣天倉北的古城區(漢張掖郡肩水都尉所轄肩水金關遺址)發掘出簡牘19637枚，國際學術界為之震動。1994 年《居延新簡——甲渠候官》發表了其中8400多枚的照片和釋文〔16〕，另外11200 多枚將在《居延新簡——肩水金關》中發表。
此外，湖南長沙(1972、1973年馬王堆千餘枚)， 山東臨沂(1972年銀雀山4942枚)，湖北江陵(1973、1975年鳳凰山近千枚)，青海大通(1978年上孫家寨約400枚)，湖北江陵(1984 年張家山千餘枚)，河北定縣，湖北光化，安徽阜陽，江蘇連雲港等地均有出土，有的不止一次。1997年出版了《雲夢龍崗秦簡》〔17〕和《尹灣漢墓簡牘》〔18〕，後者1993年被發掘，國內知名學者參加整理研究，所以很快精印問世。
15年前日本學者大庭修著文曾提出過預言：「迄今為止，中國出土的木簡已達四萬枚，到本世紀末可能將達十萬枚。」〔19〕這一預言已被完全突破：1993年，從甘肅敦煌懸泉遺址傳來了驚人的消息：發掘出近兩萬枚漢簡〔20〕〔21〕，當人們還沉浸在這一喜訊中時，1996年又傳來更具爆炸性的新聞：湖南長沙發現了十餘萬枚距今1700多年的吳國簡，使全世界為之震驚。
總之，本世紀簡牘的發現是我國文化史、科學史上最重大的事件之一，與對帛書的研究相結合，一門嶄新的、綜合的「簡帛學」已經宣告問世〔22〕。不難預見，隨著今後簡牘不斷發掘出土、不斷整理出版，將會湧現千百篇論文著作，在21世紀形成簡帛研究的新天地。
簡牘的年代學分類與考釋
簡牘成批大量出土，構成了那個時代的一部百科全書，涉及到諸多學科領域，在研究工作中提出了一系列新課題，需要聯合攻關。本文主要圍繞簡牘的年代學分類與年代考證等問題，提出一些初步的想法，供有關學者和古籍整理工作者參考。
年代學在史學和考古中的重要性是毋庸贅言的。它的一個基本任務，是要解決歷史的分期與斷代問題。考證出土文物的年代提供了客觀的依據，但是證據必須充分，方法必須科學，否則所得結論就可疑。以銅器研究的情況為例，「因用非科學的手段，結論花樣翻新，差別越來越大，是盲目摸索的必然結果」〔23〕。國家科委投巨資推進的夏商周斷代工程，從一個方面說明了必須用科學的方法，統一原來諸多的分歧。
科學史與方法論告訴我們，要進行科學的研究，首先須對研究對象進行科學的分類。簡牘的前期研究者也都提出過各自的分類法，大多是按簡牘的內容和性質，兼顧出土地點與時間先後。在出簡量相對較少時，年代學分類問題沒有提到議事日程;而面對幾萬、十幾萬簡牘，這個問題就凸現出來，無法迴避。
將簡牘按年代學分類的原則，應以簡上所有年、月、朔、閏、干支、八節、伏臘、建除、反支等與時間有關的記錄為依據，以儘可能準確判斷簡牘的年代為目的。事實上，所有時間記錄均來自當年頒行歷譜，或多或少保留了當時應用曆法甚至某些天文的結果，從這一認識出發可將其稱為「歷簡」。由於書簡失誤、簡牘殘損、字跡難辨、釋文不確等原因，歷簡亦非百分之百可靠，對極小部分記錄也須甄別。
歷簡可以分為若干類。
1.紀年簡：這是十分重要的一類。以居延漢簡為例，各出土地點紀年簡大體佔總數的7%左右。常見的格式是：「征和四年(前89 年)十月壬辰朔癸巳」(居275.22號)年號月朔俱全，時間定位準確。《史記》、《漢書》、《後漢書》通常記大事發生的時間，恰在朔日的很少(例如日食)，所以簡牘中月朔記錄大量彌補史書之不足，十分難得。還有一種紀年簡不記朔干支，有月名和日干支，不知為該月第幾日。如果數量較多，在一定條件下應用曆法和數學方法，也可推算月朔，考核曆法，因此每個記錄均有它的用處。
紀年簡構成了伴出文物時間的參照系，其跨度(上下時限)、丰度(佔總簡數之比)、密度(跨度內每年平均紀年簡數)等須用統計學方法進行研究。已有專文列出了甲渠候官出土紀年簡的朔閏表〔24〕，很有必要建立紀年簡的資料庫。我們已作了嘗試，在已發表的敦煌、居延簡範圍內，以年月日排序。同樣，將《史記》、《漢書》、《後漢書》中兩漢年月干支記錄也編出資料庫，兩相對比，發現許多問題。這一工程須據各種史書和新發表的文物資料不斷補充，使之臻於完備，已超出個別人能力的範圍。
2.歷譜簡：古代實用歷譜研究價值很高，因它是真歷，非後人推算所得。結合紀年簡，可彌補史書記載的不足，匡正傳抄翻印的訛誤，核定推步與史實的差別，追蹤歷術演變的軌跡，所以備受重視。1984年湖北江陵張家山258號墓出土的歷譜，為文帝前元五年(前175年)或稍後，可能是迄今出土中之最早者。1972年山東臨沂銀雀山2 號墓出土的元光元年(前134年)歷譜〔25〕十分完整，彌足珍貴。剛發表的尹灣6號墓元延元年(前12年)歷譜，全年之歷環列於一枚木牘之上，頗具科學性。
在敦煌、居延等歷譜簡中，完整的極少，大多無年號，其年代須經考釋。陳夢家說，1930年及以前出土的歷譜簡(有約40枚)分屬15年，業經考定〔26〕。我們用曆法和數學方法複查，發現其中3 年的結論有誤，例如沙畹、羅振玉考為永興元年(153年)的298號，當為元康元年(前65年);王國維考為建安十年(205年)的49∶5 號， 當為永始四年(前13年)等〔27〕，原因是方法有誤。另外，考出新簡歷譜12枚分屬6年。這項研究建立在相同的年朔序周期性定理的基礎之上。
3.月朔簡：屬於非紀年簡，僅記載有月份和該月朔干支，或其月朔干支可以推算出來，可定義為「月朔簡」〔28〕。例如，「四月己卯朔」(EPT4.73，E為額濟納河流域，P為破城子，T為探方)，「三月廿六日甲寅」(EPT20.25)等。它們的年號有的原簡未書，有的以後殘失。隨著對曆法中同月同朔干支周期性的深入認識，得出結論：大部分月朔簡的年代是可以確定的。其實，前人已從事過考證，只是在研究歷譜的名義下。例如，敦171號簡正背記「八月丁亥小」， 書有從丁亥至乙卯共29個連續的干支，別無其它。沙畹考為五鳳元年(前57年)。它當然是一月之歷譜，但同月朔簡的信息量基本相同。它可考，為什麼月朔簡不可考?這一認識上的突破，形成了月朔簡的概念。經普查，敦煌舊簡中有16枚〔28〕，居延舊簡中有58枚，新簡中有73枚〔29〕，其年代考證已經完成。所用方法經過證明，原則上可應用於凡帶月朔且有準確出土時限的一般文物。
還有少數月份已失、僅存朔干支的簡，它不屬於月朔簡，只有在極個別的情況下年代可考，此不贅述。
4.干支簡：這是簡稱，指僅有月份和某日干支、而日數不明的簡。在簡牘、文物和史書中數量很大，由於無紀年，僅據月與干支一般年代不可考。但如同類簡數量較多或有特殊條件，可估算出朔干支，從而推求其年代。例如：「三月甲辰，卒十四人，其一人養，定作十三人。除沙三千七百五十石，率人除二百九十石。與此六萬六千五百六十石」(EPT57.117)。算出至甲辰除沙66560石，須18天，可反推三月朔為丁亥，進而據該探方伴出紀年簡的時限確定該簡為建平二年(前5 年)。干支簡能考定年代的數量很少，缺乏一般性的方法，往往需要特殊的技巧。但存在某些條件組合，破解其年代就像猜謎語或解數學題，反而具有吸引力。
5.年號缺字簡：有的原字難辨，有的原簡斷缺。例如：「□露二年十一月丙戎朔庚寅食時
」(敦620號)。其中， 「□」為未識之字，「」為斷簡號。此簡須經考釋才能斷定為甘露二年(前52年)，同紀年簡有區別。因為考證也可能有誤，有些簡所缺字不見得能補出，或者存在幾種可能。 例如：「寧元年十二月辛丑甲渠」(EPT50.120)。漢代就有竟寧(前33年)、永寧(公元120年)、 建寧(公元168年)。因永寧元年十二月癸丑朔不得有辛丑，故可排除。 較大可能是竟寧元年，須以探方T50伴出紀年簡上下時限來界定。
6.朔閏特異簡：以清人汪曰楨《歷代長術輯要》〔30〕、近人陳垣《二十史朔閏表》〔31〕和張培瑜《三千五百年曆日天象》〔32〕等為代表的一批朔閏表，主要是據曆法推算而得，也按史料作過修正。這類書不下十數種，基本相同，個別朔閏有異。但是簡牘中的記錄卻出現與諸表不同的情況，特別引人注意。由於簡牘有作為第一手材料的權威性，使人首先想到後人推算可能有誤，當然，也不排除書簡不確或其它未知原因造成了差別。首先須查出這些特異簡。在敦、居新舊簡已發表的近兩萬枚中，被指認的不超過20枚，但實際上有60枚〔33〕。究竟是諸表有誤，或是原簡有誤?關鍵在於找到可靠的證據，應用科學的方法作判斷。我們提出「以簡證簡」、「以史證簡」的方法，利用上述簡牘和史書朔閏干支的資料庫，找到了可信度較高的一條途徑。例如在居延新簡中有一冊36枚《建武三年(公元27年)候粟君所責寇恩事》( EPF22.1～36)，其中第15號為：「以去年(按指建武二年)十二月廿日為粟君捕魚盡今[年](公元27年)正月閏月二月積作三月十日不得賈直時」(EPF22.15，F為房屋)。 該冊為當時邊郡一件民事(經濟)訴訟案的原始宗卷，因是法律文書，記時應可信，即建武三年應閏正月。另有一簡(EPF22.26)也作相同記錄。
但是諸表皆推建武三年二月戊子朔，閏二月戊午朔，較該簡閏正月晚一個月。任步雲稱：「孰是，待考訂」。
公元27年干支記錄相對較多，資料庫中有13簡和史書17處記載。其中《後漢書·光武帝紀》「三年春正月甲子」、「辛巳」、「壬午」之後，赫然有「閏月乙巳，大司徒鄧禹免」。接著記述與赤眉之戰，光武帝親征，「己亥，幸宜陽。甲辰，親勒六軍，大陳戎馬……」「丙午，赤眉君臣面縛」，從「戊申，至自宜陽」到己酉下詔祭祀賜爵，記載十分清楚。之後便是「二月己未，祠高廟，受傳國璽」〔34〕。十個連貫的日干支分布在正月、閏正月、二月之內，故確知是年閏月戊子朔、二月戊午朔，諸表皆誤。
7.其它：歷簡之中除年月朔閏干支之外，八節、伏臘、反支、建除、血忌、神煞等〔26〕時有所見。中國傳統曆法是陰陽合曆，既顯月象盈虧，又合寒暑時令。節氣隨回歸年而變，實際上與陽曆有關;而建除十二客的排法，又依附於節氣。同節氣同干支的出現也有周期性。例如，黃文弼30年代在羅布淖爾發掘的第26號簡，正面開頭就是「己未立春」。我們知道：元朔四年(前125年)十二月廿四日己未立春， 初元四年(前45年)正月九日己未立春，建武十一年十二月廿二日(實公元36年)己未立春〔32〕，凡80年出現一次。據羅布淖爾紀年簡的時限，可知此簡為前45年〔28〕。另外，伏臘、反支的排法，又附麗於陰曆，同月朔地支相關。這方面的研究還不夠，尚不能據此將年代唯一確定，但考證結果不應與其排法相悖。換言之，必要條件是否充分的尚欠證明。
簡牘年代學論文不多，散見於國內外，難以一睹全貌。囿於所聞，應約略陳管見，尚希專家指正。總之，歷簡考古中有一批數學問題，只有在對歷史、文化問題作深層次剖析的同時得到解決，並為年代學的進展，提供新的動力。
注釋：
〔1〕《史記》卷121，《儒林列傳》。
〔2〕〔3〕《漢書》卷53，《景十三王·河間獻王德傳》;《漢書》卷30，《藝文志》。
〔4〕《晉書》卷51，《束皙傳》。
〔5〕羅振玉、王國維：《流沙墜簡》，京都東山學社，1914 年版。
〔6〕林梅樹、李均明編：《疏勒河流域出土漢簡》， 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
〔7〕陳波：《漢簡研究國際學術會議概況》， 《簡帛研究》第一輯，法律出版社，1993年版，第286頁。
〔8〕勞幹：《居延漢簡考釋》，商務印書館，1949 年版。
〔9〕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居延漢簡甲編》，科學出版社， 1959年版。
〔10〕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居延漢簡甲乙編》，中華書局，1980年版。
〔11〕謝桂華、李均明、朱國炤：《居延漢簡釋文合校》，文物出版社，1987年版。
〔12〕高敏：《簡牘研究入門》，廣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13〕陳震欲：《湖北楚簡概述》，《簡帛研究》第一輯，法律出版社，1993年版，第4頁。
〔14〕甘肅省文物工作隊等編：《漢簡研究文集》，甘肅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15、34、85頁。
〔15〕薛英群、何雙全、李永良註：《居延新簡釋粹》，蘭州大學出版社，1988年版，第1、69頁。
〔16〕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編：《居延新簡——甲渠候官》，中華書局，1984年版。
〔17〕劉信芳、樑柱編著：《雲夢龍崗秦簡》，科學出版社，1997年版。
〔18〕連雲港市博物館等編：《尹灣漢墓簡牘》，中華書局，1997年版。
〔19〕中國社科院歷史所戰國秦漢史研究室編：《簡牘研究譯叢》第2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7年版，第411頁。
〔20〕柴生芳：《懸泉遺址發掘又獲新成果》， 《簡帛研究》第1輯，法律出版社，1993年版，第287頁。
〔21〕玄權：《懸泉置發掘結束簡牘整理即將進行》，《簡帛研究》第1輯，法律出版社，1993年版，第290頁。
〔22〕李學勤主編：《簡帛研究》第2輯，法律出版社，1996 年版。
〔23〕何幼琦著：《西周年代學論叢》，湖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自序。
〔24〕任步云：《甲渠候官漢簡年號朔閏表》，《漢簡研究文集》，甘肅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18～463頁。
〔25〕陳久金、陳美東：《臨沂出土漢初古歷初探》，《文物》，1974年第3期。
〔26〕陳夢家：《漢簡綴述》，中華書局，1980年版，第235頁。
〔27〕羅見今、關守義：《敦煌、居延若干歷簡年代考釋與質疑》，台北《漢學研究》(15卷2期)，1997年12月。
〔28〕羅見今、關守義：《敦煌漢簡中月朔簡年代考釋》，《敦煌研究》，1998年第1期。
〔29〕羅見今：《〈居延新簡——甲渠候官〉中月朔簡年代考釋》，《中國科技史料》18卷第3期，1997年9月。
〔30〕汪曰楨：《歷代長術輯要》，見《四部備要·子部》，上海中華書局據荔牆叢刻本校刊。
〔31〕陳垣：《二十史朔閏表》，中華書局，1987年。
〔32〕張培瑜：《三千五百年曆日天象》，河南教育出版社，1990年。
〔33〕羅見今、關守義：《敦煌、居延漢簡中與朔閏表不合諸簡考釋》，中國天文學史研討會論文，1997年10月徐州。
〔34〕《後漢書》卷1上，《光武帝紀》。
來源：《內蒙古師大學報：哲社版》(呼和浩特)1998年01期第66～71頁
閱讀原文
推薦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