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漢兩晉南北朝時期<考古》
中原地區
中原地區指南界淮河，北迄燕山，以黃河中下游為中心的區域。這區域內發現了大批墓葬，保存了一些重要城址和佛教遺迹。 墓葬 中原地區魏晉北朝墓葬依據形制和隨葬品的變化，一般分魏西晉（即3世紀至4世紀初）、十六國迄北魏遷洛以前（即4世紀初至5世紀末）和北魏遷洛以後迄北齊北周（即5世紀末至6世紀80年代）3期。 第一期：魏墓發現較少，洛陽澗西16工區發現有前後室的磚墓一座，後室平面呈長方形，為棺室；前室為方形,出有正始八年(247)銘的一套鐵帳架（帳構），前室左右各設耳室，耳室內多貯陶器。該墓形制雖與東漢晚期墓相似，但出土器物如四橫耳罐、陶灶和侍俑等已多似西晉墓，可能是一座接近西晉的晚期魏墓。西晉墓多發現在洛陽附近，今河北南部和北京地區也有不少發現。西晉時期有前後室的磚墓,如洛陽永寧二年(302)尚書郎妻士孫松墓，但流行的是單室方形磚墓和長方形豎穴洞室墓。隨葬品有透雕銅扣、帷帳石趺、盤口壺、空柱盆、多子盒（槅）、絳釉小罐、陶牛車、鎮墓獸、武士俑和男女侍俑；較大型墓中多出有豎植的墓誌和金銀飾品。 第二期:十六國迄北魏遷洛以前的墓葬發現較少,中原地區現知的地點，只有陝西西安和河南安陽。西安嘉里村方形單室洞室墓出有男女侍俑和陶牛車，與洛陽西晉墓接近；但西安草場坡發現的具前後室的洞室墓，隨葬主要器物是80餘件包括陶牛東、甲馬的武裝儀仗俑和20多件男女侍俑和女樂俑。大批陶俑隨葬是這階段較大墓葬的特點，山西大同的司馬金龍墓也具有這個特點。安陽則是另一種類型，多為長方形土壙墓，隨葬器物雖少，但多殉有馬、犬等牲畜，有的墓還隨葬全套的鎏金銅馬具。研究者推測這類墓葬的主人，有可能是十六國時期入居黃河流域的鮮卑人。 第三期：北魏遷洛以後的北朝墓葬，發現地點較普遍。洛陽附近多北魏墓；河北臨漳、磁縣一帶多東魏北齊墓，北齊墓另一個較集中的地區是山西太原及其附近；陝西漢中發現西魏墓；陝西華縣、咸陽和寧夏固原曾發現北周墓。此外，許多地方發現了地方大族的墓群，如河北景縣封氏墓群和高氏墓群、贊皇李氏墓群、山東臨淄崔氏墓群等。 這階段墓葬可分大、中、小3型，大中型墓中只有極少數的前後雙室磚墓，絕大多數都是方形單室的磚墓或洞室墓，也偶有平面略作圓形的。大型墓墓室和墓道兩側壁面原都繪有壁畫。就殘存的情況看，墓室壁畫多分上下2欄，上欄畫四神，下欄畫車馬,如洛陽北魏孝昌二年(526)元乂墓;墓道壁畫上下欄繪墓主人出行與歸來,如太原北齊武平元年(570)婁叡墓；也有墓室墓道壁畫都不分欄，只繪一列武裝侍衛和侍女、女樂的,如固原北周天和四年(569)李賢墓。大中型墓葬具附近出玉璜和各種珠飾的，表明墓主人原具朝服葬。其他隨葬品仍以武裝的儀仗和伎樂女侍俑為大宗，但數量種類都比以前更多，造型更加精美。瓷器和低溫鉛釉陶器日益增多。一種摹仿西方金屬器上錘鍱花紋效果的堆塑貼花的裝飾技法，在陶瓷器上流行起來。這種情形和這階段墓中不斷發現的西方貨幣、西方器物以及"胡人"形象陶俑等，反映出當時中原地區和中亞、西亞方面的密切聯繫。這階段出現了平置帶蓋的墓誌，東漢樹立在墓前的神道碑、石人、石獸以及興建高大墳冢、布置家族塋地等作法，逐漸恢複發展起來。洛陽澗河兩岸發現成批的豎穴磚棺和豎穴洞室墓,這類小型墓面積窄小,一般不隨葬陶俑，隨葬品只有幾件燒成溫度低的陶器，有的有少量的永安五銖、常平五銖和永通萬國等銅錢。 城址 中原地區發現的魏晉南北朝城址有魏鄴城遺址、魏晉北魏的洛陽城址和東魏北齊的鄴南城址。根據調查和試掘，結合文獻記載，得知魏鄴城和魏晉洛陽城都是利用東漢舊城改建的。北魏洛陽不僅改建了魏晉洛陽，並在城外四面興建了外羅城垣。東魏北齊鄴南城則是參考了北魏洛陽城的布局，並利用了魏鄴城的南垣向南營建的新都城。魏晉改建鄴城、洛陽，重點在集中宮苑衙署和加強西北隅的軍事據點。北魏擴建洛陽城和東魏北齊新建鄴南城,除了進一步利用舊有防禦設施外,還擴大並規整了居民區（坊里），調整並對稱地安排了工商業區（市），因而都城中人口集中和工商業發達這些時代特點十分突出。北魏洛陽和北齊時期的鄴城都營建了眾多的佛寺。有名的北魏洛陽永寧寺遺址已進行了發掘，北齊鄴城的興聖寺遺址也開始了勘查。 礦冶遺址 現已發現的冶鑄遺迹，多分布在東距洛陽不遠的晉南豫西地區。 山西運城洞溝銅礦礦洞有東漢光和二年 (179)、中平三年(185)刻銘,緊接中平三年銘後有魏甘露紀年(256～259)刻銘，可知此處銅礦到魏末仍在開採。因此，礦洞內發現的鐵鎚、銑釺等採礦工具和煉製的銅錠等遺物以及礦洞附近分布的冶煉遺址，都有可能是魏晉時代的遺迹。 在河南澠池車站南側，澗河北岸，發現東漢迄北朝時期的鑄鐵作坊遺址，在其北面發現一處大約是北魏時期遺留的鐵器窖藏。窖藏中共有鐵器4195件,內鐵范152件,器類60種以上。最多的是農具,其次是手工業工具和兵器。其中有近300件鑄有產地銘文,較多的銘文具有魏晉字體的特徵。經化驗和研究，認為這是中國早期鋼製農具和工具的一次重要發現，如528號"新安"鐮和277號"黽□□"斧,是由白口鐵鑄件脫碳而得鋼,並對刃口採取了滲碳硬化工藝；又如420號"新安"鏵范,已接近現代高強度鑄鐵的低硅灰口鐵鑄件;還有257號"陵右"斧的銎部，發現了可以代替鍛鋼的類似現代球墨鑄鐵的球墨組織等。這類高水平的冶鑄技術，雖然在漢代多已出現，但澠池窖藏進一步表明魏晉北朝時期又有了新的改進和推廣。冶鑄技術的提高,為生產的恢復和發展,提供了重要條件，也使傳統的銅兵器絕大部分為鐵兵器所代替。鐵制身甲的完備與流行、馬鎧的使用等都出現在這時期，顯然不是偶然的。魏晉完成三門峽人門左岸棧道和重修漢中褒斜棧道以及北魏大事興建褒斜工程，還有北魏以來大規模開山鑿窟和細密流暢的石刻線雕的盛行，更與當時大量生產鋒銳的鐵工具有密切關係。 佛教遺存 中原地區發現的佛教遺存，有零散造像和寺院遺迹。寺院遺迹可分石窟寺院和佛寺遺址兩種。 中原地區發現最早的佛教遺物，是十六國時期的鎏金銅像。這種早期銅像都有較濃厚的中亞風貌，其中以有後趙建武四年 (338)銘的釋迦坐像和傳陝西三原出土的菩薩立像最具典型性。此後,現知有紀年的造像,已遲到北魏太武帝廢佛(446)前不久，有太平真君元年(440) 銘釋迦銅坐像、太平真君三年銘菩薩石坐像和石塔以及四年銘釋迦銅立像。上述諸像,與和平元年(460)開鑿的山西大同雲岡石窟初期的作品接近。 452年北魏復法以後，銅石造像同時流行，造型題材都與同時期的石窟相同；而石像形體較大者多,尤引人注目。北魏遷洛(494)後,特別在北魏分裂(535)以後的北朝晚期，又流行造像碑。這時的造像和造像碑,在一些細部和雕刻技法上,都出現了地區差異。以河北定縣為中心的關東作品精細繁縟，關中地區的作品則簡樸、不重裝飾。 十六國後期開始開鑿石窟寺院，現存最早的石窟，是甘肅永靖炳靈寺石窟第169窟。 窟內有西秦建弘元年(420) 造像龕。此外，分布在自甘肅東部以東廣大中原地區的石窟,大都開鑿在5世紀中葉以後的北朝時期。主要石窟有甘肅天水麥積山石窟、河南洛陽龍門石窟和鞏縣石窟、甘肅慶陽南北石窟寺、河北邯鄲響堂山石窟、山西太原天龍山石窟、寧夏固原須彌山石窟等。以上石窟，除麥積山多塑像和少許壁畫外，多是石雕造像。中原地區的北朝石窟，可分佛殿窟和塔廟窟兩類。兩類石窟又可各分前後期，前期的年代是遷洛前後的北魏，後期為東西魏迄北齊、北周。前期佛殿窟，較早尚存有方形委角接近橢圓形的平面，如麥積山第74、78雙窟和龍門賓陽三洞；較晚則流行龍門習見的三壁三龕式的方形窟。前期塔廟窟也以洛陽附近的鞏縣石窟為典型，特點是平棊窟頂和多層或單層四面開龕的塔柱。晚期石窟盛行雕飾前室和窟口，佛殿窟流行雕出華麗的帳飾和仿木結構的窟檐,如麥積山第4窟（上七佛閣）。塔廟窟則在窟口崖面雕出上設覆缽的佛塔形象，如北響堂諸窟。其中變化最大是北響堂第1、2窟（南窟）。該窟上部覆缽部分開龕設像（即第1窟），下部窟室內（即第2窟）取消了塔廟窟的主要特徵──塔柱，完全同於佛殿窟的布置。兩類石窟前後期造像內容大體近似，主要題材有釋迦、彌勒、釋迦多寶、三佛、七佛、千佛等，前期較晚出現無量壽佛，後期出現面積較大的西方凈土。無量壽和西方變的出現，反映出南朝佛教對中原的影響；前此比較重視禪觀的北朝佛教，開始發生變化。 中原地區的佛寺遺迹，反映了北魏時期著重佛塔的寺院布局。 河北定縣城內發現太和五年(481)塔基石函，函蓋銘記孝文帝"造此五級佛圖......願國祚延萇（長），永享無窮......"，可見當時重視佛塔的情況。對熙平元年(516)胡太后所建洛陽永寧寺遺址的發掘,揭示出該寺平面呈長方形，有名的永寧寺塔位於寺院正中，塔北有佛殿遺迹。這是現知唯一的可以大體復原的南北朝時期的佛寺布局。此外，現存的北魏登封嵩岳寺塔（見彩圖），原也是當時該寺的重要建築。佛寺特重佛塔，它與石窟寺院塔廟窟的設計為同一淵源,既上承漢末佌融在廣陵起重樓浮屠祠的傳統,又都屬於尚未脫離外來佛寺布局影響的中國早期寺院布局階段。
南方地區
南方地區即淮河以南的廣大地區。這個地區主要的考古遺迹是墓葬和青瓷窯址，但也有少數的城址和佛教遺迹。 墓葬 發現地點較為普遍，但因地域遼闊，經濟發展不平衡，文化傳統差異大，所以地方特點比中原地區突出，依據墓葬形制和隨葬器物的不同，可分長江中下游、閩廣和川滇3區。 其中長江中下游一直是南方地區的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心,墓葬資料多,系統清楚，具有一定的典型意義。 長江中下游墓葬 一般分4期:第一期為東漢末至吳初（即3世紀初至3世紀中）；第二期為吳中期至東晉初（即3世紀中至4世紀初）;第三期為東晉至劉宋（即4世紀初至5世紀中）;第四期為齊、梁、陳3朝（即5世紀中至6世紀）。 第一期：大型墓中，後室分左右兩室、前室附有耳室的券頂磚墓較多。中型墓前設甬道的長方形券頂磚墓較多。大中型墓隨葬品多陶器；有少量青瓷器，器類有形體扁寬的罐、盤口壺、熏和五聯罐式穀倉、蠶形虎子；有漆器、銅器和鐵兵器；還多隨葬地券和五銖銅錢。小型墓有長方形磚室和土壙兩種，隨葬品只有陶器和少量五銖錢。這一期墓葬與當地東漢晚期墓葬差別不大，表明孫吳初期東漢舊制還沒有較大的改變。 第二期：墓葬的地方特徵顯著。大型墓多前附甬道的前後室磚墓。中型墓多前附甬道的長方形單室磚墓。大中型墓室頂出現四隅券進式的穹窿頂，有的墓室兩壁向外砌出弧線，墓壁有的設有燈台或砌出燈龕，墓室出現了排水溝、磚棺床和磚榻。隨葬器物中青瓷器的數量、種類增多，釉色複雜化。出現褐色斑飾、褐色彩繪，甚至還出現褐色釉。新出現的器形有一盤二耳杯的組合、扁壺（柙）、多子盒（槅）、三熊足硯、動物形插器、唾盂和較多的模型明器；流行了堆塑闕樓人物的穀倉罐、球形熏和附有獸足的蠶形虎子。較晚又出現了雞首壺和球形虎子，還出現了陶牛車、陶馬和陶俑。此外，棺內多葬金銀飾品，有的出有玉佩珠飾，表明墓主人原是衣朝服入殮的。大中型墓最具典型性的是江蘇宜興西晉周氏墓群。小型墓較前階段變化不大，出現了甬道偏置一側的作法，隨葬品中也有了少量瓷器，如罐、碗之類。 湖南長沙發現的西晉晚期的中型墓多隨葬陶俑，有侍俑、屬吏俑，更多的是武裝儀仗俑，這大約是當時地方豪強勢力強大的一種反映。 第三期：南京發現多處南遷大族的墓群，如南京北郊象山、郭家山王氏墓地、老虎山顏氏墓群和南郊戚家山謝鯤墓等。這類大族墓葬多為大中型墓。墓的形制有如前階段的前後室磚墓；也有新流行的接近方形的單室磚墓和長甬道的單室磚墓；還有甬道前端作出類似小室的所謂呂字形磚墓。墓壁有的除砌燈龕外，還砌出欞窗。壁磚多有紀年銘，紋飾逐漸複雜。大約在這階段的晚期，墓壁出現拼砌較大面積的七賢、榮啟期人物畫像磚。隨葬瓷器減少，罐壺瓶類向瘦高發展，以憑几為中心的榻上用具逐漸成組。雞首壺流行，耳杯兩端上翹，槅多作圓形。新出現碗托、三足爐和六蹄足硯。器物上流行用蓮花紋飾。墓誌數量增多。較晚墓中出現了宋鑄的四銖銅錢。南京發現的大中型東晉墓中,至少有4座出土了推測為羅馬製造的玻璃器,其中1座還同出嵌有金剛石的金指環。這類西方高級品的出土，為東晉時期海上交通的發展提供了物證。 第四期：在丹陽胡橋和南京甘家巷、西善橋等地發現的墓，為墓壁砌出弧線的長方形單室、前設長甬道的大型磚墓，大約是齊梁時期的皇室陵墓。這種墓的墓室前方一般砌有較長的排水溝通向水塘，地面上一般都布置石獸、石柱、石碑等石刻。這種大型墓可分為兩類：一類墓室全長在13米以上，長甬道內設石門兩重，如被推定為齊景帝蕭道生修安陵的一座和被推測為陳宣帝陳頊顯寧陵的一座（西善橋油坊村大墓）。另一類墓室全長在9米以上，設一重石門,如甘家巷梁桂陽王蕭融墓。這種墓的墓壁，較早的流行較大面積的拼砌畫像磚，題材除竹林七賢、榮啟期外，還有羽人、龍、虎和鼓吹騎從的內容（見南京地區模印拼嵌畫像磚墓），如胡橋諸齊陵；較晚的則僅用蓮花忍冬花紋磚，如甘家巷蕭融等墓。使用蓮花忍冬花紋磚的墓，有的還在甬道壁面拼砌出蹲獅形象，如前述陳頊的顯寧陵。常州戚家村發現的畫像磚墓，也應屬於這階段晚期的遺迹。這種大型墓都遭到嚴重的破壞，隨葬品殘存較多的是石制器物，有石榻、帷帳石趺、石憑几、石俑等，也有少量的陶俑、漆器、陶瓷器和玉佩玉玦等。中型墓則無石門，全長皆在6米以下，墓室多長方形和"呂"字形,磚多素麵無紋飾，但隨葬品一般保存較好，瓷器如罐、壺、瓶、唾盂等都更向修長發展，新出現的器物有裝飾繁縟的蓮花尊，一盒五盞的組合器、粉盒、細頸瓶、高足盤和六至八滴形足硯。晚期的墓葬中出現陳鑄的太貨六銖銅錢。 河南南部鄰近湖北的鄧縣畫像磚墓，出土了一塊書有"在吳郡"字樣的墓磚，可以大致推定它屬於南方地區這階段的墓葬。548年,侯景亂梁以後，襄陽及其以北地帶，即已隸屬北朝，因此這座墓的年代，不會晚於本階段的中期。該墓畫像磚中表現的喪葬習俗、孝子故事、天人姿態以及墓中所出陶俑的種類和造型，都與北魏晚期中原地區的同類內容和形象極為相似。反映出齊梁時期宛洛一帶和漢水一線，不僅是南北時有軍事衝突的區域，同時又是南北文化交流、主要是北朝向南朝學習的重要地區。 閩廣墓葬 福建兩廣地理毗鄰，各方面的聯繫密切，吳晉南朝墓葬的情況也較接近。兩地發現較早的六朝墓多屬西晉晚期；東晉以後的墓葬數量多，分布的區域逐漸擴大。墓室結構除與長江中下游類似的長方形小型磚墓和前建甬道的中型磚墓外，兩地都有在墓室內加砌磚柱的作法。廣州的兩墓或三墓連建，廣西北部在墓室後部加砌高台，廣州、梧州永嘉末年墓使用的"廣州皆平康"、"江南尚康平"銘文磚等，應是兩廣地區的地方特點。隨葬器物形制的變化，除與長江中下游相似的雞首壺、唾壺、缽、碗、硯等陶瓷器外，福州、南安六朝晚期墓多出青瓷插器，子母盞盤和動物形虎子，蒼梧晉墓所出儀仗俑，融安齊梁墓所出滑石明器，建甌梁墓和廣州六朝晚期墓所出附有女廚俑的陶灶等，都具有濃厚的地方色彩。這些墓葬在結構和隨葬品方面的特點，有不少與和閩廣相鄰的贛湘兩地的六朝墓有一定聯繫。此外，英德、曲江的齊墓中，發現波斯薩珊朝卑路斯(459～484)所鑄的銀幣,反映出5世紀後期經南海溯北江北上的這條交通路線的繁榮。 川黔滇墓葬 四川、貴州、雲南發現的蜀晉南朝墓葬的地點頗為分散，較重要的有自四川成都附近南迄西昌一帶的磚室墓、廣元綿陽的崖墓、貴州清鎮、平壩的石板墓、雲南姚安磚石合砌墓和昭通的石室墓。 成都、西昌發現的磚室墓多中小型長方形單室墓，早期有少數長9米以上的大型多室墓。 隨葬品蜀漢時多存漢制,有一般陶器和陶俑、水田明器以及少量銅器;彭縣墓中還嵌有各種生產內容的畫像磚，彭縣、西昌墓中還有君車出行磚。廣元綿陽間崖墓多長方形單室，也有並列墓室前附同一前室的。蜀漢時期墓多陶器；晉墓瓷器增多，有盤口壺、缽、唾壺等；南朝墓瓷器種類和形態的變化與長江中下游墓相似。 貴州清鎮、平壩多小型石板墓，蜀漢西晉墓的隨葬品與四川接近；東晉以後的隨葬器物多與兩廣近似。 雲南的發現集中在當時雲南郡治的姚安和朱提郡治的昭通。 姚安發現的咸寧四年(278)大中大夫李某磚石合砌的大型墓，隨葬品有具地方特點的附把陶杯和繩紋陶倉；也有和四川蜀漢墓所出相似的銅釜、陶瓿和銅斗。昭通發現的盝頂方形壁畫石室墓，墓內有墨書題記（見昭通晉墓），此墓形制和部分壁畫內容與兩晉中原和長江中下游大中型墓頗為類似。 青瓷窯址 吳晉南朝時期南方地區的青瓷窯址，多分布在漸江和江蘇靠近漸江的個別地點。 漸江青瓷窯都是建在山坡上的所謂龍窯。上虞鞍山吳窯保存完整，全長13.32米,寬2.1～2.4米，由前部半圓形火膛、中部長 10.29米有傾斜度的券頂窯床和後部6個排煙孔所組成。上虞帳子山發現的晉代殘窯,窯床內保存的窯具自前向後排列有序。這個現象表明該窯已充分利用了窯床後部，因而有人推測當時有可能解決了龍窯分段燒成的問題。所以，麗水呂布坑發現的南朝窯已向裝燒面積加大、窯室券頂跨度縮小的窄長形式發展。中國南方系統的窯室──龍窯，從南朝時期就開始走向定型化。 南鄰漸江的江蘇宜興丁蜀鎮一帶，發現多處西晉時期的長形瓷窯址，出土的窯具有柱狀、覆盆狀的窯座和齒口缽狀的窯墊。燒造的碗、缽、洗、罐等，多壓印網紋裝飾帶，因此有人認為宜興周氏墓群隨葬的有網紋帶飾的青瓷器即是這裡的產品。丁蜀鎮東北的大浦，是太湖西岸的重要港口，附近曾發現滿盛丁蜀均山所燒青瓷器的沉船，可見這裡的產品當時還大量向外地輸出。 城址 有南京附近的六朝都城建業──建康城和湖北鄂城的吳王城。 建康城在地面上幾無遺存，過去有人擬建康宮城位於南京工學院西側進香河和東側珍珠河之間。南京工學院曾多次發現蓮花瓦當和唐以前琉璃瓦件，推測是東晉以來宮廷建築的遺物。近年於明代鍾阜門西發現明內城城牆下壓著一段較早的夯土城垣，有人估計這是南朝建康城北垣的遺迹。從這些零散資料，還難以推測建康城的輪廓。 吳王城即魏黃初元年(220)孫權始都的武昌城,其遺址在今湖北鄂城縣城迤東一帶。城牆夯築，平面略作矩形。東西長約1000米，南北現存長度約600米,北垣約已淪入長江中，南垣和東垣南段保存較好，牆基寬十餘米，夯層中雜有大量漢代灰色繩紋陶片。城內北部原似有子城，約是武昌宮的所在。城西有郭城遺迹。西郭外沿西山南麓是當時的墓地。再西為武昌港口樊口。城南有冶鐵遺址。武昌城北依大江，西屏西山、樊山，南阻南湖，形勢險要，又有良港、鐵冶，六朝時期一直是控制長江中游的軍事重鎮。 佛教遺存 南方地區的佛教遺存，有零散出土的有關遺物和少量的寺院遺迹。 長江中下游自吳末迄東晉的墓葬中，多出附有佛像的器物。 現知最早的一件是湖北武漢市永安五年(262)墓所出鏤雕立佛的鎏金帶飾。其次有浙江武義、湖北鄂城、湖南長沙等地吳末西晉初墓出土的有坐佛形象的夔鳳鏡。再次是長江中下游和浙江等地兩晉墓中隨葬的穀倉罐上出現的佛像。這階段的佛像,從其所在位置和造型等方面推測，與此後單獨雕鑄作為供養的佛像意義不同。南方單獨雕鑄的佛像，現存最早的是劉宋遺物，有四川成都出土的元嘉二年 (425)凈土變石刻和傳世元嘉十四年、二十八年兩件釋迦鎏金銅坐像。劉宋造像較同時和稍後的中原北方造像為清秀。南朝清秀型造像大約到 5世紀末向莊重端雅發展,四川茂汶所出齊永明元年(483)無量壽佛和彌勒佛石刻可以為例。 南方開窟鑿像之風遠遜於北朝。南京攝山(棲霞山)永明二年迄梁天監十年(484～511)營造的無量壽佛和浙江新昌石城山永明四年創建面璞、開監十五年竣工的彌勒佛，是僅知的兩處南朝大龕。兩大龕原皆前接木建殿閣。主像和外觀均與同時期的北朝石窟有別。南方地面建寺盛於開鑿窟龕，但已發現的寺院遺迹甚少，較重要的一處是成都西門外萬佛寺遺址。該地先後出土了一批罕見的蕭梁石像,其中中大通元年(529)梁武帝孫益州刺史蕭范所造螺發、著通肩大衣的釋迦立像，可以視作南朝後期佛像的典型（見成都萬佛寺石造像）。梁像中有較多的形象組合複雜的造像石龕，有的龕背鐫刻祈求往生西方無量壽國的銘文。南朝佛教造像突出無量壽佛和彌勒佛，反映出人們對西方凈土的祈求和對彌勒成佛後世間安寧的嚮往。這和當時中原北方重禪觀，著意於自身的解脫，因而流行雕塑釋迦和彌勒菩薩等形象有所不同。四川廣元古棧道的崖面上多鑿窟龕，較早的窟龕造像與中原北魏晚期石窟類似。皇澤寺第9窟最具代表性，窟形和造像題材與鞏縣石窟、固原須彌山石窟的塔廟窟極為接近（見廣元皇澤寺和千佛崖），所以，這裡的窟龕造像應屬中原地區的系統，與江浙一帶南方地區的窟龕不同，這是值得注意的。
東北地區
東北地區指遼河以東，鴨綠江以北的地區。這個地區主要的考古發現有魏晉十六國墓葬和高句麗遺迹。 魏晉十六國墓葬 北自瀋陽，南迄旅大，都發現了魏晉時期的墓葬。遼陽以北多磚室墓，遼陽附近多石板墓，旅大地區多小石板墓。 遼陽是平州和遼東郡治所在，附近多平頂石板墓，類型複雜。有砌出前中後三室的較大型墓；有砌出前後兩室的中型墓；也有隻具棺室的小型墓。前兩種有壁畫，前室左右都各砌一大一小的耳室，大耳室壁繪墓主人飲宴，小耳室壁繪庖廚、馬廄；砌出三室的，其後室壁繪庭院樓閣，前中室壁畫無存，按當地漢末壁畫之例，推知前室壁繪伎樂百戲，中室壁繪墓主人出行。小型墓無壁畫。三類墓共出的器物，多裝飾品，有釵、環、鐲和兩端作叉形的銅飾件；陶器多粗厚的罐、缽；還有兩端上翹的石灰枕。大中型墓有陶明器如井、灶、俎和圓案、耳杯、豆、長勁瓶等。三道壕發現的一座小型墓中，曾出有太康二年(281) 紀年銘的瓦當。上王家村一座較晚的前後兩室墓，前室砌出抹角疊砌式的石板平頂；耳室壁繪墓主人右手執麈尾，端坐於後列曲屏的方榻上，方榻上繪頂飾蓮花的朱帳；隨葬器物有陶盤、鐵鏡和南方地區燒造的青瓷虎子，這座墓的時間大約已晚到十六國時期。 瀋陽東郊發現的券頂磚室墓有前後兩室和三室連建兩種，隨葬器物中有遼陽石板墓中常見的石灰枕和兩端作叉形的銅飾件，後者也常見於中原晉墓，常見於中原晉墓的還有釉陶小罐、位至三公鏡、鐵鏡和盒、奩等漆器。 旅大營城子小石板墓多疊澀收頂，石板間用貝殼灰粘合，有前後兩室和後室分砌左右室兩種，隨葬品多陶器，有罐、長勁瓶、圓案、耳杯和井、灶、俎、倉之類的明器，還有少量銅鏡和剪輪五銖銅錢。 高句麗遺迹 主要遺迹分布在長白山脈南段以南，以桓仁為中心的渾江流域和以集安為中心的鴨綠江北岸。長白山脈以北多高句麗晚期遺迹。高句麗遺迹可分城址、墓葬兩大類。 城址 有山城址與平原城址兩種。山城多因山勢修建，形制不規整，桓仁五女山城可能是高句麗較早的城址。該城西連懸崖，東、南、北三面城垣皆以自然石板堆砌。209年,高句麗遷都丸都，即今集安縣城西北的山城子山城。該城內外側皆壘砌經過人工修治整齊的長方形巨大石塊，內低外高，中填河卵石，城平面略做橢圓形，周12里。在集安北面通向遼東的兩處關隘附近的山上，都發現了城址，這顯然是衛護都城的山城。散布在長白山脈西北側，南自金縣沿海的大和尚山城，東北經復縣、遼陽、撫順、西豐、遼源等地，以迄吉林龍潭山城一線的山城和在長白山南麓南通平壤的要衝鳳城東南發現的烏骨城址，都是4～5世紀以後，高句麗晚期山城的遺迹。 平原城址發現較少。集安山城子山城東南的國內城址，是典型的一處。今集安縣城即因國內城修建，縣城北垣猶存當時的規整的石垣。該城略作方形，每面里余，城內中部以北多出礎石、獸面或蓮花紋瓦當和殘瓦，可能是高句麗王室建築的遺迹。城東郊發現的出有石礎、瓦當和各種殘瓦的大型建築址，大約也是王室建築的遺存。 墓葬 高句麗墓葬一般建在地面上，有積石墓和壁畫石室墓兩種。桓仁地區的積石墓群排列有序，用未經加工的自然石塊砌建和封頂，隨葬品有陶罐、陶壺、鐵刀、鐵矛、鐵鏃、鐵馬具、鎏金銅飾片和銀鐲等。集安有類似桓仁地區的積石墓群；也有單獨存在的用修琢整齊的巨大石塊砌建的大型積石墓,其中有寬敞墓園的,應是高句麗王室墓葬。集安積石墓多隨葬陶器、釉陶器和鎏金銅馬具。積石墓的年代,可以上及漢代，下迄6世紀。壁畫石室墓多分布在集安洞溝附近，外封黃土，內石砌方形墓室。其中時代較早的，墓室作疊澀穹窿頂，壁畫以墓主人生活為主要內容；時代較晚的為疊澀盝頂或抹角疊砌式頂，壁畫出現供養佛像的畫面和以蓮花、四神為主要內容。壁畫石室墓多出黃釉陶器、鎏金銅馬具、金飾件等。這類墓大多是高句麗王室貴族的墓葬。其年代約始於4世紀，最晚的下限可能到7世紀初期（見集安高句麗壁畫墓）。
北方地區
北方地區指嫩江、遼河以西，長城以北，西迄新疆以東的廣大地區。本區域內主要的考古發現是北方游牧民族的遺迹和魏晉墓葬。前者有被推測為鮮卑的墓葬、遺址和北魏的遺迹，還有匈奴族的遺迹；後者多集中在甘肅西部的酒泉、敦煌一帶。北方地區還保存不少北魏以來的佛教遺迹。 拓跋鮮卑遺迹 主要分布在內蒙古東部。在內蒙古自治區呼倫貝爾盟阿里河鎮嘎仙洞中，發現北魏太平真君四年告祭祖先石室銘，一般據以推論拓跋鮮卑早期游牧地點在大興安嶺北端東側嫩江支流甘河上游一帶。 在嘎仙洞西南約千里的滿洲里東札賚諾爾發現的大約1世紀的墓群,有人推測是《魏書·序記》所記拓跋鮮卑"南遷大澤方千餘里，厥土昏莫沮洳"時期的遺迹。該墓群絕大部分是豎穴樺木棺單人葬，葬式皆仰身直肢，頭向北。棺外兩側或棺蓋上，或棺前端小龕內置馬頭或牛、羊頭。棺內外散置蹄骨。有的棺底還出有一列羊距骨。隨葬器物有手制大口陶罐、小杯和輪制小罐，有骨制弭、鏃、鳴鏑、錐、銜、扣，有高足銅、銅釧、銅帶飾，有鐵制鏃、環首刀、矛和各種珠飾，還出有來自中原地區的規矩鏡、漆奩和織出"如意"二字的錦片等。 內蒙古巴林左旗(林東)北，沿烏爾吉木倫河上游的南楊家營子發現的居住址和墓群，出有與札賚諾爾相似的手制大口陶罐、小杯，骨制的弭、鏃。墓葬也多是豎穴木棺單人仰身直肢葬。殉牲也用馬、羊的頭、蹄，也出現用途不詳的羊距骨。以上表明此外遺迹與札賚諾爾關係密切，但陶器、骨器的製作較札賚諾爾為精細。隨葬品中發現了一枚東漢中晚期的五銖錢，可知其時代較札賚諾爾為晚。因此，估計南楊家營子遺迹有可能是拓跋鮮卑從千餘里外的大澤南遷途中所遺留。據《魏書》記載，此後拓跋繼續南移，"始居匈奴之故地"，即今戈壁之南內蒙古河套東部一帶。恰在河套東部烏蘭察布盟發現與札賚諾爾、南楊家營子遺址可相互聯繫的兩處墓群。一處位於集寧北、土牧爾台西南的二蘭虎溝，一處在達爾罕茂明安聯合旗（百靈廟）的東北方。前者出有與南楊家營子相似的手制陶壺和陶鈴、與札賚諾爾相似的銅和三鹿紋銅牌飾。後者出有與札賚諾爾、南楊家營子相似的手制大口陶罐和銅釧，與札賚諾爾相似的雙耳陶缽。這兩處墓群均為豎穴仰身直肢葬。二蘭虎溝墓出有東漢中期以後流行的長宜子孫鏡，百靈廟墓出有東漢晚期的剪輪五銖錢。這兩處墓群有可能是拓跋鮮卑遷移到匈奴故地初期的遺迹。 札賚諾爾、南楊家營子以東以南的遺迹 最早發現的是札賚諾爾東南的完工墓葬，近年又在札賚諾爾、南楊家營子以東以南發現了不少處與完工和札賚諾爾、南楊家營子相類似的遺迹。完工墓葬位於札賚諾爾東南約40公里的海拉爾河南岸，多為堅穴土壙樺木槨的叢葬墓。這種叢葬墓有兩種形式:一種如1號墓。該墓下層發現26具人骨,位於墓內北部頭向西北的一具仰身直肢骨架,左側置石、骨鏃，西側排一列陶器，頭部附近出有一件牛角狀器,顯然是1號墓的主要入葬者。其餘25具不同性別的人骨，姿態不同地置於他的四周和上面，而且多肢體分離，很可能是早亡後遷來的二次葬。該墓上部出有牛、馬頭骨，墓內還殉牛8頭、馬10匹和狗3隻。另一種叢葬墓，在樺木槨內仰身直肢的骨架排列有序，隨葬器物置於頭、腳兩側，殉牲置於槨上。出土的陶器有各種手制陶壺和鴨形陶器；骨器有弭、鏃、鳴鏑、錐、匕等；還有石鏃、鐵鏃、鐵刀、鐵環和銅帶飾、鏤孔銅鈴以及各種珠飾；此外，還有來自漢族地區的陶鬲、絲麻織物和漆器殘片。從葬制和隨葬器物觀察，完工墓葬較札賚諾爾墓葬為早，但又與之有較多聯繫。因此，有人認為它們有可能是屬於同一系統的不同類型的遺迹。 近年在完工和札賚諾爾、南楊家營子的東南方發現了不少處這兩種類型遺迹相鄰近的情況。如海拉爾河支流伊敏河西岸發現的墓葬所出雙耳陶壺、扁平棱骨鏃等都與完工墓葬的同類器物極為近似；而伊敏河東岸的墓葬頭部設龕置牛或馬、羊頭和隨葬的大口陶罐、三棱骨鏃等又與札賚諾爾、南楊家營子墓葬的情況接近。如洮兒河北岸白城子曾出有完工墓葬隨葬的鴨形陶器；而洮兒河下游南岸大安魚場墓地又出有與札賚諾爾、南楊家營子墓葬相似的大口陶罐、小陶杯、三棱骨鏃等。又如呼林河南岸通榆墓葬出有與完工墓葬相似的手制陶壺、鴨形陶器、鏤孔銅鈴；而科爾沁右翼中旗附近沿呼林河中游兩岸曾多次發現和札賚諾爾、南楊家營子墓葬相近的大口陶罐。此外，赤峰、朝陽曾發現與完工墓葬相似的鴨形陶器，嫩江下游曾發現與札賚諾爾相似的遺物。看來，在洮兒河和呼林河以東以南，上述兩種類型遺迹相互鄰近的現象已不明顯。這兩種可能屬於同一系統不同類型的遺迹，有人認為如果不是簡單的先後承襲關係，他們在族屬上也應是極為密切的，有可能是一個大族屬的不同分支的遺迹。如再從時間和地域上考慮，可以推測他們大約都是文獻記載的鮮卑這一系統的遺迹。 慕容鮮卑遺迹 分布在遼西大凌河中下游的石槨墓，被推測為慕容鮮卑的遺迹。遼寧義縣保安寺村發現的石槨墓，時間較早，槨內置用鐵釘的木棺，隨葬品除陶器外,有金銀飾品,其中三鹿紋金飾牌構圖與札賚諾爾、二蘭虎溝所出的銅飾牌極為相似，可反映出慕容鮮卑與拓跋鮮卑間的聯繫。遼寧北票房身村發現的石槨墓群，石槨有大小之別，隨葬品一般有輪制陶罐、漆器、銅鏡和金飾,同出有環銅錢,時間約在3至4世紀。較大的石槨內置鐵釘木棺,金飾較多,有綴懸可以擺動的金環、金片的金花冠飾，有人認為文獻記載慕容氏上層喜戴的"步搖冠"，大約即附有這種冠飾。 3世紀中期以後,大批漢族人逃亡到遼西，他們與慕容鮮卑雜居，"遂同夷俗"（《魏書·海夷馮跋傳》）。朝陽姚金溝村發現的後燕建興十年 (396)昌黎太守崔遹墓和北票將軍山發現的北燕王室馮氏墓群，都使用了這裡流行的石槨墓制。從已發掘的馮素弗墓，可以看到更為濃厚的鮮卑習俗。但該墓也顯示出較多的漢文化傳統。墓中還出土5件羅馬玻璃器,大約是經過北方柔然領域傳來的,可以推知5世紀初北方草原一線在東西交通路線中已具有一定的重要性。 北魏城址和墓葬 明確的北魏遺迹多發現在內蒙古大青山以北，南迄山西大同一帶。拓跋鮮卑南遷匈奴故地後,始祖神元帝力微入居塞上。258年力微遷於定襄之盛樂,迄道武帝天興元年(399)又遷都平城，拓跋氏的活動中心多在盛樂一帶。盛樂故城為漢定襄郡成樂縣址，該城址位於今呼和浩特東南和林格爾北10公里，平面略呈方形，接北垣建郭城。城內除漢代遺物外，多出北魏瓦件和鐵制農具、兵器以及大量的牲畜骨骸和骨器。這些漢以後遺物的年代,雖然不能肯定都在5世紀以前，但至少其中一部分可以作為拓跋長期重視盛樂的物證。盛樂城東涼城小壩子灘曾發現一處金銀器窖藏，出土一批獸紋金飾和駝紐"晉鮮卑歸義侯"金印、"晉鮮卑率善中郎將"銀印等重要遺物。金飾中的一件透雕四獸紋樣的牌飾，背面刻出"猗金"三字, 猗即神元帝力微孫猗（桓帝），明確了這批遺物的所屬。 盛樂城北達爾罕茂明安聯合旗西南西河子也曾發現一批金飾件，工藝水平較涼城金飾牌為高。有用細金絲編織長128厘米的管狀龍形鏈飾;有上植多歧鹿角狀的馬頭形冠飾，鹿角與馬耳的尖端綴懸桃形金片。這種金飾件上都嵌有白、藍、綠等色的玻璃小片。馬頭形冠飾上的桃形金片形狀與作用，都和北票房身村慕容氏墓葬所出步搖冠飾相似，估計這批金飾件的年代，相當於3～4世紀的西晉晚期。拓跋居塞上後，亦用步搖裝飾，這是前所未聞的新資料。 盛樂城東南40公里的美岱村發現大約是 4世紀末的拓跋貴族的磚室墓群,隨葬器物主要有細泥輪制陶器,斗、勺、燈等銅器,漆耳杯，漆鞘鐵刀和較多的銅錢,這些都已和當時中原漢族墓葬沒有太大的差異。但隨葬品中保存了與札賚諾爾、二蘭虎溝墓葬相似的銅；與南楊家營子、二蘭虎溝墓葬相似的銅鈴；墓中還出有銅製的羊距骨，這應是拓跋鮮卑墓葬中常見的羊距骨的仿製品。此外,一座墓內還附葬有"皇帝與河內太守銅虎符"。同樣形制的護軍銅虎符過去曾在平城遺址中發現。 平城自398年至495年為北魏都城，其遺址在今大同市城區及其附近。歷年在大同城北迄車站一帶發現北魏捺印花紋的灰黑色陶片、大瓦和"富貴萬歲"、"忠賢貴永"瓦當，車站東北還出有排列整齊的覆盆礎石。這些遺物表明，這個區域有可能是宮城、衙署的範圍。大同東南郊出有雕刻精緻的石硯、銀器、銅器以及成批的鎏金銅具，還發現有排成一列方形礎石的建築遺址，應是平城南部的一處宅第遺址。平城附近多北魏磚室墓，有具前後室和二重石門的大型墓，如大同北方山永固陵和形制略小一點的發現在大同東南郊的司馬金龍墓。永固陵前有思遠靈圖遺址，是現知在墓地建佛寺的最早實例；司馬金龍墓出土陶、木俑300多件，為研究5世紀後期墓俑,提供了典型資料。中型墓多發現在大同西郊,如501年的封和突墓。該墓為弧方形單室,前附長甬道，木棺順置墓室中部，棺前置陶瓷器，墓室角隅置石燈，圓首墓誌豎置於墓室前方右側。墓中出有銀耳杯、高足杯和鎏金銀盤各一件。鎏金銀盤內心錘鍱出伊朗人執矛獵野豬的圖像，是一件罕見的波斯薩珊朝銀器。 和大同中型墓類似的墓葬，也發現於內蒙古呼和浩特市區。內蒙古大學附近的一座，出有與美岱村拓跋貴族墓相似的陶罐,但同出的陶俑又與司馬金龍墓接近,因此推測它是較司馬金龍墓為早的拓跋貴族墓葬。該墓用漆棺，並出土一批中原流行的陶倉、井、碓、磨、灶等庖廚明器和陶牛車。以上情況可以反映出北魏遷洛以前，遠在大青山下的墓葬即已顯示出濃厚的漢化現象。 呼和浩特北傍大青山，大青山南北麓分布有較多的北魏小型城址。呼和浩特西北5公里的壩口子村土城,有人考證是有名的白道城址，城內發現北魏晚期石佛背光殘片，還發現了波斯薩珊朝庫思老一世(531～579)的銀幣。白道城是大青山諸軍鎮的後方據點。已發現的軍鎮城址，可初步考定的，有位於烏蘭察布盟內武川縣西南的武川鎮城址（烏蘭不浪土城梁）、四子王旗烏蘭花的撫冥鎮城址（土城子）、察哈爾右翼後旗的柔玄鎮城址（白音察干古城），有位於巴彥淖爾盟內烏拉特前旗的沃野鎮城址（蘇獨倉根場古城）和包頭市固陽縣的懷朔鎮城址（白靈淖庫倫古城）。另外在伊克昭盟准格爾旗石子灣也發現一處軍鎮城址。這些軍鎮城址，有的只設南門，或南北門，城內的主要防區都遺有高大台基。鎮城之北或增建郭城，或阻有河流；有的還建有與鎮城相呼應的外圍據點，它們專重北防的目的性是非常清楚的。 大夏和吐谷渾城址 現各發現城址一處。 4世紀末，游牧於朔方一帶的匈奴、鮮卑諸部，在南匈奴遺族赫連勃勃統率下，逐漸強大，407年勃勃建號大夏，413年因漢奢延城改築都城統萬。統萬城址在今陝西靖邊縣城北55公里處，分東西兩城，兩城外圍有郭城。西城和郭城都用略帶青灰色的夯土版築。東城系後建，所以西城即是當時統萬城的內城。內城四面各開一門，城垣外側建馬面，四隅的角樓台基用加寬作法，城內中部偏南，殘存高約10米、平面長方形的建築台基一處，附近出有花紋方磚和大瓦，約是大夏宮殿的遺址。郭城南北垣情況不詳，而東西垣相距10里，可知其面積相當寬廣，但其中可肯定為大夏時期的遺物卻極為稀少，當是勃勃建都後仍沒有改變畜牧經濟的緣故。 吐谷渾原是慕容鮮卑的一支，3世紀末西遷，6世紀於青海湖西岸建都城伏俟城，其遺址即今青海共和縣鐵卜卡古城。該城有用礫石疊砌的長方形外郭，東西寬約1400米，北垣已毀,長度不詳,郭內偏東有南北內牆一道,西部有長、寬近200米的方形夯築內城。內城一門,開在東壁，城內就西垣建方形台基，約是宮殿所在。台基向東有街道直通城門,城門和宮殿皆東向,可能是沿襲"以穹廬為舍，東開向日"（《後漢書·烏桓傳》）的舊俗。據《晉書·吐谷渾傳》，吐谷渾"雖有城郭而不居"，"人民猶以氈廬百子帳為行屋"，這既說明了古城地面遺迹稀少的原因，也反映出西徙青海的慕容鮮卑的經濟生活，仍以隨水草畜牧為主。伏俟城西通若羌，東聯西寧、蘭州,5～6世紀吐谷渾又西據今新疆境內"絲路"的南道，因此，祁連山南的中西交通線曾興盛一時。西寧舊城內曾發現盛貯金屬貨幣的陶罐一件，其中銀幣約在百枚以上，後來蒐集到的76枚都是波斯薩珊朝卑路斯時所鑄，可以認為這批銀幣是5～6世紀經過伏俟城附近的中西交通線往還頻繁的證物。 河西魏晉十六國墓葬 甘肅西端酒泉、嘉峪關和敦煌一帶，發現的魏晉十六國墓葬多分布在戈壁灘上，墓冢多由礫石堆成，排列有序的墓冢的四周，還保留有礫石堆砌的方形塋域圍牆的遺迹。塋域內的墓葬，多於礫岩中挖鑿洞室，大中型墓還在洞室內砌磚室。酒泉、嘉峪關多大中型墓，敦煌多中小型墓，兩地魏西晉墓和西晉末十六國墓區別較大。 魏西晉墓有具前、中、後三室的大型墓，較多的是前後雙室的中型墓。這兩種磚室墓，墓門拱券之上砌出有建築雕飾和彩繪的高門樓，墓室多附有耳室，嘉峪關墓墓室壁面多嵌砌畫磚或繪小幅壁畫，主要內容有墓主人宴飲、廚事和莊園耕牧、採桑、打場等生產場面，以及塢壁的形象等（見彩圖）嘉峪關新城1號墓,墓主人持扇坐榻上，側有"段清"榜題，該墓隨葬陶器、銅鐵鏡等都與中原魏晉墓相似，還出有剪輪五銖銅錢，是酒泉一帶魏西晉墓的典型實例。敦煌佛爺廟發現的翟宗盈墓，墓室無壁畫，畫磚也只嵌砌在高門樓上，但高門樓上還有較複雜的建築雕飾，隨葬品多陶器，所出長方形陶槅與中原魏西晉墓相近。 西晉末十六國墓，酒泉丁家閘曾發現具有前後室的中型磚室墓，無耳室，墓門上方的門樓低矮，只有簡略的彩繪。墓室壁畫除與前期內容近似者外，出現了西王母、東王公、羽人、神獸和各種雲氣紋樣，墓主人持塵尾坐榻上，前置憑几，上繪曲柄蓋，與前期簡單的墓主人形象不同。隨葬器物除陶器外有鐵鏡、銅飾、銅錢和漆盒、石硯等。敦煌多單室洞室墓，無壁畫；較大的洞室墓除陶器外，還隨葬有蟬紋金飾片、銅飾、銅錢、鐵剪和雲母片等；較小的洞室墓隨葬品只存有陶器、鐵鏡和少量銅錢。 佛教遺迹 北方地區的佛教遺迹主要是石窟寺院和佛寺遺址。 石窟寺院主要分布在河西、雁北兩區。重要的石窟有甘肅武威天梯山石窟、敦煌莫高窟（見彩圖）、肅南金塔寺石窟、酒泉文殊山石窟和山西大同雲岡石窟，最東邊的一處是遼寧義縣萬佛堂石窟。河西區多塑像、壁畫，大同、義縣石窟皆石雕。北方地區現存最早的石窟,是天梯山下層塔廟窟──第1窟，該窟下層壁畫多存中亞風貌，有可能是北涼沮渠氏割據涼州時期(401～439)的遺迹。除天梯山外，各地現存石窟多北魏復法(452) 以後所開鑿。石窟的種類有大像窟、佛殿窟、塔廟窟、禪窟和禪窟群。依據各類窟形制和造像的變化,可分4期。第一期約當北魏復法之初，第二期為孝文帝遷洛以前，第三期為遷洛以後迄西魏，第四期是北周時期。第一期石窟主要是橢圓形平面的大像窟，高大的主像雄據窟內，如雲岡曇曜五窟。主要造像是三佛，其中未來佛──彌勒，多作交腳菩薩的形象。第二期大像窟減少，多佛殿窟和塔廟窟。佛殿窟多作方形或長方形平面。有的設有前室。窟內後壁前置主像，也有的開大龕內設主像，主像的題材多釋迦或彌勒，也有釋迦多寶對坐像。左、右、前三壁流行上下多欄式的布局，有的上下諸欄排列佛龕，有的上欄開龕、下欄作長卷分格形式的雕繪。其內容多本生或佛傳，也有維摩文殊。較晚出現了七佛和作出斗栱的屋頂龕，窟口有的雕出簡單的窟檐。塔廟窟中建方形多層四面開龕的塔柱，四壁布局略同佛殿窟的左、右、前壁。佛殿窟、塔廟窟這時都盛行雙窟的布局。第一、二兩期石窟，以位於北魏都城平城西郊的雲岡石窟為典型，當時其他地點開窟造像大多受到雲岡樣式的影響，遠在河西的敦煌莫高窟似乎也不例外。第二期還出現了大型禪窟和較小的禪窟群，禪窟一般少雕飾，其主像無論雲岡、莫高，均多交腳的彌勒形象。第三期佛殿窟流行後壁開龕和三壁三龕式的方形平面，出現了滿布千佛的佛殿窟。塔廟窟塔柱層數增多；又有由多層向單層發展的趨勢。出現與佛殿窟布置相似的小型禪窟和禪窟群，前者如雲岡第38窟；後者除附設禪室外,幾與方形的佛殿窟無殊,如莫高窟第285窟。第三期各類窟的主要造像題材與二期相似，但流行了較大面積的千佛布局，個別窟出現了無量壽佛；在人物造型方面，第三期與以前有較大的差別，秀骨清像的出現和褒衣博帶的流行，是它突出的時代特徵。第四期石窟多分布在莫高窟，主要是後壁開龕的方形佛殿窟；少數塔廟窟單層塔柱,四面各開一龕。造像題材變化不大,千佛和佛傳數量增多，有的布置到窟頂；個別洞窟出現涅槃像和盧舍那佛。人物形象向豐滿發展。龍門賓陽洞的一佛二弟子二菩薩的組合,這時才在莫高窟第439窟主龕和第290窟、第428窟塔柱正面龕中出現。酒泉、大同和內蒙古固陽都曾發現較重要的佛寺遺迹。酒泉石佛寺灣子遺迹前後出土北涼時期的大覆缽粗相輪式的圓形小石塔7件，其中較完整的是承玄元年(428)造"釋迦文尼得道塔"。該塔台基下部線雕供養菩薩、力士，並附有八卦符號，上部環刻《增－阿含·結禁品》中的一段和發願文；覆缽部分有8龕,內雕七佛和交腳彌勒；相輪最上的蓋石有線雕的北斗星座。類似的石塔，敦煌也有發現。這批石塔給中國早期佛塔造型和佛像形象提供了新資料；塔上出現的八卦等線雕，似與中國早期佛教和道術相通有關。大同附近近年發現佛寺遺址多處，重要的有方山永固陵前以佛塔為中心的思遠佛寺遺址和大同東門外御河東岸的北魏佛寺遺址。兩遺址都發現了大量的佛和菩薩的塑像殘體，有的還保存了貼金敷彩的痕迹。內蒙古固陽城庫倫古城西北隅發現的北魏遺址中，也出土不少類似的塑像殘體，還發現了壁畫殘片，該古城被考定為衛護平城的北魏六鎮之一的懷朔鎮城址。以上三處遺址所出塑像，造型與上述石窟寺院第二期較早階段的造像相似。看來，北魏建都平城時期，平城附近的佛教寺院，開山鑿窟則雕石造像,地上建寺則繪壁塑像,此製為遷洛以後所沿襲。
新疆地區
新疆地區的遺迹和遺物，主要集中在吐魯番地區、若羌、民豐附近和庫車、拜城、新和一帶。 吐魯番一帶的遺迹 吐魯番為中、北兩道的樞紐，是新疆地區通向內地的重要地點，附近發現的遺迹，有城址、墓葬和少量的佛教遺迹。 吐魯番縣城東南約50公里的哈拉和卓古城(高昌城)，是魏晉戊己校尉治所、前涼以來的高昌郡治和北魏以來的高昌國都城的遺址。縣城西約10公里的雅爾湖古城(交河城),是漢以來車師前王庭和麹氏高昌時期的交河郡城的遺址。這兩處重要城址，由於唐以後的多次改建和自19世紀起的多次破壞，已經辨認不出早期的面貌。但兩城外都保留了大批古代墓葬，這批墓葬中屬於唐設西州以前的，可分兩期：前期是魏晉十六國時期的墓葬和車師墓葬；後期是麹氏高昌墓葬。麹氏高昌始於北魏景明元年(500)，亡於唐貞觀十四年(640)。 魏晉十六國墓葬 多分布在哈拉和卓古城之北的哈拉和卓和西北的阿斯塔那兩地。目前發現最早的紀年墓，出有晉泰始九年(273)買棺木券。 最晚的出有柔然永康十七年(480)殘文書，當是闞氏高昌時期的墓葬。 這些墓大都前設斜坡墓道，墓道後鑿洞室墓室。墓室有方形和前窄後寬的方梯形兩種,均長3米左右。方形墓有的附耳室，兩種墓室的室頂多作盝頂。少數方形墓中繪有壁畫，內容有墓主人席地坐像，有廚事、出行、耕牧、果園、葡萄園和日月等形象。葬具多用木棺，棺蓋作兩坡式；有的用鋪蘆柴的梯架式的葬具。時代較晚的多無葬具，屍體橫陳在後壁前。隨葬品多置棺前或屍體頭部附近。時代較早的多木器，有盤、耳杯、碗、勺、燈座、衣架，有的還有彩繪木俑和木馬、木牛車。時代較晚的多改用陶器，有盤、碗、壺、罐、釜、甑、燈等，部分陶器外壁出現彩繪的蓮瓣紋飾。時代較晚的出現了"代人"木牌。紡織品多麻、毛、棉織物和單色絹，較早尚有刺繡、錦和織成履，較晚則多出紋纈和蠟纈的絹片。此外出土有漆器和五銖錢等。紙質的衣物券有的被保存下來。還發現較小的豎穴土壙墓，這類墓個別用棺，多數用破氈、柴草捆裹入葬，一般沒有隨葬品，有的僅有罐、碗、盤之類的陶器。墓葬類型差別顯著，和內地相似。較大的方形墓壁畫內容與酒泉魏晉墓接近，隨葬品中如木製器皿、明器和絲織品，也和酒泉魏晉墓、武威東漢晚期墓類似。以上情況反映出這個時期中大約有一個多世紀的時間，高昌直接、間接為涼州所屬的歷史事實。 車師墓葬 車師人墓葬分布在雅爾湖古城北，多為西北、東南向的豎穴,頭向西北，直卧穴底,無葬具。隨葬帶把陶杯或一淺陶缽，有的有內置雙杯的盤形缽。杯缽多手制，器體厚重，陶質含砂，器底有熏痕，顯然都是直接觸火供燒烤的器皿。有的墓還出獸形銅環和銅片。這類墓出土的帶有蓮瓣裝飾的陶缽和上述與西晉時期流行的一盤兩耳杯相類似的缽杯組合，似可說明這類墓葬年代的下限不會遲到北朝以後。這類墓的形制和隨葬品差別不大，反映當時居民貧富分化還不顯著，與哈拉和卓古城北大小貧富相差懸殊的墓葬相比，清楚地有著族別的不同。文獻記載這裡是車師前王庭所在地，推測這類墓即是"有城郭田畜"（《漢書·西域傳》上）的車師人的墓葬。 麹氏高昌墓葬 麹氏高昌時期的墓葬遍佈於哈拉和卓古城北和雅爾湖古城西、南兩面，它和魏晉十六國時期墓葬最大的不同處，是較普遍地出現了家族塋地，即多為兩座以上以至數十座排列有序的墓葬群。每個墓群有礫石圍牆。這種家族墓地說明麹氏高昌一些豪宗大族世代相繼地控制著這裡的政權。這類墓地中的墓葬，形制略同前期較大的方形墓，但耳室漸趨消失，室頂漸趨平圓，四壁出現了外凸的弧線。由於墓道後側出現記錄墓主人姓名、官職和入葬年月的墓表，可據此了解麹氏高昌紀元的順序；了解高昌各塋域內墓葬排列的一般規律和按姓氏排列的特殊規律；同時還知道一墓興建後，可以繼續入葬，有的前後相距竟長達三、四十年。此外，又大體明白了高昌官制，為識別高昌墓葬的等級差別提供了重要根據。高昌墓葬的等級差別反映在墓葬形制上較為清楚。高昌第2級官吏的墓室，平面方形，邊長4米左右，自第3級以下，則以長3米左右前窄後寬的方梯形墓室為多。葬儀和隨葬品似乎沒有明顯不同，但和前期相比，木棺稀見。墓室中出現了粉飾的土屍床，有的屍體下部墊葦席，時代較晚的有在死者的眼上置波斯銀幣，口中含波斯銀幣或仿製的拜占廷金幣。墓室頂或屍體上釘懸或鋪蓋大幅絹地的伏羲女媧彩繪像，有的墓壁還懸掛絹質的壁衣。絲織品中較多地出現了6世紀中葉以後中原織造的錦、綺之類的高級織物。流行隨葬小型的非實用的絹制冥衣和卧具。這時出現了一種帽套式的絹制面衣，面衣前部綴飾一塊長約20厘米、寬約15厘米的織錦，織錦下面相當眼的部位，縫綴了一片鉛質的"眼罩"。陶器質量粗劣，形體變小，但種類數量顯著增多。陶器外壁彩繪規整的仰覆蓮瓣紋裝飾，延昌時期(561～601)之後陶器紋飾開始簡化，製作更加粗糙。罐、瓿之屬向高發展，小型陶器如碗、盞、燈之類增多。出現了"高昌吉利"銅錢，還出現了紙錢和蒲草俑。一些高昌墓中還發現了完整和剪殘的公私文書，這些文書提供了高昌生產和階級關係等方面的資料。一座較晚的高昌墓中還發現了一件粟特文書，它大約可作為高昌文字"兼用胡書"（《周書·高昌傳》）的物證。 佛教遺迹 哈拉和卓古城附近的古塔和城東吐峪溝石窟中曾發現不少3世紀和5～6世紀的寫經。約從5世紀起，各族統治集團在吐魯番地區利用佛教以鞏固其統治。上述寫經中出現多卷沮渠安周稱涼王時(444～460)的供奉物，即是一例。沮渠安周不僅寫經，從原存哈拉和卓古城內的承平三年(445)《沮渠安周造寺碑》中,還知他在高昌興建尊崇彌勒的佛寺。460年,沮渠氏為柔然破滅之後，在柔然控制下的高昌統治者繼續奉行佛教，所以吐魯番附近曾出土有柔然永康五年的寫經。吐峪溝石窟東南區第4窟是吐魯番地區早期洞窟之一,壁畫上的漢文榜題的字體和5世紀迄6世紀初的寫經相彷彿，估計這裡早期石窟即開鑿於此時。這種早期石窟，其形制有正中設壇的方形窟，也有長方形中立塔柱的塔廟窟。窟內塑像早已毀壞，壁畫題材有本生故事和千佛等。石窟形制和壁畫內容都與5世紀略晚的龜茲石窟相似,可推測吐峪溝早期石窟與龜茲石窟關係密切。哈拉和卓古城北柏孜克里克和雅爾湖古城西南交河南岸的山崖間，現存唐以前的塔廟窟和吐峪溝第二期石窟，大約都開鑿在麹氏高昌時期。壁畫中的千佛逐漸代替了本生故事，窟頂出現彩繪的抹角疊砌式平棊，有人認為這些新因素有可能源於東邊的河西諸石窟。 若羌和民豐附近的鄯善遺迹 新疆塔克拉瑪干沙漠南沿中部以東，屬鄯善領域。鄯善遺迹以若羌和民豐附近的發現最為重要。 若羌附近遺迹 若羌東北、羅布泊西北有夯土夾紅柳蘆葦枝築成的古城址，該城略呈方形,每面長度在327～333.5米之間。城內東北有土塔,塔附近應是寺院遺迹。城西部有大小宅院遺址。城中部偏西南的建築遺迹規模較大，曾出土絲毛麻織品、銅鏡片、銅鐵鏃、大小五銖銅錢、陶燈、木製用具和各種裝飾品，還出土有漢文、佉盧文、粟特文的寫在木、絹、紙上的各種文書。漢文文書數量最多，其中有外地寄給西域長史的函件和西域長史府掾屬承辦的文件。漢文文書紀年最早的是魏嘉平四年(252),最遲的是前涼沿用的西晉紀元──建興十八年(330),可知此城址應是魏晉前涼時期西域長史治所所在地。城址西北郊有烽燧遺迹,東北郊有墓群分布,北郊有佛寺址。另一處重要遺址位於此城址西南50公里，過去曾被盜掘出 346年左右前涼西域長史李柏寫給焉耆王的4件信稿,信稿中稱此地為海頭。今天此遺址南瀕乾涸湖床,海頭雲者,或因當時此地適位大湖之端而得名。海頭遺址西南大約100公里的米蘭,有較多的寺院遺址，有雕塑裝飾的大型佛殿廢墟，有彩繪壁畫的圓形佛塔。以上年代不遲於4世紀的鄯善遺迹,大部於20世紀初遭到嚴重破壞。 民豐遺址 若羌西約500多公里的民豐遺址,主要分布於民豐北150公里的尼雅河兩岸。 遺址內的建築遺迹比較分散,成組的建築多是以多房間的大型居室為主,附近散布著一些窄小的房間。這種布局和成組建築遺址內等級差別懸殊，反映出當時這裡的階級關係。經過清理的一處大型居址,南北長9.75米，東西寬5.5米。大門後設甬道,通向大廳。大廳內沿壁建有1米寬的土炕，廳中央立木柱，柱下有木礎。甬道、大廳的地面和炕上散置佉盧文木牘，炕上發現顏色鮮艷的提花毛織物殘片和帶羽的殘箭桿。在其他一些大型居住址內外，採集到大批木器，有牧畜頸栓、大木篦和木刷，有大小木勺、木俑、木楦頭和紡輪；也有少量的金屬器如鐵鐮刀和"長宜子孫"銅鏡片、大小五銖錢等；陶器有罐、硯；骨角器有角杯和骨板。另外還發現成堆的粟粒和完整的麥穗、干蘿蔔、鹽塊等。過去的盜掘者在這裡破壞了不少大型居住址，其中有的有壁面繪卷花圖案的大廳；有的居室遺址旁布置了花園，花園裡還有已枯乾了的桃、蘋果、梅、杏等果樹和桑樹、白楊樹。這類居室遺址中，被盜掘者搜掠去的有裝有雕刻立獅狀腿的殘木椅、殘六弦琴和織成幾何紋樣的毛毯等。以上情況顯示出這裡多品種的農牧生產和各種手工業品的製造，特別是多樣的工藝品、建築技術和雕繪藝術的豐富多采。盜掘者搜掠去的遺物中,最重要的是700多件用佉盧文書寫印度俗語的木牘、帛書、羊皮文書和與一部分佉盧文書同出的48枚漢文木簡。漢文木簡有晉泰始五年(269)紀年,可推知這批佉盧文文書的大致年代。經過研究知道，佉盧文文書都是鄯善的公私文書，有鄯善官吏的公文，有私人往來的函件和契約、簿籍，還有與佛教有關的各種記錄。這批文書提供了大約100年間的5個鄯善王的先後順序,為復原3～4 世紀的鄯善歷史找到重要線索。漢文木簡有敦煌太守和涼州刺史的文書，有西域長史營轉寫來的晉朝詔書和晉朝給鄯善、焉耆、龜茲、疏勒、于闐 5國國王的詔書的抄件，還有河西州郡行文到這裡逮捕犯人的文書和敦煌太守發下的過所以及這裡關吏所過錄的過所底薄等。這批漢文木簡，有力地表明西晉王朝的政令在這裡行使有效。 庫車附近的龜茲遺迹 庫車、拜城、新和一帶是自漢以來的龜茲中心地區，現存的城址和寺院遺址較多。 城址 唐以前的龜茲都城址，即今庫車舊城東郊沁色依河東岸的皮朗古城。城夯築，略作方形,周約7公里。東、北、南三垣保存較好，東垣外側設馬面，間距約40米。烏恰河貫穿古城內，流向西南。城內分布不少高大的夯土基址。位於城中部，南北長約25米、東西寬約15米、高出地面3.2米的哈拉墩,可能是唐以前的龜茲王宮遺迹。其餘基址有的應是古代寺院遺址，有的可能是內城垣的殘存部分。據《晉書·西域傳》載，龜茲"俗有城郭，其城三重"，皮朗古城的三重情況已不能完全辨識，但新和之西的於什加提古城和新和之南的羊達克沁大城都有可能是屬於唐以前"城三重"的城址。兩城皆夯築，內城中土阜起伏，當是官衙基址。於什加提古城內城至中城相隔約60餘米,中城至外城相隔約240米。羊達克沁大城面積較大，內城周約510米,外城周約3351米。龜茲當時流行三重城，大約既反映內部階級關係的緊張，又表明外來侵略力量的強大。 寺院遺迹 自3世紀末起，龜茲迭遭侵犯。5世紀中葉以後又相繼役屬柔然、噠和突厥。龜茲統治者為了自身安全和統治人民的需要，除興修堅固的城堡外，還大力乞靈於佛教。龜茲都城內佛寺情況不明，但庫車、拜城地區尚存不少石窟寺院，皮朗古城東北有名的雀梨大寺保留了規模頗大的遺址。 7世紀以前開鑿的石窟寺院，以拜城克孜爾鎮東南的克孜??數量最多，庫車的森木塞姆石窟、庫木吐喇石窟和克孜爾尕哈石窟也有一定數量（見彩圖）。3至6世紀的龜茲石窟大體可分3期:第一期年代大約相當於3至4世紀。這一期石窟多平面近方形、一側附有甬道的僧房窟，這類窟一般無塑繪。其次是以中心塔柱為界分前後兩部分的塔廟窟，塔廟窟塑像早毀，壁畫內容前部主要繪因緣、佛傳、本生和彌勒菩薩，後部畫涅槃。再次是以大立像為界分前後兩部分的大像窟，前部多塌毀,只存塑繪痕迹,後部塑繪涅槃。第二期年代大約相當於 5世紀。塔廟窟、大像窟情況略同前期，較晚的塔廟窟中出現盧舍那壁畫。僧房窟數量相對減少，但出現大型僧房窟。流行開鑿方形窟，方形窟有的類似佛殿，窟中設壇，原置塑像，壁畫繪佛傳和彌勒菩薩；有的後壁繪高僧，類似講堂。這一期石窟成組的現象極為明顯,典型組窟多以5座塔廟窟為主體。 第三期的年代大約相當於6世紀。此期各類窟多有簡化的趨勢。塔廟窟出現千佛壁畫。大像窟後部縮小，有的類似隧道。克孜爾石窟早期僧房窟，這時較多地被改造為塔廟窟、方形窟和長條形小型窟。改造後的各類窟壁畫有的繪製千佛。洞窟類型和壁畫題材的變化，反映出龜茲佛教逐步複雜化。大約從5世紀末起,大乘教派開始在盛行小乘的龜茲得到發展。石窟數量最多的克孜爾石窟從6世紀後期起,走向衰落;庫車地區的石窟,特別是庫木吐喇石窟日益繁盛。 4世紀即已著名的雀梨大寺的遺址位於皮朗古城北約13公里蘇巴什村北的銅廠河兩岸，遺址隔河東西對峙。東寺址主體建築的東、南、北、三面圍牆保存較好，東牆有的部分還存有馬面。圍牆內自南而北連接有6組建築遺址,自南第二組以大塔為中心，西壁開一列佛龕，東壁下列4個僧房址。其他5組建築址，則是環繞佛殿址或塔址列置僧房的遺迹。主體建築圍牆外北部和東部分布著零散存在的大小不一的僧房遺迹。西寺址與東寺址不同處是沒有大範圍的圍牆，西南方有墓地,最北部有僧房窟群。西寺址內有6組以上的建築遺址，皆位銅廠河西崖上。最南一組外圍牆保存較好，平面略呈方形，四隅尚存角樓基址，門開在南壁正中，門外附有方形瓮城，圍牆內中部有一方形佛殿遺址。西寺址的各建築遺迹內，也多僧房遺址，最北端就高起的山坡開鑿的僧房窟群，其中最大的一群有十多個僧房，有的僧房窟壁上還保存坐禪高僧的影像。以上東西寺址雖都有唐以來改築和擴建的遺迹，但都保留了龜茲自古以來流行小乘佛教重禪觀、多僧房的突出特點。西寺址西南的墓地分布不少唐以前的僧人墓，近年在一座僧塔左側發現了洞室墓，室內木棺大部完好，棺上彩繪方菱形邊飾並貼附描金纏枝忍冬紋樣的素絹，這種忍冬花紋在內地流行的時間是5世紀後期。此處墓地曾多次被盜掘，盜掘者從這裡攫去了不少精緻的圓形舍利盒。盒木胎，外貼麻布，布上先施彩繪，貼金箔，然後刷油質透明塗料。其中最精工的一件，現存日本東京博物館，該盒蓋上畫執箜篌、琵琶、笛等樂器的有翼童子4人,每人外繞連珠圈，珠圈間飾以對禽；盒身外壁繪戎裝舞人7人,其中2人著豬頭面具,描繪工麗生動。它不僅是龜茲的珍貴工藝品，更重要的是給"管弦伎樂特善諸國"（《大唐西域記》卷一）的龜茲，增添了新的伎樂資料。 約處龜茲西南境外，位於巴楚東北的脫庫孜薩來依寺院遺址，曾被盜掘出大批較完整的塑壁、壁畫和塑像，寺址附近的墓地，也曾發現圓形舍利盒等遺物。寺址的年代約屬4～5世紀，是現知新疆西部重要的一處佛教遺迹。 參考書目 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新中國的考古收穫》,文物出版社，1962。 文物編輯委員會：《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文物出版社，1979。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新中國的考古發現和研究》，文物出版社，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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