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 | 以俄為師？

作者：楊奎松

記得1991年我在一篇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歷程的文章的開篇寫了這樣一句話，大意是說：作為一種外來的思想文化，馬克思主義在中國這塊民族土壤上生根、開花、結果的過程，只能是一種不斷被「中國化」的過程。文章發表後，很快就有一位學者著文批評，說不該把馬克思主義說成是「外來的思想文化」。但這樣的意見沒有能夠在學界引起任何反響，因為馬克思主義不是中國土生土長的本土文化觀念，這本身是一個無法改變的歷史事實。也正是這樣一個基本事實，促成了中共「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需要與可能。

有「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需要問題，自然也就有「馬克思主義俄國化」的需要問題。相信「工人無祖國」的馬克思主義之所以會發生民族化的問題，並不是馬克思本人希望看到的。1877年，馬克思在給俄國《祖國紀事》雜誌編輯部的信中，曾告誡說：任何社會發展還沒有真正進入到資本主義程度的落後民族的思想家，「一定要把我關於西歐資本主義起源的歷史概述徹底變成一般發展道路的歷史哲學理論??我要請他原諒。他這樣做，會給我過多的榮譽，同時也會給我過多的侮辱。」因為，在不同的社會發展階段及其歷史環境下，看似相同的歷史現象只會造成完全不同的歷史結果，沒有一把萬能鑰匙能夠輕易改變歷史的進程。

但是，19世紀末20世紀初民族主義浪潮的興起，掀起了落後民族獨立解放和建國運動的高潮。受到馬克思、恩格斯社會發展階段論的影響，希望避免重蹈資本主義階級壓迫和階級衝突的覆轍，直接邁上社會主義台階或嘗試社會主義變革的思想，迅速成為一股沛然莫之能御的思想熱潮。而1917年列寧領導俄國布爾什維克成功舉行「十月革命」，宣告以實現社會主義為目標，自然在落後民族激進知識分子當中造成了「以俄為師」的強烈心理。1919年3月，當列寧發起成立「世界共產黨」（共產國際）時候，僅在歐洲和俄國，就發展了30多個成員組織。共產國際成立第二年，即開始推動東方落後民族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的民族獨立運動，它因此也更容易贏得了更多的追隨者和同情者。除了其正式成員很快倍增，類似中國國民黨這樣的同情組織，也都與之發生了合作關係。十年後，蘇俄運用國家之力，一舉把落後俄國變成了一個強大工業國的建設成就，蘇俄自此更加成為了幾大洲落後民族和國家中的革命黨人比學趕超的榜樣。

中國與蘇俄有著7500多公里的共同邊界線，蘇俄革命會對中國發生重大影響，無可避免。還在1920年8月，在法國勤工儉學的湖南學生蔡和森就寫信給毛澤東等友人說：資本主義已經走向末路，馬克思式社會主義是改造世界也是改造中國真正「對症之方」，俄國革命所依靠的階級戰爭和無產階級專政，則是「世界革命惟一制勝的方法」。他堅決主張毛澤東等去「準備做俄國的十月革命」。

相信在俄國已經發生的一切，「並不只是俄羅斯歷史發展的特徵，而且也是全世界歷史發展的特徵」；相信中國的革命者必須追隨俄國共產黨，「孔步亦步，孔趨亦趨」，才能像蘇俄一樣，把一個落後的農業國快速引上超越資本主義的人類社會發展新階段，這是包括毛澤東在內的中國早期部分俄國革命追隨者當年選擇共產主義的最主要的思想動力。而模仿蘇維埃俄國實現世界革命的雄心，也被正式寫入了中共黨綱。這就是：「創造世界的蘇維埃共和國，以進於無產階級的共產社會。」

顯然，經過了28年之後，毛澤東對這一段經歷仍舊記憶猶新。1949年6月30日，他還曾經公開發文對這段歷史做過一段精要的說明。

他寫道：自從1840年鴉片戰爭失敗時起，先進的中國人，「為了使國家復興」，不怕千辛萬苦，「只要是西方的新道理，什麼書也看。向日本、英國、美國、法國、德國派遣留學生之多，達到了驚人的程度。」但是，「很奇怪，為什麼先生老是侵略學生呢？中國人向西方學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總是不能實現。」從洋務到改良，從洪秀全到孫中山，各種方法都用過了，國家還是一天天壞下去。

毛澤東說，「第一次世界大戰震動了全世界。俄國人舉行了十月革命，創立了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過去蘊藏在地下為外國人所看不見的偉大的俄國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的革命精力，在列寧、斯大林領導之下，像火山一樣突然爆發出來了，中國人和全人類對俄國人都另眼相看了。」「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十月革命幫助了全世界的也幫助了中國的先進分子，用無產階級的宇宙觀作為觀察國家命運的工具，重新考慮自己的問題。走俄國人的路——這就是結論。」

不過，在歷經28個春夏秋冬之後，俄國式的馬克思主義及其革命的經驗和方法，至少在毛澤東那裡已經不像28年前那麼「放之四海而皆準」了。一個再簡單不過的事實是，在莫斯科的幫助和指導下，中共確有過成功的發展，但也有過慘重的失敗。最讓毛澤東痛心疾首的一場滅頂之災，就是導致「白區損失了百分之百，蘇區損失了百分之九十」。以俄語「蘇維埃」為標誌的那場革命，在毛澤東看來，它的失敗最主要的就是莫斯科及其代表不顧中國革命具體實際，盲目照搬俄國革命經驗的結果。

可以肯定，正是蘇維埃革命的慘敗，使得接掌中共最高領導地位的張聞天、毛澤東等開始意識到「以俄為師」的局限性了。抗戰爆發後不久，當毛澤東在黨內的最高領導地位得到共產國際的正式承認後，他就開始提倡「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了。最初的時候，他的解釋還較為委婉，說：「馬克思主義必須通過民族形式才能實現」，必須「使之在其每一表現中帶著中國的特性，即是說，按照中國的特點去應用它」。

要把「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當然不止把馬克思主義的話語形式中國化的問題，甚至也不止按照中國的特點去具體應用的問題。1941年春，當毛澤東因為國共衝突問題與莫斯科之間發生意見分歧後，他在黨內的指示和演講當中就清楚地揭示了這一提法的要害之處。他明確告誡說：對俄國人的話，「不可不聽，又不可盡聽」；對馬列主義，不能當成死的教條，更不能「言必稱希臘」，一個好的馬克思主義者應該首先是民族的，是能夠結合中國實際具體解決中國問題的。不難想像，隨後發生的「延安整風」運動，其重要意義即在改變全黨20多年來惟俄共及共產國際馬首是瞻的風氣。

既如此，毛澤東又為什麼會在新中國成立前夕寫下那樣一篇文章，不僅重申「以俄為師」，而且公開宣稱中共革命成功根本在於「走俄國人的路」，宣稱今後中共也將一如既往地依靠蘇聯呢？

對此，讀一下1948年9月和1949年3月毛澤東在黨內會議上的相關講話，可能就會注意到這中間的某些原由了。

對於「以俄為師」問題，毛澤東曾兩度提到。一次是從批評的角度，說我們過去政權的制度，叫「蘇維埃」。「蘇維埃就是代表會議，我們又叫『蘇維埃』，又叫『代表大會』，『蘇維埃代表大會』就成了『代表大會代表大會』」了。「這是死搬外國名詞。」一次則是從肯定的角度，在談到從奪取政權到實現社會主義的問題時，他及與會者幾乎都提到了蘇聯建國的經驗。即俄國從1917年十月革命成功，到1929年實行社會主義集體化運動，再到1936年完成所有制改造，基本建成社會主義，經過了兩個階段。前一個階段花了12年時間，後一個階段花了7年時間。大家都承認，中國比俄國落後，所需過渡時間更長；同時也相信，中國得到蘇聯的幫助，可能走得快一點。綜合大家討論，毛澤東還是很慎重，說，中國要實現第一個階段，即「我國要在經濟上完成民族獨立，還要一二十年時間」。

對於為什麼這時要宣布今後繼續同蘇聯站在一起，並重提「以俄為師」的問題，毛澤東的解釋是：雖然中國革命勝利了，但「帝國主義是要消滅我們的，沒有各國無產階級，首先是蘇聯的援助，鞏固是不可能的。」同樣，他這時確信，中國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準備，特別是要發展經濟，非要靠蘇聯的幫助不可。

由上不難看出，這個時候的毛澤東雖然認定了新中國未來發展的社會主義方向，但對這一發展的進程，還是謹遵馬列原理和蘇聯經驗，準備「孔步亦步，孔趨亦趨」的。只要留意一下上文發表的時間，是在1949年6月28日劉少奇率中共中央代表團秘密訪蘇、向蘇共中央請教建政的種種問題、請求蘇聯提供必要援助的兩天之後，就不難看出這其實是一種政治宣示。一方面，這是既定方針，毛澤東在3月初七屆二中全會上已明確表示過；另一方面，這也是他的真實思想，即相信落後的中國要想完成建國特別是實現社會主義，非「走俄國人的路」不可。

然而，如果中共革命不能照抄照搬俄國革命經驗，中共建國和建設就能照抄照搬蘇聯的經驗嗎？比較20世紀20年代對共產革命尚少知識和經驗的毛澤東對「以俄為師」方針的堅定不移，1949年對於國家管理及建設同樣很少知識與經驗的毛澤東會重提「以俄為師」（新中國成立後的提法是「學習蘇聯」），其原由想來大同小異。問題是，有了28年成功與失敗的種種經驗教訓，特別是自40年代積累了大量成功經驗之後，1949年後的毛澤東已不可同日而語。在學蘇聯的問題上，對俄國革命經驗有過嚴重懷疑的毛澤東可能再度在態度上發生變化，並非不可想像。更何況，趕超思想，原本就是在落後民族和國家激進革命黨人中普遍存在的一種心理上的渴望。

查閱新中國成立後毛澤東文稿可知，最初幾年，他一方面在修訂出版《毛澤東選集》的過程中，刪去了當年文章報告中所有「蘇維埃」一詞，並在以胡喬木名義發表的總結中共革命歷史的《中國共產黨的三十年》中，用「土地革命戰爭」或「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取代了「蘇維埃革命」。另一方面，他卻在許多場合還會提倡和要求大家要「學習蘇聯」。

這一情況的改變發生在1956年：一是蘇共「二十大」揭露並批判了斯大林的錯誤；一是中共中央宣告只用了七年時間就基本建成了社會主義社會。毛澤東開始要求辯證地看待學習蘇聯的問題了。他明確講：不能盲目、教條地學蘇聯。學蘇聯要以我們自己的經驗為主，「批判地學」，「創造性地學」。

實際上，有了中國革命的獨特經驗，再有了中國社會主義改造的獨特經驗，中國在趕超包括蘇聯在內的社會主義國家歷史記錄方面，似已遙遙領先。剩下來最後一個領域的問題只是經濟建設，特別是工業化建設速度問題。這一回毛澤東力圖超越的目標，甚至不再限於排在世界經濟強國第二位的蘇聯。他已開始設想，如何立足中國經驗，更具創造性地實現這最具決定性的經濟建設的大躍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