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郊近鄰（四）--簡說中朝邊界的歷史變遷
三足鼎立——朝鮮半島的三國時代
自東漢靈帝光和七年（184年）至隋開皇九年（589年）的四百餘年裡，中原始終未能出現強有力的統一政權。在此起彼伏的戰亂和殺伐之中，邊疆地區基本上處於失控狀態，曇花一現的短祚王朝更是無力維繫曾經縱遍東亞的宗藩體系，在遼東—朝鮮半島的區域內，地方政權不斷發展、壯大，並最終形成成熟的國家系統。
三韓之民
朝鮮半島的三國時代，即高句麗、新羅、百濟三國鼎立的歷史時期。三國之中，高句麗從嚴格意義上講算不得是朝鮮半島本土之國，它立國之初中心在今遼寧省桓仁滿族自治縣境內，並一直向西、北方向蠶食漢玄菟郡屬地，自公元2世紀中葉起，高句麗向遼河沿岸及其西南方向「開疆拓土」，直抵今清川江、大同江流域。公元4世紀至5世紀的百年間，實力增強的高句麗再次刀鋒南向，領土擴大到載寧江、臨津江和漢江流域。公元427年，為躲避北魏的武力威脅，高句麗遷都平壤。相應的，高句麗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才南移到朝鮮半島。
那麼，誰才是半島本土之國呢？回顧一下前文所勾勒出的不同時期中原勢力在朝鮮半島的延伸，雖然曾經一度抵達江原道、京畿道與忠清南北道交界處，但從未佔據過半島的全境，因為朝鮮半島的東南部和南部始終是原住民—三韓（辰韓、馬韓、弁韓）生息繁衍的沃土。而由三韓之民所建立的新羅、百濟才真正算得上是半島的「本土國家」。
根據朝鮮史籍《三國史記》的記載，新羅建國於「前漢孝宣帝五鳳元年（公元前59年）」，但因為這部成書於12世紀王氏高麗時代的史學著述存在明顯的「以新羅為正統」的觀念，因此有意將新羅的建國時間提前了。新羅最初位於朝鮮半島的東南部，本為辰韓下轄的一個部落，興起後取代了辰韓，疆域逐漸擴展至大同江以南地區，但同時也是三國中發展速度最為緩慢的一個。根據學者的研究，其建國時間應該不會早於公元3世紀。
百濟曾見於中原史料記載的名稱為「伯濟」，《三國史記》稱其建國於「前漢成帝鴻嘉三年（前18年）」，並且其始祖為高句麗的開國國君朱蒙，因內部權力鬥爭而「分其民，歸彌鄒忽以居之，」並因此以「扶余」為氏。這種說法應該被看做是百濟人對自身祖源的一種偽托，「事實上，百濟人系出自於馬韓的伯濟部落，是朝鮮半島的土著民族。」 4世紀初百濟國力日盛，北侵西晉帶方郡之地，並曾幾次與南下的高句麗爆發領土戰爭。在北拓的同時又向南吞併馬韓，大約在公元369年，百濟的勢力接近頂峰，完全佔據了朝鮮半島的西南部地區。
大陸與島嶼之間
開皇九年（589年），隋軍攻克偏安一隅的南朝（陳），繼漢朝之後再次實現對中原的統一，有著強烈「恢復漢制」雄心的中原王朝，再一次將注意力投向東北。可此時的遼東乃至朝鮮半島局勢已經已經遠不似衛右渠時期那樣簡單。除了半島三國間互為「世仇」、「數相侵」外，朝鮮半島夾在大陸與島嶼之間的特殊地理位置，也使得這裡早早進入了日本列島的視野之內。
在朝鮮半島早期的歷史記憶之中，就曾有倭人瓠公「以瓠系腰」泅渡而來的記載，真實與否雖無需細究，但這個故事可以從側面反映出日本列島與朝鮮半島間水路的便捷。特別是日本的大和政權建立後，頻繁向朝鮮半島南部擴張。據《日本書記》的記載，自神功四十七年（367年）大和政權與百濟建立外交關係起，百濟便意欲借倭人的勢力制衡高句麗、新羅，公元369年，倭國出兵新羅等地，平定了比自火本（今昌寧）、南加羅（今金海）、喙國（今慶山）、安羅（今咸安）、多羅（今陝川）、卓淳（今對馬島）、加羅（今高靈）等地，幫助百濟佔領了馬韓的全部疆域。
另一方面，橫亘在中原和百濟、新羅之間的，則是實力更為雄厚的高句麗。南北朝時期，高句麗雖然在政治上遊離於中原政權之外，但經濟層面上的朝貢活動卻從未停止，並且不因南、北而異。
政權 北魏 東魏 北齊 周 宋 南齊 梁 陳
國祚時間 148 17 28 24 60 24 58 33
朝貢次數 68 15 6 14 14 5 11 6
甚至在隋朝建立之初的開皇二年至四年間（582—584年），高句麗便連續六次入隋朝貢，高句麗平原王還曾受封為「大將軍遼東郡開國公高句麗王」。不過，高句麗的這一行為當然並非出於對中原政權的真心歸附，畢竟此時高句麗的西境還維繫在遼河東岸。另據《陳書》所載，高句麗與南陳的朝貢關係一直維繫到陳後主至德三年，也就是南北對峙的公元585年），其中自然不乏意欲與陳朝形成聯盟、對抗隋朝的味道。
當然，隋朝君臣對高句麗首鼠兩端的行為是有著清晰認識的，隋朝立國伊始對高句麗政權的態度也是明確的。隋征服南陳後，隋文帝便以陳朝覆滅為例威脅高句麗務必「奉朝政之典，自化爾藩」，否則「遼水之廣何如長江？高麗之人多少陳國？」。裴矩也曾對隋煬帝說：「高麗本箕子所封之地，漢、晉皆為郡縣；今乃不臣，別為異域。先帝欲征之久矣，但楊諒 不肖，師出無功。當陛下之時，安可不取，使冠帶之境，遂為蠻貊之鄉乎！」 可見隋朝意欲恢復以中原為中心的東亞秩序的決心是毫無動搖的，而高句麗自然也不會輕易放棄對遼東的領有權，二者間的矛盾不可調和，武力衝突勢已難免。
公元598年，高句麗率靺鞨萬餘騎兵攻入遼西，正式揭開了中原與半島間七十年的戰爭序幕。
海陸十征，復歸漢土
有隋一代，雖然國祚只有短短的38年，可是卻曾經四次用兵高句麗，直至葬身於「農民起義的汪洋大海」之中，「隋麗戰爭」給整個東北亞地區政局帶來了巨大的影響。唐高祖時受國力所限，對「海東三國」採取招撫策略，唐高祖武德七年（624年），依次冊封百濟國王扶余璋為「帶方郡王、百濟王」，並於同年冊封新羅國王金真平為「上柱國、樂浪郡王、新羅王」，冊封高句麗國王高建武為「上柱國、遼東郡王、高麗王」。然而，遠居長安的唐王朝並沒能意識到半島上潛在的日本列島因素，這也為日後出兵高句麗不克埋下了隱患。
唐太宗繼位後，全力平復了來自西北突厥的威脅，開始將注意力轉向東邊。高句麗敏銳的察覺到這一危機，一方面「遣使奉賀，上封域圖」、「遣太子桓權來朝」，一方面卻「築長城，東北自夫余城，西南至海，千有餘里」，並且南與百濟結盟，加快了侵削新羅的進程。不佔天時地利的新羅出於生存所需，毫無保留的投入了「天可汗」的懷抱，希望能夠藉助唐朝的勢力保全自己。身在宗藩體制之中的新羅自然深諳中原對東亞秩序的駕馭之道，於是以百濟、高句麗斷絕其入唐朝貢之路為由，請求唐出兵救援。在外力的干預下，半島內部曾經的百濟—倭聯盟、新羅抗擊高句麗的局勢轉變為高句麗、百濟和渡海而來的倭人聯盟，共同挑戰唐朝的東亞秩序。
唐太宗於貞觀十八年（644年）、貞觀二十一年（647年）、貞觀二十二年（648年）先後三次出兵朝鮮半島，但除了一座憫忠寺（即今中國佛教協會所在地法源寺）和勾欄瓦市傳頌千年的《薛禮東征》外，軍事和政治上的收穫並不顯著。高宗時期，在新羅接連不斷的告急聲中又先後兩次出兵遼東，未獲全功。顯慶五年（660年），百濟入侵新羅，新羅國王金春秋再、再次向唐求救，為起到直接牽制百濟的作用，唐高宗只能派兵由水路直接進攻熊津口。這次意在為新羅解圍的跨海之戰，因統帥蘇定方指揮得當，竟一戰滅國。
滅百濟後，唐朝廷在百濟之地設置熊津、馬韓、東明、金漣、德安五都督府，並以劉仁軌為熊津都督，鎮守百濟。至此，朝鮮半島在「孤懸海外」三百餘年後再次回到了中原王朝的直接統治之下，唐王朝也在半島上建立了穩固的支點，從而為真正意義上重塑東亞秩序提供了可能。
百濟王室扶余福信、扶余豐等組織武裝力量意圖復國，為了維護自己在半島經營了將近兩個世紀的利益格局，日本也積极參与到其中，傾盡國力支持百濟：「賜百濟佐平鬼室（福信）矢十萬枝、絲五百斤、綿一千斤、布一千端、韋一千張、稻種三千斛」；公元662年三月，日本天智天皇又調兵遣將「率二萬七千人，打新羅。」 這支「抗唐援濟」的遠征軍協同百濟王室扶余豐的復國武裝在白江之口與唐軍相遇，這應該是中原政權與日本列島政權在歷史上的第一次軍事交鋒—白江之戰。
白江之戰的結果，中原的《舊唐書》里記載的極為簡單：「四戰皆捷，焚其舟四百艘，賊眾大潰」，讀起來頗有舉重若輕的味道，但事實上，此戰之於朝鮮半島乃至整個東北亞都有著深遠影響。白江戰敗後，倭國勢力徹底退出朝鮮半島，並在其後將近三十年里斷絕了同唐的一切往來，半島上曾經的高句麗—百濟—倭國聯盟不復存在，孤立無援的高句麗在五年後宣告滅亡。
熊津都督府與安東都護府的先後建立，宣告了中原王朝對朝鮮半島北部及西南部地區的直接行政管轄，這一時期（660—761年），中原與朝鮮（原住民之政權）的邊界應在漢江流域、和沿忠清北道、全羅南北道東界一線。
推薦閱讀：
※衣著漸欲迷人眼,十年穿著大變遷
※看美國人衣著時尚的百年變遷
※中國女服變遷圖
※30年來中國女性著裝變遷（組圖）
※由誰繼承皇位？淺談清帝即位的變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