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評翟振武教授的人口觀點

2011-04-28 07:3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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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評翟振武教授的人口觀點

何亞福

新華網4月27日報道：中共中央政治局4月26日下午就世界人口發展和全面做好新形勢下我國人口工作進行第二十八次集體學習。中國人民大學社會與人口學院翟振武教授、國家人口計生委中國人口老齡化與經濟社會發展研究中心於學軍研究員就這個問題進行講解，並談了他們的意見和建議。中共中央政治局各位同志認真聽取了他們的講解，並就有關問題進行了討論。

從上面這篇報道中可以看出，翟振武教授是中國人口學界的權威人士，否則怎麼有資格給中央政治局講解人口問題呢？雖然我不是什麼權威人士，但我一向不迷信權威，所以我不揣淺陋，收集並點評翟振武教授近年來的一些人口觀點：

其一，2010年7月7日《南京日報》報道：中國人口學會2010年年會7月5日在南京召開。針對會上熱議的一系列人口問題，本報深度報道組記者專訪了中國人民大學社會與人口學院院長、中國人口學會副會長翟振武教授。記者問：「2015年，我國60歲以上的老齡人口將達到2億，老齡化達到14%以上。很多人認為，應該放開二胎政策，緩解人口老齡化壓力。您對此怎麼看？」翟振武回答：「我國從2000年起進入老齡化社會，老年人口正以每年800萬的速度遞增，目前已達到1.5億人。預計到2040年前後，老年人口將達到4億人的峰值，佔總人口的31%左右。目前，我國的出生率是1.7至1.8，即一對夫婦平均生1.7至1.8個孩子，即使從現在開始實行普遍的二胎政策，將出生率提高到2，到2040年，也只能將老年人口在峰值時的佔比由31%降到29%，意義不大。所以，放開二胎政策對緩解老齡化的作用可謂杯水車薪。」記者說：「但是現在民間呼籲放開二胎的呼聲很高。」翟振武說：「今後一段時期，我國仍要穩定現行生育政策，這是基於目前生育水平面臨反彈壓力的考慮。」

在上面這篇報道中，「出生率」顯然是「生育率」之誤。我並不認為中國現在的生育率仍有1.7至1.8，但即使假定翟教授給出的數據是準確的，翟教授的邏輯也是很荒唐的。這是因為，既然翟教授認為放開二胎對緩解老齡化的作用可謂杯水車薪，那麼就應該取消計劃生育直至鼓勵生育，而不是「我國仍要穩定現行生育政策」。

翟教授還說：「要實施普遍的二胎政策，目前條件還不成熟，冒的風險較大。今後有可能在試點基礎上，逐步允許夫妻雙方只要其中一方是獨生子女的『單獨』家庭，也可生育兩個小孩。」既然翟教授認為放開二胎政策對緩解老齡化的作用可謂杯水車薪，為何反而支持比放開二胎更保守的「單獨二胎」方案？這不是比杯水車薪的效果更差嗎？

其二，2007年6月25日《法制晚報》報道：翟振武教授認為，從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已經先後出現了三個生育高峰，從2007年開始出生的「豬娃」宣告了我國第四次生育高峰的到來。至於為什麼會出現第四次生育高峰，翟教授表示原因是多種多樣的，不過主要原因還是一個：「第二和第三次生育高峰出生的人都已經到了結婚生子的年齡，難道不讓他們生嗎？」

按照翟教授的這種論證方法，第一次生育高峰出生的人到了生育年齡，就會出現第二次生育高峰；第二次生育高峰出生的人到了生育年齡，就會出現第三次生育高峰；第三次生育高峰出生的人到了生育年齡，就會出現第四次生育高峰……依此類推。即只要有一次生育高峰，就永遠存在生育高峰？但事實上，日本在二戰後（四十年代下半葉至五十年代初）出現第一次生育高峰之後，在1970年代，第一次生育高峰出生的人口到了生育年齡，出現了第二次生育高峰，但第二次生育高峰遠遠小於第一次生育高峰，後來就再也沒有生育高峰了，原因是年輕一代的生育率大大下降了。中國也存在類似的情況，在上個世紀六十年代，一對夫婦普遍生五、六個孩子，但現在絕大多數夫婦只生一、兩個孩子。

其三，2007年4月23日中新網報道：中國人民大學社會與人口學院院長翟振武教授在本周的《北京日報-理論周刊》上撰文駁斥了「中國人口逆淘汰」的說法。文章指出，無論在理論還是事實根據上，該說法只是一種前提並不存在的「假說」。翟教授認為，人口素質主要包括教育素質和健康素質。從教育素質來看，根據三次人口普查的結果，從1982年到2000年，中國人口的粗文盲率從22.81%迅速下降到6.72%。人均受教育年限則從1982年的5.18年上升到2000年的7.42年，提高了2.24年。再看人口健康水平，中國人口的預期壽命一直是穩步提高的，從1982年的67.88歲上升到2000年的72.43歲。

看了翟教授這樣的論證過程，我有一種「牛頭不對馬嘴」的感覺。本來，「人口素質逆淘汰」是指，由於中國實行的是有城鄉差別的二元生育政策，城市人群出生率低，農村人群出生率高。由於城市的經濟社會發展水平和文化教育水平均高於農村地區，因此，二元生育政策將導致中國大部分人口生長在經濟文化相對落後的農村，缺乏應有的文化教育。長此下去，不可避免會引起低素質人口在總人口中的比重不斷上升和總人口素質的下降，即「人口素質逆淘汰」。但「逆淘汰」論者並不否認現在的農村人口素質比20多年前的農村人口素質更高，也不否認現在的城市人口素質比20多年前的城市人口素質更高。「逆淘汰」論者所要強調的是，二元生育政策不利於人口素質的提高。

按照翟教授這樣的論證方法，下面我打個比方來說明這個問題。我說：「腐敗對中國的經濟發展有負面效應」，翟教授為了反駁我這句話，他論證說，從1982年到2000年，中國的經濟有了很大的發展，人均國民收入翻了幾翻，同時腐敗也更加嚴重了。於是翟教授說：「從1982年到2000年，中國一直存在腐敗現象，但中國的經濟卻發展了。所以，腐敗對中國的經濟發展沒有負面效應！」這種論證方法當然是很荒謬的。這是因為，假如沒有腐敗或很少腐敗，那麼經濟會發展得更快。

再打個比方：有一輛車原來是以60公里/每小時的速度前進，後來有一個反向作用力施加在這輛車上，於是這輛車以30公里/每小時的速度繼續前進。有一個人說：「這個反向作用力推動了這輛車以30公里/每小時的速度前進。」但我們知道，假如沒有這個反向作用力，這輛車會前進得更快！

在正常情況下，人類社會總是不斷發展的，生活水平也是不斷提高的，同時文化水平和人均壽命也是不斷提高的，只不過有的國家提高得比較快，有的國家提高得比較慢罷了。翟教授要駁斥「人口逆淘汰」這種觀點，他應該論證的是城鄉二元生育政策不會導致「人口逆淘汰」。但從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翟教授只是論證了2000年中國人口素質比1982年的中國人口素質高，而並沒有論證城鄉二元生育政策不會導致「人口逆淘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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