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畏之心與憂患意識

「對人民常懷敬畏之心，」這是一句值得銘記的提點；時刻保持憂患意識，這是自古有識之士的共同選擇。中國的歷史文化不像西方社會那樣衍生出了對人格神的宗教崇拜，而是培養出了對群體實踐的敬畏之心和對現實社會的憂患意識。敬畏之心和憂患意識，猶如一枚硬幣的兩面，一直主導和支配著中國歷史發展和演進的主流。直至今日，仍然具有強烈的時代色彩和現實意義。

天命與人事

在中國文化傳統中，「天命」、「天道」雖然總是代表著最深沉的高級信仰，但這種信仰卻沒有將中國人的價值取向引向宗教，而是轉向了鮮活豐富的現實世界，突出了「人文」和「民生」，即依靠人，為了人，尋求真正屬於人的意義，建立起真正屬於人的文明。天命固然玄秘，但恪盡「人事」就能傾聽天命，正所謂「盡人事而知天命」；「天道」雖然高遠，但遵循「人道」就能參悟「天道」，正所謂「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孔子說自己有「三畏」，排在首位的就是「畏天命」。但孔子從來都不直言「天命」，僅是教導人們要對世間的人和事給予最大程度的關注。在他看來，直言就是空談，而空談，就會讓人喪失屬於自己的力量。天命就在世間，何必四處尋覓？談天論地，評鬼論神，只能離「天命」越來越遠。正因為此，孔子對鬼神避而不談，「敬而遠之」。其實，孔子何嘗不關注鬼神？他不能容忍的是脫離開人自身無關痛癢地談論看不見、摸不著的鬼神，更不能容忍以臨時「抱佛腳」的態度僅把鬼神看作避禍祈福的對象。

道德喪失，才去求助神靈，缺少知謀，才去占卜命運。這是孔子一直堅持的觀點。在孔子看來，這一點在歷史上是有深刻教訓的。殷商就是一個過於迷信鬼神的朝代。殷人認為，他們之所以能有天下，是因為神靈的安排；他們之所以能夠永享特權，是因為逝去祖先的保佑。於是，他們胡作非為，荒淫無度，還天真地以為高枕無憂。商朝後期，紂王無道，致使眾叛親離，民心不附。而此時，身為諸侯的周文王卻在西岐「陰修德行善」，聯絡各路諸侯，暗中積蓄力量，勢力不斷壯大。危難之際，紂王卻有恃無恐。當大臣祖伊將文王的活動告知紂王時，紂王滿不在乎，還囂張地說：「我生不有命在天乎！」（《史記·殷本紀》）我的王位是老天封的，這種命運誰又有本事改變呢？

結果可想而知。公元前1046年初，周武王率大軍長途遠征，討伐商紂王，紂王也發兵七十萬抵抗。可是，「紂師雖眾，皆無戰之心，心欲武王亟入。紂師皆倒兵以戰，以開武王。武王馳之，紂兵皆崩畔紂。」商紂軍隊之所以迫不及待地投降，正是因為商紂已失去民心，喪失了為政的德行。而這恰恰是國家興亡的關鍵。

德即得，有德才能得；無德則無得。這是後來周王朝在殷商滅亡中得出的結論。對一個國家而言，「德」指向的正是人心，而不是鬼神。「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心無常，惟惠之懷。」正因為「皇天無親」，所以才需要對人民存有敬畏之心，為政以德。同樣，正因為「民心無常」，才需要對世事抱有憂患意識，時刻慎惕，為民造福。

內聖與外王

按古人的解釋，「德」是個「個人」和「社會」相統一的概念。對個人而言，「德」是一種品質。對國家社稷來講，修德能夠德化天下，是社會穩定、維護政權的需要。而「為政以德」，就是要把自己內在的良好品質外化到政治實踐中。而這一過程，就是古人孜孜以求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內聖外王之路。

君子之德風。「德」能夠像風一樣四處擴散，像春雨一樣潤物無聲。一君子有德，慢慢地就可以感染千萬人。孔子曾比喻說：以道德原則治理國家，就像北極星一樣：處在一定的位置，所有的星辰都會圍繞著它。這是一種精神的力量，非強制和壓迫所能及。正如天氣大旱，禾苗將死，此時的你無論花費多少力氣灌溉澆水都不可能盡如人意。可是，一旦春風化雨，天降甘露，立即就會生機盎然，綠色一片。春秋時期，孟子就曾經用這個道理來勸導魏襄王注重德化：「王知夫苗乎？七八月之間旱，則苗槁矣。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則苗浡然興之矣。其如是，孰能御之？」禾苗一旦受到雨水的滋潤，生機頓起，豈是人力所能奏效？治理國家也是一樣，一旦德行蔚然成風，所到之處，必然也是所向披靡，無惡不化。

解放戰爭時期，很多外國記者到解放軍隊伍中來採訪，他們最犯愁的一件事就是無法分辨共產黨軍隊的軍官和士兵，因為他們穿的軍裝、吃的東西都是一樣的。而國民黨軍隊的多數高級將領身邊都跟著一個副官，有的副官手裡還拎著一個箱子，箱子里裝滿了金條。當時，解放軍有60萬人，但支援前線的老百姓卻有590萬。山西臨猗有位農民推著手推車，千里迢迢，只為把兩發炮彈送上前線。這正是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難怪陳毅元帥後來總結淮海戰役時說：淮海戰役是老百姓用小推車推出來的。就這樣，中國共產黨以「打土豪，分田地」的方式，贏得了廣大農民的心；以讓無產階級當家做主的方式，贏得了工人階級的心；以多黨合作、政治協商的主張，贏得了各民主黨派的心；以團結各族人民，實行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的方式，贏取了各族人民的心……最終，中國共產黨憑著「解放全中國，讓人民當家做主人，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德行」贏得了全國人民的心，繼而贏取了天下。

得人心者得天下。五千年來，這一歷史規律總是以冷峻的面孔審視著世間百態，宣示著其無法撼動的尊嚴和威力。

道心與人心

前段時間，習近平總書記在與民主黨派人士座談時，談到了毛主席和黃炎培關於歷史周期律的一段對話。總書記指出，毛主席關於歷史周期律的談話在今天看來仍是警示。這個歷史周期律是什麼？就是治後又亂，亂後又治，「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周而復始。當黃炎培問及中國共產黨如何跳出歷史周期律，毛主席回答說：「我們已經找到新路，我們能跳出這周期率。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鬆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習總書記今天重提「歷史周期律」，就是要提醒全黨警醒起來，下大力氣解決貪污腐敗、脫離群眾和官僚主義等問題，以更加求真務實的作風贏得人民的支持和擁護。

《尚書》中說：人心惟危，道心惟微。人心之所以是危險的，是因為它稍有不慎就會走向墮落。道心之所以是微妙的，是因為人若沒有「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的憂患意識，它就會隱而不顯。正因如此，在歷史上的各朝各代中，雖然認識到人心向背這個道理的政權不乏其數，但能夠自覺地體察民意、順應民情、關注民生的政權卻少之又少。歸根到底，就是缺乏憂患意識，沒有繃緊「歷史周期律」這根弦。

戰國時期，韓非子曾勸誡秦始皇說：「戰戰慄栗，日慎一日，苟慎其道，天下可有。」可惜，秦始皇不聽其言，使得大秦帝國僅僅存活了15年就退出了歷史舞台。在初唐時期，太宗李世民總結隋朝滅亡的教訓時說：「舟所以比人君，水所以比黎庶。水能載舟，亦能覆舟。」魏徵在《諫太宗十思疏》中也說「怨不在大，可畏惟人。載舟覆舟，所宜深慎。」怨恨不在於大小，可怕的只在人心背離。水能載船也能翻船，所以應該保持高度謹慎。正因為此，歷史上的唐太宗保持了高度的自省精神和憂患意識，真正做到了「安定之時不敢忘危急，太平之時不敢亡禍亂」。他廣開言路，從諫如流，唯才是舉，與民休息，最終使初唐成為了一個政治清明、經濟發展、社會安定的盛世，也就是歷史上著名的「貞觀之治」。

一個植根人民、造福人民的政權才能立於不敗之地，一個居安思危、勇於進取的政權才能保持生機和活力。黨的十八大報告指出：「中國共產黨最大的政治優勢是密切聯繫群眾，黨執政後最大的危險是脫離群眾。」面對發生著深刻變化的世情、國情、黨情，總書記的那一句「全黨必須警醒起來」，真可謂醍醐灌頂、振聾發聵。哪裡有危險，哪裡就有拯救。我們完全有理由相信，自省、自覺的憂患意識，「敬畏人民」的價值取向，定能讓從人民中走來的中國共產黨跳出「歷史周期律」，永遠走在時代前列。

(作者單位：北京外國語大學黨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