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道衡：試論梁代學術文藝與《文選》

《文選》一書，在唐代受到人們普遍的重視，正如李善在《上〈文選注〉表》中所說：「後進英髦，咸資準的。」據《舊唐書·儒學·李善傳》載，李善晚年「以教授為業，諸生多自遠方而至」。《新唐書·蕭至忠傳》：「（至忠）嘗出（太平）公主第，遇宋璟。璟戲曰：『非所望於蕭傅。』至忠曰：『善乎宋生之言。』」這裡宋璟的話見潘岳《西征賦》，蕭至忠的話見潘岳《秋興賦》；二賦皆見《文選》。宋璟和蕭至忠都是唐代著名人物，他們都熟讀《文選》。不但這些官員，甚至在唐代的鄉學中也盛行講《文選》，如《太平廣記》卷447引張鷟《朝野僉載》關於張簡的故事即其一例。至於反對以進士科取士的人，則對《文選》取否定的態度，如《新唐書·選舉志》上載李德裕對唐武宗說：「臣祖天寶末以仕進無他歧，勉強隨計，一舉登第。自後家不置《文選》，蓋惡其不根藝實。」此論雖出自反對者之口，卻也說明唐人仕進之途主要為應進士科，而應進士科考試的又必須熟讀《文選》。所以大詩人杜甫要他兒子「熟精《文選》理」（《宗武生日》），就決非偶然。其實，這種風氣的形成，是北朝後期北方士人在學術、文藝各方面崇尚、仰慕南朝學風和文風的結果。唐人對《文選》的重視是和當時人在各個學術、文化部門的竭力取法南朝相適應的。在這裡，筆者想談個人的一些淺見，就正於專家和廣大研究者。

一

隋唐的統一，雖是北方政權征服南方政權，而在文化上卻是北方士人幾乎全盤地接受了南方的文化。清人皮錫瑞在《經學歷史》一書中說：「學術隨世運為轉移。亦不盡隨世運為轉移。隋平陳而天下統一，南北之學亦歸統一，此隨世運為轉移者也；天下統一，南並於北，而經學統一，北學反並於南，此不隨世運轉移者也。」皮錫瑞在這裡看到了經學在隋唐統一後「北學反並於南」的事實，但並未指出這情況的原因。這一現象，有其深刻的歷史原因。原來北方的黃河流域，本是我國學術文化的發源地，而南方的興起則相對較晚。但從西晉滅亡以後，情況發生了變化。正如《隋書·牛弘傳》所載牛弘上表隋文帝時所說：「永嘉之後，寇竊競興，因河據洛，跨秦帶趙。論其建國立家，雖傳名號，憲章禮樂，寂滅無聞。……故知衣冠軌物，圖書記注，播遷之餘，皆歸江左。……後魏爰自幽方，遷宅伊、洛，日不暇給，經籍闕如。」這段話可以說是概括了東晉南北朝時代學術文化的面貌。在西晉亂亡之初，中原地區處於各族軍閥的長期混戰之中，人們自然顧不上學術文化事業。即使在北魏道武帝拓跋珪基本平定北方以後，情況亦無太大改變。鮮卑拓跋氏在入據中原以前，本是一個文化較欠發達的部族。《魏書·燕鳳傳》載，燕鳳曾奉拓跋珪祖父什翼犍之命出使前秦，苻堅對他說：「卿輩北人，無鋼甲利器。」燕鳳答云：「北人壯悍，上馬持三仗，驅馳若飛。……軍無輜重樵爨之苦，輕行速捷，因敵取資。」這些話雖意在自誇其強，實際上也顯示了他們文化上的落後。到拓跋珪孫子太武帝拓跋燾手裡，北魏已經鞏固了它在北中國的統治，據有廣大的漢族聚居區，因此不能不逐步地接受漢族文化。所以《南齊書·魏虜傳》稱：「佛狸已來，稍僣華典，胡風國俗，雜相揉亂。」隨著拓跋氏浸漬漢族文化日久，使鮮卑族上層的一些人物日益認識到漢化的必要性，在這方面魏孝文帝元宏的遷都洛陽大力推行漢化實為順應時勢。他的推行漢化，自難避免來自另一些鮮卑貴族的反對，事實上這種反對勢力已採取了行動，如廢太子元恂的圖謀北逃就是顯例。當孝文帝推行漢化的時候，因為北朝書籍缺乏，曾想向南齊借書，遭到南齊朝廷拒絕。但南齊群臣中像王融就主張允許這請求。他認為「經典遠被，詩史北流」，會引起北朝統治集團內部的紛爭，「部落爭於下，酋渠危於上」，使南朝坐收漁人之利。儘管事態的發展並未完全如王融所料，南遷的鮮卑貴族基本上都接受了漢化，然而這又引起了漢族士大夫及漢化鮮卑人與留居漠南北的鮮卑軍人之間的矛盾，終於爆發了「六鎮」軍人的暴動，導致了北魏的衰亡。繼之而起的是在北方出現了東西對立的北齊和北周兩個政權。北齊和北周的皇族均出身「六鎮軍人」，文化教養較低，入據中原後，卻也不得不尋求與漢族士大夫共處的辦法以鞏固其統治。但中原地區的一些漢族士人甚至某些漢化較深的鮮卑人卻熱切地仰慕南朝的文化。正如《北齊書·杜弼傳》所載，北齊創建者高歡曾對杜弼說：「江東復有一吳兒老翁蕭衍（梁武帝）者，專事衣冠禮樂，中原士大夫望之以為正朔所在。」高歡還擔心發生「士子悉奔蕭衍」的情況。這種情況不僅出現於北齊，在文化水準更低的北周也同樣如此。例如北周創立者宇文泰曾任用蘇綽作《大誥》，意在糾正魏晉以來華麗的文風，但當他平定江陵後，由於南方文人庾信、王褒入北以後，使關中的文風幾乎全部模仿南朝，連字文泰的幾個兒子也不例外。更有甚者則如關中書法家趙文深本為名家，「及平江陵之後，王褒入關，貴游等翕然並學褒書。文深之書，遂被遐棄」；他「後知好尚難反，亦攻習褒書，然竟無所成，轉被譏議，謂之邯鄲學步焉」（《周書·藝術·趙文深傳》）。

北齊為北周所滅，不久，北周又為隋所取代，並統一了全國。隋文帝，史稱「素無術學」，但他的兩個兒子廢太子楊勇和煬帝楊廣都是南朝文人的熱烈崇拜者。楊廣在《敕責竇威崔祖濬》中說到江東，認為『及永嘉之末，華夏衣纓，盡過江表。此乃天下之名都。自平陳之後，碩學通儒，文人才子，莫非彼至」（《全隋文》卷五）。這種言論不無偏激，卻說明了出身北方的統治者對南朝文化的態度。從上述事例看來，北人之重南學由來已久，決非一朝一夕形成的，而且其表現亦不限於某一學科，而是體現於廣大的文化領域。我們不妨分作幾個方面來論述。

二

在唐初學術方面南學兼并北學的事例當以經學方面的表現最為顯著。在這個問題上，人們往往引《隋書·儒林傳》中一段話來說明南北學風的差異：

南北所治章句，好尚互有不同。江左《周易》則王輔嗣，《尚書》則孔安國，《左傳》則杜元凱；河洛《左傳》則服子慎，《尚書》、《周易》則鄭康成；《詩》則並主於毛公，《禮》則同遵於鄭氏。大抵南人約簡，得其英華，北學深蕪，窮其枝葉。

這段對南北學風的評論，其實本於《世說新語·文學》：「褚季野語孫安國云：『北人學問，淵綜廣博。』孫答曰：『南人學問，清通簡要。』支道林聞之曰：『聖賢固所忘言。自中人以還，北人看書，如顯處視月；南人學問，如牖中窺日。』」褚裒和孫盛的原意本在互相稱賞，而經支遁的評論後，許多人對此往往理解為揚南抑北之意。《隋書》的編著者恐亦有此用意。因為此書領銜的人是唐太宗的名臣魏徵，而唐太宗命孔穎達所定的《五經正義》，用的正是《周易》王弼注、《尚書》偽孔安國傳和《左傳》杜預注，與《隋書》所言南朝學風的「好尚」全同。不過，《隋書》所說的南朝經學之「好尚」，實際上並非整個東晉南朝的情況，而是南朝後期梁陳時代的事實。南方在東晉初年設立學官時的情況並不是這樣。據《晉書·荀崧傳》載晉元帝之際：

時方修學校，簡省博士，置《周易》王氏、《尚書》鄭氏、《古文尚書》孔氏、《毛詩》鄭氏、《周官》《禮記》鄭氏、《春秋左氏傳》杜氏服氏、《論語》《孝經》鄭氏博士各一人，凡九人。其《儀禮》、《公羊》、《豰梁》及鄭《易》皆省不置，崧以為不可。

經過荀崧的反對，朝廷曾一度增設博士。《晉書·元帝紀》載，太興四年三月，「置《周易》、《儀禮》、《公羊》博士」。這裡說的「《周易》」當指鄭玄所注的《周易》，因為據《南齊書·陸澄傳》載陸澄《與王儉書》稱「晉太興四年，太常荀崧請置《周易》鄭玄注博士」，還說：「於時政由王（導）、庾（亮），皆俊神清識，能言清遠，舍輔嗣（王弼）而用康成（鄭玄），豈其妄然。」可見盛行於北朝的《周易》、《尚書》鄭注和《左傳》服虔注在當時亦流行於南方。據陸澄說，在東晉太元年間，一度還設立過王肅的《周易注》博士，並且《左傳》也採用服虔注，據說因服虔注不載《春秋》的「經」文，故兼采賈逵注的「經」部分。大約當時《左傳》的杜預注還不十分盛行。《北史·儒林傳》云：「晉世，杜預注《左氏》。預玄孫坦、坦弟驥於宋朝並為青州刺史，傳其家業，故齊地多習之。」按：杜坦、杜驥皆宋文帝元嘉間人，故杜氏《左傳注》在元嘉以前即使在南方亦非獨盛。當時南方的經學似只是比北方多出《周易》王弼注、偽孔《古文尚書》傳及《左傳》杜注三派學說，此外無甚不同。

劉宋一代雖也建置學官，而其設立的博士名目，史無明文。陸澄《與王儉書》中提到：「元嘉建學之始，（鄭）玄、（王）弼兩立。逮顏延之為祭酒，黜鄭置王，意在貴玄，事成敗儒。」似乎鄭玄《周易》注曾一度被廢。但至少到南齊時又被恢復。《南齊書·陸澄傳》：「永明元年，轉度支尚書。尋領國子博士。時國學置鄭、王《易》，杜、服《春秋》，何氏《公羊》、麋氏《穀梁》、鄭玄《孝經》。」在這裡沒有提到《尚書》、《詩經》和「三禮」，大約是因為《尚書》用偽孔傳、《詩經》用《毛傳》和「三禮」用鄭玄注已成定局，陸澄在《與王儉書》中並不論及這些「經書」，而王儉的答書也未談到。從王儉的答書看，他的意見與陸澄基本相同，他也主張《周易》並存鄭、王、《左傳》並立服、杜。可見在南齊時，至少鄭玄的《周易》注和服虔的《左傳》注，尚立於學官，只有《尚書》的情況《南齊書·陸澄傳》沒有談到，但當時人普遍信偽孔傳為真，可能已取代鄭注而獨盛。

梁代所設學官的情況，史書亦無明文。近人吳承仕在《經典釋文序錄疏證》中據《晉書》、《南史》、《北史》、《隋書·經籍志》及《經典釋文序錄》的有關材料，認為《周易》方面「江左中興，唯置王氏（王弼）；梁陳鄭、王並列；齊代唯傳鄭氏；至隋王《注》盛行。要之，江左間行鄭氏，而《王易》為盛」[1](P43）。不過，鄭玄的《易》學，在梁代已經衰微，而王弼的學說則大為興盛。因為早在南齊時，陸澄、王儉已認為鄭玄是「儒」學而王弼是「玄」學，並列鄭、王是為了「玄不可棄，儒不可缺」。（註：見《南齊書·陸澄傳》。按：《南齊書》明明說鄭、王並列，而吳承仕先生說「齊代唯傳鄭氏」，大約是因為據《南史·宋本紀》，宋元嘉十五年立儒學館，次年又立「玄素學」等，王弼《易》學大約立於玄學中，而儒學館方面，僅立鄭學。）至於梁代則從梁武帝到一些著名學者，在《易》學方面似皆主王而輕鄭。梁武帝本人對《周易》有所研究，《梁書·武帝紀》下說他造「《周易講疏》，及六十四卦、二《系》、《文言》、《序卦》等義」；據《隋書·經籍志》著錄，他著有《周易大義》二十一卷、《周易講疏》三十五卷、《周易繫辭義疏》一卷。他的學說當屬王弼一派。《魏書·儒林·李業興傳》記李業興出使梁朝，「蕭衍親問業興曰：『聞卿善於經義，儒玄之中何所通達？』業興曰：『少為書生，止讀五典，至於深義，不辨通釋。』……衍又問：『《易》曰太極，是有無？』業興對：『所傳太極是有，素不玄學，何敢輒酬。』」在這裡，梁武帝的發問把「儒」、「玄」並提，所問太極的有無問題，本身就是個玄學問題。而李業興自稱「素不玄學」，更說明梁武帝的《易》學是主王弼說的。梁武帝時代的經學家，不論在朝或在野，其治《易》亦多兼治《老》、《庄》和佛典，顯然屬於王弼一派的玄學，與鄭玄說有別。如《梁書·張充傳》：

學不盈載，多所該覽，尤明《老》、《易》，能清言，與從叔稷俱有令譽。

又同書《朱異傳》：

遍治「五經」，尤明《禮》、《易》……高祖召見，使說《孝經》、《周易》義，甚悅之……（大同）六年，異啟於儀賢堂奉述高祖《老子義》（按即梁武帝《老子講疏》，據《隋志》凡六卷），敕許之。……皇太子又召異於玄圃講《易》。

朱異既兼治《老子》、《周易》，其學說自亦與王弼合。又同書《孝行·褚修傳》：

父仲都，善《周易》，為當時最。天監中，歷官五經博士。

褚仲都其人，《梁書》無傳，但他的學術傾向則可以通過其弟子全緩事迹考知。《陳書·儒林·全緩傳》：

全緩字弘立，吳郡錢塘人也。幼受《易》於博士褚仲都，篤志研玩，得其精微。梁太清初，歷王國侍郎、奉朝請，俄轉國子助教，兼習義郎，專講《詩》、《易》。……緩治《周易》、《老》、《庄》，時人言玄者咸推之。

全緩既為褚仲都的學生並「得其精微」而長於「言玄」，很可說明褚仲都亦屬玄學即王弼的《易》學。

又《梁書·儒林·沈峻傳》：

沈峻字士嵩，吳興武康人。家世農夫，至峻好學，與舅太史叔明師事宗人沈驎士，在門下積年……驎士卒後，乃出都，遍游講肆，遂博通「五經」，尤長「三禮」。

沈峻雖不以《易》學著名，但其對《周易》的看法，當受沈驎士影響。關於沈驎士，據《南齊書·高逸》本傳云：「著《周易兩系》、《莊子內篇訓》，注《易經》、《禮記》、《春秋》、《尚書》、《論語》、《孝經》、《喪服》、《老子要略》數十卷。」同傳又云：「或勸驎士仕，答曰：『魚縣獸檻，天下一契，聖人玄悟，所以每履吉先。吾誠未能景行坐忘，何為不希企日損也。』」這完全是一個老莊學說的信徒。他的另一個弟子太史叔明在學說上似更和老師相似。《梁書·儒林·太史叔明傳》：

少善《庄》、《老》，兼治《孝經》、《禮記》，其三玄（《莊子》、《老子》和《周易》總稱「三玄」）尤精解，當世冠絕，每講說，聽者常五百餘人。

梁代的學者有的活到了陳代，陳代的學術實際上是繼承梁代遺風。所以《陳書·儒林傳》云：「高祖（陳武帝）創業開基，承前代離亂，衣冠殄盡，寇賊未寧，既日不暇給，弗遑勸課。世祖（文帝）以降，稍置學官，雖博延生徒，成業蓋寡。今之采綴，蓋亦梁之遺儒雲。」確實，陳代的著名學者如周弘正、沈文阿、張譏和北周學者沈重，其學說都形成於梁代。如《陳書·周弘正傳》：

弘正幼孤，及弟弘讓、弘直，俱為伯父侍中護軍捨所養。年十歲，通《老子》、《周易》，捨每與談論，輒異之，……十五，召補國子生，仍於國學講《周易》，諸生傳習其義。……累遷國子博士。時於城西立士林館，弘正居以講授，聽者傾朝野焉。弘正啟梁武帝《周易》疑義五十條，又請釋《乾坤二系》……弘正特善玄言，兼明釋典，雖碩學名僧，莫不請質疑滯。……所著《周易講疏》十六卷，《論語疏》十一卷，《莊子疏》八卷，《老子疏》五卷，《孝經疏》兩卷，集二十卷，行於世。

在周弘正啟《周易》疑義、請釋《乾坤二系》時，梁武帝有詔書答他，提到了「山陽王氏」，即指王弼，說王弼「盡玄言之趣」，這說明梁武帝和周弘正都主王弼的《易》學。周弘正的弟子張譏亦傳周弘正和梁武帝之《易》學。《陳書·儒林·張譏傳》：

篤好玄言，受學於汝南周弘正，每有新意，為先輩推伏。梁大同中，召補國子《正言》生。梁武帝嘗於文德殿釋《乾坤文言》，譏與陳郡袁憲等預焉，敕令論議，諸儒莫敢先出，譏乃整容而進，諮審循環，辭令溫雅。梁武帝甚異之，賜裙襦絹等，仍雲『表卿稽古之力』。……譏性恬靜，不求榮利，常慕閑逸，所居宅營山池，植花果，講《周易》、《老》、《庄》而教授焉。吳郡陸元朗（德明）、朱孟博，一乘寺沙門法才，法雲寺沙門慧休，至真觀道士姚綏，皆傳其業。譏所撰《周易義》三十卷，《尚書義》十五卷，《毛詩義》二十卷，《孝經義》八卷，《論語義》二十卷，《老子義》十一卷，《莊子內篇義》十二卷，《外篇義》二十卷，《玄部通義》十二卷，又撰《游玄桂林》二十四卷，（陳）後主嘗敕人就其家寫入秘閣。

張譏是唐初大學者陸德明的老師，陸德明在當時受到唐高祖和太宗的賞識。《舊唐書·儒學·陸德明傳》說陸「初受學於周弘正，善言玄理」。可見唐朝皇室祖上雖亦出身「六鎮」軍人，卻也崇奉南朝梁陳的學術及玄風。值得注意的是，在隋統一之前，王弼的《易》學在北方几乎沒有什麼影響。如果說盛行於南方的偽孔傳《古文尚書》和杜預《左傳》注在北魏時已多少有人傳習的話，那麼從魏、齊、周三代史籍中卻找不到有關北人學習王弼的《易》學事例。這大約是在南朝某些地區，王弼的學說尚未達到獨盛的地位。吳承仕先生說，「江左間行鄭氏，而《王易》為盛；青齊亦講王氏，而師說蓋寡」[1](P43)，是有見地的。「青齊」地區在劉宋中葉以前本屬南朝，宋明帝泰始(463-471)年間落入北魏之手。偽《古文尚書》和杜預《左傳注》均由此漸漸流行於河朔，而王《易》獨否，大約就因為這一地區「師說蓋寡」之故。其實即使在南方，主鄭《易》的人還是有的，如稍早於蕭統的劉勰在《文心雕龍·風骨》中引《周易·大畜·彖辭》的「剛健篤實，輝光日新」二句，就從鄭玄等人斷句，與王弼注不同（註：見錢大昕《潛研堂文集》卷二《答問》（一）及楊明照先生《增訂文心雕龍校注》第391頁。）。梁《殷芸小說》載，鄭玄鬼魂，斥責王弼並把他嚇死的故事，雖屬無稽之談，卻也曲折地反映了主鄭《易》的人對王《易》並不服氣。

如果說南朝的《易》學是王《易》佔了上風的話，在《尚書》方面恐怕鄭玄注更為衰微，幾乎無人傳習。一般人讀《尚書》，大約全採用偽《古文尚書》，如《梁書·柳惲傳》載，柳惲少子柳偃見梁武帝，「詔問讀何書，對曰『《尚書》』。又曰：『有何美句？』對曰：『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柳偃所引二句見偽《大禹謨》，可見他讀的是偽古文本。這大約是因為當時人均篤信偽《古文尚書》及偽孔《傳》，而偽古文的篇目又多於鄭注之故。偽《古文尚書》傳入北朝的時間較早，筆者在《讀賈岱宗〈大狗賦〉兼論偽〈古文尚書〉流行北朝時間》一文（註：見《中古文學史論文續集》，台灣文津出版社，1994年。）中已經說到，它大約是在泰始中北魏攻克青齊等州時由「平齊民」傳入北方的。《北史·儒林傳》上稱北朝時「下里諸生，略不見孔氏註解。武平（北齊後主年號570-571）末，劉光伯（炫）、劉士元（焯）始得費甝《義疏》，乃留意焉」。這大約是就一般士人而言，至於上層官員如魏孝文帝時的鄭道昭以及稍後的韓顯宗、張普惠等，早已加以引用。

除了《周易》和《尚書》，南北二地在《左傳》方面亦有不同。前引《隋書·儒林傳》說到南朝通行杜注而北朝通行服注，這大約是就一般情況而論。但根據前面所引的史料，服虔注在南朝齊梁間仍不斷有人在傳習，只是到梁以後，杜注才佔了上風，而主張服說者還是和主杜說者爭辯。《梁書·儒林·崔靈恩傳》：

靈恩先習《左傳》服解，不為江東所行，及改說杜義，每文句常申服以難杜，遂著《左氏條例》以明之。時有助教虞僧誕，又精杜學，因作《申杜難服》，以答靈恩，世並行焉。僧誕，會稽人，以《左氏》教授，聽者亦數百人。其該通義例，當時莫及。

崔靈恩是北方人，天監十三年才入梁，他的崇服斥杜是很可理解的。但當時南朝學者似亦有主服以駁杜的。《陳書·儒林，王元規傳》：

自梁代諸儒相傳為《左氏》學者，皆以賈逵、服虔之義難駁杜預，凡一百八十條，元規引證通析，無復疑滯。

據此則梁代治《左傳》的學者中尊服駁杜者並不限於崔靈恩，亦未必都是北人。按：王元規乃梁代學者沈峻子沈文阿的學生。《梁書·儒林·沈峻傳》云：「子文阿，傳父業，尤明《左氏傳》，太清中，自國子助教為五經博士。」《陳書·儒林·沈文阿傳》則僅說到他「通經術」，「治『三禮』、『三傳』」，未提到服、杜之爭。《經典釋文·序錄》說：「梁東宮學士沈文何（阿）撰《春秋義疏》，闕下袟，陳東宮學士王元規續成之。元規又撰《春秋音》。」吳承仕先生《疏證》云：「沈、王二子皆杜氏禦侮之臣也。」[1](P129)大抵南朝人的《左傳》之學經梁代的服杜之爭後，最後還是杜預之學取得了勝利，所以從《陳書》的《儒林》及其它諸傳看來，入陳後似已無人主服說。在南朝的《左傳》之學最終以杜預學派取勝告終的同時，杜預學派對北朝上層人物的影響也在擴大。北魏後期的帝王讀《左傳》已經棄服從杜。《魏書·賈思伯傳》：「時太保崔光疾甚，表薦思伯為侍講，中書舍人馮元興為侍讀。思伯遂入授肅宗（魏孝明帝元詡）《杜氏春秋》。」他的弟弟賈思同「與國子祭酒韓子熙並為侍講，授靜帝（元善見）《杜氏春秋》」。賈氏兄弟及崔孝伯（光）均生長於青齊一帶，正說明了《北史·儒林傳》所說「齊地多習之」的情況。除了帝王以外，北朝的黃河以南地區士人亦逐步改學杜注。《北史·儒林傳》云：「……又有姚文安、秦道靜，初亦學服氏，後兼更講杜元凱所注。其河外儒生，俱伏膺杜氏。」這段話亦見《北齊書》，說明到北齊時，北方士人已逐步對梁代學術取認同的態度。這恐怕與北朝士人把梁朝看作「正朔所在」不無關係。

北朝後期學術界的這種變化，對唐初文化政策是有影響的。唐太宗命孔穎達作《五經正義》，完全適應於南朝梁陳的風尚。《舊唐書·儒學傳》載，唐太宗於貞觀十四年下詔說：「梁皇侃、褚仲都，周熊安生、沈重，陳沈文阿、周弘正、張譏，隋何妥、劉炫等並前代名儒，經術可紀，加以所在學徒，多行其疏，宜加優異，以勸後生。可訪其子孫見在者，錄名奏聞，當加引擢。」在這裡提到的人物，僅熊安生和劉炫原為北人，其餘皆來自南朝，並曾仕梁，他們中多數又治王弼《易》學，偽孔《古文尚書》和杜預《左傳注》，即使劉炫，亦因其得到梁費⑨為偽《古文尚書》所作《義疏》而推廣了偽孔學說得到尊崇（見《北史·儒林傳》）。可見唐初學術全宗梁代。蕭統對經學的態度，和唐初君臣也完全一致。這隻要看《文選》一書，一般不收經、史、子三部的文章而偏要收錄《毛詩序》、偽孔安國《尚書序》及杜預《春秋左氏傳序》就可以知道。此外，唐代所提倡的經學，實為儒玄合流的經學。《文選》雖因其體例不取純粹的玄學論文，卻也選錄了嵇康的《養生論》。嵇康此文確有較高的文學價值，但它又是玄學家經常討論的話題。《世說新語·文學》：「舊云：王丞相（導）過江左，止道『聲無哀樂』、『養生』、『言盡意』三理而已。然宛轉關生，無所不入。」又如王巾的《頭陀寺碑》亦為極好的佛學論文。蕭統在《與何胤書》中自稱「每鑽閱六經，泛濫百氏，研尋物理，略顧清言」，《陶淵明集序》中也有不少老莊思想，他現存的文章中也有不少討論佛學的文章。在南朝，玄、佛早已合流，這在周弘正、張譏身上體現得亦頗明顯。這說明《文選》在唐初之所以盛行，也多少與唐初人的崇尚梁代學風有關。

三

唐初的文藝更是深受南朝的影響。在這方面唐太宗可以說是一個代表人物。唐初所修《晉書》的《陸機》、《王羲之》二傳，他親自作了論贊（制曰），他稱讚陸機的文學成就云：「其詞深而雅，其義博而顯，故足遠超枚馬，高躡王劉，百代文宗，一人而已。」他又稱讚王羲之云：「所以詳察古今，研精篆素，盡善盡美，其唯王逸少乎！觀其點曳之工，裁成之妙，煙霏露結，狀若斷而還連；鳳翥龍蟠，勢如斜而反直。玩之不覺為倦，覽之莫識其端，心慕手追，此人而已。」陸機在政治上是失敗者，王羲之更不能算什麼政治人物，而唐太宗偏要給這兩人的傳作論贊，這說明他看重的並非政治經驗，而是他們的文學或書法成就。值得注意的是唐太宗對陸機、王羲之的愛好，正是繼承了梁代的遺風。我們知道梁武帝就很看重陸機的作品，《魏書·文苑·溫子升傳》載，梁武帝稱讚溫子升時，就說過「曹植、陸機復生北土」的話。鍾嶸作《詩品》，把陸機列為上品，對他備極推崇。蕭統更是陸機的崇拜者，在《文選》中所收作品最多的一位作家就是陸機。唐太宗的欣賞王羲之書法，亦與梁武帝如出一轍。梁武帝也搜羅王羲之的墨跡，還和陶弘景書信往來，討論這些法帖。據陶弘景說，梁時所見王羲之墨跡中已有膺品，如《樂毅論》等都靠不住。因此唐太宗的酷愛《蘭亭集序》，甚至要把真跡帶進昭陵，可能是受陶弘景的影響。在書法方面，南風北漸的現象尤為顯著。前面提到北周的趙文深就是一例。不但如此，現存的隋代碑刻如《龍藏寺碑》、《啟法寺碑》，無不深受南方王羲之、獻之父子的影響。唐初書法以虞（世南）、歐（陽詢）、褚（遂良）和薛稷為最著，其中虞、歐、褚三人皆本南朝人後裔，字跡亦學二人；薛雖北人，其書法亦學虞、褚。可見書法一道，唐初全襲南朝遺風。即使盛唐和中唐仍流風尚在，如顏真卿書法初亦學褚，而柳公權則效法王獻之。其他書家亦鮮有不學二王者。

在文學方面，唐初文人亦無不取法南朝特別是梁代的文風。此風其實並非始於隋唐，而是在北魏末至北齊時已經開始。北朝最有名的文人，世號「三才」，即魏末的溫子升、北齊的邢邵和魏收。溫子升現存的詩文其實也學南朝，所以庾信才有「唯有韓陵山一片石堪共語」的評價。至於邢邵之取法沈約、魏收之愛慕任昉，更是人所共知的事實。邢、魏生活於魏齊之際，正高歡稱中原士人把梁朝看作「正朔所在」之時，這說明北朝人士之慕向南風除了文學本身的原因外，可能還存在著中原士人與「六鎮」軍閥間的文化心理的隔閡。因為像高歡等人崇尚的是鮮卑人的語言和風俗（參看《北齊書·神武紀》、《祖珽傳》及《顏氏家訓·教子》），而北周的文化較北齊尤落後。北朝後期確實出現了一些較優秀的作家如盧思道、薛道衡、楊素等，但亦屬取法南朝的結果。唐初史臣在《隋書·文學傳》中很推崇「永明、天監之際，太保、天保之間」洛陽和江左的文學，其所舉代表人物，北方提到溫、邢、魏三人，前面已講過，而南朝特舉江淹、沈約和任昉，這三人不但都可算梁代人，而且都有作品收入《文選》。事實上《文選》所收詩文基本上亦止於天監年間，其卒於天監十二年(513)沈約逝世之後者僅劉峻、徐悱和陸倕三人的六篇作品，其中詩僅徐悱的《古意酬到長史溉登琅邪城詩》一首。此詩的風格朴雅而有古氣，不但與梁中葉以後的「宮體」迥異，就是較沈約及稍後的柳惲、何遜、吳均諸人之作亦更近古體。這可見蕭統對詩歌的看法多少和《隋書》作者近似，不大欣賞「永明、天監」以後的詩風。蕭統卒於中大通三年(531)，尚未見到「宮體」詩的盛行，不過，那種艷麗的詩風其實在「永明體」代表人物謝脁、沈約和王融甚至梁武帝的一些詩作中已經露出端倪。但《文選》對謝、沈二人的詩，只收其清麗而近於古體之作，而基本不取其艷詩和詠物詩（王融的詩《文選》根本不收）。這很可以見出他對這些詩的態度。這和《隋書·文學傳》的痛斥蕭綱、蕭繹及徐陵、庾信亦頗為一致。所以唐代史臣雖反對「宮體」，仍不妨其文學主張承襲南朝特別是梁代。

梁代的詩風其實分為幾種不同的流派，所以羅宗強先生在《魏晉南北朝文學思想史》中說：「自梁以迄陳，實際上進入了一個文學思想開始多元化發展的時期」[2](P371)。在蕭統生前，這幾個流派已多少顯露出來。其中一派是以裴子野為代表的復古派，他比蕭統早死一年，其所作《雕蟲論》，對詩賦都不甚贊成，而對劉宋顏、謝以後的詩攻擊尤力。這和蕭統之認為文學的發展「若夫椎輪為大輅之始，大輅寧有椎輪之質？增冰為積水所成，積水曾微增冰之凜。何哉？蓋踵其事而增華，變其本而加厲；物既有之，文亦宜然」的說法顯然不同。蕭統是承認文學是有發展的，並且強調文學與經、史、子的不同，以「事出於沉思，義歸乎翰藻」為選錄史書論贊的標準。另一派是以徐摛的「新變體」為代表，實即後來「宮體」的起源。這種詩風大約形成於普通年間。梁武帝對這種詩風也不滿意，《梁書·徐摛傳》稱「高祖聞之怒，召摛加讓」，此事發生在中大通三年以前。可見徐摛的詩風蕭統應有所了解，但他對此風顯然並不贊成。我們知道蕭統平生不好女樂，在《文選》中很少錄艷詩與詠物詩。除了這兩種截然相反的詩風以外，還有不少人的主張既不同於復古，亦不同於新變，其實多少含有折衷的意味。這種意見亦非始於梁代，早在齊末，劉勰作《文心雕龍》就既主張「矯訛翻淺，還宗經誥」，又承認「變則其久，通則不乏」，強調「望今制奇，參古定法」（《通變》），因此他對對仗、典故、聲律都不加反對。梁代另一批評家鍾嶸似亦近於這種觀點。他在《詩品》中對顏延之那種「喜用古事」、過於繁密的古典派詩風和湯惠休之「淫靡」及沈約等人講求聲病的詩風都提出了批評。蕭統的文學思想大約也屬於這種折衷的主張。他在《答湘東王求文集及〈詩苑英華〉書》中說：

夫文典而累野，麗則傷浮。能麗而不浮，典而不野，文質彬彬，有君子之致，吾嘗欲為之。但恨未逮耳。

這段話大約是蕭統一貫對文學的看法，所以劉孝綽在蕭統生前，給他編文集時序云：

深乎文者，兼而善之。能使典而不野，遠而不放，麗而不淫，約而不儉，獨擅眾美，斯文在斯。

在這裡，蕭統和劉孝綽的兩段話，實際上是完全一致的，只是蕭統自稱「未逮」，含有自謙之意，而劉孝綽說「斯文在斯」，則意在稱頌。平心而論，蕭統的「麗而不浮，典而不野」的主張是很有道理的。但從他自己現存的創作看來，他的詩風其實是偏於「典」而不能說「麗」的。他的詩往往化用古人詩句，且喜用典。如他寫的一些樂府詩，大抵模擬古人之作，幾乎是亦步亦趨，像《飲馬長城窟行》：

亭亭山上柏，悠悠遠行客。行客行路遙，故鄉日迢迢。迢迢不可見，長望涕如霰。如霰獨留連，長路邈綿綿。胡馬愛北風，越燕見日喜。縕此望鄉情，沉憂不能止。有朋西南來，投我用木李。並有一札書，行止風雲起。扣封披書札，書札意何有。前言節所愛，後言別離久。

此詩純為模擬樂府古辭（一作蔡邕）的《飲馬長城窟行（青青河邊草）》，其中詩句，往往可以在古詩中找到出處。像起二句即仿《古詩十九首·青青陵上柏》的起二句，而「亭亭山上柏」句實亦出劉楨《贈從弟·其二》的「亭亭山上松」。「胡馬」二句仿《古詩十九首·行行重行行》中「胡馬依北風，越鳥巢南枝」二句，而「越燕」句顯然不如「越鳥」句自然。「有朋」句用《周易·坤·卦辭》「利西南得朋」典；「投我」句用《詩經·衛風·木瓜》「投我以木李」典。「扣封」四句則暗用《古詩十九首·孟冬寒氣至》中「客從」四句意，兼學古辭原詩中「客從遠方來」以下八句的詩意。這種詩風真有點像鍾嶸所說「文章殆同書鈔」的樣子。蕭統其它詩作亦有此情況，如《和梁武帝游鐘山大愛敬寺》詩起句：

唐游薄汾水，周載集瑤池。

這裡上句用《莊子·逍遙遊》堯見許由等四人「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陽，窅然喪其天下焉」典故；下句用《穆天子傳》周穆王西征，見西王母瑤池之上的典故，而二句句意亦仿謝靈運《從游北固應詔》中「昔聞汾水游」的用意。詩中「丹藤繞垂幹，綠竹蔭清池」仿謝靈運《從游北固應詔》中「原隰荑綠柳，墟囿散紅桃」二句，而不如謝詩之生動。「舒華匝長阪，好鳥鳴喬枝」二句，亦出曹植《公宴》詩之「秋蘭被長阪」和「好鳥鳴高枝」句。即使像《詠山濤王戎詩》這樣在蕭統詩中較有新意之作，亦不免有模擬的痕迹，如詠山濤的一首中「聿來值英主，身游廊廟端」二句，即仿謝瞻《張子房詩》的「聿來扶興王，婉婉幙中畫」。詩中「為君翻已易，居臣良不難」二句，亦出晉樂所奏《怨歌行》（一說曹植作）的「為君既不易，為臣良獨難」。他的《擬古》等詩，更可以看出模擬古人的痕迹。這說明駱鴻凱先生在《文選學》中說《文選》的選錄詩文「高文典冊十之七，清辭秀句十之五，纖靡之音，百不得一，以故班張潘陸顏謝之文，班班在列，而齊梁有名文士若吳均、柳惲之流，概從刊落，崇雅黜靡，昭然可見」[3](P32)，是有見地的。筆者曾和亡友沈玉成先生對《文選》所收作品作過統計，《文選》所收陸機詩文最多，其次為謝靈運，至於顏延之和潘岳之作也有不少。這說明蕭統確實比較重視「潘陸顏謝」這些文風典雅的作家。至於駱先生提到《文選》不收吳均、柳惲等齊梁文士之作，其原因似值得進一步討論。駱先生認為吳、柳乃齊梁人，代表著「纖靡之音」，似亦未必允當。因為吳均、柳惲也許還有駱先生未曾提到的何遜三人，在沈約逝世以後、「宮體」盛行以前的梁代詩壇上應該說是比較優秀的三位詩人。他們的詩風其實是繼承了永明沈、謝的詩風，不但不像「宮體」那樣靡麗輕艷，有一些作品甚至多少還帶有古氣。即使有些作品略顯艷麗，亦絕不到沈約的《六憶》、《夢見美人》等詩的程度，從藝術風格上說，似都取法謝朓。這些人生活的年代，正與鍾嶸相仿，鍾嶸曾說當時有些人把謝朓看作「古今獨步」，這三人也許亦有這種看法。羅宗強先生在《魏晉南北朝文學思想史》中從「重抒情，尚自然的傾向」來觀察吳均、何遜的詩歌，指出他們有些詩句「顯然從『古詩』衍變而來」[2](P384)，實為精審之見，使人更好地理解《梁書·文學·吳均傳》所謂「均文體清拔有古氣」之說。可見柳、何、吳等人之沒有被《文選》收錄，恐怕並非因為他們的作品太靡麗，而是另有原因。過去有些人曾經設想何遜詩之沒有被《文選》收入，是因為蕭統編《文選》時何遜尚在，而《文選》不錄存者。但此說根本不能成立，因為何遜至遲卒於天監末或普通元年(519-520)（據《梁書》，何死後為他編集子的王僧孺卒於普通三年，而《南史》甚至說是普通二年）。至於《文選》中的作者像劉峻、徐悱和陸倕均卒於普通年間，較何遜為後。何遜、吳均之作的沒有被《文選》所錄，可能與梁武帝對二人不滿有關，《南史·何承天附何遜傳》載，梁武帝曾有「吳均不均，何遜不遜」之語。不過梁武帝為什麼不喜二人，已難確知。另外，《顏氏家訓·文章》論何遜時有「揚都論者，恨其每病苦辛，饒貧寒氣，不及劉孝綽之雍容也」。作為太子的蕭統，對這種「貧寒氣」大約不會感興趣，再加上劉孝綽是蕭統編《文選》的主要參加者，而顏之推說「劉甚忌之」，或許也是一個因素。三人中只有柳惲之作沒有入選較難解釋。因為柳惲的社會地位顯然高於何、吳，且其詩句曾為梁武帝所賞。但《梁書》本傳所載柳詩警句如「亭皋木葉下，隴首秋雲飛」雖好，見其《擣衣詩》，而此詩凡五章，其他詩句，未能稱是。他奉和梁武帝的《登景陽樓》詩有「太液滄波起，長楊高樹秋」這樣的名句，但下面「翠華承漢遠，雕輦逐風游」二句已見遜色，而此詩今僅存四句，很難說它必當入選。至於柳惲名篇《江南曲》則詩風多少近於梁後期之作，在蕭統看來，也許近於「麗則傷浮」而不加選錄。再說《江南曲》是一首樂府詩，《文選》所錄樂府皆漢魏舊曲及後來文人擬作，均帶古氣；《江南曲》雖在《樂府詩集》中錄於《相和歌辭·江南》之下，但其風格倒更像南朝民歌，蕭統之不予收入亦可理解。總之，蕭統的文學觀傾向於「崇雅黜靡」大約是沒有疑問的。他的基本上不取天監中葉以後之詩，就是因為當時詩人已多取法永明詩人而更趨華艷，與蕭統所推崇的潘、陸、顏、謝已有較大區別。這隻要看他對沈約、謝朓之近，所取亦多帶古氣之篇就很清楚。

蕭統的這種文學觀與唐初君臣的觀點十分類似。《隋書·文學傳》之肯定江淹、沈約和任昉，否定蕭綱、蕭繹諸人就是明證。這也是很自然的，因為唐初君臣作為國家的統治者，既要提倡文學，又不能不反對那種無益於政教的艷詩，那就只有提倡蕭統那種「崇雅黜靡」的文風。這種情況，也和梁武帝相類似。梁武帝在登上帝位以前，也曾從事文學創作，他的文學觀雖與沈約等人有別（如他不贊成「四聲說」），卻也曾寫過不少艷歌；而登上帝位後，則因徐摛之寫「新變」體而發怒。這是由其地位的變化決定的。這種情況也與唐初君臣一致。唐代重進士科，以詩賦取士，自然也不想選拔那些寫艷詩的人去委以官職。這樣，應科舉的士人也就必然以《文選》作為吟詩作文的範本。直到宋代還是如此，所以陸遊《老學庵筆記》中才會有「《文選》爛，秀才半」之諺語。

《文選》在唐代得到如此重視，可能還和它選錄作品的內容有關。現在看來《文選》所選錄的作品，大多適用於廊廟之上及仕途之中。如「賦」的一類，在六十卷本《文選》中佔十八卷多，而放在最前面的是「京都」、「郊祀」、「耕藉」、「畋獵」諸門，有八卷多，後面還有「宮殿」一門亦有關帝王生活；其他像「江海」門中的郭璞《江賦》，據李善注引《晉中興書》曰：「璞以中興，王宅江外，乃著《江賦》，述川瀆之美。」可見亦為稱美朝廷之作；「鳥獸」門的顏延之《赭白馬賦》，更是奉詔而作，內容亦為頌揚宋武帝及文帝。這類辭賦亦往往用諸隋唐的科舉。如《隋書·文學·杜正玄傳》：「開皇末，舉秀才，尚書試方略，正玄應對如響，下筆成章。僕射楊素負才傲物，正玄抗辭酬對，無所屈撓，素甚不悅。久之，會林邑獻白鸚鵡，素促召正玄，使者相望。及至，即令作賦。正玄倉卒之際，援筆立成。素見文不加點，始異之。因令更擬諸雜文筆十餘條，又皆立成，而辭理華贍，素乃嘆曰：『此真秀才，吾不及也！』」

詩類的情況亦與此類似。這部分前三個子目：「補亡」、「述德」、「勸勵」均有關忠孝等道德；其次的「獻詩」、「公宴」亦多用於朝廷及貴戚之間；其他如「祖餞」、「贈答」亦多用於官場和士林的應酬，即使像「遊覽」一目，亦有不少應詔或從藩王出遊之作。有些詩歌看來似與朝廷及應試無關，其實亦往往對應舉起到一定作用。因為唐人應進士等科考試都要作詩，其題目範圍甚廣，像李嶠曾作過不少詠物詩，亦為備作應舉之用，至若錢起《省試湘靈鼓瑟》一詩即應尚書省禮部考試而作。所以唐代凡應科舉者都要熟讀《文選》，以求得啟發。至於《文選》中其他文章亦復如是，如「詔」、「冊」、「令」、「教」和「文」等類既為君王與大臣代筆，是仕途人物所必須學習的，「表」、「上書」、「啟」、「彈事」、「奏記」、「檄」、「移」諸類，亦仕途所常用，「符命」更專用於廟堂。足見當時人只要熟讀《文選》，凡應舉及仕途上適用的諸種文體，基本上都已得到範本。從這個意義上說，《文選》可視為士人們謀求仕途所必讀之書。

從這個意義上說，《文選》在唐代的盛行決非偶然。但是，在整個南北朝時期出現的文學選本很不少，為什麼唯獨《文選》最為流行？這一方面與《文選》出自蕭統之手有關。我們知道，梁末江陵陷落之後，出現了一個在周、隋羽翼下的後梁政權，其創始者即蕭統之子蕭詧，後梁王室入仕周、隋，頗多貴顯者。隋煬帝的皇后蕭氏，即蕭統的曾孫女，唐初大臣蕭瑀又是蕭統的玄孫。蕭氏的顯赫地位自然也會加強《文選》在民眾中的影響。再說《文選》一書從前面談到的情況看來，它帶有一定的「官書」性質。我們知道：梁代是一個文化高度繁榮的時代。梁武帝不但命徐勉等編定「五禮」（吉凶軍賓嘉）千餘卷，還親自主持編定了有關經、史、子三部典籍的義疏，據《梁書·武帝紀》下所載，有：《制旨孝經義》、《周易講疏》，及六十四卦、二《系》、《文言》、《序卦》等義，《樂社義》，《毛詩答問》，《春秋答問》，《尚書大義》，《中庸講疏》，《孔子正言》等，「史部」有《通史》六百卷，「子部」有《老子講疏》和不少佛經的「義記」。唯獨在文學方面，未見他署名的著作。其實他本人就是文學家，據《隋書·經籍志》，他曾編選過《歷代賦》十卷，後來可能因政務繁忙，就把「集部」的著述任務交給了太子蕭統去作。因此《文選》還可能是梁武帝對歷代典籍進行總結的一個部分。歷來論梁武帝的人都指責他晚年一味偃武修文，導致梁代的滅亡。這自然有一定的道理。然而從他的學說對唐代「五經正義」的影響及《文選》之深刻影響唐代文學來看，則梁代特別是梁武帝對文化事業的提倡之功，還是應該予以適當評價的！

原文出處：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學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