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大炮」解讀國十條

　　哪裡有大事，尤其是事關房產的大事，哪裡就有任志強。上周出台的國十條，任大炮卻突然噤聲了。也許，最合理的解釋只有一個：他不在國內。

　　果然，前天晚上11點24分，剛剛出國回京的任志強更新了自己的博客，發表了一篇洋洋洒洒一萬多字的博文，全文解讀「國十條」。

　　這是一篇措辭犀利的博文。在任志強看來，上周出台的房產新政是「有病亂投醫，治標不治本」的表現，他認為政府應著重在「貨幣與利率的調節加上供求關係的平衡」上做文章，否則可能「為控制資產價格的單一目標而可能失去了大局，至少失去了資源配置合理化的適宜信號」。

　　「這只是個開始，真正的重拳也許還在後面，尚有許多未確定因素。」任志強在博客中表示，國務院10號文件只是對各部委和地方政府下列計劃任務的工作布置，後續的執行細則等文件在未來一段時間將逐漸出台。時報綜合《任志強萬言書》，有刪節

　　問題在制度不在監管

　　在博文中他多次提到，希望政府用市場化手段調控而非行政干預。「我不反對政府對市場的調控，但更希望政府用市場化的手段調控，而不是堅持用非理性、非制度化、非法律化的行政干預手段，這種違背市場規律的做法可以滿足短期的政策目標要求，但卻無法解決可持續的發展問題。」

　　而對於這樣的非市場調控手段的退出他也表達了自己的憂慮，「我並不為短期政策干預下的量價齊降而擔憂，我更擔憂的是房價平穩後政府如何收回或撤銷這些限制性政策。」任志強在萬言書中還多次將內地與香港作比較，以得出「目前房地產問題核心問題在於制度的不完善而並非監管」的結論。

　　房價上漲是供給不足所致

　　任志強認為，今年上半年的房價上漲是供給嚴重不足所致。

　　他認為，房價只與商品房市場的土地供應有關，與其他保障性供地則無太大關聯。而如果不增加商品房的土地供給，僅靠擠壓現有土地增加住房的有效供給，不能解決房地產市場問題。「不解決供給就無法改變供求關係，也無法解決市場價格的上漲問題。」

　　雖然10號文件中要求增加居住用地的供應總量，但並未明確增加的商品房供給量；同時閑置用地回收後以增加的「普通住房建設用地」，也並沒有明確是商品房還是租賃住房或非公開銷售的普通住房。

　　對於上周的房產新政側重收緊個人房貸，任志強直言：「為什麼不從產生的原因出手，而是去限制消費呢？」

　　在他看來，在消費需求基礎上的投資和生產能力的增加，是住房供給增加的前提。但任志強擔憂的是，在房產新政「打壓」下，如果銷售下降或房價下跌，開發商投資和生產的積極性受到影響，這樣一來，「迅速增加住房的供給量，像是在說醉話。但願還有更多的清醒者能用腳投票。」

　　商品房價格「被扭曲」

　　「住房是民生的基礎正在於政府嚴格履行保障公民居住權利的責任，而絕不是用市場中的低房價來保障民生，市場中的房價與民生沒有任何關係。」任志強表示。

　　他進一步表示，用穩定市場中的房價去替代政府保障民生的責任，並非真正有效的方法。「這讓更多本應由政府保障或幫助的群體備受煎熬，因為他們可能永遠也沒有能力進入市場。」

　　任志強進一步解釋，當政府硬要將市場化的商品房變為民生，商品房成為被排除於保障之外的居民解決住房的唯一途徑，沒有其他選擇時，就只能進入市場去拼搏了。「於是商品房變成了帶有強制保障的作用，自然就會產生價格的管制與價格的扭曲了。」他在博文中提到。

　　任志強其人

　　現任北京市華遠地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華遠集團總裁，同時兼任北京市商業銀行監事、新華人壽保險公司董事。

　　任志強是京城房地產圈內的資深人士，外號「任大炮」，經常放出一些讓人尤其是買不起房的人恨得牙癢的言論，例如「我沒責任給窮人蓋房」說，以致於在「全國人民最想打的人」中，他赫然排名第三。

　　但他也被稱為「最敢說實話的開發商」，他的博客留言里罵聲不斷，但讚許和肯定的評價也並不鮮見。

　　自問自答政策影響

　　「我從來的想法都是要用錢就賣房；不缺錢、不急用錢就不賣房。」

　　1.這次政策的出台會帶來行業遊戲規則的調整嗎？

　　答：這要看政策固執得能走多遠。是當房價下跌時就掉頭呢，還是從此變成指令性的計劃管理，堅決地實行計劃經濟了，這大約是不會出現的。

　　2.這次政策的出台是否會讓房地產市場崩盤，以應了日本泡沫的預言？

　　答：我認為不會。因為中國宏觀經濟的基本面並未發現改變，也不會出現2008年的現象。

　　3.這次政策的出台是否會陷入房價的「拐點」，出現2008年的房價下跌？

　　答：我想交易量的下降是第一步，房價從不漲到下跌會有一個時間差，至少要看開發商手中的現金流和後續的供給增長情況。政策尚未出完之前，雙方都會有個觀察期，最先反應的一定是需要靠貸款才能形成的購買，而又被政策所限制了的消費群體。當各部委和各地方的政策相繼出台之後，也許人們就會從觀察中走出來作合適的選擇了。

　　4.我現在是該賣房還是該買房？

　　答：我從來的想法都是要用錢就賣房；不缺錢、不急用錢就不賣房。當貨幣處於長期貶值的狀態下，只有房屋資產是長期保持增值並且在通脹中比貨幣有更強的抗通脹能力的。

　　對於買房者來說，永遠都是需求與能力的對稱，當需求存在又有能力用合理的貸款提供消費時，越早買房就一定越合適，信貸會將未來的收入變成今天的消費能力，讓人們提前獲得高品質的生活享受。但卻不可過度超越自己的能力貪圖奢侈型消費。

　　對於投資者而言，在不越出自己能力、不需要銀行借貸時，只不過是個進貨成本的高低，並沒有虧損的概念，更何況像購買股票一樣誰能保證是抄了個最低點呢？也許此次政策出現的波動給了許多人一次機會，但沒有人知道何時會反彈。

任志強：中國的企業家和國際上的企業家不一樣。從國際上來說企業家可能好幾代，比如我們說洛克菲勒，到現在第五代第六代，為什麼？因為他的制度沒有發生中斷。中國應該說剛剛開始有企業家，因為中國剛剛開始有私有產權，在計劃經濟和公有制的情況下不可能有企業家，因為沒有一樣東西是屬於你的，所以中國一直到1979年改革之前的經濟發展是非常非常落後的。

那麼我們的第一代企業家從哪兒來的呢？嚴格的說起來，應該說從承包制來的，承包制起到了什麼作用呢？在中國不改變公有制的基礎情況下，允許你拿生育的利潤，叫承包制，所以農民用承包制的辦法把公糧交上來一部分，剩餘的歸自己，工廠有了工廠承包制，你完成了任務，比如300萬的任務完成了，多完成的10萬你拿了，這叫承包制。

這個時候有真正的企業家嗎？也不會，因為你沒有自由產權保護，明天看你掙了就改規則，你完成300萬不行，你得完成310萬，就是沒有產權保護，為什麼？因為那財產不歸你所有，你是承包的，你是利用的。

那我們第二代的企業家說起來是1984年城市改革，從農村改革向城市改革轉移的過程中，出現了一批民營企業，那個時候的民營企業是按照馬克思的辦法，一個人僱傭不能超過7個人，否則就抓起來，那你怎麼會有企業家呢？企業家來自於大規模的集中化生產，市場化生產，要雇很多很多人，然後效益大大提高，流水線什麼這個那樣，這才會有企業家，否則都是小作坊，7個人不就是小作坊呢，怎麼有企業家呢。那個時候我們有了一批，但是也不是真正的企業家，為什麼？因為產權仍然不歸自己。

1984年之後，鄧小平終於說了允許一部分人先富起來，而且提出可以由萬元戶，由先富帶動後富，這個時候有了私有產權保護，有了企業家，中間又出現了一些變故，1992年又有一個南巡講話，因為我們看到大部分現在的企業家是1984年到1992之間，特別是1992年之後，因為有了私有產權，因為有了市場經濟，社會主義也可以有市場經濟，我們才開始有了企業家群體的出現。

企業家幹什麼？企業家最重要的是要推動社會進步。為什麼？我們可以看看，幾萬年的人類生存史上，只有這200年產生的GDP達到了全部GDP總量的95%，而200年以前的幾萬年只生產了全世界GDP的5%，原因是什麼？原因是沒有大規模化生產，沒有企業家經濟的存在，沒有對私有產權保護的法律。所以到17世紀之後，才更多的對企業家群體和私有產權給予了充分的保護。假定中國我們今天還不建立一個完善的對私有產權保護的體系，這個市場改革就是假的。變不成真正的市場化。市場化的前提條件就是得有私有產權保護，得有對企業家群體的保護，於是出現了從17世紀末期開始，企業家在拚命的推動社會進步，要建立一套保護企業家，創造財富而擁有財富的法律，否則財富老是被別人搶奪，他就生存不下去。所以他不可能像洛克菲勒生存5代，不可能，一代就給你搞沒了。

我們談改革開放，企業家如果不努力幫助政府建立一套很好的社會制度，你就難以生存下去，沒有這套制度，人們就不會有創造財富的積極性，這個社會永遠是在零和一，你分多少，我分多少，我分的一定是你少的部分。但是企業家群體是創造財富的過程，是要把蛋糕做大。

雖然你分的比例沒有增加，但是總量增加了，因為整個社會的財富在增加。就像我們剛才談到我們的GDP迅速增長，又重新回到了一個和日本維持一個超過日本2.5倍的水平。這靠的是企業家，我們看看今天我們的民營經濟，占社會的比例，從比率來說，超過50%的GDP比率，超過60的投資，超過70的稅收，超過80的就業，超過90的科技。中國如果沒有企業家群體的出現，沒有依賴企業家群體去進行社會發展的一個基礎的話，中國的經濟很難有高速的增長，也很難讓中國的社會情況發生充分的改變。

為了社會的進步，企業家就做大量的公益，要消滅貧富差別，為什麼企業家群體會拚命的去做公益，消滅貧富差別，從洛克菲勒的說法來說，當他們富起來的時候發現，窮人沒有同時富起來的時候，會破壞他們富有的社會條件，比如說革命，比如說戰爭。因此他們一定要幫助窮人也富起來，才能讓這個社會平和，至少讓窮人有機會。

但是傳統的說法就是，從第一個「授人以魚」變成第二個「授人以漁」，企業家要主動幫助最貧困的人學會打魚，讓他們有生存的條件。因此企業家在另外一種社會制度和社會存在方式，因此我們看看美國，從福特，從巴菲特到比爾蓋茨，為什麼總是最富的這一幫人在拚命的做社會公益？為什麼在為這次特朗普宣布減稅的時候，所有富人聯名不要給富人減稅？因為他們認為如果不能建立一個良好的社會制度的話，他們存在的財富就會隨時產生危險。

我們可以看到，當公共汽車被划了一個道子或者弄的很髒的時候，你可能很不關心，覺得跟沒你關係，因為他是公共財產，但是你的私家車被別人弄髒了，或者被別人划了一道的時候你會很心疼，如何解決呢？你必須要改變這個社會狀況，讓所有人都不再存在要劃你車的心理的時候，你這個社會才能安定。所以企業家就在努力的做這些事，中國的企業家雖然只有十幾年的發展過程，但是已經把更多的精力和金錢、財富都用於建立社會公益。

在歷史上我們可以看到鄧小平說的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先富起來的幫助後富的人，也許從整體的社會情況來看我們還沒有看到這些先富起來的人都拿出錢來幫助後富的人，但是從我們的社會公益組織大量的出現可以看到企業家群體在這個中間正在做這樣一件事情。

為什麼我們過去沒有人做或者不能做？是因為沒有企業家的生存環境，這個生存環境包括我們沒有慈善法，因為慈善法剛剛出台。比如說曹德旺先生，36億的公共捐款要受到6個億到7個億的稅，我們還有企業家願意做這個事情呢？新的慈善法出台以後他就可以不交稅，或者交很少的稅。

當有了這種稅收制度的優惠的時候，是不是有更多的企業家拿出錢來做社會公益，是不是能幫助更多的窮人改善他們的生存條件？要比你政府單掏出錢來做扶貧強10倍，20倍，30倍，效果是大大不一樣的。所以我們認為，企業家群體的出現，和企業家未來的發展過程，一定會在中國掀起一個富起來的人幫助窮人的高潮，而最終讓這個社會的環境得到充分的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