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馮喆兄妹在上海桃源村合影 01 我們的少年時光 我的二哥馮喆，又名馮貽喆，小名二毛，1920年出生於天津。大哥馮貽善，小名大毛，比二哥大五歲。我最小，原名馮貽美，小名小妹，比二哥小五歲，也生在天津。我們兄妹成長在一個中西文化交融的知識分子家庭。
童年馮喆在漢口中山公園 我們的父親馮建統是廣東南海（今佛山）人。馮家是一個世代相傳的官宦人家，曾被清朝皇帝賜予三代紅頂花翎，出過戰功赫赫的武將，也出過被光緒皇帝賜封的孝子，並被列入《孝子傳》。我父親年幼時先就讀於家館，熟讀四書五經，詩詞歌賦，左傳春秋，因他天資聰穎，智商過人，又勤奮好學，小小年級就能寫詩詞，所以有淵博的古文基礎，隨著祖父棄官經商，定居於武漢，父親便入讀了教會辦的博文中學，開始接觸西式文化的影響，17歲高中畢業考入上海美國人辦的上海聖約翰大學。21歲畢業後又考入北京清華大學，獲得碩士學位後，考取清朝政府出洋留學的官費，赴美國普林斯頓大學讀外交，適逢當時清朝政府對外簽訂喪權辱國的二十一賣國條約，他認為「弱國無外交」便退學轉讀哈佛大學商務管理和鐵路管理學兩個博士學位。因學習速度快，成績又卓越拔群，畢業時間較官費提供的時間提前不少，便又選讀了體育的碩士學位。他回國以後便以所學的先進鐵路管理學識報效國家，一生從事中國鐵路管理工作，直到退休。 我們的母親韋瑤珊是武漢大茶商韋捷成的女兒，從小受西方教育，就讀於上海教會學校聖瑪麗女校，是學校的女低音組歌者。這兩個受過西方新思想的青年男女，即在我父親出洋留學前奉雙方父母之命，按照傳統的包辦婚姻結為連理，雙雙出洋留學，母親在美先學音樂，後因生了大哥改學家政，他們回國時，大哥已經五歲。 我的父母親的性格迥然不同，父親嚴肅，剛正，耿直，好學不倦；母親則溫柔，善良，和藹熱情。也許他們的性格相輔相成，使他們相敬相親，我們得以有一個溫暖和諧的幸福家庭。 由於父親是做鐵路管理工作的，決定了他工作的流動性。我們的家也跟著他的工作調動，沿著中國鐵路主管線上的城市不斷遷徙。每次搬家我印象最深的是父親多個用鐵皮包角的大木箱，母親總是對下人千叮萬囑要重點保護，成為我們家貴重財物的這些有著各種版套的古籍書，大厚本洋裝書，在書房只允許兒子們去翻動的。
馮喆與家人 父親對子女的管教是嚴厲的，重禮儀講規矩。比如要我們站有站相，坐有坐相。還教我們念：「立如松，坐似鍾，卧如弓」。聽到父母叫自己要立刻走過去問：「有什麼吩咐？」分食物時給我們讀孔融讓梨的故事。所以「融能四歲讓梨」早已印進我們的小腦瓜。飯桌上規矩也不少，不管吃中餐西餐，刀叉、筷子碗都得輕拿輕放，嘴裡不能嚼出聲音，桌上不準掉米粒，飯碗里更不允許有剩底。因為我們都背過「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的詩句。日常生活也有洋禮：父親每次出差離家一定會和母親擁吻告別，也要拍拍我們的頭穩我的額頭。回來時候也一樣，還會給我一個小禮物。 雖然當時家裡僕人不少，但父親規定兩個哥哥要自己鋪床疊被，自己盛飯。他認為男孩子不能做「衣來伸手，飯來張口」的少爺。要養成獨立生活的能力。當我們最後定居武漢的時候，兩個哥哥就被送進一家教會學校去住讀了。 父親也有隨和的時候，有時休息日他也會在花園裡教哥哥們打網球，有時會在書房指著地圖給哥哥們一張張講珍藏郵票的常識，引得哥哥們集郵的興趣。後來母親有時晚飯後安排全家聽音樂唱片。父親高興起來會邀請母親和他一起翩翩起舞，我們大家哈哈大笑，都跟著跳。 記得那是在武漢的時候，哥哥們都上了中學時，有個星期天，父親把他倆叫到身邊說，你們都長大了，現在我給你們講講馮家孝子的故事。聽說是講故事，我也賴在一邊不走。父親說：「你們的高祖父在清朝時做大官，因為官清廉，得罪了不少貪官。你們知道官場是十分黑暗的，就此被貪官誣害被打入監牢後發配新疆。那時交通不便是要一步步走去的。你們的曾祖，他的兒子隨同前往。到新疆後，高祖對曾祖提出要求：回去發奮讀書，參加考試，等中舉上榜後，再找能主持公道的人重審這起冤案。你們的曾祖沒有辜負父親的期望，回到廣州考中科舉，當上了官，找到了可以為他父親重審冤案的途徑，終於使案情大白，洗脫了冤枉，可以平反出獄。誰知曾祖長途跋涉把這好消息帶到新疆時，高祖已經冤死獄中。他便又千里迢迢，再步行把父親的遺體運回廣東，並把父親在獄中的詩畫裱了，請名家鑒賞。這件事在當時曾引起轟動，許多著名畫家為他們父子倆的無畏精神，寫詩題字加以歌頌，這件事情很快傳到光緒皇帝耳中，皇上大悅，說難得本朝有這樣的清官，這樣的孝子，對孝子要加封，就授為孝子吧，列入《孝子傳》。」這可以說是父親的一次家訓，告誡我們如何做人和做一個什麼樣的人。
父親喜歡我，媽媽偏疼大哥，因為他是長子且生在國外，又和她一塊回來。相比之下，二哥就受到冷落。二哥老穿大哥的舊衣服，連過年都是，可二哥一點也不計較。三個孩子偶爾出點矛盾，挨說的總是二哥，「你為什麼不聽大哥的話！」「你為什麼沒讓著小妹！」……二哥挨了說從不頂嘴，憨厚地一笑了事。 當時寄居在我們家由我們父親供養讀書的幾位堂房姑姑常常誇二哥最乖最懂事。 二哥喜歡狗。今天回想記憶猶新。那是九一八抗戰開始，父親的工作從唐山轉移到通遼，（今屬內蒙古，當時可能是察哈爾）是個很小偏僻的小城市，土匪猖狂，我們家離火車站不遠，為防土匪家裡養著狗。一條母狗一次生了十隻小狗，我們全家每人分了一隻。二哥對分給他的那隻小狗不僅十分疼愛，常省下自己的糖果點心喂狗，小狗也聽他的話，他竟教會了小狗許多「本領」。而我養的狗 「小胖」什麼也不會，我不依不饒，哭著去告狀，二哥又挨頓說，然後高高興興地去訓練「小胖」。 我們的童年和青少年時代就是在這個溫暖和睦，無憂無慮的家中自由自在地度過，完全不識人間疾苦，不知國難已當頭。
02 分憂：挑起家庭的重擔 及至「八一三」事變，抗戰開始了，我們的生活就全變了。為了能使我們有個相對安全的生活環境，他在上海法租界桃園村租了一幢房屋，把兩個哥哥送到他的母校聖約翰大學附中分別讀高、初中，把我送到教會辦的啟秀女中讀書。 父親應宋子良之邀去西南戰區主管鐵路運輸線。記得臨行前父親除了要我們照顧好母親，語長心重地對我們說了一番話：」你們現在都長大了，要有自己的志願，自己想做什麼就做什麼，但是一定要做好！」 我們一直住著鐵路提供的大屋，一下子住進擁擠的弄堂里，處處都是人，孩子到處跑，很不習慣，但二哥很快就和弄堂里的孩子們混熟了。周末從學校回來他們一塊兒在弄堂溜冰，我也跟著去。桃源村附近有辣斐溜冰場，二哥教會我花樣溜冰，後來在一次上海市花樣溜冰比賽中，我們倆還分別拿了男女冠軍。二哥不僅和大孩子玩得來，還經常被許多小朋友跟著、圍著要他講故事，一塊玩，當時弄堂里的人都叫他「孩子王」。
但是，好景不長，雙重打擊落到我家頭上。先是大哥在學校體檢時發現有肺病，父親知道後送他去牯嶺養病一年，哪知一年後回到上海發展成骨癆，從此，大哥自胸部以下被打上了石膏，石膏殼架在一個特製的鋼架床上，只在下面開個洞方便排泄。當時的肺病就像今天的癌症一樣可怕，為避免傳染，母親禁止我們進大哥的房間，一切由她料理。 可憐的母親她從來沒幹過什麼家務活，現在要照顧這麼一個特殊的病人，就顯得很狼狽。偏偏這時隨著戰事推進，戰火連天，爸爸寄給我們的家用錢總是收不到，我們的生活陷入了困境。沒錢交學費，二哥只好輟學在家，當時才18歲的二哥突然變成了大人，為母親分憂。每天一早他戴上大口罩、手套要去給大哥搞衛生。母親不允，他笑嘻嘻地著舉起雙手說：「嘿！這不注意著嗎？」以後他常去大哥的房間陪伴他，還找來木板，給大哥做了個可以架在石膏殼上的小活動摺疊桌，成了大哥的寫字架、看書架。不知何時，二哥還無師自通地學會了彈吉他，常去給大哥彈唱表演。要不就給他放唱片，或兩人一起欣賞珍藏的郵票、火花。 大哥有二哥常相伴精神好多了，二哥對大哥的照顧可以說是無微不至，母親也顧不了許多，就不再多家阻擋。
父親的錢匯不過來，沒錢給大哥買葯。當時的上海物價飛漲，藥品奇缺且貴。大哥的病要維持，我們也要生活，沒辦法，便將家裡值錢的東西拿去變賣，典當。二哥經常陪著母親出入當鋪或舊貨店。那時還讓我念書，二哥就成了我的家長，交學費，買書，檢查功課一切都是二哥。大哥的病使母親精神受到很大的刺激，沒錢治病她便求助於神靈，開始迷信菩薩，老去城隍廟燒香許願，祈求保佑大哥，還變得很嘮叨，成天不停地說這要消毒，那沒消毒。二哥聽著總是耐心地按她的吩咐做，母親說他什麼從來不回嘴。 當時的話劇演員韓非是二哥的溜冰玩伴，見二哥失學在家，人長得很帥，又能講標準的國語，就建議二哥去報考他所在的上海劇藝社當演員。二哥報考後立刻被錄取，從此開始了他的演藝生涯。 二哥有了工作，我就去陪大哥，這時大哥教我英文拼音法，給我的英語打下了好基礎。記得大哥一邊教我，手上不停地給我織毛衣，後來由母親消毒處理後讓我穿上，是一件非常漂亮的花毛衣。二哥有了點收入，對家裡不無小補，從此他負起了家庭的經濟重擔。
03 事業的奔波與忙碌 上海劇藝社是由當時上海中共地下黨領導的進步劇社，堅持演出愛國的進步劇目。但是由於白色恐怖，一些知名的左派戲劇家，如夏衍、於伶等人不得不轉移去香港或內地，上海劇藝社宣布解散。隨後又由當時留在上海的地下黨員戴耘、張可、英郁、柯剛等一些進步的戲劇工作者如李伯龍、朱瑞鈞、吳紉之、吳琛、吳天、章傑、李健吾、宋琪等重組了名為同茂的劇社，二哥也跟著去了，我因讀不起書，便也進了同茂劇社，這時二哥已經在劇中擔任主角，當時我們兄妹經常同台演戲。二哥的工資高一點，就由他養家，我的工資就為我倆的零用錢。當時演員的工資很低，生活清苦，深夜下戲都步行走很遠的路回家，半路在路邊吃點夜宵。記得經常在發工資前幾天，二哥會提醒我：「明天給大哥交牛奶費，今天晚上咱們買一塊粢飯兩人分，一人再喝碗豆漿。」到吃的時候，那塊大點的粢飯糕二哥是一定分給我的。 二哥什麼時候都先人後己，從小到大一貫如此。
同茂劇社是一個嚴肅正派的劇社，演出的劇目有曹禺規矩巴金的小說改編的《家》，楊絳的《皆大歡喜》，根據世界名著改編的《魂歸離恨天》，吳祖光的《風雪夜歸人》，夏衍的《上海屋檐下》。以及記不起編劇的《八仙外傳》《甜姐兒》《鍍金》《富貴浮雲》《結婚進行曲》等等。劇社領導很注重對演員的培養，不定期舉行戲劇講座，講者記得有：李健吾、宋琪等。還為演員安排基本功訓練。請當時上海蘇聯芭蕾舞老師上芭蕾課，請國立音樂老師教演員練聲。這裡還有一段插曲：為練聲我一定要二哥給我租一架鋼琴，二哥看了我一會兒就問我：「你能堅持嗎？」我說：「怎麼不能？」就這樣，租來了琴。因上海房子小，只二哥的亭子間能放，鋼琴沒法搬上樓，只好從窗口吊進去，費了這麼大勁滿足了我的要求，可是我練了沒多久，就再聽不到聲音了。二哥只說了一句：「我就知道你……」退了琴，他沒有罵我，但是我心裡明白我沒有做到父親要求我們的「凡事一定要做好」。二哥的不語比罵我更有力。當時我們後台的學習空氣很濃，不急於後場的演員都是手上一本書，好幾個人參加了俄語老師柯希烏洛夫組織的俄語學習班。柯準備培養一批能用俄語演出的班子去蘇聯演《雷雨》。有人讀樂譜，如衛禹平和我二哥都在學大提琴，衛禹平是隨俄國老師學，二哥則考進上海國立音專。
一本《演員自我修養》被大家傳閱得快散了，剛出版不久的《約翰·克里斯朵夫》更是傳閱的熱門書。大家比、看、背誦羅曼羅蘭名句，總之文學氣氛極濃。除此，我們還有地下活動，有時戴耘、英郁等地下黨員會組織一些演員去陳鍾家的亭子間，學習從解放區帶來的毛主席的《新民主主義論》（記不太清，也可能是《論持久戰》）。同茂劇社儼然是一個灌輸革命思想的根據地，二哥可能就是在這段時間裡由戴耘介紹加入了地下黨。 1944年抗戰即將勝利，家人團聚指日可待。可就在此時，與疾病相持了七年的大哥卻不幸去世了，沒有等到見父親一面。在他臨終前我們被禁止接近他，只有母親一人為他送終。那些天，二哥心情悲痛、沉重，一句話也不說。大哥和二哥從小到大一直形影不離，手足之情極深。大哥患病後，二哥體貼入微地照顧他，幫助他。後來只是為了生活計不得已成天奔波，不能多陪伴他，我想二哥是為此而內疚。大哥去世對母親打擊最大，求神拜佛仍不斷，樣樣消毒習慣仍不改。人則成了一位頭髮花白，身心憔悴神神叨叨的老太，二哥對母親更是百依百順，噓寒問暖，盡量寬慰。
解放初期成立的上海電影製片厂部分演員合影(前排兩位女性左潘我源,右露明,中間半蹲者從左至右依次為馮喆,王靜安,汪漪,殷子,舒綉文,後排站立者從左至右依次為葉小珠,凌雲,沙莉,穆宏,布加里,柏李) 抗戰勝利後，內地重慶的藝術工作者紛紛返回上海，使得上海的文藝事業得以復興，同茂劇社解散，重組了新的上海劇藝社，又接收了敵偽的電影公司。二哥這時已頗有名氣，成為三棲演員，搞話劇、搞電影、搞廣播劇，就此開始了電影事業的征途。 這時我父親由雲南直接調去粵漢鐵路局任鐵路專員，工作在廣州。多年離別念女心切，便把我接去廣州。在此期間，從家信中知道二哥轉至電影業為主，與上海柳中浩和柳中亮所創辦的國泰電影公司簽約為基本演員了，拍攝了《鸞鳳怨》與顧蘭君合演的《十步芳草》。由屠光啟導演與陳燕燕合演的《龍鳳花燭》，由田漢編劇，應雲衛導演與周旋合演的《憶江南》，由岳楓導演與王丹鳳合演的《愛情，愛情》等影片。
1958年馮喆和秦怡在福建前線慰問時合影 1948年，二哥被黨組織派去香港工作，他和母親來到香港後，恰好父親也退休來到香港定居，我們一家人總算是劫後重逢又得團聚，只是少了大哥。 二哥在香港左派電影圈裡十分活躍，除了拍電影，有他和舒綉文、顧而已合演由歐陽予倩導演的《戀愛之道》，與王莘、戴耘合演由章泯導演的《結親》，又與李麗華、王元龍合演由章泯導演的《冬去春來》。平時則組織參加「讀書會」，廣泛聯繫、團結各界群眾。這時我們又常同出同入同工作，令人難忘的是1949年9月間為準備慶祝新中國成立，左派電影界要排練演出腰鼓大秧歌，組織編導的是從來未接觸過腰鼓秧歌的二哥。由於他的努力，大家熱情高漲，我們的演出有聲有色十分精彩。後來我們全班節目返回祖國在穗為勞軍演出。不過二哥在香港做了他一生中第一次違背父母意願的決定，錯誤地和一個不被父母接受他並不十分了解的一位女演員結婚。結婚當天，父親勉強的只是在主婚人必得出席的蓋章儀式的一剎那到現場，旋即離去。 04 兄長、孝子
1950年，二哥又被召回上海，從此和家人天各一方，關山遠隔，我只能從宣傳中及他的家信知道一些點滴情況。但二哥家信中從來不吐露他的困難，只是報喜不報憂，怕給家人增添麻煩，甚至連拍《淮上人家》時，他在淮河農村被傳染了血吸蟲病險些丟掉性命一事，也瞞著家裡。那時還沒到1958年毛主席發表《送瘟神》的詩篇，對血吸蟲病醫學還沒找到有效的防治方法。我想二哥當時不會不知道跳進河水裡的危險，但忠於藝術的他一定毫不猶豫地跳下河去拍攝。不幸的是他和另外兩位解放軍戰士被傳染上了，血吸蟲對人體的殺傷力極大，在血液里遊走滋生，急性的會水瀉不止致死，慢性的則會腹部腫脹，面黃肌瘦如活死人。後來得知當時對他們的搶救方法是將水銀注射進血管以殺死病菌，當然也對身體內臟造成損傷。不幸中的大幸是二哥被僥倖救活，而另外兩名戰士都不治身亡。這樣生命攸關的大事，即便在療養期間他對家裡都隻字不提。我是後來從其他途徑知道。 1962年我去上海開刀住院，見他第一面就責問他，他卻欲做個瀟洒動作輕鬆一笑說「我這不是好好的嗎？你又不是醫生，白讓你為我擔驚受怕，告訴你有什麼用？」 他也沒告訴我他已經被切除了部分內臟。同樣的國內三年自然災害期間，二哥也從不提起隻字困難，我寫信問他要不要寄點糧油之類的營養品給他，他卻斷然拒絕，說別人能過他就能過，還說樹葉窩頭還挺好吃呢。這，就是我的二哥。 我在上海住院三個月，二哥當時正好沒拍戲在準備劇本，給電台播文學朗誦。這三個月他天天來醫院陪我，每次來都像從前父親出差回家時那樣，給我帶一件小玩意或我愛吃的小點心，一來就坐在我床頭邊，不許我起床，挨得近近地跟我聊天兒。
可惜，我們這種娓娓地親切交談維持了不久就被二哥的熱情觀眾給衝散了。醫院裡傳出了電影明星馮喆妹妹在某某病房，馮喆天天來看他妹妹的消息。上海人愛湊熱鬧看明星，於是我的病房就成了病員觀眾們的焦點。不時有人來打聽馮喆什麼時候來，甚至有人乾脆站在門外走廊上等他。二哥一出現就受到包圍。二哥平易近人地熱情請他們進屋裡來坐，耐心地回答他們的問題，時間長了，關係也熟了，更發展成二哥每次都要給大家講故事、請他講下去體驗生活遇到的新鮮事；講他看見深山裡狗熊的形態；講西雙版納的風俗習慣；講大森林裡猴子的趣事……都是些珍聞趣事，講者津津有味，聽著喜笑顏開。我從旁觀的角度看看二哥身上真有一種魅力，看出他是多麼熱愛生活，多麼愛他的觀眾，也看出他觀察生活的細密和他的表演才華。 在這三個月里，每個月我都會在枕頭底下摸出一個小信封，裡面裝著60元人民幣。我退還給他，告訴他我在醫院裡用不著，他卻風趣地說：「你留著買鞋吧，你不是還沒找到一個做鞋的嗎？」這又是一件往事，我剛進同茂劇社那幾年，因為工資低，二哥不讓我交家用，而我拿到工資後，總喜歡去鞋店轉轉，二哥見了也不埋怨，只是搖搖頭說：「我看你將來嫁個做鞋的吧。」沒想到事過將近20年，他還記得起來幽我一默。60元人民幣在當時不是個小數目，不知二哥是怎麼節省下來給我的，不管我在他身旁或遠離他方，每當我有任何困難，他總是以最快的時間，默默關心支持，伸出手幫我解決。而他自己在病重、在六零年代國內自然災害時多少人羨慕香港的物質，而他卻從來沒有向我要過一粒葯、一罐油或一件衣服，從不給家人添麻煩。在記憶中我們兄妹之間的深情厚誼，是語言文字所無法表達的，令我銘記在心難忘記。
前面坐著的是著名演員劉瓊（主演過《女籃五號》等）、狄梵（主演過《羊城暗哨》等）夫婦；站立著的是著名演員馮喆（主演過《南征北戰》《羊城暗哨》《桃花扇》等）和他的妻子張光茹。 自從這段每天短暫的相聚後，使我和二哥的感情又加深了一步。之後再沒機會和二哥短聚。我回到香港就投入了緊張繁忙的工作，只知道二哥被調去四川成都籌建峨眉電影製片廠；1967年，又被借調廣州珠影。這期間母親突然生病，咳嗽吐血，經醫院診斷說可能是肺炎，也可能是肺癌。當時我們愛過電影界正組團，準備一星期後就出發去馬來西亞賑災演出，我除了當演員，還搞服裝兼行政，工作忙得不可開交，只好寫信通報二哥，幸好二哥沒再拍戲，正為珠影準備劇本，給紀錄片寫解說稿，配畫外音。二哥見信立即回信說廣州醫療條件好，他可以找到好醫生，也可以照顧母親的病。很快又收到他的電報，說他已辦好了到深圳的邊防證，叮囑我在指定的時間送母親去深圳。他只用了一天半時間就辦好了邊防證，可見對母親的孝心！當我送母親到深圳火車站時，二哥已在站台等候。 二哥只匆匆囑咐我放心，工作別分心，火車就開了。 一個月後我們巡迴演出返港，做完總結，在二哥周詳的安排下，我們的好朋友陳靜波把我叫去，先從如何對待生死觀，從理論上武裝了我，然後拿出二哥寫給我的信，二哥請他在不影響我工作和情緒的情況下交給我。然而這信卻使我如墜冰窟，原來母親經中山醫院一位著名醫生檢查後確診是肺癌晚期，已經無法化療只有三月命，醫院不收住院，開了最好的止疼葯，在珠影招待所療養。二哥在信上一再告誡我要正確對待，並提出他的計劃，分析母親如在香港治病，我的能力不夠，如在廣州治病，二哥有能力找最好的醫生，請人服侍照顧好母親，並保證他一定會照顧好母親，還說要請我允許他負責母親在去世前這幾個月的一切，並讓我儘快辦理母親的單程回國證。 讀這封信時我潸然淚下，不單單為母親的不治之症，也為二哥對母親的厚重孝心和對我的體諒，體貼而感動。他的思維那麼細密，方方面面都考慮到了。
馮家兄妹與母親在廣州去成都前的合照 事也湊巧，這時正值「文革」前夕，毛主席發出號召所有借調外地的人員必須返回原單位就地鬧革命，二哥也絕不會以母親病重為理由延遲返回的。我把母親的單程回鄉證送到廣州時，他們已經準備好動身返回成都。二哥一見我就先給我打預防針，告訴我不要哭，要高高興興地和母親告別，鼓勵她安心養病（因為母親不知道自己患肺癌），等她好了你接她去上海看舅舅。我點頭允諾。可是見到母親比兩個月前更加消瘦，更加憔悴，我不由心酸，眼淚還是止不住往下流，二哥立刻給我使眼色打手語，用其他話語打岔掩飾過去。就這樣，我強忍悲痛，強裝笑臉，陪了母親幾天，盡一個女兒的最後孝心。待他們必須登車離去時，我望著他們，心裡明白，此一去就是我與母親的生死訣別，可是我卻不能陪伴左右照顧她，盡一個女兒的天職。當時心情真是非語言可以形容，目送火車遠去，我一個人佇立在空空蕩蕩的火車站上，忍不住失聲痛哭。 回到香港不久，收到母親的親筆信，說二哥經常背她去看病，說她吃藥後不那麼痛了，相信自己很快會好的。那些天二哥幾乎一兩天有一封信，報告母親病情。十個月後……二哥來信告訴我說：醫生說母親的生命最多還能維持三天，當時我正拍攝者即將要結束的新戲，讓我自己決定回不回來。同時告訴我，母親不同意我回去，怕浪費車錢，二哥說他會很好地送母親最後一程。只隔一天，同一天上下午收到二哥兩封電報，告知母親已去世。最令我感動的是二哥在火葬場陪伴著母親，等待入火化爐時寫給我的信，這是二哥的遺信，請允許我分段摘錄原信，看看他對母親的照顧是何等細微。 「媽在二月八日凌晨兩點十五分去世。媽的腿、手指、面部有些浮腫，癌細胞已擴散到腎腰，逐漸滲入血液中去了。」 「我每天請二三次醫生來家裡觀察治療，醫生認為家裡條件比醫院要好，認為不宜住院。」 「搬來來氧氣筒，我建議輸液，鹽水和葡萄糖。醫生說會引起肺氣腫。」 「我每日和保姆日夜護理。」 「不論咳得多麼厲害，我都安慰她這是最好的現象……她到真信以為真。」 「二月五日，呼吸較為急促，她說我大概再也見不到小妹了。我立即大亂她的思路，對她說：你需要心情平靜不能胡思亂想，應該多想想好的，以後怎麼去上海玩，怎麼回香港和小妹團聚。以後她就再沒有說這種喪氣話。」 「去世前一星期，食量突然下降。」 「七日，大便十餘次，大夫認為是全面衰竭，腸功能失效的癥狀。」 「注射氨茶鹼和葡萄糖，呼吸以每五秒四次半減少到三次，接近正常。」 「臨終前兩分鐘開始喘氣，醫生說並非痰堵塞而死，而是癌細胞梗塞心臟所致。」 「臨終前沒有撕扯衣裳現象，可以說是舒舒服服去世的。」 「七日一夜，媽便閉著眼睛不講話，直到臨終沒有留下任何話。」 「直到臨終媽都不知道是所患是癌症，滿懷信心地域病魔進行鬥爭，相信自己一定能痊癒。」 「破四舊，殯儀館不辦喪禮，寫這信時我正在火葬場等待遺體焚化。」 「從元月十四日開始，癌症引起的強烈疼痛便逐漸減輕，痛感完全消失。」 「下午一時三十分開始火花。骨灰將裝在一個精緻的骨灰盒內，安放在家裡，我永遠陪伴母親的遺灰。」
讀這封信時，我的淚水濕透紙背，二哥的的確確送母親走完最後一段人生路。讀信時，好像我也在他身旁一樣，二哥對母親的病情觀察何等細心，照顧得何等周詳，母親彌留時的安詳反映出她心靈上為有這麼個好兒子而安慰。二哥對母親的孝心我想不僅使我感動，還能感動世人，也可以告知馮家列祖列宗，馮家「孝」字家風，沒有因時代的前進社會的變遷而絲毫遜色。 05 永 遠 的 懷 念 wenge中，我收到二哥的最後一封信是1968年12月26日寫的，下面的署名不是「二哥」，而是被他人改成了「此人是牛鬼蛇神」。信的內容是告訴我已經收到我從廣州寄去他第一次向我要的東西——maozhuxi著作英文版，maozhuxi像章、信中表示要深入學習毛選改造世界觀，告訴我他離婚的事雙方已經談妥，只待辦離婚手續，並要我給他寄兩包保肝的葡萄糖。（他的內臟因血吸蟲病的後遺症）和廣東老鄉的黃煙絲及三分錢一本的捲煙紙。我立刻把東西寄去，也不知他收到沒有，以後就再也沒有來信了。我想他已進了牛棚，雖然為他擔心，但又一想到全國那麼多人都不能倖免，又何況他也算是知名的電影演員呢，挨批鬥是少不了的，也會寄兩封信給他，但卻收不到他的回信。 從1968年到1978年，整整十年和二哥斷了音信，直到「四人幫」被打倒，報紙上頻頻出現許多文化人、名演員被「解放」，得平反，卻查不到「馮喆」二字。我開始沉不住氣，接連給峨眉電影製片廠革委會寫信並托國內的親戚想方設法四處打聽，卻都如石沉大海。迫不得已，我給港澳辦主任廖公寫信，向他求助，這信是託人面交的，這才很快收到當時負責文藝界平反工作的劉厚生同志復函，囑我直接給當時的四川省委書記趙**寫信。 我納悶，二哥是什麼大人物，有什麼嚴重問題要省委書記親自過問？我寫的信還未寄出，突然新華社香港分社轉來峨眉電影製片廠給我的通知，打開一看，真是遇到了晴天霹靂，只覺得血往頭上沖，毛孔聳然，張著嘴發不出一點聲。我呆在那裡半天才清醒過來，心想這怎麼可能呢？通知書上要我去成都，參加峨眉電影製片廠為馮喆同志pingfan昭雪，骨灰安放儀式。我所盼望的怎麼是這麼個結果？簡直不能令我置信。但是，通知是白紙黑字列印的，是由組織正式送給我的。我回到家佯裝沒事，向父親謊稱出差，懷著沉重的心情去成都。平反昭雪會上說的是：馮喆是在1969年6月2日（距二哥給我最後一封信的日子只有五個月零二十四天）被「四人幫」迫害致死；說他是因長期被關押挨批鬥，被誣陷及過重的體力勞動，身心受到嚴重摧殘，自縊而死。可是據當時和二哥同關在「牛棚」的好友和鄰居私下告訴我的事實真相，卻完全是另一回事。 他們說馮喆確實吃了不少苦，對他的批批鬥也比別人多。當時對馮喆的逼供，除了要他交代自己的問題外，更關鍵的是要他揭發過去上海香港地下黨領導夏衍、於伶等老革命家的問題。馮喆堅持實事求是的態度，交代揭發不出問題，就說他不老實，應對他抗拒從嚴。用麻袋把他包捆起來毒打，回到宿舍馮喆已是七孔出血，皮開肉綻，坐都不能坐。軍代表來看到他的傷勢，叫他去醫院治療，馮喆卻笑著說：「甭治，治好了還是挨打。」沒法，他就站著寫檢查，家裡沒火，他就和點面，用電熨頭烙成小餅充饑。有人看不過去，送飯給他。 後來集中進了大邑縣安仁鎮的牛棚，一共200人，馮喆的勞動是保證200人生活用水。挑水的勞動極大，可他幹得挺帶勁，見到身邊的朋友情緒不好就鼓勵他，告訴他：「要有信心，形勢會好的，很快會好的」。挑水閑中他還會跳到河裡游會兒泳，他們說，當時據內部傳說，再過三天就準備解放馮喆了。不知是不是要在解放前最後再對他施點壓，再擠點材料來，那天馮喆被叫走到天亮都沒回來，後來就見有人匆匆跑來那馮喆的毯子說他自殺了。朋友連忙跑去現場，這時，只見馮喆身子用毛毯裹著，臉還露在外面，臉上挺好看的，正往車上抬呢。大家說馮喆到底是怎麼死的，是個迷。現在那個特定時期，特定環境下誰敢追問倪端，馮喆就是一條毯子裹著進的火葬場。 嗚呼哀哉！我的二哥！你死得好冤好慘啊！連死的真相都不能大白於天下，真是千古奇冤，千古奇冤！根據二哥好友提供的真實情況和我對二哥的了解，我怎麼也不能相信二哥會自尋短見。我的二哥有著頑強的生命力，肺結核箘沒能傳染他；血吸蟲箘沒能吞噬他；癌細胞都不能侵襲他。他意志堅強，無畏無私，開朗樂觀。既便是捆在麻袋裡嚴刑逼供，該堅持真理實事求是他也不瞎說一字。即便打得皮開肉綻，他依然對關心他的軍代表調侃自己說：「治了也沒用，還不是再挨打。」若非一個錚錚鐵骨的英雄漢，若非一個對運動有正確認識的真正革命者，能有如此高的容忍態度？ 我捧著母親和二哥的兩個骨灰盒準備登機返程，一位接待我的人走近我身邊告訴我，害死馮喆的壞頭頭現在正接受審判。 二哥的骨灰安葬在廣州烈士公墓，但母親安葬別處，不能實現二哥要一世陪著母親的心愿。 回到香港，我不能流露出半點哀傷悲痛，我怕年邁的父親經受不了這般沉重的打擊。過了很久，有一晚我回家，父親在屋裡等我，見我就問：「你二哥呢？」我一怔，父親把煙斗重重地敲在桌子上說：「你當我在成都沒有朋友？二毛是被活活打死的。」我呆住了，一時不知該說什麼。我找不出任何謊言來回答他，衝進自己的房間嚎啕大哭，也是我第一次痛哭我冤死的二哥。以後一段日子，我和父親都陷入了沉重的悲痛中，相互沒有話，迴避著彼此的目光。夜裡，父親屋裡的燈光徹夜亮著，我輕輕借送茶進去，屋裡煙霧繚繞。我無言地注視他，他不理我，只有煙斗里的紅火一閃一閃的。哀莫大於無語。從那以後，父親和我的生活中，再沒有提過二哥一個字。
二哥平反昭雪的消息見報以後，我收到許多關心、熱愛他的觀眾給我的慰問信，這些信有的直接寄到香港，有的由峨影廠轉來。有的觀眾在信上說，馮吉吉沒有死，他永遠活在《南征北戰》《鐵道游擊隊》《勝利重逢》《沙漠追匪記》《羊城暗哨》等著名影片的英雄形象里。有兩位小妹妹還寫詩紀念他： 昔日的人已化為泥土， 哺育著一棵生意盎然的大樹， 你在永恆的天穹下， 永遠唱歌，攀上生命！ 我的好二哥，父母的好兒子，大哥的好弟弟，到今年，你離開這個世界已經40年了，40年後的回憶，你音容笑貌仍歷歷在目、言猶在耳！你還是那麼帥氣英俊、那樣真誠質樸，一如你小時向我走來時，嘴角上那彎我再熟悉不過的笑靨。你那親切的微笑，向我走來……走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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