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論毛澤東關於中國婦女解放道路的思想

　　毛澤東婦女思想是毛澤東思想寶庫的重要和有機的組成部分。

　　我們從中國婦女解放道路的角度探討毛澤東對中國婦女解放學說的貢獻，以此緬懷毛澤東，並就現階段婦女解放的道路進行探討，期中國婦女解放事業的發展。

　　一

　　在人類發展史上，婦女解放、男女平等的思想，首先是由空想社會主義者傅立葉提出來的。與此同時，資產階級學者或女權主義者也從方方面面論及了婦女解放問題。

　　但是，與形形色色的小農經濟基礎之上的平均主義或者資產階級以「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為前提的所謂平等意識徹底決裂，將平等觀植根於歷史唯物主義的基礎之上，則是馬克思主義對人類的巨大貢獻。在平等問題上，恩格斯曾指出：「無產階級平等要求的實際內容都是消滅階級的要求。任何超過這個範圍的平等要求，都必須要流於荒謬。」①這一方面對所謂抽象平等進行了階級性界定，另一方面也指出了階級解放或者平等是人類其他平等的基礎。在論及階級平等之後也即社會主義平等時，馬克思曾談到：「生產者的權利是和他們提供的勞動成比例的;平等就在於用同一的尺度——勞動——來計量。」②如果說「階級平等是對平等屬性的質的界定，那麼勞動平等無疑是關於平等的量的或程度的衡量標準。當然，這一標準仍然不可能超出資產階級權利的範圍，它會因為勞動者體力與智力的不同、家庭負擔的不同而導致其實際生活水平的不同。馬克思將這種不平等定義為「形式上的平等掩蓋之下的事實上的不平等」，並指出了實際平等將與共產主義社會的「各盡所能，按需分配」相適應。馬克思主義婦女觀認為，實現婦女解放的第一步③必須走與階級解放相結合的道路;第二步④則必須走全方位參與社會勞動的道路。

　　19世紀末期，資本主義列強用槍炮轟開中國的門戶之後，中國便被強行納入世界資本主義的原料市場。外國資本的入侵破壞了中國傳統的「男耕女織」的小農經濟模式，促進了資本主義關係的成長。在由封建社會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轉變的過程中，新經濟關係開始形成，大批農民包括農婦被拋入城市產業大軍。隨社會經濟與階層的變動，西方進步思想包括男女平等的思想也開始了「西學東漸」的過程。中國早期資產階級政治家在探索中國出路的同時，也開始觸及到婦女解放的道路問題。如康有為、梁啟超曾提出以教育促男女平等，以實業求男女平等的主張;孫中山、蔡元培等人則從民權與女權的角度談到了婦女解放問題，認為婦女要求解放，唯走與民權相結合的道路不可。在這一過程，難能可貴的是秋瑾女士提出了婦女解放必須結全體婦人的力量去打碎舊體制的思想。上述探索雖在促進婦女覺醒和社會進步方面起了一定的歷史作用，但是，他們並沒有也不可能從根本上提出婦女解放道路的問題。

　　在中國婦女被啟蒙和覺醒的過程中，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使中國民族資本贏得了喘息的時間，也使世界力量對比發生了變化。其間俄國十月革命的勝利，使中國看到了黎明的曙光。在這一過程，中國工人階級隊伍有了發展，女工數量迅猛發展。到1919年，女工佔到輕工業職工總數的44.7%。女工走出家門與先進生產力相結合，家庭婦女向現代產業大軍轉化，致使原來潛伏在家庭內的婦女問題社會化，從而促成了婦女解放條件的發育。

　　1915年，以《新青年》創刊為標誌的新文化運動爆發。這一運動有力地評擊了封建的宗法觀與舊禮教。其中，對封建婦女觀的批判是新文化運動的一個重要側面。到中國五四運動爆發前夕，新文化運動已沐浴到十月革命的陽光，並與政治運動相結合。而1919年爆發的旨在反帝反封建的五四運動，則進一步促進了馬克思主義與中國革命實踐包括婦女解放實踐的結合。

　　毛澤東婦女思想正是此背景下開始形成的。毛澤東最早接觸到馬克思主義和男女平等思想，正是受新文化運動的影響。「五四」時期毛澤東等老一輩革命家的婦女研究具有以下特點：

　　第一，從中國國情出發，以求平等之實現。立足實際，以喚起民眾，喚起婦女為起點求社會與婦女之解放，是毛澤東等老一輩革命家早期婦女思想的特點。毛澤東早在《女子自立問題》一文中就指出，造成男女「政治、法律、教育、以及職業、交際、娛樂、名分」差別的原因，在於「社會罪惡」，因此，婦女解放要從社會入手，從教育入手，但最重要的乃是求經濟自立。李大釗認為，經濟利益的不同，使婦女運動被劃分為無產階級婦女運動和資產階級婦女運動兩大流派，無產階級婦女解放首先要合無產者婦人的力量，去打破有產階級專斷的社會制度。陳獨秀認為，女工受剝削是全中國的勞動問題，對婦女問題的解決，離不開社會主義。李達則認為，歷史上女權衰落的根本原因是財產的私人佔有制度，因此婦女解放不能走所謂「教育救國」或「開放女學」的道路，而必須和勞動界男女結合，對抗資本家。

　　從上述分析中，我們可以看出，將婦女解放納入中國解放的系統工程之中，已經是中國早期共產主義者的自覺追求，並且這種追求已與中國國情以及婦女狀況相結合。這無疑是中國共產黨人從實際出發，研究男女平等道路的起點。當然，這時的研究還難免擺脫歷史的局限，比如只是抽象地談論婦女的解放或局限於對馬克思主義婦女解放道路的書面理解。

　　第二，以「婚姻自由」為突破口，具有鮮明的反封建特點。「五四」時期，反封建特別是反對封建婚姻的鬥爭扣人心弦。其間，瑞典婦女理論家愛倫·凱的《戀愛與婚姻》被翻譯過來，在中國引起巨大反響，使一代青年覺悟到戀愛自由乃是個性解放的前提，「沒有戀愛的結婚是沒有道德和墮落人格的。」1919年11月，長沙青年女子趙五貞被父母強迫出嫁，反抗無效，在迎親花轎中用剃頭刀割破喉管自殺。此事引起巨大社會反響，長沙《大公報》為此先後發表了20多篇文章，毛澤東在12天中連續發表9篇文章，指出婚姻問題是個社會問題，趙五貞的死根源於社會，並號召人們向吃人的舊社會發動進攻。

　　以反封建婚姻作為反封建的突破口，是一種歷史的選擇。婚姻是最原始的兩性關係，因此論及婚姻必然論及婦女，婚姻自由必然與男女平等相對應。此外，中國的封建家庭是社會結構的基礎，也是內涵極深的封建堡壘。因此無產者求社會解放，必須首先衝破家庭的桎桔。

　　第三，強調經濟獨立和開放女子教育對於婦女解放的特殊作用。1920年11月25日，毛澤東曾致信在法國勤工儉學的向警予，「湘省女子教育絕少進步(男子教育亦然)，希望你能引起大批女同志外出」，以提高國民的素質。教育的平等，為婦女職業的發展注入了強心劑。李達曾在《女子解放論》中提出女子也是人，當為生產者。認為這不僅是社會必須的經濟要素，也是左右個人的重要問題。可見，抓經濟獨立，無異於抓住了婦女解放的基礎;而抓教育則無異於抓住了解放主體的素質，此乃男女平等的百年大計。

　　第四，強調女界聯合，主張建立專門的婦女組織。在中國共產黨內毛澤東是較早注意到革命必須喚起民眾和建立相應組織者。1919年，毛澤東在《民眾的大聯合》一文中指出：「要進行革命的活動，改造社會，不是少數人所能做到的，非有多數人的聯合不可……婦女也要聯合起來，齊向封建思想鬥爭」。強調了婦女要求平等，社會要求解放則非走聯合的道路不可。在「五四」時期，婦女組織、婦女報刊如雨後春筍般成長起來，發揮了婦女運動火車頭的作用，對喚起婦女的覺醒，提高婦女的覺悟，引導社會對婦女解放事業的關注作出了巨大貢獻。至中國共產黨建立之後，黨領導下的婦女組織進一步茁壯成長，對於促進中國革命的發展和婦女的解放發揮了無可替代的作用。

　　二

　　本世紀20年代，隨著中國社會階級與階層分化的完成，中國婦女運動也分成資產階級女權運動和無產階級婦女解放運動兩大流派。中國共產黨建立之後，無產階級婦女運動便與黨領導下的無產階級解放事業相融合，並在實踐領域展開了尋求解放的鬥爭。在婦女界，早期馬克思主義者，黨的領導人向警予認為，中國婦女解放的必由之路是仿效俄羅斯，參加打倒帝國主義與封建軍閥的國民革命。她認為，勞動婦女是婦女中絕大多數，生活最苦，所以求解放最迫切，她們是「婦女解放的先鋒」、「反抗外國掠奪者的國民革命之前衛」、「婦女解放與階級解放是天造地設的伴侶」。她的這些觀點無疑使馬克思的婦女解放學說形象化和具體化，對中國無產階級婦女的覺醒起了巨大的推進作用。

　　但是，鑒於中國共產黨早期領導人對革命主體力量和革命道路的分析尚未成熟，對中國國情的了解也不夠透徹，因此，曾一度強調「城市暴動」，忽略了農民革命問題。這一思想也反映在婦女解放領域，形成了在婦女解放道路選擇上的誤區。即借口「以女工為主體」，而將廣大農村婦女排除在主體力量之外。為了打破婦女解放乃至整個中國革命的徘徊狀態，党進行了不懈的探索。其中，毛澤東發揮了重要作用，從而使幾經窒息的中國革命和婦女發展柳暗花明，絕處逢生。

　　毛澤東認為，中國是一個封建歷史悠久、根深蒂固的國家，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特別是民族資本薄弱，城市仍是封建統治的中心;而工人階級本身也不夠強大，在政治上尚有待進一步成熟和發展。因此，中國革命必須走「以農村包圍城市」和「武裝奪取政權的道路。」而中國的婦女，也只能在上述前提下選擇尋求解放的道路。毛澤東對婦女解放與階級解放接軌點的分析，一方面是對馬克思主義婦女觀的捍衛和繼承;另一方面是基於對中國國情和婦女存在方式的透徹分析與把握，其思想脈絡，主要體現在毛澤東的科學著作中。

　　毛澤東婦女思想與馬克思主義婦女觀有一相通之處，這便是在分析整個社會存在和發展的同時，把握和分析婦女問題，從而在戰略上將婦女解放與階級的解放相結合和共決策。如果說《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是馬克思主義婦女觀形成的標誌，那麼，《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的發表，則無疑是毛澤東婦女思想形成的開端。

　　毛澤東是中國革命史上較早將視野投向農村的先行者。1925年12月，毛澤東發表了《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解決了革命的敵友問題。1927年又發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在對中國農民運動的系統考察中，毛澤東闡述了中國的婦女問題，從七個方面對婦女問題進行了系統分析，並初步提出了中國婦女尋求解放的切實可行的道路。

　　第一，毛澤東將中國婦女所受的壓迫形象地概括為政權、族權、神權和夫權。指出，封建「四權」是束縛中國人特別是農民的四條極大繩索，其中，夫權壓迫是婦女較男子更多承受的一重束縛，「男子支配」是婦女所受壓迫的特殊性之所在。

　　第二，婦女是分層或分階級的，而夫權壓迫自來在貧農中就比較地弱一點。這是因為經濟上貧農婦女不得不較富有階級的女子更多參加勞動，所以她們取得的對於家事的發言權以至決定權就比較多一些。

　　第三，工業化的產生和資本主義關係的入侵，使中國「農村經濟益發破產，男子控制女子的基本條件，業已破壞了」。因此，這就為社會尋求男女關係的變革奠定物質基礎或可能性。

　　第四，在階級利益與婦女利益的比較中，婦女利益要暫時服從階級利益，農民對政治權力的進攻比起對「家族神道男女關係」的進攻，是更高的利益體現。

　　第五，婦女解放是自己的事情，也是全體農民的事情。「菩薩要農民自己去丟，烈女祠節孝坊要農民自己去摧毀，別人代庖是不對的。」

　　第六，婦女解放必須走組織起來的道路，「最近農民運動一起，許多地方，婦女跟著組織了鄉村女界聯合會，婦女抬頭的機會一到，夫權便一天一天地動搖起來。」

　　第七，經濟鬥爭(土地革命)是推翻封建政權、族權和夫權的基礎。但革命順序是先進行政治鬥爭，「期於徹底推翻地主權力。並隨即開展經濟鬥爭，期於根本解決貧農的土地及其經濟問題。至於家族主義，迷信觀念和不正確的男女關係之破壞，仍是政治鬥爭和經濟鬥爭勝利以後自然而然的結果。」

　　這是毛澤東早期著作中，關於婦女思想的比較集中和系統的闡述。從一定角度，可以說是毛澤東婦女思想形成的標誌。這些思想在日後的實踐中進一步發展，成為毛澤東婦女思想體系的基礎。

　　在上述思想中，毛澤東關於夫權壓迫與勞動婦女較富家女子更有發言權的認識，比馬克思更具體地闡明了婦女受壓迫與男女不平等成因的多重性。也就是說，毛澤東已經明確認識到，婦女受壓迫不僅是私有制產生的結果，而且也與婦女在社會生產中的作用有著不可忽視的聯繫，這一分析可以說是選擇中國婦女解放道路的基點。如果說，對私有制認識促成了婦女解放與階級解放一體化的進程，那末，對婦女在生產中作用與其社會地位關係的認識，則成為中國婦女解放長期與生產實踐相結合的基礎。

　　同樣，上述思想中，毛澤東對不同階層婦女的分析，也使馬克思主義婦女觀更加具體化，更加符合中國國情。可以說，將農村婦女視為階級革命與婦女解放的主體，是毛澤東在革命主體問題上對馬克思主義的一個重大發展。在馬克思時代，國際共產主義曾認為從某種角度上講，對於社會主義革命而言，農民是一股消極力量;列寧在俄國革命中對此問題有所修正，提出了農民是革命的可依賴(利用)的力量。但二月革命時俄國社會黨提出的口號仍是建立工兵政權。毛澤東在農民問題上無疑徹底地前進了一步，進而提出了蘇維埃建設以工農兵為基礎的思想，這便在主體高度上將農民視之為革命的主要力量。

　　在分析了中國的國情與婦女解放主體狀況之後，毛澤東將勞動婦女求解放的道路具體化為鬥爭中求解放，生產中求平等。

　　鬥爭中求解放，體現了婦女解放與階級解放的結合。促成這一結合的根本原因，其一在於在兩個壓迫即階級壓迫與性別壓迫問題上，私有制是同一的根源;其二在於在兩個解放即階級解放與婦女解放的目標方面，廢除私有制是同一的目標。這是馬克思早已分析過的基本原理。具體到中國，婦女解放與階級解放的結合，便從兩個方面表現出來，一是與階級鬥爭的結合，二是與民族解放事業的結合。而這兩個結合，在中國革命史上所表現出的特色之一，則是中國婦女解放運動與革命戰爭的結合。與革命戰爭相結合的方式，是由中國社會的殖民地屬性與封建屬性決定的。中國社會的這雙重屬性決定了革命的性質必然是水火不容的。一方面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廣大勞動人民與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的對立;另一方面是人民大眾與帝國主義的對立。在這兩重矛盾中，任何一重都不可妥協或調和，而只能用暴力的方式尋求解決，這便決定了中國婦女運動長期與革命戰爭相結合的特點。1939年10月4日毛澤東在《<共產黨人>發刊詞》中指出：「中國共產黨的武裝鬥爭，就是在無產階級領導之下的農民戰爭。……我們黨已經能夠把武裝鬥爭這個主要鬥爭形式同其他許多的必要的鬥爭形式直接或間接地配合起來，就是說，把武裝鬥爭同工人的鬥爭，同農民的鬥爭(這是主要的)，同青年的、婦女的、一切人民的鬥爭，同政權的鬥爭，同經濟戰線上的鬥爭，鋤奸戰線上的鬥爭，思想戰線上的鬥爭，等等鬥爭形式，在全國範圍內或者直接或者間接地配合起來。」⑤毛澤東認為，革命事業必須與婦女運動結合，否則便沒有革命的成功。因為「婦女占人口半數，勞動婦女在經濟上的地位和她們特別受壓迫的狀況，不但證明婦女對革命的迫切需要，而且是決定革命勝利的一個力量。」⑥1940年毛澤東進一步指出：「婦女的力量是偉大的。我們現在打日本，要婦女參加，生產要婦女參加，世界上什麼事情，沒有婦女參加就不成功。」⑦毛澤東高度評價「婦女解放，突起異軍，兩萬萬眾，奮發為雄。男女並駕，如日方東，以此制敵，何敵不傾，到之之法，艱苦鬥爭，世無難事，有志竟成。」⑧毛澤東還指出：「全國婦女起來之日，就是中國革命勝利之日。」⑨毛澤東認為婦女也只有在與革命的結合中，才能得到自身解放。他說：「勞動婦女的解放，與整個階級的勝利是分不開的，只有階級的勝利，婦女才能得到真正的解放。」⑩毛澤東在對中國國情進行深刻分析的基礎上，透徹分析了中國婦女的狀況及其在中國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揭示了革命戰爭需要婦女，婦女解放需要革命戰爭的真理。

　　關於生產中求平等，實際上講的是關於婦女全面參與社會問題。就婦女解放的主體而言，中國婦女與西方婦女的不同之一，在於西方婦女是在完成了由封建家庭向產業工人的轉化之後，也就是在實現了與近代大工業的結合之後，才走向求平等的道路的。而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中國婦女的大多數，仍生活在閉塞的農村，置身家庭四壁，為汪洋大海般的小農經濟所包圍。因此，對中國婦女來講，實現由國家奴隸向生產主人的轉化，乃是男女平等的客觀要求。因此，引導婦女走出家門，實現婦女與社會生產資料的結合，便成為婦女解放的必由之路。因為婦女的孤陋寡聞、素質低下、意志薄弱，無不與其長期脫離社會性生產勞動相關。而婦女視野的開拓、革命精神的培養、鬥爭覺悟的提高，都直接地發源於社會生產實踐。同樣道理，共產主義革命的目標最終也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因此，發動婦女投身生產鬥爭與發動婦女參與革命戰爭一樣，都是為了調動占人口半數的婦女的力量，提高婦女的素質，促進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和實現男女的平等。

　　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發動婦女參加生產，在生產中求平等，首先是圍繞解放區的經濟工作展開的。1940年2月8日，毛澤東在給《中央婦委的指示信》中談到：「婦女的偉大作用第一在經濟方面，沒有她們，生產就不能進行」。毛澤東高瞻遠矚地看到，婦女不僅是中國革命的主體力量，而且是一支不可忽視的社會生產力量。同時毛澤東還認為婦女也只有通過對社會首先是經濟的全方位參與，才能向社會展示自己的力量和價值。毛澤東關於發動婦女參與生產的指示，在歷史上也是針對性地提出來的。40年代初，王明主持婦委工作期間，婦女工作一度存在主觀主義和形式主義傾向，嚴重地脫離了群眾。如在蘇區剪髮、放足運動中就犯了一刀切的錯誤，傷害了部分群眾的感情，還使一些婦女幹部在日偽軍掃蕩中遭到不應有的損失。此外，在宣傳婚姻自由，鼓勵婦女向封建勢力作鬥爭的過程中，也採取了過於激烈的手段，如在大會上批鬥打罵妻子的丈夫，給虐待兒媳的婆婆帶高帽子遊街等。這些工作方法的失策，一度超越了社會心理的承受力，造成婦女工作與群眾關係的緊張甚至家庭矛盾的增多，也由此一度引起婦女工作者的困惑。起初，對於毛澤東的指示，王明主持下的中央婦委並不理解。直到後來(1942年)陝甘寧邊區婦聯據此到延安南區蹲點調查，發現婦女參加生產不僅增加了收入，而且開闊了視野，使精神壓抑的婦女振作起來，揚眉吐氣，家庭地位提高，學文化熱忱提高，她們才終於體會到，抓婦女運動與生產實踐的結合，才是抓住了婦女解放的命脈。在此基礎上，中央婦委向中央起草了《關於各抗日根據地目前婦女工作的方針的決定》，1943年2月，毛澤東親自審改了這份《決定》稿，後在2月26日的《解放日報》發表。這便是著名的「四三」決定。這一《決定》，從戰略上高度評價了婦女參與生產勞動的重要性，要求婦女幹部「必須學會農村經濟知識，了解婦女生產內容。」(11)

　　在鬥爭中求解放，在生產中求平等，是經過歷史檢驗的中國婦女求解放的道路或中國婦女解放的一大特色。中國婦女正是在與戰爭和生產的結合中找到了自身的發展方位，在中國革命的進程中，一步一個腳印，走向解放的。

　　1949年9月，毛澤東主持召開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並主持制定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這部具有代憲意義的綱領，提出婦女的解放必須將私有制與夫權制同時打碎，並確認中國婦女「在政治的，經濟的，文化教育的，家庭的，社會的生活各個方面，均有與男子平等的權利」。到新中國成立，中國的勞動婦女首先獲得了新生，中國婦女終於被從四條繩索的壓迫下解放出來，成為生產資料的主人和人民共和國的主人。中國婦女解放的第一步即廢除私有制，實現法律上的平等便獲得實現，而中國的婦女解放道路也經受住了歷史的考驗。

　　三

　　新中國成立之後，婦女同男子一樣站立起來，舊的以歧視婦女和男女不平等為標誌的封建立法被廢除，廣大婦女在政治上贏得了新生。在這種情況下，婦女運動曾流露出婦女已經徹底解放，男女已經完全平等的認識。為此有關方面曾就中國婦女解放的程度問題進行了專題討論，認為制度解放尚是初步解放或解放的第一步(12)。在這個認識的基礎上，中國婦女運動提出了繼續前進，以徹底解放婦女的口號。

　　社會主義時期婦女解放的道路將如何走?毛澤東於1955年指出：「真正的男女平等只有在整個社會的社會主義改造過程中才能實現。」(13)明確指明了社會主義時期婦女運動必須繼續走與社會主義革命相結合的道路。

　　婦女運動之所以要與社會主義革命相結合，在於這一革命在奪取政權之後繼之進行的社會主義改造，將完成社會生產資料由私有向公有的轉化，以及由男性佔有向男女共同佔有的轉化。促成這一轉化，就等於從根本上或基礎上動搖了男女不平等的大廈。這就是說，社會主義改造或革命的完成，將在理論上為新的男女平等提供製度保障。但是，毛澤東認為，僅此尚不夠，要求得事實上的男女平等，還「要發動婦女參加勞動」;繼續走與生產相結合的道路。這是因為，社會主義革命只是從制度上解決了財產佔有方面的男女不平等，而婦女對於生產資料的支配權與使用權的獲得則是占有權的另外兩個方面，只有發動婦女投身社會主義建設，婦女才能切實掌握對於生產資料的支配權與使用權。毛澤東還認為：「中國的婦女是一種偉大的人力資源。必須挖掘這種資源，為了建設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而奮鬥。」(14)從此角度，也可以說毛澤東已認識到，婦女參加社會生產，是在為自身生產著日益平等的物質基礎。因為婦女解放不能一步到位，而只有「當階級社會不存在了，笨重的勞動都自動化了，才能真正實現男女平等。」(15)反之，如果婦女脫離了生產勞動，則會減緩社會主義建設的步伐，從而也影響婦女自身的發展。

　　鑒於社會主義社會，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改造完成之後，剝削階級作為一個完整階級已消亡，因此，婦女解放與社會發展的結合便日趨向社會主義建設方面傾斜。同時，隨著生產力發展和社會第三產業比重的提高，婦女參與的範圍也勢必日趨拓展。在這種情況下，婦女運動便由發動婦女走出家門，求勞動數量之廣逐漸向提高婦女素質和就業質量的方向發展。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提出了要努力提高婦女素質問題，認為「沒有掃除文盲，沒有進小學、中學、大學，婦女還不可能徹底解放。」⑩在毛澤東婦女思想的鼓舞下，50年代我國婦女運動曾出現了脫盲熱，婦女識字班、夜校直至夜大學比比皆是，層出不窮。為鼓勵婦女提高社會參與層次，毛澤東還鼓勵婦女：「時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樣，男同志能辦到的事，女同志也能辦得到。」(17)

　　毛澤東在分析婦女發展狀況時，還特別關注婦女的政治參與問題。1956年10月，毛澤東在和南斯拉夫婦女代表團談話時曾指出「在中國，參加政府或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工作的婦女畢竟是少數……我們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中，女同志佔17%。在北京、上海、天津三個中央直轄市的人民代表大會中女同志佔20%。他認為提高婦女政治地位，還有許多工作要做，他提出「將來女同志的比例至少要和男同志一樣，各佔50%。如果女同志的比例超過了男同志，也沒有壞處。」在毛澤東以及黨和政府的關懷下，中國婦女運動曾實現了50年代縣縣都有女縣長，鄉鄉都有女鄉長的發展目標，促成了50年代婦女政治參與的高潮。婦女參與之深之廣都使西方婦女羨慕。事實再一次雄辯證明，只有社會主義才能夠解放婦女，婦女只有在對社會的廣泛參與中才能求得發展。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婦女運動獲得新的發展。但是隨著中國的改革、開放，原有婦女發展模式也受到多方的衝擊。這些衝擊包括與人口危機相伴生的婦女就業危機;婦女就業保護與企業效益的衝突;國家保護婦女政策與企業家自主權的衝突;對女幹部的比例保護與公民民主權的衝突等等。直至一些歧視、殘害、虐待婦女的現象死灰復燃，如溺棄女嬰、虐待生女孩的母親，拐賣女性人口等等。於是，社會上一些人一度對毛澤東關於婦女問題的某些論述提出疑問，如說，「時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樣」是將女性男性化;女人要先做女人，而後再做人等等。持此觀點的同志恰恰忽略了婦女運動幾百年，其功績正在於將女人由自然的、奴性的「第二性」——女人，變成了人——大寫的人，將人的關係，還給了女人自己。至於女性的男性化，或男性的女性化傾向，也應具體分析，我國傳統中醫尚認為陰、陽只是相對的，實際上是陰中有陽，陽中有陰。具體到兩性的性別，(18)科學已認為性別(非性)是歷史的範疇，而個性才是永恆的範疇。因此，不能借口「性別」而忽視人的個性發展自由。關於男女的價值，就其社會屬性，本不應有優劣之分，就其自然(體力)屬性，科學也正在研究。有人認為，慮及女性的壽命長於男性(我國是3歲，西方達7—8歲)，韌力大於男性，所以綜合而言，男女的體力差別並無想像之大。美國的加利福尼亞州大學洛杉磯分校醫學院曾就男女體力差別搞了一項研究，其研究報告指出：在過去的100年內，女運動員在運動場上正奮起直追，預計到1998年，她們將迎頭趕上男選手。主持這項研究的生理學教授伯瑞·魏伯認為：「若保持現今的速度，6年內女選手便可望擊敗男選手。」他還指出，以200米、400米、800米、1500米為例，距離越長的賽跑，女性越易超過男性，原因在於女選手耐久力，抗疲勞能力比男選手強。如果將男女體力差別問題滲入職業，婦女保護的度，也還是尚待研究的新墾區。我們認為毛澤東的時代觀與男女觀，並非從生理上抹殺男女差別，(恰恰相反，他主張機械化現代化可抹平這種差異影響)其原意是從社會角度鼓勵婦女的自信與進取心。其歷史功德已為實踐所證明。

　　還有的人認為強調婦女就業，是無視生產力的制約作用，主張用「婦女回家」或「階段就業」的辦法，求解決社會就業問題以及啟動企業活力。這種觀點也是站不住腳的。就生產力而言，它有客體與主體之分。因此生產力一方面是財富的積累(工具)，另一方面是生產者素質的增長。因此，發展生產力只有一條，即提高勞動者的素質。所以社會主義時期發展生產力的關鍵不是使婦女勞動力退回家庭，而要靠發展社會生產，拓寬就業面的方式，解決就業問題。反之，用犧牲婦女的方式，不僅不會有生產力的發展，而且還會因著對婦女的排斥從根本上扼殺生產力的發展。當然，婦女離開了與生產的結合，無異於脫離了實踐的刺激，最終會蛻化為自然形態的人，為社會所拋棄。而社會背上一半落後女性的包袱，顯然也無法啟動發展活力。歷史上，將婦女從家庭引向社會並非男性恩賜，恰恰是生產力(大工業)的強制作用，而今天讓婦女回歸，則是部分人的主觀臆想。因此，婦女就業的大方向是對的，至於職業婦女身上與改革不適應的部分(男職工亦然)，也只能在參與中化解，這個新的機制便是市場經濟，是競爭意識。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婦女運動繼續以毛澤東婦女解放的思想為指導，發動婦女積極投身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實踐，在推動社會發展的同時，爭取婦女自身的進一步解放。以江澤民為首的黨中央積極支持婦女參與社會發展與經濟發展。1990年3月7日，江澤民在「三八」國際婦女節80周年紀念大會上，就「全黨全社會都要樹立馬克思主義婦女觀」問題發表了講話，重申了馬克思主義和毛澤東關於婦女解放的原理，提出要「採取一系列政策措施，為廣大婦女參加社會生產、參政議政、接受教育、實現婚姻自由等等，不斷創造良好的條件。」從而進一步明確了新時期婦女解放與改革相結合，與社會主義現代化相結合的新思路。

　　黨的十四大之後，中國經濟已向市經濟的軌道啟動。在經濟轉軌的過程中，社會利益的調整包括男女利益的磨擦將在所難免。這就需要我們繼續運用毛澤東婦女思想這一理論武器，深入分析中國婦女發展面臨的新形勢和新問題，推動中國婦女沿著毛澤東已經揭示出的婦女解放的道路，繼續在改革中奮起，在參與中發展。我們相信，隨中國經濟的轉軌，男女平等也一定會向更高層次發展。而在這一過程中，毛澤東婦女思想將仍然是中國婦女發展的啟航燈，並且它也將在新的社會條件下不斷豐富與發展。

　　(作者單位：全國婦聯婦女研究所)

　　注釋

　　①②《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第146頁，第11頁。

　　③指制度解放，標誌是廢除私有制，實現法律上的男女平等。

　　④指由制度解放向實際平等(真正平等)的過渡，也稱徹底解放。

　　⑤《毛澤東選集》第2版第2卷，第609頁。

　　⑥⑦⑧⑨⑩(13)(14)(15)(16)(17)《毛澤東主席論婦女》第4頁，第9頁，第7頁，第8頁，第4頁，第15頁，第16頁，第17頁，第18頁，第18頁。

　　(11)《中國婦女運動重要文獻》第2頁。

　　(12)其標誌是廢除私有制。

　　(18)性是自然存在，性別則特指男女的社會差別，它是後天形成的，因此也稱「第二性」。

　　摘自：《毛澤東百周年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