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在過山羊年 還是綿羊年?

紀贇2015年02月16日又到了農曆的羊年，西方媒體再為這頭神獸到底是山羊（goat）、綿羊（sheep）還是公羊（ram）爭論不休。這非常典型地體現了文化與語言的差異，在漢語語境中不被區別的東西，到了另一種文明之中則被細分了開來。羊在古代華夏文明中的重要性，遠非現代人所能理解，因為那時的羊不僅是果腹的食物，更因與祭祀相聯繫而具有宗教上的神聖性。所以《論語》中夫子就明白地教訓想要去掉活羊祭祀的子貢：「爾愛其羊，我愛其禮」。孔子就是將羊本身與禮作了直接的關聯。另據《大戴禮記》：「諸侯之祭，牲牛，曰太牢；大夫之祭，牲羊，曰少牢」。所以在有名的青銅禮器四羊方尊上，可以看到四頭栩栩如生的，請注意是山羊。這種以羊來獻祭的習俗，當然並不僅限於華夏文明，《舊約·創世紀》亞伯拉罕欲以長子來行燔祭，後來被替換成羊，也屬於此例。故而在華夏文化中，羊留下了諸多烙印。像華人多稱自己為炎黃子孫，南方的炎帝姓姜，姜字即有羊字的形符，其圖騰也為羊。問題是，在漢字之中，以羊字統攝羊科動物，因此很難分辨是哪一類羊，唯獨可以通過物質文明史的角度稍作分析。撇開公羊不提，就中華文明動物的馴服史而言，以考古發掘資料為依據，綿羊的馴化甚至要早於山羊。據已故著名史學家何炳棣先生的研究，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的山西丁村文化中，就發現有綿羊、馬與稷三種食物並列。這「有可能」是華夏最早的馴化綿羊，因為不能完全排除是捕獵所得。山羊則要到公元前2500年的廟底溝二期文化時，才從其近東的原產地引入中原。這兩種動物的人類最早馴化記錄，則要分別追溯到距今1萬2000與1萬年之久，都是在人類文明的共同搖籃新月地帶或埃及，因而不能完全排除華夏的羊馴化，包含文明間交流所帶來的可能性。就自身特點與地域適應性而言，這兩種動物又各具特點。綿羊身體豐滿、被毛綿密，並且性格溫和、合群性強，非常適合合群放牧，這也是草原游牧民族更偏愛綿羊的原因。山羊則相對覓食性更強，適應性更高，性格更為活潑，所以在非草原地區的廣大華夏土地上，尤其是在南方主要蓄養的是山羊。華人食用羊肉的習俗，也隨著華夏文明重心的南遷而逐步發生變化。華夏文明有一個總體發展趨勢，就是受迫於北方游牧民族的軍事威脅而不斷南移。尤其是經歷永嘉之亂、北宋滅亡等大規模的戰爭之後，大量北方居民南遷。這種域內的移民史，再加上南方水網地帶的漸次開發，造成了北方一些舊有習俗的式微。比如早期重要的主食小米、大麥等更耐旱耐寒的作物，逐漸被小麥與稻米所替代。肉類消費中的牛、羊、豬並行也漸次成了豬肉的一枝獨秀。早期的狗肉消費習慣，則到了唐代就已經成了稀罕的習俗了。遲至宋代，羊肉還是最為人所看重的珍饈，但由於豬的雜食性、草肉轉換率高，以及強生態適應性等原因，很快佔據了華人食譜中的中心位置。因此在此之後，即使食用羊肉，尤其是在近1000年來華夏文化重心所在的南方，山羊更為常見。從這些簡單的分析來看，可以說生肖的羊既可能是山羊又可能是綿羊，但如果硬要選擇，則無疑更有可能是山羊，綿羊畢竟是草原游牧民族的寵兒，華夏文明更多的是農耕文化。無論如何，在古代，羊與吉祥直接關聯。在甲骨文之中的「祥」字就是從羊從目，表示巫師以羊獻祭，並察看神跡、祈求祥瑞。羊年到來之際，希望它能給這個動蕩的地球帶來一絲安寧與幸福。作者是新加坡佛學院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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