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國重工：毛澤東對中國工業的探索

　　怎樣從我國這樣一個經濟文化長期落後的農業大國特點出發，尋找一條符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毛澤東在長期的革命和建設實踐中，對此進行了艱辛的理論探索，創造性地提出了中國社會主義工業化的理論。認真學習和研究毛澤東的這一理論，對於繼續推進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深入理解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一

　　毛澤東提出在中國實現工業化，用先進的生產手段改造和裝備工業及整個國民經濟，使國家由落後的農業國轉變為先進的工業國的這一任務，不僅符合人類社會發展的普遍規律，而且也反映了中國近現代歷史的必然要求。

　　(一)實現工業化，是中國工人階級的歷史任務

　　毛澤東指出：「中國工人階級的任務不但是為著建立新民主主義國家而鬥爭，而且是為著中國的工業化和農業近代化而鬥爭。」①這一任務的提出，並不是偶然的。實現中國工業化，這本是近代資產階級應該完成的歷史使命。然而，由於其處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外受帝國主義的控制，內受封建主義的壓迫，加之其自身的階級局限性，這就決定了中國的資產階級如同沒有能力領導中國民主革命勝利一樣，同樣也沒有能力擔負起領導實現中國工業化的重任。這樣，在中國實現工業化這一重大而艱巨的任務，就歷史地落到了無產階級及其政黨的肩上。

　　毛澤東適應這一時代要求，早在民主革命時期就開始了他的偉大探索。1945年4月24日，毛澤東在黨的七大政治報告中就明確指出：「在新民主主義的政治條件獲得之後，中國人民及其政府必須採取切實的步驟，在若干年內逐步地建立重工業和輕工業，使我國由農業國變成工業國。」②因為如不這樣做，新民主主義的國家，就無鞏固的國防，就無雄厚的經濟基礎，就無人民的幸福，就無國家的富強。舊中國用血的事實告訴我們，要使我國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不因落後而挨打，就必須使國家工業化。據此，1949 年3月5日，即新中國建立前夕，毛澤東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再次強調了關於中國由農業國變為工業國的問題。他指出：「在革命勝利以後，迅速地恢復和發展生產，對付國外的帝國主義，使中國穩步地由農業國轉變為工業國，把中國建成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③這些思想，充分反映了毛澤東遵循歷史發展規律，對中國由農業國變為工業國的不懈追求，這的確是難能可貴的。

　　(二)要在相當長的時期內，逐步實現國家社會主義工業化

　　中國社會主義工業化是在基礎差、起點低的情況下起步的。新中國建立之初，在政治上無產階級新生政權剛剛成立，經濟上現代工業總產值占工農業總產值的17%，鋼產量只有15.8萬噸，煤只有320萬噸，發電量只有43億度。雖然經過三年國民經濟恢復時期，到1952年工業生產已恢復到解放前最高水平，但生產水平仍然很低，工農業總產值僅827億元，現代工業只佔工農業總產值的28%，鋼產量僅135萬噸，棉布每人平均僅約9米，至於汽車、飛機、拖拉機、機車車輛、重型和精密機械工業，以及國防工業，則完全沒有。加之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對我國實行禁運和封鎖，特別是美帝國主義還與我們實際上處于軍事對峙狀態。面對上述狀況，不進行社會主義工業化建設，不僅無法建立社會主義物質基礎，廣大勞動人民不能擺脫貧困狀態，而且也無法鞏固人民政權、抵禦帝國主義侵略。為此，毛澤東於1952年下半年，在黨的過渡時期總路線中，明確提出要在相當長的時期內，逐步實現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化，並逐步實現國家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

　　(三)要將社會主義的中國，建成一個具有高度工業現代化程度的國家

　　在中國社會主義工業化起步之後，1954年9月，毛澤東及時提出：將我們現在這樣一個經濟上落後的國家，建設成為一個工業化的具有高度現代化程度的偉大國家的任務。後來，在《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和《在中國共產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等文章中，又進一步提出：我們一定要將我國建設成為一個具有現代工業，現代農業和現代科學文化的社會主義國家。1959年，毛澤東在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談話中，強調建設社會主義除了要求工業現代化、農業現代化、科學技術現代化之外，還要加上國防現代化。這是毛澤東四個現代化思想的第一次完整表述。與此同時，毛澤東還講到要全面實現這一任務，需要100多年時間，並且要分兩步進行。毛澤東關於要用長時期，分階段，有步驟地實現包括工業現代化在內的四個現代化的思想的提出，是完全符合中國社會主義工業化發展趨向的，是他的中國工業化思想演進的最高階段。毛澤東這一寶貴思想，至今也不失其指導作用。

　　(四)借鑒蘇聯經驗，開創中國社會主義工業化道路

　　在中國究竟怎樣實現社會主義工業化，這對於無產階級及其政黨來說，的確是一個全新的課題。毛澤東堅持了他一貫倡導走自己的路這一思想，在借鑒蘇聯經驗的同時，開創本國的社會主義工業化道路。就當時世界範圍來看，主要有兩種工業化類型供參考：一是歐美式(即傳統型)。無論是工業化最早的英國還是後起的美國和日本，都無例外的從輕工業開始，經過一段時間，重工業才迅速地發展起來，並代替了輕工業的主導地位；二是蘇聯式(即追趕型)。它是以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製為基礎，依靠集中體制具有的高資金和資源動員能力，實行高積累、高投資，優先發展重工業來實現工業化。戰後，發展中國家在實現工業化的道路上，基本上是採取了追趕型的戰略。

　　在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經驗不足的情況下，搞社會主義工業化，學習蘇聯的經驗，沿用蘇聯的一些做法，是必要的，也是有積極意義的。其理由：從國內環境看，重工業是經濟發展的關鍵，因為它集中了一切科學技術成就，同時又是為其他工業部門提供技術裝備的部門。而我國重工業情況正如毛澤東指出的：「我們能造什麼？能造桌子，能造茶碗茶壺，能種糧食，還能磨成麵粉，還能造紙。但是一輛汽車、一架飛機、一輛坦克、一輛拖拉機都不能造。」④可見，只有優先發展重工業，才能使輕工業、農業和交通運輸業獲得改造和發展的技術裝備，從而為獨立自主的工業基礎創造條件。從國際環境看，我們的工業化環境和蘇聯工業化時期的國際環境差不多。新中國建立後，受到了帝國主義的包圍和侵略威脅。因此，必須建立強大的國防，這在很大的程度上也就注意了發展重工業。

　　我國的社會主義工業化是從1953年開始的。「一五」期間，總的看，執行情況是好的，為社會主義工業化初步奠定了基礎。但由於我們當時缺乏經驗，曾一度出現盲目照搬的不良傾向，因此，也暴露一些蘇聯那樣的弊病。毛澤東對此作了實事求是的分析和總結，概括起來主要是：片面強調優先發展重工業，忽視輕工業，更忽視農業；片面強調增加積累，忽視群眾消費和群眾利益，尤其是農民的利益；忽視運用經濟槓桿的作用等等。毛澤東正是在審視我國社會主義工業化中的問題和對蘇聯傳統模式進行批判性的分析中，才初步形成了一套適合我國國情的做法。

　　1956年4月，毛澤東在《論十大關係》中，論述了發展重工業和農業、輕工業的辯證關係，同時提出了發展重工業的兩種辦法：「一種是少發展一些農業輕工業，一種是多發展一些農業輕工業。」他認為，從長遠觀點來看，「後一種辦法會使重工業發展的多些和快些，而且由於保障了人民生活的需要，會使它發展的基礎更加穩固。」⑤1957年2月，毛澤東在《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講話中，對中國工業化道路問題做了明確闡述，他指出：「這裡講的工業化道路問題，主要是指重工業、輕工業和農業的發展關係問題。我國的經濟建設是以重工業為中心，這一點必須肯定。但是同時必須充分注意發展農業和輕工業。」⑥1959 年，毛澤東再次提出以農輕重為序安排國民經濟計劃的思想。此後，毛澤東進一步將農、輕、重關係概括為「以農業為基礎，以工業為主導」發展國民經濟的總方針。毛澤東這一系列論述，從指導思想上正確地解決了我國重工業和農業、輕工業之間的本質內在聯繫。這些正確的結論，儘管在實際工作中沒有得到認真貫徹，但在世界工業化歷史上卻是一個重大突破，對探索社會主義國家實現工業化的不同模式作出了重要的理論貢獻，是對馬克思主義再生產理論的進一步豐富和發展。

　　二

　　毛澤東在對社會主義工業化進行理論探索過程中，一方面注意學習、借鑒蘇聯的經驗，吸取對我國有用的東西；另一方面對蘇聯的經驗，既不完全照搬照抄，盲目服從，又注重從本國國情出發，實事求是地總結經驗教訓，有自己的思考和創新，從而提出了具有中國特點的社會主義工業化理論。主要是：

　　(一)社會主義工業化要和社會主義改造，特別是要和農業合作化同步進行

　　毛澤東從1952年下半年開始提出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時，就明確指出，在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時期中，中國人民面臨著兩項互為條件的任務，即逐步實現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化，並逐步實現國家對農業、手工業和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國家社會主義工業化是社會主義改造的物質基礎的必要保證。因為只有強大的社會主義工業，才能吸引、改組和代替資本主義工商業；才能用新的技術改造個體農業和手工業；才能迅速地發展生產，積累資金，培養和造就社會主義建設人才，從而為社會主義在我國的勝利準備經濟、政治、文化等前提條件。社會主義改造是國家社會主義工業化的不可缺少的條件。他認為，只有進行社會主義改造，才能改變私有制，才能解放和發展生產力，實現社會主義工業化。否則，社會主義工業的發展不僅得不到資本主義工商業和農業、手工業的大力支持，而且還會同社會主義工業化發生種種矛盾，以至於對社會主義整個建設事業產生消極和破壞影響。

　　毛澤東特彆強調社會主義工業化離不開農業合作化孤立地去開展。這是毛澤東建立在對中國國情正確分析基礎上得出的又一重要結論。這是因為，我國的商品糧食和工業原料生產的水平還很低，而國家對這些物資的需求卻在逐步增加，這是一個尖銳的矛盾。如果我們不能在大約三個五年計劃的時期內基本上解決農業合作化的問題，我們就不能解決年年增長的商品糧食和工業原料的需要同現實主要農作物產量低的矛盾，我們的社會主義工業化就會遇到絕大的困難，我們就不能完成社會主義工業化。同社會主義工業化密切相關的重工業，如拖拉機、農業機器、化學肥料、農用煤油和電力等等，在發展上也會遇到種種困難。因此，只有在農業合作化的基礎上，上述農業機械、農業生產資料以及部分能源等才有使用的可能，或者大量被使用。正如毛澤東所指出：我們「對於社會主義的工業化和社會主義的農業改造這樣兩件事，決不可以分割起來和互相孤立起來去看，決不可以強調一方面，減弱另方面。」⑦

　　蘇聯在工業化的資金來源和手段上，採取的是剝奪剝奪者的政策，即對資產階級和富農用暴力沒收、驅逐、甚至肉體上消滅的手段來實現積累。對廣大農民用徵收「超額稅」或「貢稅」的辦法，來加快其工業化速度的。「蘇聯的辦法把農民挖得很苦。他們採取所謂義務交售制等項辦法，把農民生產的東西拿走太多，給的代價又極低。他們這樣來積累資金，使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受到極大的損害。你要母雞多生蛋，又不給它米吃，又要馬兒跑得好，又要馬兒不吃草。世界上哪有這樣的道理！」⑧在中國對資產階級則是實行和平贖買，由限制富農到逐步消滅富農經濟而實行積累的。這既減少了社會主義工業化的阻力，又能化消極因素為積極因素，既保證了社會主義工業化同其他行業的協調發展，又避免了出現經濟震蕩和經濟危機。這在社會主義國家的歷史上是一個偉大的創舉，是毛澤東對馬列主義的又一重要貢獻和發展。

　　(二)社會主義工業化必須「以農業為基礎，以工業為主導」，按農、輕、重為序發展國民經濟

　　毛澤東在反覆論述發展重工業和農業、輕工業的辯證關係的同時，還一再強調按農、輕、重次序安排國民經濟計劃，並進一步將農、輕、重的關係概括為「以農業為基礎，以工業為主導」的發展國民經濟的總方針。

　　毛澤東從中國國情出發，認為必須合理安排農業、輕工業和重工業在國民經濟中的比例關係。不能照搬照抄蘇聯的做法，把優先發展重工業這一戰略絕對化，從而忽視農業和輕工業。蘇聯在十月革命後，在當時嚴峻的國際國內形勢下，提出了優先發展重工業的口號是正確的，是符合蘇聯當時社會經濟條件的，也是符合馬克思關於生產資料應優先增長的觀點的，在實踐中也取得了顯著成績。問題在於，蘇聯後來把這一思想加以絕對化，片面注重重工業，忽視農業和輕工業，致使人民必需的日用消費品非常奇缺。

　　我們吸取了蘇聯的教訓，在發展重工業生產的同時，注意抓了農業和輕工業，因而在相當程度上保證了發展工業所需要的糧食和原料，也在相當程度上豐富了人民的日用商品，同時物價和貨幣也是穩定的。「一五」期間，我們比較重視農業的作用，也比較注重農、輕、重的協調發展。這一時期，每年平均增長速度是：農業總產值4.5%，輕工業總產值12.9%，重工業總產值25.4%。這種情況說明「一五」時期重工業發展很快，是完全必要的，農業和輕工業發展也不慢，基本上保證了人民生活消費品的需要，又為重工業的發展提供了資金。因此，這一時期農、輕、重比例關係是基本協調的。

　　毛澤東講的按照農、輕、重的次序安排國民經濟計劃，其含義是：國家制定計劃時，必須首先安排農業的發展，在分配資金、物資和勞動力時，也應首先安排農業，再安排保證市場供應的輕工業，然後再根據農業、輕工業的情況，安排重工業的發展規模和速度。同樣，在安排重工業同時，又要首先安排好同農業、輕工業有關的機器、化肥、農藥、建築、材料、燃料動力、運輸工具等生產資料的生產，重工業是為農業、輕工業以及國民經濟各部門提供生產資料的，發展重工業的目的，歸根結底還是為了提高人民的物質和文化生活水平，而並非是為發展重工業而發展重工業。

　　按農、輕、重次序安排國民經濟計劃，將農業、輕工業放在重工業之前，絲毫不意味著重工業就不優先發展。毛澤東認為重工業仍然是為主的。他指出：「我們現在的問題，就是還要適當地調整重工業和農業、輕工業的投資比例，更多地發展農業、輕工業。」⑨這樣，可以保證農業、輕工業發展的資金、物資、動力不再被擠掉。

　　毛澤東對農、輕、重關係所作的科學分析，不僅正確地解決了蘇聯所沒有解決好的發展重工業與發展農業、輕工業的關係問題，而且豐富和發展了馬列主義關於生產資料優先增長規律的理論。

　　(三)合理調整工業布局，建立相對獨立的工業體系

　　這是毛澤東在對社會主義工業化進行理論探索時，強調的又一非常重要的問題。談到工業布局問題，除了要考慮資源、市場和交通條件外，還要考慮沿海與內地的關係。我國的工業布局過去多集中在沿海，據1952年統計，我國沿海各省市工業產值，大體佔全國工業總產值的70%左右，內地佔30%左右，鋼鐵工業約有80%分布在沿海，特別集中的是遼寧的鞍山。而鐵礦資源非常豐富的內蒙古、西南、西北和華中，當時鋼鐵工業基礎都很薄弱。紡織工業80%的紗錠和90%的布機分布在沿海，其中主要部分又集中在上海、天津、青島等少數幾個工業城市，而在各主要產棉區，近代化的紡織工業卻很少。這種不合理的工業布局，是舊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質的反映，是歷史造成的極不平衡狀態。

　　針對上述不合理的工業布局，毛澤東指出：「新的工業大部分應當擺在內地，使工業布局逐步平衡，並且利於備戰，這是毫無疑義的。」他還把這一問題提到「對於發展內地工業是真想還是假想」的高度來強調⑩。根據毛澤東這一指導思想，黨和國家將「一五」期間的建設項目，特別是蘇聯援建的項目，多配置在東北地區、中部地區和西部地區。新建工業這樣做的布局，主要考慮三個因素：(1)資源利用。鋼鐵廠、有色金屬冶煉廠、化工企業，主要擺在礦產資源豐富或能源供應充足的地區；機械加工企業，主要擺在原材料生產基地的附近。如，在建設鞍山鋼鐵公司的同時，把一大批機械加工企業擺在了東北地區。長春汽車城，瀋陽飛機城，富拉爾基重型機械加工基地，就是按上述精神安排的。(2)改變落後地區經濟面貌。在落後地區擺一些項目，可以帶動那裡的工業、交通運輸、商業、服務業和城市建設的發展，也便於城鎮人口就業。(3)軍事上的需要。在開始編製「一五」計劃時，當時朝鮮戰爭還未結束，蔣介石集團叫囂反攻大陸，這就迫使我們不得不把新的工業企業放在後方地區。特別是國防工業，除有些造船廠必須擺在海邊外，其他都沒有擺到沿海地區。

　　毛澤東提出加強內地工業同時，還指出：「好好地利用和發展沿海的工業老底子，可以使我們更有力量來發展和支持內地工業。如果採取消極態度，就會妨礙內地工業的迅速發展。」(11)如果只是在內地布點設廠，忽視加強沿海工業基地的建設，就會與預期的願望不合，甚至適得其反，拖延我們工業化的速度。在毛澤東這些正確理論指導下，「一五」期間的工業布局是合理的。主要表現在基本建設投資的分配發生了變化，1957年內地所佔比重上升為49.7%，沿海地區則下降為41.6%，內地工業隨著國家投資比重的提高有了很大發展，沿海地區的投資雖在下降，但其工業在國民經濟中仍發揮著重要作用。

　　以上比較合理的工業布局，有利於逐步建立相對獨立的工業體系。其主要標誌是：自力更生為主，工業門類基本齊全，一方面能夠生產各種主要機器設備和原材料，基本上能夠滿足擴大再生產的需要，能夠滿足人民生活水平需要的各種消費品。另方面在高科技領域越來越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這些情況表明，社會主義工業化不僅有了初步基礎，而且在一些方面已經現代化了。

　　(四)實現中國社會主義工業化，必須學習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先進科學技術和管理經驗

　　關於學習資本主義國家的經驗，毛澤東主要強調了五點：

　　一是要勇於放下架子。毛澤東說：我們提出向外國學習的口號，我想是提得對的。現在有些國家的領導人就不願意提，甚至不敢提這個口號。這是要有一點勇氣的，就是要把戲台上的那個架子放下來。我們的方針是，一切民族、一切國家的長處都要學，政治、經濟、科學、文學、藝術的一切真正好的東西都要學。

　　二是要學習科學技術和管理經驗。毛澤東強調：「對外國資產階級的一切腐敗制度和思想作風，我們要堅決抵制和批判。但是這不妨礙我們去學習資本主義國家的先進的科學技術和企業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學的方面。工業發達國家的企業，用人少，效率高，會做生意，這些都應當有原則地好好學過來，以利於改進我們的工作。一切國家的好經驗我們都要學，不管是社會主義國家的，還是資本主義國家的。

　　三是發揚和創造本民族的東西，毛澤東指出：我們要熟悉外國的東西，讀外國書。但這並不等於中國人寫的東西要象翻譯的一樣，中國人還是要以自己的東西為主。學習外國的東西，是要用來研究中國的東西，中國的和外國的要有機地結合，而發揚中國的東西，創造中國的獨特的新東西。這樣道理才講得通，也才不會喪失民族信心。

　　四是要有分析有批判地學。在談到學習外國的政治、經濟、科學、技術、文學、藝術時，毛澤東強調了一個學習原則，即必須有分析有批判地學，不能盲目地學，不能一切照抄，機械搬運。他批評了有些人對待外國科學、技術和文化的不正確態度，指出：對待外國科學、技術和文化，不加分析地一概照搬，都不是馬克思主義的態度，都對我們的事業不利。我們不要搞教條主義，我們要學的是屬於普遍真理的東西，並且一定要與中國實際相結合。

　　五是要吸引和利用外資。早在1936年，毛澤東在同斯諾談話時就表示，民主革命勝利後，「歡迎外國資本的投資」。1945年，毛澤東在《論聯合政府》的政治報告中也談到吸引外資的問題。他說，為著發展工業，需要大批資本。從什麼地方來呢？不外兩方面：主要依靠中國人民自己積累資本，同時藉助外援。在服從中國法令，有益於中國經濟的條件之下，外國投資是我們所歡迎的。1949年，毛澤東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的報告中又進一步闡述了同外國人做生意問題。他指出，我們必須儘可能地首先同社會主義國家和人民民主國家做生意，同時也要同資本主義國家做生意。

　　毛澤東關於學習資本主義國家的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以及吸引和利用外資的思想不僅是很明確的，而且是一貫的。遺憾的是，這些可貴的思想在實踐中沒有得到貫徹。究其原因，主要有兩點：第一，從客觀上說，當時的國際大氣候不允許，帝國主義在封鎖我們。正如鄧小平指出的：「毛澤東同志在世的時候，我們也想擴大中外經濟技術交流，包括同一些資本主義國家發展經濟貿易關係，甚至引進外資、合資經營等等。但那時候沒有條件，人家封鎖我們。」(12)第二，從主觀上看，當時的對外經濟交往，還僅限於易貨貿易，物物交換，對於吸引外國資金，缺乏必要的認識。同時，後來在指導思想上「左」的錯誤的干擾，也是一個重要原因。

　　毛澤東對中國社會主義工業化所進行的理論探索，突破了蘇聯工業化的模式，為走出具有中國特點的社會主義工業化道路，初步實現我國的社會主義工業化，奠定了重要的思想理論基礎。雖然由於指導思想上「左」的錯誤的影響，有些好的想法在實踐中也未能貫徹始終，但是，我們不應苛求前人。毛澤東作為中國社會主義工業化的先驅者，他的探索的重要意義和價值，是不應低估的。

　　三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鄧小平作為中國現代化建設的總設計師，十分重視和珍惜毛澤東對中國社會主義工業化的理論探索，並結合新的歷史條件，繼承和發展了毛澤東關於中國社會主義工業化的重要思想，對怎樣實現包括工業現代化在內的整個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問題進行了深入的探索，提出了一系列重要思想。

　　鄧小平繼承了毛澤東關於要從中國實際出發，走出中國工業化道路的思想。他指出，中國式的現代化，必須從中國的特點出發，中國的特點是：「十億多人口，八億在農村，基本上還是用手工工具搞飯吃，一部分現代化工業，同大量落後於現代化水平幾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工業，同時存在。一部分比較發達的地區，同廣大不發達地區和貧困地區，同時存在。少量具有世界先進水平的科學技術，同普遍的科技水平不高，文盲半文盲還佔人口近四分之一的狀況，同時存在。」(13)這就決定了我們所要進行的包括工業現代化任務在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同我們過去進行的革命一樣，仍然必須從本國的實際出發，「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同我國的具體實際結合起來，走自己的道路」；鄧小平繼承了毛澤東關於社會主義工業化必須與社會主義改造同時並舉的重要思想，他強調，四個現代化是一場根本改變我國經濟和技術落後面貌，進一步鞏固社會主義制度的偉大革命，「這場革命既要大幅度地改變目前落後的生產力，就必然要多方面地改變生產關係，改變上層建築，改變工農業企業的管理方式和國家對工農業企業的管理方式，使之適應於現代化大經濟的重要」(14)；鄧小平繼承了毛澤東關於學習外國的思想，他提出要打破過去長期閉關自守的狀態，把我國的經濟建設與世界經濟的發展緊密聯繫起來，堅定不移地實行全方位的開放政策；鄧小平繼承了毛澤東關於農業是基礎的思想，他強調，一定要以農業為基礎，為農業服務，「工業支援農業，促進農業現代化，是工業的重大任務」，「工業越要發展，越要把農業放在第一位」(15)，中國社會是不是安定，中國經濟能不能發展，首先要看農村能不能發展，農民生活是不是好起來。沒有農村這一穩定的基礎，城市搞的再漂亮，也是不行的；鄧小平繼承了毛澤東關於科學技術也要現代化的重要思想，把科學技術現代化作為實現整個國家現代化的關鍵，把科技教育提到戰略地位。

　　鄧小平結合中國現代化實際，發展了毛澤東的社會主義工業化和工業現代化的思想。他把實現工業化和生產的商品化、社會化、現代化作為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發展生產力所要解決的歷史課題，強調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是由農業人口占多數的手工勞動為基礎的農業國，逐步變為非農業人口占多數的現代化的工業國的階段，在這一歷史階段中，我國的經濟建設，肩負著既要著重推進傳統產業革命，又要迎頭趕上世界新技術革命的雙重任務，完成這個任務，必須經過長期的有步驟分階段的努力奮鬥，這就搞清了中國社會主義工業化和現代化的歷史方位，指明了中國工業化的基本方向；他提出，革命是解放生產力，改革也是解放生產力，只有經過改革，從根本上改變束縛生產力發展的經濟體制，建立起充滿生機和活力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才能促進生產力的發展，保證社會主義現代化任務的完成；他強調，中國的發展離不開世界，要實行對外開放，在沿海一些地方興辦經濟特區，在一些沿海城市實行特區的某些政策，不斷擴大開放的領域。大膽吸收和借鑒當今世界各國包括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的一切反映現代化生產規律的先進經營方式、管理方法，使之為我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服務，形成了從「經濟特區—沿海開放城市—沿海經濟開放區—內地」這樣一個逐步推進的開放格局；鄧小平倡導，在農村全面實施以家庭為單位的聯產承包責任制，大力發展鄉鎮企業，改變農村長期單一經營的產業結構，走出了一條農工商綜合發展、城鄉並舉的工業化、城市化和現代化的路子；他從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的高度，強調現代化社會生產力的巨大發展，最主要的是靠科學技術的力量，正確認識科學技術是生產力，正確認識為社會主義服務的腦力勞動者是勞動人民的一部分，對於迅速發展我們的科學事業具有極其重要的戰略意義。

　　總之，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以鄧小平為核心的黨中央，緊密結合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實際對中國工業化的探索和實踐，以新的經驗和理論，繼承和發展了毛澤東中國社會主義工業化的理論。認真研究鄧小平對中國工業化和現代化的卓越貢獻，不僅有助於深入理解毛澤東對中國社會主義工業化探索的重要理論價值和實踐意義，而且有助於推進中國社會主義工業化和整個現代化建設事業的發展。

　　(作者單位：東北師範大學)

　　注釋

　　①②《毛澤東選集》第2版第3卷，第1081頁。

　　③《毛澤東選集》第2版第4卷，第1437頁。

　　④轉引自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上卷，第292頁。

　　⑤⑥⑧⑩(11)《毛澤東著作選讀》下冊，第722723頁，第796頁，第727——728頁，第724頁，第724頁。

　　⑦《毛澤東選集》第5卷，第182頁。

　　(9)《毛澤東選集》第5卷，第269頁。

　　(12)(13)(14)(15)《鄧小平文選》(1975——1982年)，第122頁，第372頁，第125—126頁，第28，2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