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建安風骨與中國傳統詩學體系之關係（1-2）

論建安風骨與中國傳統詩學體系之關係(1) 被閱覽數： 40 次 來源： 中國文學網 論文摘要:建安風骨作為文學史上特異的景觀，歷來引起研究者的廣泛關注。但研究者往往關注於建安詩人與時代風氣之關係，而忽略了文學系統內部之間的一種延續性。其實，建安風骨的形成在極大程度上是文學內部的一種演變，是孺學詩學體系、騷學詩學體系和庄學詩學體系相互融匯的結果。 　　在中國傳統的詩學話語系統中，有三支系統一直是分足鼎立的。這三個系統分別是以《詩經》為核心、以《樂府》為支撐的儒學詩學體系;以屈原作品為主體、宋玉景差等人之作品為羽翼的楚騷詩學體系;以及以《莊子》為旗幟的道家詩學體系。儒學體系歷來以其積極的現實主義精神，溫柔敦厚的詩教傳統而影響後世;楚騷詩學則以其九死不悔的人格、悲怨的激情、縹緲恍惚的境界、精彩絕倫的詞藻之美和富於比興的香草美人象徵手法而被後代所推崇;莊子詩學體系則以它放曠的氣質、詩化的人身哲學、獨立的人格魅力及對萬事萬物飽含深情的悲憫情懷而衣被後世。 在整個中國的詩學話語中，詩人或承續一系，或以一係為主而輔之以另一系。如李商隱繼承了楚騷詩學的精髓，他的詩歌用極為精緻的語句營造著一個個縹緲恍惚的意境;而詩聖杜甫則以儒學體系為主，在此基礎上又轉益多師，形成了以沉鬱頓挫、慷慨悲涼為主，清新俊逸、自然平和、婉轉流麗為輔的多樣風格。雖然杜甫或多或少地也受到庄學的影響，但其主要的風格還是來源於儒學體系和楚騷體系。能夠融三個系統為一體，三種體系在某個詩人身上表現的並駕齊驅，在中國的詩壇上寥寥無幾。陶淵明、李白、蘇軾三者可以說是融三係為一體的典型。在他們身上，既激蕩著對現實的強烈關注、對萬物蒼生的濃濃深情;又有著對現實疏離後的詩化人身，在一片濁世中保持著自己香潔的人格。陽剛與陰柔、憤怒與平淡、優美與壯美奇妙地統一於他們的番中;在如夢如幻的詩境中充滿了對現實的關注，而又自能高蹈能隱逸。作為詩人個體能夠融三繫於一體尚且之少見，作為詩歌流派則更為罕見。建安詩人身處於那個動蕩不安的年代殊的時代和身份使他們不僅充滿了建功立業的熱情和對天刁生的關注;同時也使他們對命運的不可捉摸、人生的短暫比俄體會的更為深刻。但是對於這樣的人生、這樣的社會，他們近身居高位，也常常感到一種無能為力。於是，只能進人一種玄的世界中去尋找解脫之境。因此強烈的現實主義、人生短暫白嘆、突出的個性表現、濃郁的悲劇色彩便體現在每個人的詩作形成了建安詩人的流派風格。劉舞《文心雕龍·時序》論建多學:「觀其詩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積亂離，風衰俗怨，並志深硒長，故梗概而多氣也」充分說明了建安詩人們的上述特而這些特徵與三種詩學話語系統都是有充分聯繫的。 一、建安詩歌與儒學詩學體系之關係 強烈的現實主義精神是建安詩人的一個突出特徵。無錢「三曹」、還是「七子」，他們大多數的詩章是直面社會人生的。對苦難的世界，他們往往心懷優憤。然而他們把這種優憤之催抒寫消融於一個個具體場景的描寫或事件的續寫。正是這微之境的刻畫使他們的詩歌具有一種更為現實的意義，從正才有可能使它們具有「史」的性質。從美學上來說，這樣的也才使這些詩作具有一種與情感疏離之後的美，詩歌才保持了更為動人的情態。也因此才說建安詩人的作品深受儒學詩學體系的深廣影響:它們不僅具有了儒學積極人世的現實主義之表，更具有了其溫柔敦厚之里。曹植的詩歌就具有上述特點。 鍾嶸《詩品》評曹植詩云:「其源出於《國風》。骨氣奇高，詞才華茂，情兼《雅》怨，體被文質」卷上。對此，張戒在《歲寒堂詩話》中評道:「鍾嶸《詩品》以古詩第一，子建次之，此論誠然。觀子建『明月照高樓』『高台多悲風』『南國有佳人』『驚風飄白日』『渴帝承明廬』等篇，鏗鏘音節，抑揚態度，溫潤清和，金聲而玉振之，辭不迫切而意已獨至，與『三百五篇』異世同雄，此所謂韻不可及也。」川卷上胡應麟亦道「子建《雜詩》，全法十九首意象，規模酷肖，而奇警絕到弗如。」川內編卷二。 不論是鍾嶸，還是張戒、胡應麟，他們都深刻地體認到曹植與儒學詩學之代表「詩三百」與「十九首」之間不可分割之關係。張戒的「溫潤清和」、「辭迫切而意已獨至」更是極中肯地指出曹植詩歌繼承了儒家詩學的溫柔敦厚的傳統。 西北有織婦，綺窗何繽紛。 明晨秉機桿，日員不成文。 　太息終長夜，悲嘯入青雲。 　妾身守空閨，良人行從軍。 自期三年歸，今已歷九春。 飛鳥繞樹翔，激激鳴索群。 願為南流景，馳光見我君。 這是一首描寫織婦相思之苦的詩篇，是一篇現實主義作品。首詞「西北」二字道出了女子所處之位置，「西北」這個方位在中國的詩歌中素給人以荒涼孤寂之感，因此起句便給詩定下了一個凄苦的基調。但這種基調卻並不是通過一些愁苦之言慘淡之景來完成的，而是巧妙地運用「西北」這個語碼來實現。這正是「詩三百」溫柔敦厚之精髓所在。詩歌情感的起伏跌宕也與儒家溫柔敦厚的詩教傳統有著緊密的聯繫。次句寫到太陽已經走過了一個輪迴，可女子的手中活卻並未完成多少。如果把前兩句的感情基調定為標準的話，那麼第三句有了明顯的高揚。女子的情緒有了明顯的流露，她深重的思君之情通過終夜的嘆息、高亢的悲嘯表現得淋漓盡致。但詩人並沒有讓這種泛濫的情感毫無節制地抒發下去，而是立馬用兩句敘述性的語句「妾身守空閨，良人行從軍」「自期三年歸，今已歷九春」把感情宕下去。而詩人顯然還嫌宕得不夠，又用「飛鳥」的意象來表現自己的感情，這樣使整個詩篇的情感便跌到了基準線之下。而最後一句，詩人又讓女子直接出現來傳達情緒，詩歌又揚起，超過之前定的標準。總之，整首詩的情感含而不露，完全處於一種節制之中，正是(詩經》「好色不淫」、「怨徘不怒」的極好註解。 二、建安詩歌與楚騷詩學體系之關係 建安諸詩人除了有積極的人世精神，渴望建功立業的強烈願望外，同時又對世界人生充滿悲怨之情。無論是「三曹」還是「七子」，他們的詩歌中都有著一種發自內心的凄切。他們把對現實的不滿、人生的失意化作一篇篇哀音，在作品中最明顯的表徵就是孤寒意象的大量出現，如「浮萍」「悲風」「秋夜」「孤雁」…… 鍾嶸《詩品》稱:「曹公古直，甚有悲涼之句。」下卷唐元棋在《唐故工部員外郎杜君墓志銘》中亦說:「曹氏父子鞍馬間為文，往往架賦詩，故其遒壯抑揚、冤哀悲離之作，尤極於古。」二人的評論都精闢地道出了建安詩歌悲涼慷慨的這一特點。確實，曹操的《篙里行》、《燕露行》、《苦寒行》等詩無不寫得悲情凄切。現錄《篙里行》一首如下:「關東有義士，興兵討群凶。初期會盟津，乃心在咸陽。軍合力不齊，躊躇而雁行。勢利使人爭，嗣還自相栽。淮南弟稱號，刻璽齡北方。愷甲生蛆虱，萬姓以死亡。白骨露贊野，千里無雞鳴。生民百遺一，念之斷人腸。」這樣的詩句曉暢明朗，但讀之令人不勝其悲。 論建安風骨與中國傳統詩學體系之關係(2) 被閱覽數： 30 次 來源： 中國文學網 以曹操的胸襟氣量尚且如此，曹氏兄弟及王槳諸人更不用說。曹王性本悲觀，曹植人生失意，王集諸人亦命途多外，故其詩作多悲怨難絕。像曹王的《雜詩》、曹植的《贈白馬王彪》、王粟的《七哀詩》、劉餛的《重贈盧湛》都寫得「凄厲」「悲涼」，為「揪槍之詞」「凄怨」之言。 建安詩人不僅在詩作情感上回歸了楚騷的悲怨傳統，在藝術手法上也極力模仿。最突出的即是他們對楚騷香草美人寓托手法的學習和運用。 在曹氏兄弟的作品中，有描寫女子相思及閨怨之情的。可以單純把曹王的這類作品看作是代人立言，如《燕歌行》;也有因為極富感發力量，讓讀者領略其言外之重旨，味外之重味，如《秋胡行》:朝與佳人期，日夕殊不來。嘉肴不嘗，旨酒停杯。寄言飛鳥，告余不能。俯折蘭英，仰結桂枝。佳人不在，結之何為?從爾何所之?乃在大海隅。靈若道言，貽爾明珠。企予望之，步立腳櫥。佳人不來，何得斯須。這是一首祈盼佳人的詩作，但作者卻是貴為帝王的魏文帝曹巫。仔細推測，天下哪個女子敢跟皇帝開「朝期日夕不來」的玩笑?很顯然，詩歌中的「佳人」是有所寄託的。究竟所知何物，卻不得而知。但正是這不可確指的「美人之喻」，才使詩歌具有了一種感發的力量。從這個意義上說，曹巫的「香草美人」不僅是對楚騷的繼承，更是一種超越。因為屈平筆下的「美人」大多是可以實指的，故而限制了詩歌提供給讀者的想像空間，使讀者不能獲得智力滿足感(西方有文論家認為，閱讀是作者跟讀者的一場智力角逐，閱讀的快感來源於讀者能夠全部領略作者的意圖)。另一方面，曹植卻是屈原香草美人之喻的忠實追隨者。身世的相近，人生遭遇的雷同，使曹植更易於向屈原學習。「桂」「蘭」「茱英」「雀」「鶯」「蟲離」「美女」「佳人」等一組組與楚騷極其相似的意象充斥於曹植的詩篇中，他們大多是曹植自況，有的用來突出自己美好的德行，有的象徵自己失去自由的苦悶，無不形象動人、感人肺腑。 對於為何中國文人愛用「美人」來喻「臣子」，葉嘉瑩先生認為，這是因為在古代中國，婦女和臣子地位十相近，都處於一種被動的被選擇被處置的位置，對自己的人身命運難以把握，一旦遭人拋棄，不免悲悲切切。雖然這種地位的近似自古就存在，但在詩歌中作為一種藝術手法的出現，卻是楚騷為其源，建安揚起波的。 三、建安詩歌與庄學詩學體系之關係 莊子是中國歷史上一個詩意的存在。一提到他，就會想到一位或垂釣於江邊或背著個葫蘆酒壺駝著背懶洋洋漫步於大道上的老頭。但是，這樣的逍遙背後，體現的正是一股文人獨立不遷的人格。陶淵明的不為五斗米折腰，李白的「仰天大笑出門去，我輩豈是蓬篙人」，乃至近現代蔡元培的堅持辭去北大校長職務正是這種精神的延續。然而，汲極於功名的建安詩人也會有這種堅貞的個性，也會有莊子似的逍遙。 當一一考察建安詩人特別是三曹時，會發現他們個性極其鮮明，不以外界身份地位的變化而變化。曹操以相王之尊而「挾天子以令諸侯」，然他的詩歌卻無絲毫驕縱之氣，仍然保持自己「悲涼慷慨」之本色;曹巫貴為帝王，但詩歌中仍充滿著「哀怨」之音;曹植更不必說，他的一詞一句都顯露著自己獨特的個性，抒寫著只屬於自己的人生篇章。總言之，他們不管面對怎樣的人生境遇，都保持著自己活潑的心靈和生命中最珍貴最真誠的情感，並真正做到了我手寫我口，我口言我心。 建安詩人的逍遙則主要體現於他們創作的遊仙詩中。曹操的遊仙詩有《秋胡行》、《精列》、《氣出唱》等;曹植有(五游詠》、《遠遊篇》、《升天行》、《仙人篇》、《苦思行》等四首。在這些詩章中，詩人營造了一些縹緲恍惚的意境，詩人自己也不再是凡夫俗子，而是可以騰雲駕霧、披霞襲霓的飄飄之仙。他們與眾神同列，與天地齊壽，真正達到了隨心所欲的逍遙。 值得說明的是，以上的論述把很多詩歌進行了剝離的分析，其實，很多詩歌本身即是多種質素的融合，是無法這樣截然區分的。如遊仙詩就不僅體現了建安詩歌與庄學詩學體系的密切聯繫，從語言上又可以看出他們與楚騷詩學體系之間千絲萬縷之關係。 結語 建安詩人作為一個時代流派融合了前人三種不同的詩學體系，形成了自己獨具特色的「建安風骨」的流派風格。而這種風格的形成卻不僅是他們個體因素的產物，更是那個動蕩年代的產物，二者缺一不可。 作者：杜志強
推薦閱讀：